75年我当上队长，第一个晚上，前任队长的婆娘就摸进了我的被窝

很多年后，当我把队长这个担子交给下一辈时，总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老队长，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是啥。

我呷一口茶，咂咂嘴，烟雾缭绕中，总会想起1975年那个秋风乍起的晚上，想起一双在黑暗中满是绝望和恳求的眼睛。

我守住了那双眼睛里的光，也守住了自己的良心。

从二十六岁到五十六岁，三十年的队长，我分过上万次的口粮，调解过几百场的邻里纠纷，领着大伙儿从大锅饭的土坯房，一步步走到分田到户的红砖瓦房。村里人都说我陈建民办事公道，腰杆子硬。可他们不知道，我这辈子的腰杆子，是被那个晚上的一句“求求你，给我男人申冤”给撑起来的。

那一切，都得从我当上队长的头一晚说起。

第1章 夜半敲门声

1975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我们红旗生产大队三队的老队长李满仓，因为“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公社叫去问话，回来后就给撤了职。队里的会计张万山在群众大会上念了公社的文件，那上面的字眼，一个比一个重。

李满仓，我们队上的一头老黄牛，话不多，干活实在，怎么就跟“投机倒把”这种戳脊梁骨的事儿扯上关系了？队里人议论纷纷，但声音都不大，像秋风里瑟瑟发抖的落叶。

风口浪尖上，大队书记找到了我，陈建民。我那年二十六，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两年，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话说得很实在：“建民，你当过兵，觉悟高，为人正派，队里现在这个情况，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把舵。这个担子，你得挑起来。”

我脑子一热，想着为乡亲们做点事，就应下了。

当上队长的头一天，我是在队部那间小泥屋里过的。屋子是李满仓以前办公兼住的地方，他被撤职后，家里人当天就过来把他的铺盖卷走了，走得悄无声息，好像生怕沾上什么晦气。屋里空荡荡的，只留下一张破桌子，两条长板凳，还有一股子呛人的烟味和淡淡的霉味。

晚上，我把自己的被褥搬了过来。娘不放心，非要给我点一盏煤油灯送过来，絮絮叨叨地说：“当了队长，就是村里半个当家的，眼睛要放亮，耳朵要关严，别啥话都听，别啥事都信。”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觉得娘是瞎操心。我陈建民，在部队里学的是一是一，二是二，还能让队里这点鸡毛蒜皮的事给难住？

送走娘，我闩上门，和衣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白天开会、分派农活，累了一天，脑袋刚沾上枕头，就迷糊过去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极轻微的、像猫爪子挠门一样的声音，把我惊醒了。

“笃，笃笃。”

声音很小，很犹豫，在寂静的深夜里却格外清晰。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部队里养成的警惕性让我瞬间睡意全无。

“谁？”我压低声音问。

外面没有回答，只有风刮过窗户纸的“呼啦”声。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正准备躺下，那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更清晰了些。

“笃笃。”

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抽泣声。

我心里犯了嘀咕。这三更半夜的，谁会来找我？我披上衣服，摸索着下了炕。脚踩在冰凉的泥地上，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凑到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看。

月光很淡，像一层薄霜，洒在院子里。门外站着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瘦小，蜷缩着，看着像个女人。

“谁啊？有事天亮再说！”我壮着胆子喊了一声。

门外的人影抖了一下，一个压抑着哭腔的女声传来，细得像蚊子叫：“陈……陈队长，是我。”

这声音有点耳熟。我仔细想了想，心里咯噔一下。

是王秀莲，前任队长李满仓的婆娘。

我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她来干什么？李满仓刚出事，她一个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女人，半夜三更跑到我这个新上任的单身汉队长的屋里来，这要是让村里人看见了，我这队长还干不干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嫂子，你……你有什么事吗？天这么晚了，你先回去，有啥事明天到队上说。”我隔着门板，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严肃。

“不，不行……”门外的声音带着哭音，充满了绝望，“建民，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让我进去说句话，就一句话！”

她开始小声地哀求，那声音像一根细针，一下下扎在我心上。李满仓在位的时候，待我不薄，我爹妈身体不好，他没少让队里给我家派轻省活。这份情，我记着。

我犹豫了。开门，是惹火烧身；不开门，良心上又过不去。

就在我天人交战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扑通”一声。

“建民，我给你跪下了！你要是不开门，我就不起来了！”王秀莲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子决绝。

我心里一横，猛地拉开了门栓。

一阵冷风卷着她身上的寒气灌了进来，煤油灯的火苗剧烈地跳动了一下，差点熄灭。王秀莲果然跪在地上，头发散乱，脸上挂着泪，一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又红又肿，像熟透了的桃子。

“嫂子，你这是干啥！快起来！”我赶紧伸手去扶她。

她的身体冰凉，还在不停地发抖。我把她扶起来，她却不肯进屋，只是站在门口，死死地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了。

“建民，”她抬起头，那双满是惊恐和哀求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俺家满仓，他是冤枉的！”

我心里一震，把她拉进屋里，迅速地关上了门。

“嫂子，你小声点！”我紧张地看了一眼窗外，生怕被人听见。

王秀莲进了屋，却不坐，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他们都说他投机倒把，把队里的木料偷偷卖给县城的家具厂，赚黑心钱。可我跟他过了半辈子，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连队里的一根稻草都没往家里拿过啊！”

“公社的文件都下来了，说是人证物证俱在。”我叹了口气，给她倒了碗热水。这是事实，我白天刚看过那份文件。

“什么人证物证！都是假的！是张万山！是他害了我们家满仓！”王秀念叨着这个名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张万山？队里的会计？我脑子里浮现出他那张总是挂着笑的脸，心里有些不信。张万山跟李满仓是老搭档了，平时看着关系不错啊。

“嫂子，你别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王秀莲捧着那碗热水，手抖得厉害，水都洒了出来。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惊肉跳的东西。

她猛地把碗放在桌上，然后，做出了一个让我魂飞魄散的举动。

她开始解自己上衣的扣子。那是一件打着补丁的蓝色土布褂子，扣子是布条做的盘扣，很难解。她的手哆哆嗦嗦，解了半天，才解开第一颗。

“嫂子！你干什么！”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声音都变了调。

“建民，”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声音却异常平静，平静得可怕，“我知道，这事儿没人信。你新当了队长，更不愿惹麻烦。我一个女人家，没权没势，也没人撑腰。我……我没别的东西可以给你，我只有这个身子了。”

她说着，又去解第二颗扣子。

“只要你肯帮我家满仓申冤，我……我这条命，这个人，从今晚起，就是你的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窗外的风声，屋里的灯火，都消失了。我只看到一个被逼到绝路上的女人，正在用她最后、也是最宝贵的尊严，做一场卑微的交易。

这不是勾引，这是献祭。

我脑子里的那根弦，“崩”的一声断了。一股怒火夹杂着巨大的悲哀，从胸口直冲上来。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她的手，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

“王秀莲！你把我陈建民当成什么人了！”

第2章 一碗糊涂粥

我的吼声把王秀莲吓住了。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呆呆地看着我，眼里的泪水凝固在睫毛上，像两颗晶莹的琥珀。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煤油灯的灯芯在“滋滋”作响。

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赶紧松开手，往后退了两步，压低声音说：“嫂子，你……你先把衣服穿好。有话好好说。”

我的语气缓和下来，但胸口依然堵得慌。那是一种混杂着愤怒、同情和屈辱的复杂情绪。愤怒的是她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屈辱的是她把我看得如此不堪。

王秀莲像是从梦中惊醒，猛地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她脸上“唰”地一下血色尽褪，变得惨白。她慌乱地把解开的扣子一颗颗扣好，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地，却再也哭不出声来。

那是一种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的无声饮泣。

我看着她单薄的背影，心里的火气慢慢消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酸楚。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女人，若不是被逼到了绝境，怎么会做出这样豁出脸面和名节的事？

我叹了口气，把那碗已经凉了的水端到她面前，重新换了碗热的。

“嫂子，坐下说吧。”我的声音很轻，“我知道你心里苦。你要是信得过我陈建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我说说。我虽然刚当上队长，人微言轻，但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我豁出这个队长不当，也得帮你问个明白。”

这番话似乎给了她一点力量。她抬起头，用那双红肿的眼睛看了我很久，像是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最后，她点了点头，颤巍巍地在长板凳上坐了下来。

她捧着热水碗，暖着冰凉的手，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事情的起因，是队里后山那片几十年的老松树。

前两个月，县里的家具厂派人来，看上了这片林子，想出高价买下来。会计张万山动了心，觉得这是给队里创收的好机会，卖了木头，年底大家都能多分点钱。他跟李满仓提了好几次，但李满仓死活不同意。

李满仓说，这片林子是队里的命根子，是祖辈留下来的。春天能挡风沙，夏天能保水土。要是砍了，眼前是能换几个钱，可往后呢？山要是秃了，地里的收成就没了保障，那是断子孙根的买卖。

两个人因为这事，在队委会里吵了好几次，闹得脸红脖子粗。李满仓脾气倔，认准的死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张万山嘴皮子活，说不过他，面上虽然不吱声了，但王秀莲说，她好几次看到张万山跟几个平时跟李满仓不对付的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

“出事前几天，”王秀莲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俺家满仓去县里开会，回来的时候，张万山非拉着他去国营饭店吃饭，说要跟他‘交交心’，还给他灌了好多酒。满仓那天喝得烂醉，是被人抬回来的。第二天，公社的人就来了，说接到举报，在县城木材黑市抓到了跟咱队里木料一样的松木，还有人指认是满仓卖的。他们还在咱家炕洞里，搜出了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在那个年代，一个壮劳力干一年，也就挣这么多工分。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那钱是哪来的？”我皱着眉头问。

“我不知道！”王秀莲激动地站了起来，“俺家满仓从不沾钱，队里的钱都是张万山管着。那三百块钱，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满仓酒醒了以后，自己也蒙了，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我没拿，我没卖！’可谁信呢？钱就在咱家搜出来的，人家都说捉贼拿赃。”

我沉默了。这件事听起来确实蹊跷，但正如王秀莲所说，证据太“硬”了。人证（黑市的人指认）、物证（一样的木料）、赃款（家里的三百块），三样齐全，形成了一个严丝合缝的闭环。李满仓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建民，我知道这事难。”王秀莲看着我，眼里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可满仓是真的冤枉。张万山在队里当了快十年的会计，队里的账本、公章都在他手里。他要是想做点手脚，太容易了。我求求你，你帮我查查账，查查那些木料出库的记录，兴许……兴许能找出点啥。”

查账？我心里一沉。这可不是小事。队里的账本是集体财产，也是最敏感的东西。我一个新上任的队长，没有任何缘由就去查会计的账，这不摆明了是信不过张万山，要跟他对着干吗？

张万山在村里根基深，人缘好，嘴巴甜，会来事。他要是知道了，给我使点绊子，我在队里的工作就别想开展了。

我的犹豫，被王秀莲看在眼里。她眼里的那点光，又黯淡了下去。

她惨然一笑，站起身，慢慢地朝门口走去。“我知道了。是我为难你了。你当我今晚没来过。”

她的背影萧索而绝望，像一片被秋风彻底抽干了水分的叶子，随时都会碎掉。

看着她走到门口，手已经搭在了门栓上，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我爹在我去当兵时说的话：“卫国，咱老陈家的人，可以没本事，但不能没良心。站得直，行得正，晚上睡觉才踏实。”

“嫂子，你等一下。”我开口叫住了她。

她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从墙角我娘送来的篮子里，拿了两个还热乎的红薯，塞到她手里。“天冷，你一天没吃饭了吧？先拿回去垫垫肚子。孩子也饿着呢。”

李满仓家有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才七岁。

王秀莲的手触到温热的红薯，像是被烫了一下，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拉开门，消失在夜色里。

我重新把门闩好，回到炕上，却再也睡不着了。

李满仓的倔强，张万山的笑脸，王秀莲绝望的眼神，还有那三百块钱，像一锅煮沸的糊涂粥，在我脑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搅得我心烦意乱。

我不知道王秀莲说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这件事背后到底有多深的水。我只知道，一个女人在走投无路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

我接下的，不只是两个滚烫的红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足以压垮人的信任。

这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窗户纸泛白。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这碗糊涂粥，我得尝尝。不管它是甜是苦，是清是浊，总得弄个明白。

第3章 账本里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秋天的早晨，空气清冽，吸一口到肺里，凉飕飕的。我没回家吃饭，就着凉水啃了个干饼子，然后径直去了队部。

我到的时候，张万山已经在了。他正拿着一把大扫帚，里里外外地打扫着院子，看见我，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哎呦，建民队长，你来这么早！昨晚睡得还好？这屋子好久没人住，潮气重，要不我回家给你抱床新棉絮来？”

张万山四十出头，个子不高，微微有些发福，脸上总是挂着一副和气的笑容，让人一看就觉得亲切。他说话办事，总是那么妥帖周到，滴水不漏。如果不是王秀莲昨晚那番话，我绝不会把这么一个“老好人”跟陷害别人的事联系起来。

“不用了，张会计，我不讲究这些。”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自然，“以后队里的事，还要多靠你帮衬着。”

“看你说的，咱俩谁跟谁。以后你指哪，我打哪，绝不含糊！”他拍着胸脯，说得斩钉截铁。

我们俩客套了几句，社员们就陆陆续续来上工了。我站在队部院子里，学着李满仓以前的样子，给大家分派农活。谁家劳力强，就去干翻地、挑粪的重活；谁家有老人孩子，就安排些拾棉花、拔草的轻活。

一上午，我都在地里跟着大家一起干活。一来是想尽快熟悉队里的情况，二来也是想听听大伙儿对李满仓这件事的看法。

歇晌的时候，几个老社员凑在一起抽旱烟，说起了这事。

“可惜了，满仓这人。”一个叫赵四爷的老人，嘬了口烟袋，叹了口气，“就是个牛脾气，认死理，不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不是嘛，”另一个接口道，“听说那木头卖了，咱队里每家能多分十几块钱呢！他非不让，说要留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是远水，眼前的肚子可是近渴啊！”

“要我说，还是张会计脑子活。人家是高中生，懂得多。跟着他，咱队里日子肯定有盼头。”

大伙儿的议论，七嘴八舌，但意思都差不多。没人怀疑李满仓是被冤枉的，都觉得他是自己犯了糊涂，一时鬼迷心窍。言语之间，反而对张万山颇多赞许，觉得他有经济头脑，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愈发沉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有时候，也会被眼前的一点利益蒙蔽。现在整个队里的舆论，对李满仓极为不利。我要是贸然提出要查账，恐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这些社员。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下午，我找了个借口，提前从地里回了队部。张万山正在办公室里拨着算盘，噼里啪啦的，很是专注。

“张会计，忙着呢？”我笑着走进去。

“建民队长回来啦，”他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我正在算队里上半年的工分账，准备贴出去公示呢。你来得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账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张万山的字写得很好，是那种很漂亮的钢笔字，在村里算是独一份。

“张会计真是我们队里的大秀才，这账做得，一目了然。”我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他听了这话，很是受用，笑着摆摆手：“嗨，当会计的，不就得心细嘛。这账目，就跟人的脸面一样，得干干净净的，不能有半点马虎。”

我盯着那本厚厚的账本，心里盘算着怎么开口。直接说要查，肯定不行。得找个由头，一个让他无法拒绝，又不会引起他怀疑的由头。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突然，一个主意冒了出来。

“张会计，”我装作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指着账本说，“我刚当队长，对队里的家底两眼一抹黑。你看，这上面记着，咱们队里还欠着公社农具站一笔买犁的钱，是前年欠下的。我想着，既然我当了这个家，就不能让队里背着债。你能不能把前两年的账本都拿出来，让我好好学学，看看咱们队里哪些地方能省，哪些地方能挣，争取早点把这笔账还上。”

我这个理由，找得冠冕堂皇。新官上任，想要摸清家底，励精图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而且我姿态放得很低，是“学习”，不是“审查”。

果然，张万山听了，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建民队长，你可真是个有担当的！满仓要是有你这觉悟，也不至于……”他话说到一半，意识到不妥，赶紧打住了，摆摆手说，“不提他了。你想看账本，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都在这柜子里锁着呢。”

他爽快地从腰上解下一大串钥匙，打开了墙角一个掉漆的旧木柜。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十几本账本，从合作社那会儿到现在的，都有。

“都在这儿了，你慢慢看。有啥不明白的，随时问我。”他把账本抱出来，放在桌子上，显得特别大方。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有空就泡在队部里。白天跟社员们一起下地，晚上就点着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翻那些泛黄的账本。

账本记得很详细，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我从最近的账目开始，往前一笔一笔地对。看了两天两夜，眼睛都熬红了，却没发现任何问题。每一笔都对得上，每一张票据都贴得整整齐齐。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王秀莲只是出于夫妻情深，才固执地认为丈夫是清白的？

我有些动摇了。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在一本关于队里固定资产的登记簿上。上面记录着队里所有的农具、牲口，以及其他财产。在“林木”那一栏，我看到了关于后山那片松树林的记录。

记录很简单，只有一行字：“松树林，约三百棵，属集体财产，禁止砍伐。”后面盖着队委会的公章，落款日期是三年前。

问题出在那个公章上。

我们队里的公章，因为用得年头久了，木头章子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豁口，每次盖出来的章，那个角都会有一个缺印。这是队里人人都知道的“防伪标记”。

而这本登记簿上，那个公章印得非常完美，清晰、周正，没有任何豁口。

我心里猛地一跳，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

我立刻翻出最近几个月开介绍信存根上的公章印，仔细对比。没错，近期的公章，右下角都有那个熟悉的豁口。

我又往前翻，翻到了三年前的账本。那时候的公章，果然是完好无损的。

也就是说，队里的公章，是在这三年里的某个时间点，被更换过，或者说，是损坏过的。

可为什么这本记录着松树林的登记簿上，盖的却是三年前那个完好的旧章？而登记簿的纸张、墨迹，看起来又非常新，根本不像放了三年的样子。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脑中形成：这本登记簿，是伪造的！有人用已经作废的旧公章，伪造了这份关键的资产记录！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盯着那行“禁止砍伐”的字，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张万山想卖树，他应该想办法让“禁止砍伐”的记录消失才对，为什么反而要伪造一份这样的记录呢？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摸索，似乎触摸到了什么东西的边缘，但就是看不清它的全貌。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王秀莲说过的一句话：“张万山在队里当了快十年的会计，队里的账本、公章都在他手里。”

公章都在他手里！

我猛地站起身，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我意识到，我可能找到了解开整个谜团的钥匙。但这把钥匙，也可能是一把会把我手烧伤的烙铁。

第4章 风言风语

发现了公章的问题后，我一连几天都心神不宁。这件事就像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里，吐不出，也咽不下。

我不敢声张。我知道，这枚小小的、不一样的公章印，虽然是重大疑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如果我贸然拿这个去质问张万山，他完全可以找一百个理由搪塞过去，比如“当时手边正好有旧章就用了”，或者干脆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那样一来，不仅打草惊蛇，还会让我自己陷入被动。

我必须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我开始旁敲侧击地向队里的一些老人打听公章的事。我不敢问得太直接，只能借着聊天，装作不经意地提起。

“四爷，咱们队里这公章，是不是用了好多年了？我看着都磨出豁口了。”一天在地头歇晌，我递给赵四爷一根烟，问道。

赵四爷点上烟，眯着眼睛想了想：“可不是嘛。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开春那会儿吧，张会计的儿子淘气，拿着公章在石头上磕，给磕掉了一个角。当时张会计还把他儿子好一顿揍呢。”

前年开春！这个时间点，让我心里又是一动。那本登记簿上的日期是三年前，而公章是前年才损坏的。这就意味着，如果登记簿是真的，上面盖的章，必然是那个有豁口的坏章！

现在，我可以百分之九十地肯定，那本登记簿是后来伪造的。

可张万山伪造这个对自己并没有直接好处的“禁止砍伐”记录，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总觉得这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圈套。

我的反常举动，似乎引起了张万山的警觉。他看我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络，多了几分探究。有时候我正在队部看账本，他会冷不丁地推门进来，笑呵呵地问：“建民队长，研究出啥门道了？啥时候带领我们发家致富啊？”

那笑容里，藏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意味。

很快，村里开始刮起了一些风言风语。

最先是从一些妇女们的闲聊中传出来的。她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交头接耳，声音不大，但足够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哎，你们听说了吗？新来的陈队长，跟李满仓家那口子，好像有点不清不楚的。”

“可不是嘛！有人看见，好几个晚上，王秀莲都往队部跑。一个寡妇，半夜三更找个单身汉，能有啥好事？”

“啧啧，李满仓这才刚进去，她就耐不住寂寞了？真是看不出来啊。”

这些话像带刺的藤蔓，迅速在村子里蔓延开来。起初，人们还只是背地里说，后来，就开始有人当着我的面指指点点。我走在路上，总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那些目光里充满了猜疑和鄙夷。

连我娘都听到了风声。她把我叫回家，红着眼睛问我：“建民，村里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你可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啊！”

“娘，你别听他们胡说！我跟王秀莲嫂子，清清白白的！”我心里又气又急，却不知如何辩解。这种事，是越描越黑的。

“那你天天往队部跑，抱着那几本破账本看什么？还老找人打听东打听西的。人家都说，你是受了王秀莲的枕头风，想给李满仓翻案呢！”

我愣住了。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把我调查的动机，归结于我和王秀莲有私情。这个理由，简单粗暴，却最容易被人们相信和接受。

我终于明白，这是张万山的手段。他没有直接跟我冲突，而是选择用这种最恶毒、最诛心的方式，来败坏我的名声，瓦解我的意志。只要我和王秀莲“有一腿”的印象在村里人心中坐实了，那么我做的任何为李满仓辩护的努力，都会被看作是“奸夫”为“”出头，不仅毫无公信力，还会惹来一身骚。

好一招釜底抽薪！

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张无形的大网里，越挣扎，缠得越紧。那些流言蜚语，就像网上的一个个绳结，死死地勒着我的脖子，让我喘不过气来。

那几天，队里的社员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以前是尊敬和期待，现在是疏远和戒备。我分派农活，总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有人当面顶撞我：“陈队长，你还是多花点心思在队里的生产上吧，别总惦记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人言可畏，什么叫孤立无援。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队部里，对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发呆。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坚持，到底值不值得。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真相，得罪了队里的实权人物，失去了全村人的信任，还惹得一身骂名。

我甚至开始有些怨恨王秀莲。如果不是她那天晚上来找我，我也不会卷进这个漩涡里。

就在我心灰意冷，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门又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是王秀莲。她比上次见面时更憔悴了，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她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是几个热气腾腾的菜团子。

“建民，我……我听说了村里的闲话。”她低着头，声音嘶哑，“是我对不住你，把你拖下水了。”

她把碗递给我：“这是我刚蒸的，你吃点吧。别……别为了我的事，把身子搞垮了。”

我看着碗里那几个干巴巴的、看不出掺了什么菜的团子，再看看她那双写满了愧疚和担忧的眼睛，心里那股怨气，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她自己都过得这么难了，心里还记挂着我。我一个七尺男儿，要是就这么被几句流言蜚我打趴下了，还算什么当过兵的人？

“嫂子，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接过碗，咧嘴笑了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爱说啥就让他们说去。这事，我管定了！”

我的话，让王秀莲的眼睛里重新亮起了光。

她走后，我拿起一个菜团子，狠狠地咬了一口。很硬，喇嗓子，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我不能退。我若是退了，不仅是辜负了王秀莲的信任，更是向那些肮脏的手段低了头。我陈建民的腰杆，不能就这么弯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既然在队里查不出什么，那我就去县城。李满仓是被县里的人带走的，卖木头的黑市也在县城。那里，或许有我想要的答案。

我跟队里请了假，只说是去公社开会。然后，我揣上我爹给我的几块钱，骑着队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迎着凛冽的秋风，向着五十里外的县城骑去。

我不知道县城里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去。有些事，一旦开始了，就不能回头。

第5章 会议上的发难

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终于在中午时分赶到了县城。

县城比我们村里繁华多了，青砖瓦房，宽阔的马路，还有来来往往的汽车。我找了个地方存好车，先去国营饭店要了碗面条。吃饱了，才有力气办事。

我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去那个所谓的“木材黑市”看一看。王秀莲说过，指认李满仓的人，就是在那儿被抓住的。

我向饭店的服务员打听，费了半天劲，才问出个大概位置。那地方在县城南边的一个大杂院里，很是偏僻。

我找到那个大杂院，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旧家具、木料。几个穿着破旧的男人正蹲在墙角抽烟，警惕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我装作是来买旧木料的，跟他们搭讪。

“几位大哥，打听个事。听说前阵子，这儿有人卖松木，被抓了？”

一个刀疤脸的男人吐了口唾沫，斜着眼看我：“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是好奇。我们那儿后山也长着松树，想知道这玩意儿现在是个什么价。”我从口袋里掏出烟，给他们一人散了一根。

拿了烟，他们的态度缓和了些。刀疤脸吸了口烟，说：“是有这么回事。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鬼鬼祟祟地拉了一车好松木来卖。结果刚谈好价，公安就从天而降，把人赃并获了。听说那小子还是个生产队长呢！胆子真肥！”

“那……那你们看清那人长啥样了吗？”我追问道。

“天那么黑，谁看得清。再说，我们也就混口饭吃，哪敢多看。”另一个人说。

看来，从他们嘴里是问不出什么了。但我至少确认了一件事：确实有人在黑市卖松木，也确实被抓了。

我又去了趟县公安局，想打听一下案子的情况。结果人家一听我是个生产队长，根本不搭理我，说案子还在审理，不能对外透露。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离开。

在县城转了一天，一无所获。天快黑的时候，我骑上车，垂头丧气地往村里赶。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我心里充满了挫败感，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却找不到出口。

回到村里，已经是深夜了。我推着车，疲惫地走进村口，却发现队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里面人声嘈杂，好像在开会。

我心里一紧，快步走了过去。

我推开门，屋里坐满了人。队委会的几个成员，还有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家族长辈，都在。张万山坐在正中间，脸色阴沉地抽着烟。

看到我进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那眼神，冷得像冰。

“陈队长，你可算回来了。”张万山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皮笑肉不笑地说，“我们大家伙儿，可等你半天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要出事了。

“开会怎么不通知我？”我问。

“通知你？你去哪了？跟队里说去公社开会，结果公社刚才打电话来，说今天根本就没会！陈建民，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去哪了？是不是去县城，帮你那个相好的打探消息去了？”一个跟张万山关系不错的委员，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质问我。

原来，他们设了个套等我钻。

我看着满屋子的人，他们脸上都是一副审判我的表情。我知道，今晚，我躲不过去了。

“没错，我是去了县城。”我索性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拉过一条板凳坐下，平静地看着他们，“但我不是为了谁，我是为了咱们三队。李满仓的案子，疑点重重，我作为队长，有责任把它弄清楚。这不仅关系到他一个人的清白，也关系到咱们队的声誉！”

“好一个为了队里！”张万山冷笑一声，把一本账本“啪”地摔在桌上，“陈建民，你别在这儿唱高调了！你看看你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不好好抓生产，天天抱着账本不放，到处打听公章的事，今天又跑到县城去。我看你不是想弄清案子，你是想把咱们队里的水搅浑，你好从中摸鱼吧！”

“我搅浑水？”我气得笑了，“张会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查账，是想摸清队里的家底。我打听公章，是因为我发现了问题！”

“问题？你能发现什么问题？”张万山咄咄逼人，“我当了十年会计，账本记得清清楚楚，公社年年审查都评优。你一个毛头小子，看了几天账本，就想给我张万山扣帽子？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那你怎么解释，这本固定资产登记簿上，盖的是三年前已经作废的旧公章？”我忍无可忍，终于把这个憋了许久的疑问抛了出来。

我这话一出口，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张万山脸上。

张万山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拿起那本登记簿，翻了翻，然后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陈建民啊陈建民，我还以为你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就为这个？我告诉你为什么。”他清了清嗓子，对着众人大声说，“三年前，队里统一更换资产登记簿，当时公章还没坏。可李满仓这个人，你们知道的，做事马虎，把这本登记簿弄丢了。前阵子公社要来检查，我才发现这事。为了应付检查，我只好找了本新的，让他补填了一下。当时手边没有新公章，就用了他以前私藏的一枚旧章盖了上去。这事，李满仓自己也知道！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

他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合情合理。把责任全都推到了李满仓的“马虎”和“私藏公章”上。而李满仓现在被关着，死无对证。

我一下子被噎住了，脸色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精心准备的“杀手锏”，被人家轻描淡写地就化解了。

“大家伙儿都听到了吧？”张万山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声色俱厉，“陈建民，上任不到半个月，不干正事，整天疑神疑鬼，捕风捉影。更可恨的是，他还跟李满仓那个不清不白的女人搞在一起，被吹了枕边风，就想翻案，想把我们三队搞乱！这种人，他配当我们的队长吗？”

“不配！”

“把他撤了！”

屋里的人群情激奋，纷纷站起来指责我。

我看着这些曾经对我充满期待的乡亲，看着他们此刻愤怒而陌生的脸，心里一片冰凉。我百口莫辩，感觉自己被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个瘦弱的身影，推开人群，走到了屋子中央。

是王秀莲。

她手里拿着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脸上没有泪，只有一种豁出去的平静。

她走到桌前，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件满是补丁的旧棉袄。

“张万山，”她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敢不敢把这件棉袄，拿给你在县城家具厂当采购员的亲外甥看看，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是谁穿着这件衣服，在半个月前的一个深夜，给他送去了一车‘好松木’？”

第6章 一件旧棉袄

王秀莲的话，像一颗炸雷，在小小的队部办公室里轰然炸响。

所有人都惊呆了，屋子里瞬间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大家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王秀莲、张万山和我之间来回扫视。

张万山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就像墙上刷的石灰。他嘴唇哆嗦着，指着王秀莲，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你……你……你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最清楚！”王秀莲的身体在发抖，但她的声音却异常坚定，充满了力量，“那天晚上，满仓被你灌得不省人事，你半夜偷偷从我家后窗爬进来，偷走了他挂在墙上的这件旧棉袄。这件棉袄，是他下地干活常穿的，袖口上磨破的地方，还是我亲手用红线补的。你穿着他的衣服，戴着他的帽子，深更半夜，又是从背后把木料卸给人家，你那个外甥眼神再好，也认不出是你！”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声音陡然拔高：“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你千算万算，没算到你外甥那天晚上抽烟，不小心把一个烟头掉在了这棉袄的口袋里！公安局的人来搜家，只顾着找钱，根本没注意这个烧穿了的洞！而你，做贼心虚，事后也不敢再来我家取回这件衣服！”

王秀莲一把抓起那件棉袄，把那个烧穿了洞的口袋翻了出来，展示给所有人看。

那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洞，边缘有焦黑的痕迹。如果不是特意指出来，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

“张万山，你外甥抽的是县城里卖的‘大前门’牌香烟，烟丝的味道，跟我们乡下人抽的旱烟叶子完全不一样！只要把这件棉袄送到公安局去，让警犬闻一闻，再让你外甥对一对这烧的痕迹，所有事情，就都清楚了！”

王秀莲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张万山的心上，也砸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

真相，就像被剥开的洋葱，一层层地 드러露出来，辛辣，刺眼，让泪。

我终于明白了整个圈套的逻辑。

张万山为了卖掉后山的松树，先是伪造了那本“禁止砍伐”的登记簿。这看似是给自己设置障碍，实则是一步险棋。他知道李满仓为人正直，但做事有些马虎。他故意把这本伪造的登记簿“弄丢”，再在关键时刻“找出来”，嫁祸李满仓“失职”。

然后，他灌醉李满仓，穿着他的衣服，模仿他的身形，去黑市卖树，并故意被自己事先安排好的外甥“指认”。这样一来，李满仓就从“失职”变成了“监守自盗”。

最后，他把卖树的三百块钱，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李满仓家的炕洞里，完成了“人赃并获”的最后一环。

而他之所以费这么大劲，不仅仅是为了卖树的钱。更重要的，是扳倒李满仓这个绊脚石。只要李满仓在队长的位置上一天，他就别想动那些松树。所以，他必须把李满仓彻底搞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好一个一石二鸟、阴险毒辣的计策！

我看着张万山，他已经瘫坐在椅子上，满头大汗，面如死灰。他那张平时总是挂着和气笑容的脸，此刻扭曲得不成样子。

在铁证面前，在全村人的注视下，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是……是我干的。”他声音嘶哑，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我就是想让队里人过上好日子……那片林子，放着也是放着，换成钱，给大家分了，有什么不好？是李满仓他……他太顽固，太不识时务！是他挡了大家的财路！”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为自己的贪婪和恶行找借口。

“放你娘的屁！”一直沉默的赵四爷，猛地把烟袋锅在桌上磕了磕，站了起来，指着张万山的鼻子骂道，“你是为了大家？我呸！我问你，你外甥的家具厂，是不是正缺一批便宜的松木料？你是不是答应了他，只要他帮你圆了这个谎，卖树的钱，你一分不要，全当是送给他的人情？”

张万山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赵四爷，像是见了鬼一样。

赵四爷冷笑一声：“你别这么看着我。你以为你跟你外甥在县城饭馆里嘀咕的那些话，就没人听见？不巧，那天我正好带我孙子去县城看病，就在你们邻桌！”

这一下，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万山彻底蔫了，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屋子里的社员们，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一个个都愣住了。他们看看面如死灰的张万山，又看看那个手持一件旧棉袄、身形单薄却站得笔直的王秀莲，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惊愕，再到羞愧。

他们终于明白，自己被当成了枪使，成了张万山用来攻击我和李满仓的工具。那些他们津津乐道的流言蜚语，此刻听起来，是多么的刺耳和可笑。

一个平时跟张万山走得很近的村民，涨红了脸，走上前，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建民……队长，对不住。是我们……是我们瞎了眼，冤枉你了。”

他这一带头，屋子里的人，都纷纷低下头，脸上火辣辣的。

我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我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差点就毁了两个家庭，也差点让整个村子的良心，蒙上了灰尘。

我走到王秀莲身边，轻声说：“嫂子，辛苦你了。”

她摇了摇头，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但这一次，不是绝望的泪，而是委屈和释放的泪。

我拿起桌上的那件旧棉袄，走到张万山面前，把它放在他眼前。

“张会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明天，你就自己拿着这件衣服，去公社，去县里，把事情说清楚吧。”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心上。

第7章 尘埃落定

第二天，天还没亮，张万山就自己去了公社自首。

他没有带那件棉袄，也没等我们去押送。据说，他走的时候，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小半，像是老了十岁。

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张万山因为诬告陷害、贪污集体财产，被判了刑。他的外甥也因为合谋，被家具厂开除。公社派了新的调查组下来，重新审查了李满仓的案子。

一个星期后，李满仓回来了。

他回来那天，是个大晴天。秋日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我去村口接他，他瘦了，黑了，也沉默了许多。我们俩一路走着，谁也没说话。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建民，谢谢你。”

我赶紧扶住他：“满仓哥，你这是干啥！我什么也没做，是嫂子……是她坚强。”

李满仓红了眼圈，点了点头。他看着不远处，王秀莲正带着两个孩子，站在家门口的槐树下等着他。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在他们身上，像一幅温暖的油画。

李满仓的冤屈洗清了，张万山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理说，这件事应该就这么过去了。但它在村子里掀起的波澜，却久久没有平息。

最直接的影响，是人心的变化。

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传播流言的村民，现在见了我，都绕着道走，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尴尬和愧疚。队里开会，我说话的时候，下面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人敢跳出来顶撞。他们开始怕我，敬我，但那种最初的、淳朴的亲近感，却消失了。

我知道，我用真相赢得了队长的权威，却也和他们之间，隔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而对于李满仓一家，村里人的态度更是复杂。同情、怜悯，还有一丝因曾经的误解而产生的疏远。大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被他们冤枉过的好人。

李满仓回来后，大病了一场。他不再是那头干劲十足的老黄牛了，变得沉默寡言，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有时候我去看他，他只是坐在炕沿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看着窗外发呆。

我知道，罪名虽然洗清了，但人心里的那道伤疤，却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

那段时间，队里的气氛很压抑。地里的活照干，工分照记，但大家伙儿心气不顺，干活都提不起精神。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这个队长，虽然坐稳了位置，但带的却是一支人心涣散的队伍。

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处理完队里的事，一个人走到后山那片松树林里。

雨丝细细密密的，给松林笼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空气里满是松针和泥土的清香。我看着那些挺拔的松树，想起了李满仓当初为了保住它们，跟张万山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一回头，是李满仓，披着一件蓑衣，也走了过来。

“你也来看这些树啊。”他走到我身边，声音有些沙哑。

“是啊，”我点点头，“满仓哥，这些树，多亏了你才保住。”

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一棵松树粗糙的树皮，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

“建民，”过了很久，他才开口，“你说，我当初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我同意了张万山的提议，把树卖了，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了。大家伙儿也能多分点钱，说不定还会念我的好。”

我看着他落寞的侧脸，心里一酸。

“哥，你没错。”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钱，今年花了，明年就没了。可这片林子，它能保住我们脚下这片地，能让我们子子孙孙都有饭吃。你守住的，不是几棵树，是咱们村的根。”

李满仓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

“可村里人……他们不理解。”

“他们会理解的。”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时被蒙蔽，不代表一辈子都糊涂。给他们一点时间，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我们俩在雨中的松林里站了很久。

第二天，我召集全队开会。会上，我没提张万山，也没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我只宣布了一件事：从今年起，队里成立一个护林小组，由李满仓担任组长，专门负责看管后山这片松树林。每年，队里从集体收入里拿出一部分钱，作为护林小组的补贴。

我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李满仓也愣住了，他激动地站起来，想说什么，却被我摆手制止了。

我看着台下的社员们，大声说：“李满仓队长，为了这片林子，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们三队，欠他的！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打这片林子的主意，谁要是再敢在他背后嚼舌根，就是跟我陈建民过不去，就是跟我们三队全体社员过不去！”

我的话，掷地有声。

台下沉默了片刻，然后，赵四爷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起了掌。紧接着，掌声响成了一片，经久不息。

我看见，很多人的眼眶都红了。他们用掌声，表达着自己的忏悔和敬意。

李满仓站在人群中，这个饱经风霜的汉子，终于忍不住，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里涌了出来。

那一刻，我知道，笼罩在三队上空的阴霾，终于散了。

人心里的那堵墙，也开始慢慢融化。

第8章 门口的阳光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不急不缓地向前走着。

李满仓当上了护林组长，像是找到了新的寄托。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带着干粮，一头扎进后山。他把那片松树林，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清理杂草，防治虫害，还在林子周围挖了一圈防火沟。

他的话依然不多，但脸上的阴郁，却一天天散去。社员们上山砍柴，路过松林，总会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大家会主动过去，帮他搭把手，或者只是递上一根烟，一碗水，简单地聊上几句。

那些曾经的隔阂，就在这一次次的相遇和交谈中，慢慢消解了。

村里的风言风语，也彻底消失了。再也没人提我和王秀莲的闲话。大家见到她，都会客气地喊一声“秀莲嫂子”。王秀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她又变回了那个勤劳、本分的农村妇女。

有时候，她会做好一些吃食，让孩子给我送来。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或者几个刚出锅的窝窝头。孩子放下东西就跑，我追到门口，总能看到她站在远处，对我笑着点点头。

那是一种无声的、却比任何语言都厚重的感谢。

我这个队长，也当得越来越顺手。因为经历了那场风波，我在村里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更重要的是，我赢得了人心。大家伙儿知道，我陈建民是真心为队里着想，是能为大家伙儿撑腰的人。

秋收，冬种，春耕。我们三队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第二年年底分红，我们队的人均收入，成了全公社的第一名。

分红那天，队部院子里人山人海，热闹得像过年。我站在台子上，看着下面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我看到李满仓和王秀莲也站在人群里，他们依偎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踏实而幸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当一个“队长”的真正含义。它不只是一个职位，一种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你要守护的，不仅是集体的财产，更是每一个社员的尊严和希望。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坯房变成了红砖瓦房，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队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看上了电视。

我也从一个二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队长这个担子，我一挑就是三十年，直到我干不动了，才交给了村里的年轻人。

后山那片松树林，在李满仓的精心照料下，长得愈发茂密、苍翠。后来，它被评为了县里的自然保护区，成了我们村的一张名片。村里人靠着它，搞起了旅游，办起了农家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每当有城里来的游客，问起这片林子的来历，村里的老人，总会讲起那个关于“一件旧棉袄”的故事。

他们会说起一个叫李满仓的老队长，如何为了守住这片林子，宁折不弯。也会说起一个叫陈建民的新队长，如何为了一个公道，顶住了全村的压力。

故事的结尾，他们总会感叹一句：“咱们村的风水，就是被这两个硬骨头的汉子给保住的。”

而我，每当听到这些，总会想起1975年的那个秋夜。

想起那盏在风中摇曳的煤油灯，想起王秀莲那双绝望而恳求的眼睛，想起我当时内心的挣扎和最终做出的选择。

如今，我老了，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晒太阳。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就像当年李满仓走出困境后，站在家门口看到的那缕阳光一样。

我知道，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岔路口。有的路，通向利益和捷径；有的路，布满了荆棘和误解。走什么样的路，决定了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很庆幸，在那个最关键的夜晚，我选择了那条最难走，但却通往光明的路。

因为那条路上，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那东西，叫公道，也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