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真回忆录（18）李景膺给我做媒，介绍个女同志给我做“婆娘”

初到陕北

人这一辈子，怕什么？怕的是刚熬过一劫，还没歇口气，转眼新难题又顶头砸下来。就像赶集才归、提篮还没放下，家里就又催着出门。1935年的秋天，红军刚喘了口气，却偏赶上一连串糟心事：外患没消停，内里还添堵。你要是那年在陕北的一座小院头，看见谁家灯火常明，那多半不是一家人正在做长夜话，而是干部们彻夜开会，心里头漆黑一团乱——革命不是戏，到底怎么活，没人递剧本。

事情还得从头说。那年夏天，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刚算消停一阵子。红军在陕北大地上横下一道道口子，吴旗、延长、安定几个县，一个接一个归入红区。说是“解放”，可谁没见过世道多变？就在这边新政权扎根的时候，会合的大队伍还在泥泞路上喘气，内部却早已暗流涌动。

那时“肃反”搞得紧，刘志丹、习仲勋这些响当当的名字，突然间变成了名单上的嫌疑人。老革命头头错抓错杀，一屋子人说话打哑谜，谁也捂不住心头那股寒气。外头枪炮声不绝于耳，内里却是同志纷飞，一个个揣着心事过日子。说白了，“敌我不分”就像患病似的，沾上了就甩不脱。

党中央来的时候队伍刚刚合拢，毛泽东坐镇中军帐，他到底还是懂人心的。他的第一道命令不是冲锋陷阵，而是“都停下！把人放了！”这样一句话，就像冷水浇头，把很多人从悬崖边上捞了回来。一夜之间，好些人脖子上的绳索松了，几个老兄弟红了眼圈，说不上是欢喜还是自责。那些天陕北的夜风里，喊杀声小了，悄悄话却多了。

说来也怪，大的困局下，活路总被人一点点蹚出来。照常理，红军这样拧成一股绳，敌人的“围剿”也就难熬出头。不过转个身你才发现，大风大浪不只是前方。小的怨隙、误解，也搅得人六神无主。

说回我们自己。吴旗一带剿匪是真没少受罪，连夜走山路，鞋底磨穿，回瓦窑堡那天身上的泥点还没擦干净。印象最深的，不是枪炮，不是抓土匪，而是遇见杨得志。他一见我就开笑话：“见珍，你打完仗还不走？”我也乐，说哪里敢跟你们抢地盘，都是为了后勤粮草。老杨拍着我说，能让老百姓过日子，比打仗更难呢。

瓦窑堡那会儿，日子算是有了些盼头。机关里人虽多，其实才几个人当家做主。我刚报到，组织部的厅堂里冷冷清清，两个人在火炕上一边烤手一边写材料。金维映见我跌跌撞撞进门，没等我开口，忙拉着我坐下。她问你在吴旗那边受苦没，累不累。嘴上关心，其实我心里明白，女人在队伍里，就是“少有的插曲”。每每机关围坐，总是围着谁有对象、婚事咋办这种起稿子的话题。

说来也是，大风大浪里，有几个像样的喜事？长征路上埋过不少兄弟姐妹，到了瓦窑堡，谁心里不渴望安生一阵？这里的婚礼，没讲究什么排场，结婚证也不如两杯热汤正经。很多知名的大人物，比如刘少奇和谢飞，洛甫和刘英，都是这时候定下的。谁都不是因为浪漫而结婚，都是磨难里结下的死生情分。

我的婚事，说来就更带点戏剧味。再如何雷厉风行的女干部，也难敌蔡大姐、邓颖超这些前辈一番热心张罗。她们劝我该考虑自身问题，甚至帮忙牵线搭桥。邓振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仿佛顺理成章地“进入我生活”。这人早年受够了苦，学泥水匠的时候吃了三年徒弟饭——饿肚子挨骂，谁都想远离那种日子。他头脑灵活，说话慢条斯理，做事却从不会慢一步。

其实我们早在江西时就认得，只是那会都埋头拉风箱，各忙各的。长征后期凡有机会并肩走，印象渐深：他肯吃苦，对人宽和，只对自己苛刻。说难听点，是那种“看不出多少浪漫情趣，只会默默扛事”的男人。我原本没多想“终身大事”，革命里的日子，柴米油盐的问号都被“任务”顶替了。但转个念，看看身边留得下来的女同志，谁不是把爱情和苦难搅在一锅？蔡大姐她们念叨得紧，自己也就顺坡下驴，不再拧巴。

婚礼当天，大伙一贫如洗，哪有婚纱首饰？组织上给了几角钱补鞋袜，全队人攒在一起，凑出点羊肉鸡肉，算是婚宴。年少脸皮薄，我还扭头溜到街上吃了碗面条，被堵回去成为笑谈。那一夜，窑洞里冷得透骨，新人铺的还是长征带下来的旧毯子。后来这毯子陪我抗战、过了解放，甚至熬到我白发苍苍。有人说红军的家当只有一条毯子，你要问我，我会点头——但那是最温暖的“嫁妆”。

新婚才七天，组织部又揪着我上路。说起来，女同志能像小伙子一样出外勤的，一只手数得过来。可哪有让你“歇口气”的时候？他们说赤源县缺粮缺衣，叫我去筹款筹粮、发动群众、扩军。任务塞给我一大摞，说干好了你回来有一身新棉衣骑着骆驼；干不好？自家想点办法。脑子转一圈，还真有点不服：“难道是因为我路上顶过嘴，得了处分？”也是，一路走过，女同志谁没挨过这点委屈？

赶巧那天鹅毛大雪，我穿着薄单衣进了陕北老雪沟。脚冻麻了肚子也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起草地上一路命硬，这回也不能掉进沟里就认命。好在运气不薄，有羊倌老汉赶着羊群路过，把我从沟底拉了出来。语言不通，他半天才明白我是红军，为了去苏维埃政府，便不辞辛苦送我抵县。

新地方接待很周到，县委书记李景膺热心换我棉衣，还端了碗热腾腾的汤糊糊。夜里被安排跟一个小姑娘贾红玉同住，人家一看我绑腿短发又大脚，还以为我是哪路男红军。闹出个笑话：她半夜紧裹被子，一声不吭，白天吃饭还红着脸。李书记还故意调侃：“小贾要不要我给你做媒？”姑娘脸红耳赤，最后我只好摊牌：“我是女的啦！”这事儿后来在赤源传成了一桩好笑的段子，回想起来还能憋不住乐。

工作没让人闲着，深一脚浅一脚跑乡串户，跑起来就是上百里地。我和小贾到处做群众动员，有时她给我当翻译。陕北地头人穷，可哪家都省吃俭用，把粮儿羊肉一斗一升往红军身上送，妇女们夜里赶制棉鞋棉衣。一个半月下来，粮食钱款都凑齐，扩军数也超额完成。最后县委慷慨送了我一匹骆驼，驮着满满一背吃穿行李，把我这“南方来的女部长”送回瓦窑堡。

这些年头，波折和幽默常常并肩而行：前夜还有人牵线搭桥，后一天自己已在雪地里磕磕跘跘狂奔。陕北的风吹得人脑壳疼，却也能让人记住什么叫坚持。很多年后，有人回忆这些往昔，会问：那些人在苦难里怎么还笑得出来？我想啊，真不是因为胆大心粗，或是命硬，而是跟着队伍往前走，哪怕有委屈，有误解，能攒下的一点温情和傻气，就够扛过下一个难关。

也许有一天，回头再看那些荒凉的窑洞、雪地和热汤糊糊，会觉得，比起铁血、荣誉、口号，记得住的，还是半夜被子里的寒意；还是遇见那个帮你脱险的老汉，或是被误以为“男同志”的那个姑娘的通红的脸。

革命是大事，也是细事；是漫漫长路，也是一炷火光。走过的人都明白，故事未完，情节也不会简单。你要追问：接下来呢？嘿，人生哪有剧本，日子总是在“还没讲完”里继续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