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生气娶了村花，新婚夜她却说：等3年，让我去找回我的旧情

当李秀兰把那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子推到我面前时，我才终于明白，三十年前那个新婚之夜立下的“三年之约”，是她这辈子对我说过最善良的谎言。

整整三十年，我们像村里所有夫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还被当成过模范。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三十年的光阴里，有多少个夜晚，我们的被子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有多少顿饭，是在沉默中，用筷子和碗的碰撞声来填补空白。

那条河，就是她心里那个叫张远航的男人，和那个荒唐的三年约定。

可这一切，都得从1986年那个燥热的夏天说起，从我揣着一肚子无名火，把全村最俊的姑娘李秀兰娶进家门的那天开始。

第1章 新婚夜的“三年之约”

1986年，我二十四岁，在村里的砖窑厂上班，算是个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按理说，我这个条件，在村里找对象不难。可偏偏，我跟谈了三年的对象黄小芹吹了。

原因挺俗套，她家嫌我给的彩礼少，扭头把她许给了邻村一个开拖拉机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那天，我正跟一群工友在窑厂门口的树荫下喝汽水。手里的玻璃瓶子“哐当”一声被我捏碎了，汽水和血混在一起，黏糊糊的，像我当时的心情。

工友们都替我抱不平，骂黄家见钱眼开。我一句话没说，顶着一头火气回了家。我娘王桂香看我手上缠着布条，脸色黑得像锅底，就猜到了七八分。她叹着气，一边给我找药酒，一边念叨：“建军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咱不跟那号人置气。”

我心里堵得慌，一股邪火没处撒。那时候年轻，脑子一热，话就冲口而出：“娘，你别说了。明天就去找媒人，给我说个媳RO妇，要全村最俊的！彩礼，他们要多少，我给多少！我就不信了，我陈建军还娶不上个媳妇！”

我就是憋着一口气，想争回这个面子。我要让黄小芹家看看，不是我陈建军出不起钱，是你们家姑娘不值那个价。

我娘被我这股疯劲儿吓了一跳，但转念一想，能让我从失恋的坎里爬出来，也算是好事。于是，第二天，她真就揣着两包点心去了王媒婆家。

王媒婆办事效率高，不出三天，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李秀兰身上。

李秀兰，我们村当之无愧的“村花”。皮肤白，眼睛大，两条辫子乌黑油亮，走在路上，十里八乡的小伙子都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她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人，平时话不多，安安静静的，身上有股子和村里其他姑娘不一样的书卷气。

这么好的姑娘，之所以二十二了还没定亲，是因为她家成分不好，她爹早年被划过右，虽然平反了，但那顶帽子在村里人心里，总像个无形的影子。加上她家穷，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谁家娶她，都得掂量掂量这个“拖油瓶”家庭。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村里风言风语，说她心里有人。那人是跟她一起长大的张远航，前年考上地区里的师专走了，据说是他们李家的远房亲戚。

我娘把这些情况跟我一说，我那股邪火又上来了。管她心里有没有人，我陈建军今天就是要娶她！我当即拍板：“就她了！彩礼按最高的给，三百块，一分不少！”

三百块，在1986年的农村，是一笔巨款。黄小芹家当时跟我要的，也不过一百八。

我爹陈忠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听了我的决定，吧嗒吧嗒抽了半天烟，最后闷声说：“建军，婚姻是大事，不能赌气。”

“爹，我没赌气。”我嘴硬道，“我就觉得秀兰这姑娘挺好。”

其实我跟李秀兰根本不熟，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但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的胜利，尽管这胜利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

李家那边，一听我愿意出三百块彩礼，还要包办三转一响里的“两响”（收音机和缝纫机），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李秀兰她娘拉着王媒婆的手，眼泪都快下来了，一个劲儿地说我陈家是厚道人。

至于李秀兰本人的意见，似乎没人关心。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天。

婚礼办得很热闹，我几乎把砖窑厂的同事都请来了。流水席摆了十几桌，鞭炮从早上一直放到中午。我穿着崭新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胸前戴着大红花，被一帮兄弟簇拥着，挨桌敬酒。我看到黄小芹她爹也缩在角落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那一刻，我心里的虚荣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以为我赢了。

直到晚上，送走了所有闹洞房的客人，我带着一身酒气回到新房。

屋里只点了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李秀兰已经换下了大红的嫁衣，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的两条大辫子已经散开，乌黑的头发瀑布一样披在肩上。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灯花燃烧的“噼啪”声。我身上浓重的酒气和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怪的味道。

“秀兰……”我开口，声音因为紧张和酒精的作用，有点沙哑。

她没有回头，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伸出手，想去碰她的肩膀，她却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站了起来，转过身面对我。

灯光下，我才看清她的脸。没有新嫁娘的羞涩和喜悦，只有一片苍白和决绝。她的眼睛又大又亮，此刻却蓄满了泪水，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

“陈建军，”她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我知道，你娶我，是为了跟黄小M家赌气。”

我愣住了，酒醒了一半。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嫁给你，是我爹娘的意思，我反抗不了。但是，我的心不在你这儿。我……我有喜欢的人。”

虽然早有耳闻，但亲耳从她嘴里听到，那感觉还是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我心里的那点虚荣和得意，瞬间被一种巨大的屈辱感所取代。

“张远航？”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个名字。

她的身体又是一颤，算是默认了。

我“呵”地一声冷笑出来，站起身，逼近她一步：“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李秀兰，你已经是我的媳妇了！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她迎着我的目光，眼神里没有丝毫退缩，“陈建军，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所以，我想跟你做个约定。”

“约定？”我皱起眉。

“给我三年时间，”她看着我，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就三年。你让我去找他，去找回我的旧情。这三年里，我会在陈家当一个好媳妇，孝敬公婆，操持家务，在外人面前，我们做一对恩爱夫妻。我什么都听你的，但……但我们不能有夫妻之实。”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新婚之夜，我的新娘，竟然跟我说，让我等她三年，让她去找别的男人？

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是奇耻大辱！

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我扬起手，几乎就要一巴掌扇下去。可看着她那张挂着泪痕却异常倔强的脸，我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她没有躲，只是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抖。

我突然觉得无比的荒唐和疲惫。我为了争一口气，花了三百块彩礼，娶回来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女人，一个要在新婚之夜跟我谈条件、让我戴绿帽子的女人。

我图什么？

“三年之后呢？”我放下手，声音冷得像冰，“你找到他了，然后呢？跟他双宿双飞，让我陈建军当全村的笑话？”

“不会的。”她睁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如果……如果三年后，我还回不来，或者……他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彻底死心。到时候，我回来，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给你生孩子，当牛做马，一辈子报答你。”

她把话说得那么决绝，好像这不是一场婚姻，而是一场交易。她用她后半辈子的安稳，来换取这三年的自由和可能。

那一刻，我心里那股因为黄小芹而起的邪火，被李秀兰这盆更冷的冰水，浇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有愤怒，有屈辱，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激起的、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好胜心。

好，李秀兰。你心里有别人，你看不起我这个泥腿子，你想去找你的文化人。我偏不让你如意。我倒要看看，你那个张远航，是不是真有那么好。我也要看看，我陈建军，能不能用这三年时间，把你这颗心给焐热了！

“好。”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我答应你。”

她似乎没料到我这么轻易就答应了，愣愣地看着我。

“但是，”我盯着她的眼睛，补充道，“这三年，你人得在陈家。你想去找他，可以，写信，或者你想办法请假去。但是，你必须还是我陈建军的媳妇。要是让我在外面听到半点风言风语，让陈家丢了人，李秀兰，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她咬着嘴唇，重重地点了点头：“谢谢你。”

那晚，我们在同一张床上，和衣而睡。中间隔着一尺的距离，像隔着一条冰冷的楚河汉界。

我一夜无眠，睁着眼睛看着房梁，心里五味杂陈。我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我只知道，这场因为赌气开始的婚姻，从第一夜起，就注定不会平静。

而那个“三年之约”，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们婚姻的骨髓里，在未来的岁月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丈夫。

第2章 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三年之约”像一道无形的屏障，竖在了我和李秀兰之间。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种极为诡异的模式。

在人前，我们是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我每天去砖窑厂上班，她就在家操持家务。我娘王桂香身体不好，有点气喘的老毛病，李秀兰每天早起熬好米粥，端到我娘床前。家里的衣服，她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里的农活，她也跟着我爹娘一起干，从不叫苦叫累。

村里人都夸我娶了个好媳妇，说李秀兰不仅人长得俊，还勤快孝顺。我娘更是逢人就笑得合不拢嘴，说她上辈子积了德，才得了这么个好儿媳。每当这时，我心里就跟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是啥滋味。

只有我和她自己知道，当关上房门，我们比陌生人还要疏远。

我们的房间里，那张崭新的雕花木床，被我们默契地划分了领地。我睡左边，她睡右边，中间永远隔着一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我们从不说话，唯一的交流就是熄灯前，她会轻声说一句“睡吧”，我则含糊地“嗯”一声。

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无边无际的沉默。

她有个上了锁的铁皮饼干盒子，就是结婚时亲戚送的喜糖盒子。她把那个盒子放在我们结婚时打的那个大木衣柜的最顶层，钥匙用一根红绳穿着，挂在脖子上，睡觉都不取下来。

我猜，那里面装的，就是她和那个张远航的“旧情”。或许是信件，或许是照片。我无数次想过，要不要趁她不注意，把那个锁撬开，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但每次，都被一种莫名的自尊心给拦住了。

我陈建军，还不至于沦落到去偷看自己媳妇的秘密。我跟自己说，我等着，等她自己心甘情愿地把那个盒子打开。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又压抑的氛围中一天天过去。第一年，风平浪静。她偶尔会收到信，每次都是悄悄地看，看完后就锁进那个铁皮盒子里。她也写回信，总是趁着没人的时候，趴在桌子上写很久，写完就小心翼翼地折好，第二天赶集的时候，自己拿去邮局寄掉。

我娘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们，怎么结婚快一年了，秀兰的肚子还没动静。

“建军啊，你跟秀兰是不是……闹别扭了？”我娘把我拉到一边，忧心忡忡地问，“我看秀兰这孩子啥都好，就是话太少，跟你也不亲近。你们年轻人，要多说说话。”

我只能含糊地应付：“娘，我们挺好的。这事儿……顺其自然吧。”

我总不能告诉我娘，你的好儿媳，心里装着别的男人，跟我立了“三年之约”，我们到现在连手都没牵过吧？这话要是说出去，我爹娘非得气出个好歹来，我陈建军也别想在村里抬头做人了。

我把所有的苦闷和憋屈，都发泄在了砖窑厂的工作上。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不到一年，我就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成了小组长，工资也涨了五块钱。

拿到第一个月的小组长工资，我心里头一次有了一点异样的感觉。回家路上，我鬼使神差地拐进了镇上的供销社，买了一块当时很时髦的上海硫磺皂和一瓶雪花膏。

回到家，我把东西递给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李秀兰。她抬起头，看着我手里的东西，愣住了。

“给你的。”我有点不自然地把东西塞到她怀里，然后转头就走，像是怕她拒绝一样，“闻着……挺香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闻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硫磺皂和雪花膏的香味。那味道从她那边飘过来，钻进我的鼻子里，让我的心跳莫名地快了几拍。

我偷偷转过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到她侧躺着，背对着我，肩膀似乎在微微耸动。

她在哭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敢问。我们之间的那道屏障太厚了，厚到连一句简单的关心，都说不出口。

转眼到了第二年。张远航从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了县城的中学当老师。这个消息像一阵风，很快就传遍了我们这个小村子。毕竟，从村里走出去，还能在县城吃上“公家饭”的，他是头一个。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有些微妙。他们嘴上不说，但我能感觉到那种同情和看好戏的意味。他们肯定在想，看吧，李秀兰心里那个人出息了，陈建军这个“接盘”的，怕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那段时间，我心里的火气又被拱了起来。每次在外面听到有人议论张远航，我就觉得像是在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开始喝闷酒，喝多了回家，也不说话，就躺在床上瞪着房梁。

李秀兰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她变得更加沉默，干活也更加卖力。有一次我喝多了，回家吐了一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地上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头还放着一碗温热的蜂蜜水。

我看着那碗蜂蜜水，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她对我越好，我就越觉得憋屈。这种好，不是妻子对丈夫的爱，而是一种……补偿，一种履行合同般的责任。

她就像一个租客，小心翼翼地住在我家里，用勤劳和顺从来支付她的“房租”，而租期，就是那该死的三年。

我开始故意找茬。

“今天的菜怎么这么咸？”我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她不说话，默默地起身，去厨房给我倒了杯水。

“地里那几垄花生该锄草了，你今天去没去？”

“去了，下午刚锄完。”她低着头，声音很轻。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发泄的理由，最后只能把气撒在自己身上。我开始更频繁地加班，有时候干脆就睡在砖窑厂的宿舍里，好几天不回家。我以为这样可以眼不见心不烦，可以不用面对她那张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的脸。

可当我真的躺在宿舍冰冷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闻着空气里弥漫的煤灰味时，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家里那盏昏黄的煤油灯，是她默默给我端上饭菜的身影，是空气中那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

我发现，不知不M觉间，我的生活里，已经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我开始害怕，害怕那个三年之约的到期。

第3章 一封信带来的波澜

第三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刚抽出嫩芽，李秀兰就收到了一封信。

还是和以前一样，信封是牛皮纸的，字迹清秀有力。我知道，那是张远航的字。这两年多，这样的信，她大概收了有七八封。

但这一次，她的反应和以往完全不同。

那天我从砖窑厂下班回家，刚进院子，就看到她拿着信，站在槐树下发呆。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可她的脸色却比纸还要白。她的手在抖，连带着那封信，也在微微颤抖。

看到我回来，她像是受了惊吓，慌忙把信往口袋里塞。可因为太紧张，信纸从信封里滑了出来，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地上。

我走过去，弯腰，比她先一步捡起了那张信纸。

我的视线和她的目光在半空中相遇。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和恳求，像一只被猎人盯住的小鹿。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感觉它有千斤重。信纸上，是张远航那熟悉的字迹，我只扫了一眼，就看到了几个刺眼的字眼：“……我已经安顿好了，等你过来……”

等她过去？去哪里？去县城跟他双宿双飞吗？

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噌”地一下从我心底窜了上来，烧得我理智全无。这两年多来积压的憋屈、嫉妒、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

“怎么？他让你去找他了？”我举着那封信，声音因为愤怒而嘶哑，“李秀兰，你们的三年之约，还没到期吧？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她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摇头。

“摇头是什么意思？”我逼近她，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敢做不敢认吗？你当初跟我说得好好的，三年！现在呢？他一招手，你就想走？你把我陈建军当什么了？收留你的客栈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的吼声引来了我爹娘。他们从屋里跑出来，看到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都吓了一跳。

“建军，秀兰，你们这是……这是干啥呢？”我娘急得直跺脚。

我爹则看到了我手里的信，他是个识字的，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李秀兰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她没有辩解，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那一刻，我心里闪过一丝快意。我就是要撕破她那张平静的假面，我就是要让她在我面前如此狼狈。这两年多，她用她的沉默和距离折磨我，现在，轮到我了。

“爹，娘，你们别管！”我把信纸狠狠地揉成一团，砸在地上，“你们的好儿媳，心里一直装着别人呢！她嫁到我们陈家，就是为了等她的老！现在人家在县城混出头了，来接她了，她就准备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把话说得极其难听，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不仅扎在她心上，也扎在我自己心上。

我娘听完，愣在原地，嘴巴张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李秀兰，嘴里“你……你……”了半天，最后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李秀兰的身体晃了晃，像是要倒下去。她看着地上的那团信纸，又看看我，最后把目光投向我爹娘，嘴里喃喃道：“爹，娘，不是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她的声音那么微弱，那么无力。

“那是什么样？”我冷笑着追问，“你倒是说啊！你说给我听听，说给我爹娘听听，张远航让你过去干什么？是不是让你去县城过好日子，把我这个砖窑厂的臭力工给甩了？”

我的话像一根鞭子，抽得她脸色惨白。她紧紧地咬着嘴唇，把所有的辩解都咽了回去，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

那天晚上，我们家第一次没有吃晚饭。我爹把自己关在屋里抽闷烟，我娘坐在炕上抹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作孽啊，真是作孽啊……”

而我和李秀兰，则在我们的房间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峙。

我坐在桌子边，她坐在床边，我们之间隔着三四步的距离，却像是隔着万水千山。煤油灯的火苗在跳动，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老长，扭曲变形。

“我们……离婚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

我心里猛地一抽，像被针扎了一下。虽然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但当“离婚”这两个字真的从她嘴里说出来时，我还是感觉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

“你想好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嘲讽，“要去县城当老师的夫人了？”

她没有理会我的讽刺，只是抬起头，用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看着我：“陈建军，这两年多，谢谢你和你爹娘的照顾。是我对不起你们。彩礼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我名下没有东西，但我可以出去打工，一个月一个月地还。”

她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连还钱的方式都想好了。原来在她心里，我们之间，真的就只剩下这笔彩礼的债务关系了。

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沉到了谷底。

“我不同意。”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我。

“李秀兰，我告诉你，”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想走，没那么容易。我们的三年之约，差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数。你想离婚？可以，等约定的日子到了再说！在这之前，你哪儿也别想去！”

我说完，就摔门而出。我怕我再待下去，会控制不住自己，会求她别走。

我跑到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最烈的白干，一个人坐在村外的河堤上，就着冰冷的夜风，一瓶接一瓶地往肚子里灌。

酒很辣，烧得我喉咙和胃都火辣辣地疼。可这点疼，跟我心里的疼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我恨她，恨她的绝情，恨她的心不在焉。

可我也……舍不得她。

我舍不得每天早上桌上那碗温热的粥，舍不得我脏衣服换下来第二天就变得干干净净，舍不得空气里那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

我像个傻子一样，明知道她在演戏，却不知不觉地入了戏。

我以为我还有时间，我以为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她留住。可那封信，像一道催命符，提前宣告了我的失败。

那一夜，我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是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我只记得，在迷迷糊糊中，似乎有人给我擦了脸，盖好了被子，耳边还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第4章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次争吵之后，我和李秀兰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们不再有任何交流，连在饭桌上，都刻意避开对方的视线。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娘的叹气声多了，我爹抽烟抽得更凶了。

我用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白天在砖窑厂拼命干活，晚上就跟工友们喝酒。我宁愿睡在厂里冰冷的宿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家。

李秀兰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她依旧每天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对我爹娘也一如既往地孝顺，但她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光。她就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

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互相折磨，直到三年之约到期的那一天。

然而，一个意外，彻底打破了这死水般的僵局。

那天下午，我正在窑厂里搬砖坯，突然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我爹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被翻倒的犁给砸了腿，伤得很重，已经送到镇上的卫生院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扔下手里的活就往卫生院跑。

我赶到的时候，我爹已经被送进了急救室，我娘和李秀兰正焦急地守在外面。我娘一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啊，你可来了！你爹他……医生说腿骨断了，要动手术，得一大笔钱啊！”

“要多少钱？”我急忙问。

“医生说，手术费加上住院费，至少……至少要五百块。”我娘的声音都在发抖。

五百块！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在了我的心头。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当初给我娶媳妇花了三百，剩下的也就一百来块，根本是杯水车薪。我在砖窑厂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就算不吃不喝，也要一年多才能凑够。

“我去借！”我咬了咬牙。

我跑遍了所有我能想到的亲戚和朋友家。可是在那个年代，谁家都不富裕。东拼西凑，借了一天一夜，也才凑到一百五十块钱。

拿着手里那一把零零碎碎的钞票，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人，蹲在卫生院的走廊上，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医生又来催了好几次，说再不动手术，我爹这条腿可能就保不住了。

我娘急得直哭，我也急得满嘴起泡。就在我们全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李秀兰，突然开口了。

“钱……我这里还有一点。”

我和我娘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她。

她没有看我，只是对我娘说：“娘，你和建军先在这里守着爹，我回家去取。”

说完，她就转身跑了出去。

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回来了，气喘吁吁，额头上全是汗。她把一个用手帕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手帕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也有一块两块的毛票，被她整理得整整齐齐。

“这里是三百五十块。”她的声音有点虚弱，“应该……应该够了。”

我捏着那笔钱，手都在抖。三百五十块！她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我们结婚这两年多，我给她的生活费，她都精打细算地用在了家里，不可能攒下这么多。

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我的脑海——那个铁皮盒子！

一定是她攒下来，准备去找张远航的钱！

我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她。她的脸色苍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神却异常坚定。

“你看我干什么？快去交钱啊！”她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催促道。

我没有动，只是看着她，一字一句地问：“这钱，是哪来的？”

“你别管是哪来的，先救爹要紧！”她急了。

“我问你这钱是哪来的！”我固执地追问，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八度，“是不是你准备拿去找张远航的‘盘缠’？”

我的话一出口，她的身体明显地僵了一下。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别过头去，避开了我的目光。

她的沉默，在我看来就是默认。

那一刻，我心里翻江倒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感动？是羞愧？还是更加浓重的屈辱？

她竟然用她准备奔向另一个男人的钱，来救我爹的命。

这算什么？施舍吗？还是在还她欠我们陈家的债？

“我不要你的钱！”我猛地把钱推回到她怀里，眼睛都红了，“我陈建军还没到要靠你的‘卖身钱’来救我爹的地步！”

“陈建军！”她也急了，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对我吼，“你混蛋！现在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吗？爹的腿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她怀里的钱被我推得散落一地，红的、绿的、蓝的，铺满了走廊。

我娘被我们吓得不敢说话，只是蹲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捡钱。

李秀兰看着满地的钱，又看看我，眼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她蹲下身，和我娘一起，一张一张地把钱捡起来，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捡完钱，她站起身，重新把钱塞到我手里，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和哀伤。

“陈建军，我求你，”她哽咽着说，“就算……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行吗？以后我打工还。求你，先去救爹。”

看着她那张泪流满面的脸，听着她近乎哀求的话语，我心里那道用自尊和愤怒筑起的防线，瞬间崩塌了。

我再也说不出一句拒绝的话。

我拿着那笔沉甸甸的、混杂着她体温和泪水的钱，转身走向了缴费处。每走一步，我都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

我陈建军，一个大男人，到头来，竟然要靠一个心里没我的女人，来撑起这个家。

这笔钱，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我那点可怜的骄傲。

第5章 衣柜顶上的铁皮盒子

我爹的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钱也交得快，腿算是保住了。

在医院陪护的那几天，我和李秀兰之间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我们依然很少说话，但那种剑拔弩张的对峙感消失了。更多的时候，是她默默地给我爹擦身、喂饭，而我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

看着她瘦弱的背影在病床前忙碌，看着她耐心地把我爹吃剩下的一点饭菜吃完，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又酸又胀。

我开始反思，这两年多，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只看到了她的冷漠和疏离，却从没想过，她在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里，是不是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履行了一个儿媳所有的责任，甚至做得比大多数人家的媳妇都要好。而我呢？除了给她冷脸，用言语刺伤她，我还为她做过什么？

我连她为什么非要去找张远航，都从来没有静下心来问过一句。

我爹出院那天，我去结账，发现住院费比预想的要少一些，还剩下三十多块钱。我把剩下的钱递给李秀兰。

“这钱你拿着。”我说。

她摇了摇头：“你收着吧，家里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

“拿着吧，”我坚持道，“就当……我还你的第一笔钱。”

听到“还”这个字，她的身体明显地顿了一下，最终还是默默地接了过去。

回到家，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不再喝闷酒，也不再夜不归宿。每天下班，我都会准时回家，帮着干点家务，或者陪我爹说说话。

李秀兰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虽然依旧沉默，但眼神里，少了几分戒备，多了几分柔和。

那个压抑的家，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空间。

一个周末的下午，爹娘都去地里了，家里只有我和她。她正在院子里洗床单，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走进了我们的房间。

我搬了条凳子，踩了上去。我的目标，是那个放在大木衣柜顶上，被她视若珍宝的铁皮饼干盒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爹住院那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个盒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那个叫张远航的男人，到底对她有多重要，能让她心甘情愿地守着一个无爱的婚姻，默默攒了那么多钱。

盒子没有上锁。

这个发现让我很意外。我一直以为，她是把钥匙挂在脖子上的。或许是上次拿钱出来之后，她就忘了再锁上。

我的心“怦怦”直跳，手心都出汗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在窃取别人最重要的东西。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盒子。

盒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定情的信物。只有一沓信，用一根褪了色的红头绳整整齐齐地捆着。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布包。

我解开红头绳，抽出了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已经泛黄，邮戳的日期是三年前。

我颤抖着手，展开了信纸。

“秀兰吾妹：

见信如晤。母亲病重，已于昨日撒手人寰。临终前，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的事。你也知道，当年我为了给母亲治病，背着家里借了三百块钱的高利贷，利滚利，如今已是五百块的巨债。债主扬言，再不还钱，就要去学校闹，让我身败名裂。

我一个穷学生，实在走投无路。母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来求你。她说，你是她看着长大的，心善，也只有你能帮我了。我知道，这个请求对你来说，太过沉重，你也有你的难处。但凡有一丝办法，我也不会开这个口。

秀兰，就当哥哥求你了。帮我这一次，这笔钱，我张远航发誓，将来一定加倍奉还。你的恩情，我永世不忘。

远航泣拜。”

我愣住了。

这封信的内容，和我预想的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完全不一样。这分明是一封……求救信。

我急忙翻看其他的信。每一封，都与爱情无关。有的是张远航在诉说他在师专的艰难，有的是在感谢秀兰寄去的钱和粮票，有的是在说他毕业后找工作的困境，还有最近的那一封，说他在县城中学站稳了脚跟，准备开始攒钱，还她的债。

那句刺痛我的“等你过来”，根本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信的下文写的是：“……我已经安顿好了，等你过来县城的时候，我把第一笔还款给你，虽然不多，但你一定要收下……”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像被雷劈了一样。

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李秀兰和张远航之间，根本不是什么旧情难忘的恋人关系。从信里的称呼“秀兰吾妹”来看，他们更像是亲人，是兄妹。而李秀兰要去找他，不是为了私奔，而是为了……一个承诺，一个重如泰山的承诺。

我打开那个小布包，里面是一个小小的账本。上面用娟秀的字迹，一笔一笔地记录着：

“1984年3月，卖掉母亲留下的银镯子，得三十元。”

“1984年7月，去镇上绣坊做绣活，得十五元。”

“1985年2月，……”

……

“1986年8月，陈家彩礼，三百元。”

看到最后这一行，我的眼睛瞬间就模糊了。

原来，她嫁给我，收下那三百块彩礼，根本不是因为她家贪财，而是为了帮张远航还那笔救命的债！

而我，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却用这三百块钱，当作羞辱她的资本，当作看不起她的理由。我骂她贪钱，骂她准备跟人私奔，我把最恶毒的词语都用在了她身上。

她为什么不解释？

为什么从头到尾，她一句话都不为自己辩解？

我拿着那个账本，手抖得不成样子。我终于明白，那个新婚之夜，她为什么会提出那个荒唐的“三年之约”。

她不是想去找回旧情，她是在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她想用三年的时间，靠自己的努力，把欠张远航的这份“人情债”还清，把欠我们陈家的这笔“彩礼债”也还清。她提出“没有夫妻之实”，是因为她觉得，在还清这一切之前，她没有资格，也不配做一个真正的妻子。

她用一个关于爱情的谎言，掩盖了一个关于道义和承诺的沉重真相。她选择独自一人，背负起所有的误解和委屈。她怕说出真相，会让我，会让陈家，觉得她是为了钱才嫁过来的，会让我们这个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金钱的交易上。

她以为，用一个“不爱”的理由来疏远我，是对我最大的公平。

可她不知道，这个“公平”，对我来说，是多么残忍的折磨。

我跳下凳子，拿着那个账本和信，像个傻子一样冲出房间，冲到院子里。

李秀兰正弯着腰，费力地拧着床单。听到动静，她抬起头，看到我手里的东西，脸上的血色“刷”地一下全褪光了。

“你……”她看着我，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我走到她面前，把账本和信递到她眼前，声音嘶哑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第6章 三十年后的一碗粥

看着我手里的账本和信，李秀兰的身体晃了晃，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她靠在身后的晾衣杆上，才勉强站稳。

“你……你都看到了？”她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为什么？”我固执地重复着我的问题，眼眶又酸又热，“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为什么要让我误会你这么久？”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那双总是平静如水的眼睛里，第一次涌起了复杂的情绪，有委屈，有酸楚，还有一丝如释重负。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她苦笑了一下，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告诉你我嫁给你，是为了拿三百块彩礼去给另一个男人还债吗？陈建军，那样的话，你看得起我吗？爹娘会怎么看我？我们这个家，从一开始，不就成了一个笑话吗？”

“我宁愿你以为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是个心里装着别人、不守妇道的坏女人。至少……至少那样，我们的开始，不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她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一直以为，是我在这场婚姻里受了天大的委屈。可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真正背负着一切，默默承受着所有压力的人，是她。

她背负着对张远航母亲的临终承诺，背负着一笔巨额的债务，背负着我的误解和冷暴力，也背负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像一只蜗牛，把自己缩进坚硬的壳里，以为这样就能保护所有人，却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张远航……他不是你的……”我艰难地开口。

“他是我远房表哥。”她轻声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比亲兄妹还亲。他娘，也就是我姑姑，对我最好。我爹当年出事，家里最难的时候，是姑姑偷偷接济我们。她临死前，抓着我的手，把远航托付给我。我不能不管他。”

原来如此。

所有的谜团，在这一刻，全部解开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这个被我误解了近三年的妻子，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疼惜和愧疚。

我上前一步，笨拙地伸出手，用我那粗糙的、沾满机油味的手指，轻轻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

她浑身一僵，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如此亲密的接触。

“秀兰，”我的声音哽咽了，“对不起。是我……是我混蛋。”

她再也忍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里，压抑了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心酸。

我蹲下身，轻轻地，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一开始还在挣扎，但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把头埋在我的胸口，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我抱着她，感受着她单薄的身体在怀里颤抖，心里暗暗发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

那个下午，我们聊了很多。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把床上那条作为“楚河汉界”的被子给拿走了。我躺在她身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还在微微发抖。

“秀兰，”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以后，别再有什么三年之约了。张远航的债，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家的事。我们一起还。”

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一次，眼神里，有了光。

她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地，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一夜，窗外的月光很亮，照进屋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我抱着我的妻子，感觉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那根扎在我们婚姻里长达三年的刺，终于被拔了出来。虽然伤口还在，但已经开始愈合。

……

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年。

如今，我们都已年过半百，鬓角也染上了风霜。我们的儿子陈浩，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也已经成家立业。

我爹娘，在十几年前，相继安详地离世了。

至于张远航，后来在我们共同的帮助下，彻底还清了债务。他在县城的中学当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爱戴。他终身未娶，一直把我们当成他最亲的亲人。每年过年，他都会来家里，陪我们喝两杯。

三十年前的那些恩怨纠葛，早已在岁月的长河里，被冲刷得云淡风轻。

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看到李秀兰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子，静静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怎么了？一大早看这个。”我笑着问。

她回过神，把盒子推到我面前，说：“昨天收拾东西，翻出来的。建军，你说，要是我当初把真相告诉你，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我拿起那个盒子，摩挲着上面已经模糊的图案，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会的。”我说，“以我当年的牛脾气，你就是说了，我也未必信。说不定，我还会觉得你是在骗我，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是啊，当年的我，年轻气盛，满心都是被背叛的愤怒和可笑的自尊，怎么可能听得进任何解释？

或许，我们注定要走那段弯路，注定要用那三年的误解和折磨，来换取后半生的相濡以沫。

“其实，我该谢谢你。”我看着她，认真地说，“谢谢你当年那个善良的谎言。虽然它让我痛苦了三年，但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没有错过你。”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快起来吧，粥都快凉了。”她起身，帮我把床头的衣服拿过来。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一片温暖。

三十年的婚姻，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的浪漫。有的，只是在漫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最朴实的陪伴和最深刻的理解。

我们就像院子里那两棵互相依偎着长大的老树，早已根脉相连，枝叶交错，再也分不清彼此。

我端起她盛好的那碗小米粥，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喝上一口，从胃里暖到心里。

我知道，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