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王一纸垦荒令，逼反效忠王府的梅林，头颅却成亲王“战功”

一颗人头被装在木头匣子里，快马加鞭，从战场送回王府。

这颗头颅的主人，不久前还是达尔罕旗最高军务长官，负责保卫王公和草原的“梅林”。

现在，他的头被高高挂起，用来警告所有心怀不满的牧民。

这个人叫嘎达梅林。

他的名字在草原上传唱的歌谣里，比王公的名字还要响亮。

一个本该是体制内最忠诚的守护者，最终却成了体制最凶狠的敌人。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事儿，得从一场打输了的战争说起。

1922年，奉天。

关内传来的消息让“东北王”张作霖的脸黑得像锅底。

第一次直奉战争，他输了，军队被赶回了关外。

坐在大帅府里，张作霖盘算着怎么把丢掉的场子找回来。

枪杆子得更硬，军队得更多，而这一切都需要钱，需要粮食。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最终停在了长城以北，那片一望无际的科尔沁草原上。

在他眼里，牧民们世代放牧的草场，不是家园，而是一片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只要把草皮犁开，种上庄稼，养活几十万大军不成问题。

这个计划，有个听起来很官方的名字，叫“放垦蒙地”。

可这片地不是他的，是蒙古王公的。

张作霖知道蒙古骑兵不好惹，自己早年就吃过亏。

硬抢不行，那就得用点别的法子。

很快，一封提亲的信，送到了科尔沁左翼中旗，也就是达尔罕旗的札萨克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的府上。

这门亲事，说起来挺怪。

张作霖要把自己的二女儿张怀英，嫁给那木济勒色楞亲王那个心智不太健全的儿子包布。

那木济勒色楞亲王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嫁女儿，这是递过来一张投名状。

只要点了头，他就是东北最有权势的军阀的亲家。

有了这个靠山，别说在科尔沁，就是在整个内蒙古，他都能横着走。

他点了头。

作为交换，达尔罕旗的大门，向张作霖的垦务局敞开了。

这笔交易，对两个大人物来说，是双赢。

一个拿到了扩军的本钱，一个巩固了统治的地位。

而被摆上交易桌的筹码，是科尔沁草原和生活在那里的几十万蒙汉百姓的命根子。

没过多久，一列列闷罐火车拉着成千上万想讨生活的汉族农民，开进了草原深处。

紧随其后的，是扛着标尺和旗子的测量队。

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木桩钉到哪里。

牧民们早晨起来，发现自家的草场一夜之间就插满了陌生的旗子，上面写着“东三省官荒局”。

锋利的铁犁，就像怪兽的牙齿，毫不留情地啃噬着草原的皮肉。

绿色的草甸被翻开，露出下面黑色的泥土。

祖祖辈辈的牧场被一道道田垄分割得支离破碎，牛羊被挤在越来越小的草地上，饿得直叫。

许多牧民的毡房被强行拆除，他们被告知，这里以后是农田，不准放牧。

失去草场的牧民，就像失去水的鱼。

他们只能牵着瘦弱的牲畜，茫然地离开家园，一些人涌进城里，成了无根的游民。

那木济勒色楞亲王和张作霖，用牺牲底层人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

草原千百年来的宁静，被彻底撕碎了。

看着这一切，时任达尔罕旗军务总兵（梅林）的嘎达梅林，心里像被火烧一样。

他的职责是保卫这片土地，可现在，毁掉土地的命令，恰恰来自他发誓效忠的王爷。

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牧场是牧民的命。

他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垦务局，跟那些官员理论，要求他们停下来。

但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利益机器面前，就像风中的一点声音，吹过就散了。

垦务局的官员只是轻蔑地告诉他，这是王爷和张大帅定下的事，谁也改不了。

很快，一封来自王府的命令下达了：嘎达梅林因“妨碍垦务，煽动民心”，被革去梅林之职。

被扒掉官服的嘎达梅林，并没有倒下。

1928年，一声巨响，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东北的权力交到了他儿子张学良手上。

政局的变化，让嘎达梅林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联络了几个同样对放垦不满的兄弟，决定用蒙古人最古老的方式——“独贵龙”，去沈阳找他们的王爷请愿。

“独贵龙”是一种环形请愿，人们围坐成圈，表达共同的诉求，是一种和平的抗议方式。

嘎达梅林和同伴们凑了路费，满怀希望地去了沈阳。

他们相信，只要当面把牧民的苦难告诉亲王，亲王会回心转意的。

可他们太天真了。

那木济勒色楞亲王在沈阳的大宅里，听完他们的哭诉，脸上没有丝毫动容。

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来请愿的，是来砸他饭碗的。

他一声令下，嘎达梅林一行人当即被东北地方当局逮捕，关进了大牢。

冰冷的牢房里，嘎达梅林彻底绝望了。

他明白了，指望统治者发善心，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牡丹琪琪，一个坚强的蒙古女人，四处奔走，联络了上百名族人。

在一个深夜，他们手持棍棒和刀枪，冲向监狱，硬生生把嘎达梅林从里面抢了出来。

这次劫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走出监狱的嘎达梅林，眼神都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低声下气的请愿者，他成了一个复仇者。

他骑上马，举起枪，对着追随他的人们大喊：王爷不给我们活路，我们就自己杀出一条活路！

一支反抗垦殖的武装，在科尔沁草原上诞生了。

起初，这支队伍只有几十个人，七八条枪，经常被装备精良的王府卫队打得东躲西藏。

在一次激战后，他们被迫退到人迹罕至的北山地区。

在这里，嘎达梅林遇到了一个改变起义命运的人——汉人白龙。

白龙也是个苦命人。

他本是随垦务军来到草原的农民，希望能分到一块地养家糊口。

可地没分到，反而被地主和官府层层盘剥，活不下去，只好拉起一帮穷苦的汉族兄弟，在山里落草。

两个被逼上梁山的人，一个是失去牧场的蒙古人，一个是失去土地的汉人，在山洞里一见如故。

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件事：不管蒙古人还是汉人，只要是底层的穷人，敌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勾结在一起的军阀、王公和地主。

一个“蒙汉同盟”就这样形成了。

他们不再是单纯为了抢粮求生的土匪，他们有了明确的纲领。

嘎达梅林和白龙一起定下了一条响亮的口号：“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

这个口号非常高明。

“打倒测量局”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放垦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盲目地反对所有汉人。

“不许抢掠民财”的严明纪律，又让他们和一般的土匪区别开来，赢得了蒙汉两族普通百姓的支持。

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他们的队伍从几十人，很快发展到上千骑兵。

他们像旋风一样席卷科尔沁草原，烧毁垦务局的档案，拔掉测量队的木桩，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

他们的队伍所到之处，牧民和农民都拿出最好的奶茶和粮食招待他们，年轻人争相加入，连孩子们都自愿成为他们的“小侦察兵”，通风报信。

达尔罕亲王派出的所有卫队，都在这支人民的军队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

嘎达梅林的起义，像一把尖刀，插进了张学良在内蒙古统治的心脏。

如果任由这股势力发展下去，整个“放垦蒙地”的计划都将破产，东北军的后方粮仓也将不保。

张学良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他调动了东北军最精锐的骑兵部队——悍将汤玉麟麾下的骑兵第17旅，再加上张海鹏的一个骑兵团，配合王府武装，总计四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向嘎达梅林合围过来。

面对数倍于己的正规军，嘎达梅林的骑兵虽然勇猛，但在火力和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

为了保存实力，他只好将部队化整为零，打起了游击。

但这，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931年4月，东北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越收越紧。

嘎达梅林率领的几百名核心部众，被一步步逼到了乌力吉木仁河边。

他原本的计划是渡河突围，甩开追兵。

但他没料到，初春的河水解冻，裹挟着巨大的冰块奔腾而下，水流湍急刺骨，根本无法渡河。

前面是咆哮的冰河，后面是黑压压的追兵。

嘎达梅林和他手下的骑士们，被彻底堵死在了河滩上。

他没有选择投降。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征袍，最后看了一眼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草原，然后拔出马刀，带领着最后的部下，向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发起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冲锋。

枪声、喊杀声和战马的嘶鸣声响彻河谷。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起义军全军覆没。

东北军旅长李守信下令割下了嘎达梅林的头颅。

这颗头颅被当作赫赫战功，层层上报，最后送到了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的手中。

他下令将头颅悬挂在王府前，让所有人都看看反抗者的下场。

然而，就在嘎达梅林牺牲后不到半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东北。

当初气势汹汹前来“剿匪”的东北军，一枪不放地撤回关内。

随着东北政权的垮台，那场罪恶的“放垦蒙地”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嘎达梅林和他的兄弟们用鲜血和生命，最终还是保住了科尔沁草原的根脉。

那木济勒色楞亲王也没有得意多久，日本人来了以后，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而他那个心智不全的儿子包布，也就是张作霖名义上的女婿，早早就死了。

包·额尔德木图.《科尔沁历史问题论稿》.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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