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转业到供销社任职，因触犯人被调到工商局，命运由此改变

那年冬天，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

我揣着退伍证，从绿色的军用卡车上跳下来，脚底下踩着的，是县城里那片熟悉的，混着煤渣的黄土地。

空气里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味道，一半是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烟味，一半是冬天特有的那种，干巴巴的、冷冽的土腥气。

我脱下了穿了多年的军装，换上了地方发的蓝色卡其布干部服，新衣服有点硬，领子磨着脖子，像是有人在时刻提醒我，身份不一样了。

安置的地方是县供销社，那可是个好单位。

在那个什么都凭票供应的年代，供销社主任，比县长说话还好使。

我被分到了仓库，管出入库。

这是个肥差，别人都这么说。

仓库里头，堆着山一样的货物。

酱油的咸香、醋的酸气、肥皂的碱味、新棉布的浆水味，还有金贵的大白兔奶糖那股甜丝丝的香气，全都混在一起，成了权力的味道。

我的工作，就是守着这些味道。

每天，我拿着个大本子，一支别在耳朵上的铅笔，在货架之间穿梭。

木头架子被货物压得微微呻吟，我脚下的水泥地，被来来回回的脚步磨得发亮。

我喜欢这种感觉，一切都有规矩，有章法。

出库，凭条子。入库，要单子。一是一，二是二，跟部队里练正步一样，错一步都不行。

刚开始，同事们都挺喜欢我。

说我这小伙子，人实在，不贪不占，眼睛里干净得像没染过尘土的玻璃。

我也觉得挺好，我守着我的原则，就像在部队守着我的枪。

可这世上的事，往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麻烦是自己找上门的。

那天下午，仓库的铁门被人“哐哐”地砸响，声音特别横。

我拉开门，一股酒气混着寒风就扑了进来。

门口站着王建军，我们供销社王主任的独生子。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子，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李卫东，给我弄两辆‘永久’的自行车出来。”王建军斜着眼看我，下巴抬得老高，好像用鼻孔在跟我说话。

仓库里确实新到了一批“永久”牌自行车，锃亮，漂亮，是县里多少年轻人结婚的梦想。

但这批货有规定，要优先供应给单位的劳动模范，名单早就定好了。

“建军哥，这不合规矩。”我挡在门口，身子站得笔直，“自行车的分配名单，是上面定下来的，我这儿没条子，不能出库。”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王建军脸上的笑僵住了，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

“规矩？”他冷笑一声，走上前来，用手指头戳着我的胸口，“在这儿，我爸就是规矩！你一个看仓库的，跟我讲规矩？”

他身上的酒气熏得我直皱眉。

我没动，也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在部队里，我们学的第一课，就是服从命令。但还有一课，叫坚持原则。

“少废话，赶紧的！耽误了我的事，你担待得起吗？”他见我没反应，有点不耐烦了。

“不行。”我还是那两个字。

空气一下子就凝固了。

他身后的两个小子围了上来，摩拳擦掌的。

仓库里很安静，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沉稳又有力。

“你小子是给脸不要脸啊！”王建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推了我一把。

我下盘稳，纹丝没动。

他自己倒因为用力过猛，踉跄了一下。

这下彻底把他惹毛了。

他挥起拳头就朝我脸上砸过来。

我没躲。

不是我反应慢，是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拳头砸在我的颧骨上，火辣辣地疼。

但我没还手。

打架，我在部队里是好手，对付他们三个，绰绰有余。

可我知道，一旦还了手，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是我打了主任的儿子。

那我就彻底没理了。

仓库里的其他人闻声赶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我们拉开。

王主任也来了，看着自己儿子通红的手，又看看我肿起来的半边脸，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什么也没说，拉着王建军就走了。

我知道，这事没完。

果然，从第二天起，我在供销社的日子就变得难熬起来。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躲着我，像躲瘟神。

以前跟我有说有笑的大姐，现在见了我就把头扭到一边。

仓库里的活儿，也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

最重的、最累的、最脏的活儿，都成了我的。

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我不在乎。

累点脏点算什么？在部队拉练的时候，比这苦得多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我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那种感觉，就像是吞了一块湿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守住了仓库的规矩，却好像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都喜欢一个人去县城的河边走走。

冬天的河，结着薄薄的冰，灰蒙蒙的，像一块磨砂玻璃。

河边的白杨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枝指向天空，像一只只伸出来求救的手。

我常常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直到手脚都冻得没了知觉。

风从耳边刮过，呜呜地响，像是在哭。

我在想，我做错了吗？

我想不明白。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

月底盘库，账上少了两袋白面。

不是什么大事，但偏偏就是我管的区域。

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经手的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

可白面就是不见了。

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账本“啪”地一声摔在桌子上。

“李卫东，你以前是军人，我一直很信任你。可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我百口莫辩。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一个专门为我设下的圈套。

我看着王主任那张看似公正无私的脸，突然觉得很可笑。

“主任，我没拿。”我只能这么说。

“东西是在你那儿丢的，你不负责谁负责？”

我没再说话。

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没过几天，一纸调令就下来了。

我被调到了县工商局。

在当时，工商局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供销社是管“物”的，是实实在在的权力。

工商局是管“人”的，管的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东街的张大妈多占了一尺地卖菜，西街的李二狗无照修鞋。

说白了，就是管那些在街上讨生活的最底层的人。

从供销社的仓库管理员，到工商局的市场管理员，听上去是平调，但明眼人都知道，我这是被发配了。

离开供销社那天，没人来送我。

我一个人收拾好我那点可怜的行李，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走出了那扇我守了快一年的大铁门。

回头看了一眼，供销社的大楼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特别刺眼。

我突然觉得，那股子混杂着各种物资味道的空气，闻起来有点恶心。

我去了工商局报道。

工商局的办公室，在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里。

墙皮都脱落了，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

楼道里黑乎乎的，弥漫着一股纸张发霉和劣质墨水的味道。

我的新领导姓陈，是个快五十岁的小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人的时候总喜欢把镜片往鼻梁上推一推。

他看了我的档案，又抬头看了看我，叹了口气。

“小李啊，既来之，则安之。年轻人，受点挫折是好事。”

他的声音很温和，不像是在说教，倒像是在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晚辈。

我的鼻子莫名地一酸。

这是我来到这个县城后，第一次听到这么暖心的话。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转悠。

美其名曰，“市场管理”。

其实就是看看有没有人乱摆摊，有没有人投机倒把。

那是个刚刚开始允许“个体户”存在的年代。

政策的口子开得不大，胆子大的人，就偷偷摸摸地在街边支个小摊，卖点自己做的吃的，或者倒腾点小商品。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敏感的触角，也是最脆弱的一群人。

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就是“狼来了”。

每天，我骑着车一出现，那些小摊贩们就跟见了猫的老鼠一样，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一哄而散。

留下一地狼藉。

我看着那些仓皇逃窜的背影，心里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很多人，我都认得。

有下岗的工人，有家里孩子多、实在揭不开锅的妇女，还有一些返城的知青，找不到工作，只能靠这点小生意糊口。

我不想为难他们。

可我穿着这身制服，就得干这份工作。

我常常在想，规矩到底是什么？

在供销社，我为了规矩，得罪了人，被赶了出来。

在这里，我为了规矩，每天要赶走那些只是想挣口饭吃的人。

我越来越迷茫。

直到我遇见了她。

她叫林舒。

第一次见她，是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路口。

她推着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大的木头箱子。

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格一格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人书。

有《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连环画。

她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摆了几个小马扎。

看书，一分钱一本。

她的生意很好，围着一群孩子，一个个看得津津有味。

她就静静地坐在旁边，手里纳着鞋底，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树枝，斑驳地洒在她的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她的头发很长，编成一根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脑后。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罩衣，上面还打着几个补丁。

但很干净。

我把自行车停在不远处，看着她。

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她的眼睛很亮，像山泉水洗过的黑曜石。

看到我身上的制服，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她没有像别人那样收拾东西逃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走了过去。

围着看书的孩子们看到我，都吓跑了。

“同志，这里不让摆摊。”我开口说道，声音干巴巴的，我自己听着都别扭。

她站了起来，个子不高，到我肩膀的位置。

“我知道。可是，我总得吃饭。”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的眼神里没有哀求，也没有畏惧，只有一种平静的倔强。

“把东西收起来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最后还是心软了。

她冲我点了点头，没说谢谢，就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

她的动作很麻利，一本一本地把小人书码好，放进箱子里。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忙碌。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觉得那个瘦弱的影子里，好像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从那天起，我每天巡逻，都会有意无意地绕到那个十字路口。

她每天都在。

有时候卖小人书，有时候卖自己做的针线活，还有时候，会卖烤红薯。

冬天的街头，那股子焦甜的香气，能飘出很远。

我从来没有再赶过她。

我只是把车停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她。

看着她跟顾客讨价还-价，看着她把烤好的红薯用纸包好递给别人，看着她在没有生意的时候，坐在小马扎上，安静地看书。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她知道我每天都会来，我也知道她每天都在那里。

我们很少说话，但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很久。

有一次，天突然下起了大雪。

雪花跟鹅毛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往家赶。

我骑着车，心里惦记着她。

赶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果然看到她还在那里。

她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积了薄薄的一层。

我把车一扔，跑了过去。

“我来帮你！”

我抢过她手里的箱子，那个箱子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

我们俩一起，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路边一个废弃的报刊亭里。

报刊亭很小，我们俩挤在里面，几乎是肩并着肩。

外面是漫天的大雪，亭子里却有一种奇异的温暖。

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味。

“谢谢你。”她低着头，轻声说道。

她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一颗晶莹的水珠。

“不客气。”我看着她，心跳得有点快。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听着雪花落在亭子顶上沙沙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像是蒙上了一层水雾。

“我家里成分不好，找不到工作。”她说的很平静，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知道“成分不好”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座无形的大山，能压得人一辈子都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以前是教书的，后来……被打成了右派，下放了。我高中毕业，就再也没能上学。”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无法言说的悲伤。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命运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是默默地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了她的身上。

她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

“穿上吧，别感冒了。”

我的大衣很大，把她整个人都裹了起来。

她没有拒绝。

那天，雪下了很久。

我们在那个小小的报刊亭里，聊了很多。

我跟她说了我在部队里的事，说了我在供销社的事。

我第一次，把心里的那些委屈和迷茫，都说了出来。

她一直安静地听着，偶尔会点点头。

等我说完，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道：“你是个好人。”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从那天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我还是每天去那个路口，但不再是远远地看着。

我会帮她支摊，帮她吆喝。

她会每天给我留一个最大最甜的烤红薯。

红薯很烫，我捧在手里，暖意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

工商局的同事们都看在眼里，开始拿我开玩笑。

说我这个市场管理员，当得有点“不务正业”。

陈局长也找我谈过一次话。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泡了一杯热茶。

茶叶沫子在玻璃杯里上下翻滚。

“小李啊，最近工作怎么样？”他慢悠悠地问道。

“挺好的。”

“听说，你跟东街那个摆摊的女同志，走得很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陈局长，她……她是个好人，家里困难，我就是……能帮就帮一把。”

陈局长看着我，笑了笑，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我没说她不是好人。我也没说你做错了。”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小李，你是个好小伙子，有原则，心也善。但是，这个社会很复杂，不是所有事都像部队里那样，黑白分明。”

“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当初你从供销社调过来，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王主任那个人，我了解。他儿子，更不是个东西。”

我没想到，他什么都知道。

“你记住，我们工商局，管的是市场秩序，但归根结底，管的还是人。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在规矩的框架里，让那些想凭自己力气吃饭的人，能有口饭吃，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根本。”

陈局长的话，像是一道光，一下子照亮了我心里所有的迷雾。

我一直以为，规矩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现在我才明白，规矩也可以是一扇门，一扇窗。

关键在于，执行规矩的人，心里有没有装着“人”。

“至于那个女同志，你要是真心喜欢，就好好对人家。她的情况我了解一些，是个苦命的好孩子。别辜负了人家。”

从陈局长的办公室出来，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天，好像都比以前蓝了。

我跟林舒的感情，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在河边散步，一起谈论书里的人物，一起憧憬着未来。

我发现，她不仅善良、坚强，还很聪明，很有见识。

她读过很多书，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跟她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也变得更好了。

我开始试着去真正地了解那些小摊贩。

我不再只是简单地驱赶他们，而是会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

我帮他们想办法，比如建议他们去一些不那么影响交通的巷子里摆摊，或者几个人合伙，去申请一个固定的摊位。

渐渐地，那些摊贩不再怕我了。

他们见到我，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给我递烟，或者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成了他们的朋友。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而幸福地过下去。

但我忘了，王建军那样的无赖，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得罪过他的人的。

那天，我跟林舒正在十字路口卖东西。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嚣张地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门打开，王建军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比以前更胖了，穿着一身时髦的喇叭裤，戴着一副蛤蟆镜，嘴里叼着烟，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他一眼就看到了我，和我身边的林舒。

他的眼神，像一条毒蛇，在我俩身上来回地扫。

“哟，这不是我们供销社的大英雄李卫东吗？怎么着，现在改行了？跟个摆地摊的搞到一块儿去了？”

他的话说的很难听，充满了侮辱。

我把林舒护在身后，冷冷地看着他。

“王建军，你嘴巴放干净点！”

“怎么？敢做不敢当啊？”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刺耳又难听，“你当初不是很牛吗？不是讲规矩吗？现在怎么跟这种投机倒把的货色混在一起了？你的规矩呢？”

林舒的身子在微微发抖。

我能感觉到她的愤怒和屈辱。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王建军，你要是来找茬的，就冲我来。别为难她。”

“为难她？”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她一个无照经营的，我为难她，那是我的权力！我现在是市场联合稽查队的副队长，专门管你们这些社会的渣滓！”

我心里一沉。

我知道，他这是冲着我来的。

他要报复我，他要毁掉我最珍视的东西。

“来人！把这个摊子给我抄了！东西全部没收！”他大手一挥，从车上又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

那些人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

“住手！”我大吼一声，张开双臂，挡在了林舒的摊子前。

“李卫东，你敢妨碍公务？”王建军阴冷地笑着，“我告诉你，今天谁也保不了你！连你带这个女的，都得给我进去！”

我看着他那张丑恶的嘴脸，胸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

在部队里，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服从。

但我也学会了，要保护自己珍视的人，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王建军，你别欺人太甚！”

“我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他嚣张地朝我走过来，伸手就要推我。

就在那一瞬间，我所有的理智都崩断了。

我抓住了他伸过来的手腕，用力一拧。

只听“咔嚓”一声，伴随着王建军杀猪般的嚎叫。

他的手腕，被我掰断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自己。

我看着王建军疼得在地上打滚的狼狈样子，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一片冰凉。

我知道，我闯了大祸。

我打了王主任的儿子，还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这次，谁也救不了我了。

林舒冲了过来，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抖得厉害。

“卫东，你……你……”她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轻声说：“别怕，有我呢。”

那几个稽查队的人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

我没有反抗。

我被带走了。

手铐冰冷，铐在我的手腕上，像是要把我的骨头都冻住。

我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里。

屋子里很潮，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开得很高，透进一点点微弱的光。

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背靠着墙。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

开除公职？坐牢？

我甚至想，也许，我的人生，到此为止了。

我唯一担心的，是林舒。

我怕王建军会报复她。

我怕她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不知道过了多久，铁门“吱呀”一声开了。

我以为是来提审我的人。

可走进来的人，却是陈局长。

他手里提着一个饭盒，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把饭盒放在地上，打开，里面是白米饭和两个菜。

“吃吧，还热着。”

我看着他，没动。

“怎么？还想绝食抗议？”他笑了笑，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陈局长，我……给您惹麻烦了。”我的声音很沙哑。

“麻烦？”他摇了摇头，“你不是给我惹麻烦，你是给整个工商系统，出了口恶气。”

我愣住了。

“王建军那个联合稽查队，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清楚。就是他爸给他弄着玩的，专门用来作威作福的。县里多少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

陈局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摇了摇头。

他自己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

“你这一拳，打得好。”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我打人了，我犯法了。”

“你是打人了，但你是为什么打人？是为了一己私利吗？不是。你是为了保护一个无辜的老百姓，不被恶势力欺负。”

陈局长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小李，你记住，法律，是用来保护好人的，不是用来给坏人当枪使的。”

“王建军他们，滥用职权，寻衅滋事在先。你，属于正当防卫。”

“可是，他的手……”

“断了就断了。这种人的手，留着也是祸害老百姓。”陈局长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没想到，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我的领导，给了我最坚定的支持。

“那……林舒她……”

“你放心。那个姑娘，我已经安排人送她回家了，也跟她说了，让她这几天先别出摊了。等风头过去，我会想办法，给她办一个正式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陈局长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就在这儿安心待两天，外面的事，我来处理。”

那两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两天。

也是最安心的两天。

我不知道陈局长在外面做了什么。

我只知道，两天后，我被放了出来。

没有处分，没有记录。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我才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传闻。

说陈局长亲自去了县委，找了书记。

他把王建军这些年仗着他爸的权势，在县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事，全都捅了出去。

还联合了很多被欺负过的商贩，一起写了联名信。

事情闹得很大。

最后的结果是，王主任被停职调查。

王建军的那个什么联合稽查队，也被当场取缔。

而王建军自己，因为多起敲诈勒索事件，被送进了他本来想把我送进去的地方。

听说，他那只手，因为没有及时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

我走出那间小黑屋的时候，阳光正好。

暖暖地照在身上，驱散了所有的阴霾。

门口，林舒站在那里。

她看到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熟悉的清香，觉得整个世界，都回来了。

“都过去了。”我在她耳边轻声说。

她在我怀里，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件事之后，我的生活，好像一下子就走上了正轨。

陈局长没有食言，他真的帮林舒办下了全县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

林舒在那个十字路口，有了一个固定的，小小的书报亭。

不用再风吹日晒，也不用再担惊受怕。

而我，因为那件事，在县里的工商系统里，也算“一战成名”。

大家都知道，工商局有个叫李卫东的年轻人，不畏强权，敢为老百姓说话。

陈局长也越来越器重我。

他开始带着我，去处理一些更复杂、更重要的案子。

他教我怎么看账本，怎么识破经济犯罪的伎俩，怎么在纷繁复杂的线索里，找到关键的证据。

我的工作，不再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闲逛。

我开始真正地接触到，那个时代经济脉搏的跳动。

我参与了县里第一家私营工厂的审批，见证了第一批“万元户”的诞生。

我看到，这个沉寂了很久的国家，正在慢慢地苏醒。

一股前所未有的活力，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蓬勃生长。

而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一个守护者。

我用我学到的知识，去保护那些遵纪守法的商人，去打击那些投机倒把的骗子。

我感觉，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位置。

这个位置，比供销社那个堆满货物的仓库，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

几年后，我和林舒结婚了。

我们没有办什么隆重的婚礼，只是请了陈局长和几个要好的同事，一起吃了顿饭。

我们的家，安在工商局分的一间小小的宿舍里。

屋子不大，但很温馨。

林舒的书报亭，生意越来越好。

她把亭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自己做了很多漂亮的书签送给小读者。

孩子们都喜欢她，叫她“书仙子姐姐”。

我也在工商局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走。

从科员，到副科长，再到科长。

陈局长退休的时候，力排众议，推荐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我成了县工商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局长。

上任那天，我站在陈局长曾经站过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县城已经变了模样。

高楼拔地而起，街道宽阔整洁。

十字路口，车水马龙，一片繁华。

林舒的那个小小的书报亭，还在那里。

像这个喧嚣城市里，一个安静的坐标。

我常常会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天。

那个穿着蓝色卡其布干部服，因为得罪了人，而被发配到工商局的，一脸迷茫的年轻人。

我曾经以为，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是一次不公的惩罚。

可现在回过头看，我才明白，那其实是命运给我最好的礼物。

如果我没有离开供销社，我可能会一辈子守着那个仓库，守着那些所谓的“规矩”，慢慢地磨掉自己所有的棱角，变成一个油滑而世故的中年人。

我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过着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我永远不会遇到林舒。

我永远不会明白，规矩之外，还有人心。

我永远不会知道，守护一个城市的烟火气，比守护一仓库的货物，要有意义得多。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它关上一扇门，往往是为了给你打开一扇窗。

那扇窗外的风景，也许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有些荒凉。

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用心去耕耘，它最终会还你一个春暖花开的世界。

那天晚上，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回到家。

林舒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饭菜的香气，和着窗外透进来的，城市夜晚的灯火，让人觉得无比心安。

她给我盛了一碗汤，笑着问我：“在想什么呢？”

我看着她，灯光下，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但那双眼睛，还像我第一次见她时那样，清澈，明亮。

我笑了笑，握住她的手。

“我在想，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遇见了你。”

也是在那一年，我被调到了这个我曾经看不起的，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