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女友嫌我是乡下初中老师提出分手，嫁给一经理后却哭着求我

我叫覃厚明，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认真读书，将来跳出农门。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1981年高中毕业时考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1984年师专毕业时，由于家里没有关系和后门，我被分配在乡初级中学当老师。学校和乡供销社相距两里路，我经常去那里买生活日用品。那时，供销社有一个眼睛亮晶晶的，扎两条乌黑长辫子的姑娘，见我来买东西，总是笑脸相迎，态度热情。一来二去，我就认识了这位供销社的女售货员，知道她叫韦春桃。

有一次，我去供销社打酱油，韦春桃热情地迎了上来。“小覃老师，你这衬衫补丁摞补丁，该换件新的了。”她把布匹往柜台上一铺，剪刀“咔嚓”剪出个领口形状，“周末我给你做件的确良。”

我心想着自己的工资就那么几十块，上面的数字刚够交母亲的药费。于是，就说自己不喜欢穿的确良做的衣裳。

韦春桃似乎看穿了我的窘迫，笑着说不用你出钱，我给你买布做衣服。我推辞不过，就默认了她的做法。

打那之后，我有事没事都去找韦春桃聊天，跟她聊我读师专的趣事，聊我搞文学创作的事。我还朗读了最近写的一篇微型小说《少女之心》给她听。

梅雨季的傍晚，我在阁楼旧木箱底翻出那叠泛黄的信笺，墨迹晕染处，藏着二十年前未说出口的秘密。

那是高三下学期，我转学到县城中学。推开教室门的瞬间，粉笔灰在光柱里起舞，靠窗座位上，他抬起头，睫毛在眼下投出扇形的影，校服领口别着枚银杏叶形状的金属夹，像把精巧的小钥匙，不经意间打开了我的青春。

我们总在图书馆相遇。他解数学题时咬笔帽的模样，翻书时修长手指划过纸页的弧度，都成了我课间偷望的理由。直到那天暴雨突至，我抱着作业本冲进走廊，与抱着实验器材的他撞个满怀。烧杯碎裂的脆响里，他护着我避开玻璃碴，手腕被划出细长的伤口，鲜血滴在我课本的扉页。

此后，我们总是一同去学校食堂共享三餐，在操场角落分食一包话梅。他说以后想当考古学家，去沙漠里寻找沉睡千年的文明。我偷偷把他上课时画的简笔画夹在笔记本里，那些歪歪扭扭的骆驼和仙人掌，成了我枯燥备考时光里最鲜活的色彩。

高考前一个月，他突然转学了。只留给我一封信，字迹被水渍晕染得模糊：“抱歉不辞而别，等你考上大学，我会在老地方等你。”我攥着信在空荡的教室坐了整夜，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极了他讲题时温柔的声音。

后来我考上了约定的大学，却始终找不到那个“老地方”。图书馆、梧桐大道、校门口的奶茶店，每个角落都寻遍，始终不见他的身影。直到翻出这叠信笺，最后一页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背面用铅笔写着：“其实那天在实验室，我是故意撞上你的。”

窗外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雨，雨滴敲打着玻璃，恍若当年他慌乱的心跳。二十年光阴流转，我终于读懂，有些故事最美的部分，恰恰是那些未说出口的话，和永远停在盛夏的心动。

韦春桃听得泪水婆娑，伏在我肩头轻轻地抽泣。她说不嫌弃我穷，说要跟我一起把竹篱笆小院收拾成最亮堂的家。

转折出现在1986年的冬天。那天我踩着积雪去供销社，远远看见韦春桃正给个穿皮夹克的男人量布料。那男人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项链，说话时晃得人眼疼。后来韦春桃告诉我，那男人是县食品公司经理，每月工资比我多两倍。

“覃厚明，我妈说我们不合适。”她把叠好的的确良衬衫推过来，布料还带着她身上特有的香水味，“你总说要在乡下教一辈子书，可我不想守着煤油灯过苦日子。”

那天的北风刮得人脸生疼，我抱着衬衫走在结冰的山路上，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混着雪粒打在树叶上的沙沙响。

1991年春季的一天上午，雨下得比往年都急，雨幕里刚结穗的玉米都泡得发白。我正在教室里上课，与韦春桃一起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老王头气喘吁吁跑到教室门口：“小覃老师，你快去供销社！韦春桃在门口跪着，浑身湿透了还喊你名字！”

我抓了把伞就往供销社跑，脚底下踩到泥坑溅起水花，全然都顾不上。

等我急匆匆赶到供销社，只见韦春桃跪在台阶下，头发贴在脸上，指甲缝里嵌着泥。我撑开伞罩住她，伞骨在风里吱呀作响。她抬头时，我看见当年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现在肿得像熟透的桃子。

“厚明，救救我。”她抓住我的裤脚，“我老公赌输了所有的家产，把女儿也卖给人贩子了，我报警后他把我...”

她掀起衣袖，青紫的伤痕从手腕蔓延到手肘。我突然想起韦春桃结婚那天，她穿着红嫁衣在花轿里笑，鬓边的绢花随着轿夫的脚步轻轻颤动。

我把韦春桃带回家时，我女儿覃小雨正在写作业。自从我老婆与我离婚后，女儿就随我，不爱说话，只默默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

韦春桃摸着床单上的补丁，眼泪啪嗒啪嗒掉：“厚明，当年要是...”

我打断她：“喝点姜茶去去寒。”转身往厨房走时，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夜里韦春桃发起高烧，说胡话时总念叨她女儿的名字。

我守在床边换毛巾，看她睡着的样子，突然想起师专毕业分到学校那年，我认识韦春桃后，我们在山坡上看星星。她说想生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院子里种满栀子花。现在她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苦，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

第二天我陪着韦春桃去卫生院看病，由于头天淋雨，她发着高烧。我们回到学校门口时，下课铃响，学生们笑着闹着跑出来，有个扎马尾的女孩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韦春桃冲过去把人扶起来，动作轻柔得像在抱自己的孩子。

“厚明，你说得对。”她望着教学楼，“这些年我守着供销社的柜台，数着钞票过日子，却从没像今天这样踏实。”风掀起她鬓角的白发，我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正在结痂，就像那些年我们没说出口的遗憾。

此后，韦春桃调到我们学校食堂工作。她总爱给学生们多打半勺菜，说长身体的孩子不能饿着。有天放学，女儿小雨悄悄跟我说，她听见韦春桃阿姨在厨房哼歌，唱的是我们年轻时流行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有一天，我和韦春桃站在教学楼的屋檐下看孩子们做课间操。她递来杯热茶，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眼镜片。“厚明，你看。”她指着操场上追蝴蝶的女孩，“那孩子像不像我们当年想像中的女儿？”

我望着雨中的青山，突然觉得，有些错过的风景，换个角度看，依然美得让人心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