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三重困局与一个军阀的最终选择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大营的枪响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后来回忆，他接到电话时脸色煞白，却只对着听筒重复了一句 “不准抵抗，不准动”。

这个决定，让东北三省在短短四个多月里尽数沦陷，也让张学良从 “东北王” 变成了背负千古骂名的 “不抵抗将军”。

很多人把账算在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 上，可翻开当时的电报档案，会发现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真正把张学良推向不抵抗深渊的，是他三年前接手东北后，一步步踩空的三个坑 ：

杀杨宇霆、败于苏联、卷入中原大战。

这三件事像三根绳子，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脚，也磨掉了他对抗日本的最后一点底气。

1928 年 6 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28 岁的张学良戴着孝帽接手东北。彼时的他，更像个没断奶的少爷，而东北军里真正的 “定海神针”，是杨宇霆。这个留过洋的军师，一手帮张作霖建兵工厂、练新军，连日本人都得让他三分。

张学良上位后，杨宇霆还是老样子，开会时直接打断他的话，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说 “少帅你不懂，这事得听我的”。以张学良年少轻狂的性格，怎么能忍得了？

但张学良还是忍了半年，足见他对除去杨宇霆决心之大。

1929 年 1 月 10 日，他以 “开会” 为名把杨宇霆骗到帅府，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下令枪决。

消息传出去，东北军老臣们一夜之间都闭了嘴。原来还敢跟张学良争两句的黑龙江督军万福麟、吉林督军张作相，后来见了他只敢点头哈腰。没人再敢提反对意见，也没人再敢给这个年轻的帅爷出主意 ，毕竟杨宇霆的下场摆在那，谁都怕下一个挨枪子的是自己。

到这里，张学良的目的貌似达到了，但是，也埋下了第一个祸根。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这些老臣，第一反应不是抵抗，而是投降。他们心里清楚，跟着张学良没前途，倒不如早点投靠日本人，还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和家产。

后来熙洽直接带着吉林军投降，臧式毅当了伪满洲国的 “总理”，张景惠更是成了日本人的傀儡。这些人原本该是张学良守土的屏障，最后却成了推他坠崖的手。

杀了杨宇霆的张学良，觉得只是他稳权的第一步，他还想靠一场胜仗立威。

1929 年夏天，他盯上了中东铁路。这条由苏联控制的铁路，是东北的经济命脉，也是张学良眼里的 “肥肉”。当时苏联刚经历内战，国内一片混乱，张学良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跟手下说 “苏联现在不行了，咱们一动手，他们就得乖乖把铁路交出来”。

没等摸清苏军的底细，他就下令派兵占领中东铁路沿线的车站，还把苏联职员全抓了起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苏联人没跟他废话，直接派远东军出击。

双方在满洲里打了一场硬仗，结果让张学良彻底懵了 —— 东北军伤亡近万人，苏军只损失了 800 多人。

他引以为傲的东北军，在苏军面前像纸糊的一样，连人家的防线都冲不破。最后没办法，只能派代表去莫斯科求和，签下了《伯力协定》，把吃进去的 “肥肉” 又吐了出来。

这场惨败，把张学良的自信彻底打没了。他后来跟身边人说 “连苏联都打不过，跟日本打更是找死”。从那以后，“列强惹不起” 的想法，就像根刺扎在他心里。

九一八事变时，他一听说日军进攻，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抵抗，而是 “不能打，一打就输”—— 中东铁路的教训太深刻，他怕重蹈覆辙，更怕自己手里的这点家底，被日军打光。

1930年的中原大战，让张学良彻底陷入了兵力泥潭。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打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派人去沈阳拉拢他。

张学良观望了半年，见蒋介石快赢了，才带着 10 万东北军入关，捡了个 “便宜”，占据了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这些地盘。

他当时志得意满，觉得自己比父亲张作霖还厉害。可他没算到，占领华北需要驻军，10 万精锐一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趁机煽动石友三叛变。石友三是张学良手下的军阀，拿着他的军饷，却突然在河北倒戈。张学良没办法，只能从东北再调 2 万兵力入关平叛。岂不知，这正中了日本的调虎离山之计！

等到 1931 年夏天，东北的兵力已经空了。当时东北军总兵力约 30 万，可留在关外的只有 19 万，还分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 —— 辽宁 7 万，吉林 8 万，黑龙江 2 万，热河 1.5 万。

这些兵里，大部分是战斗力薄弱的省防军，有的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而日军在东北虽然只有 1 万多正规军，却能迅速从别处调动 3 万兵力，还控制了南满铁路，能随时运送更多的部队和军火。

张学良不是没察觉危险，可他舍不得放弃华北的地盘啊。

对军阀来说，军队和地盘就是命根子 —— 丢了东北，只要手里还有兵、有华北，他还是个大人物。可要是把兵拼光了，就算保住东北，他也成了没牙的老虎。这种心态，让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始终没把关内的精锐调回东北。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然后诬陷东北军袭击，随即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当时北大营有 7000 多东北军，日军只有几百人。可张学良下的命令是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他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除了怕打不过，更怕 “人财两空”。他心里清楚，就算北大营的兵抵抗，也挡不住日军的后续进攻 —— 东北兵力分散，关内精锐调不回来，真打起来，部队会被一点点吃掉，苏联战役就是前车之鉴。到时候，东北丢了，兵也没了，他就彻底完了。

可他忘了，还有人在拼命。

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手里只有 1 万多杂牌军，却在江桥跟日军打了 4 个多月。

日军后来在回忆录里写 “马占山的部队像疯了一样，拿着大刀跟我们拼”。马占山没地盘可守，也没多少兵，可他知道 “东北是咱们的根，丢了根，就再也回不来了”。

对比马占山，张学良的选择更像一个军阀的算计。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领土，而是自己的实力。他以为不抵抗能保住军队，可最后还是丢了东北，也丢了人心。后来东北军将士骂他 “我们拿着枪，却不能打鬼子，这算什么军人”，连他自己晚年回忆起这件事，也说 “我当时太年轻，太糊涂，没守住东北，我对不起东北父老”。

九一八事变过去 94年了，再回头看张学良的选择，会发现他的悲剧不是偶然。杀杨宇霆让他失去了智囊，败于苏联让他失去了勇气，卷入中原大战让他失去了兵力 —— 这三重困局，把一个本可以成为民族英雄的人，推向了历史的对立面。

而最可悲的是，他到最后才明白，对一个国家来说，领土比军阀的实力更重要；对一个军人来说，尊严比性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