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雾迷茫中的破圈引领之作——读王小甫《古代阿曼与中国关系史》

以下文章来源于读书杂志 ，作者葛承雍

从地中海到印度洋茫茫波涛中，并不总是风平浪静，晴空万里，毒泷恶雾不时笼罩着洋面，海雾朦胧常使海舶迷失方向，千年前古代“海胡”逐波泛海，牵星过洋，从红海到中国南海绝不容易，偏航无返屡见不鲜。仅中国沿海就有几千条沉船诉说着海的哭声，出版的图书中很少有清晰解读称作“波斯舶”、“大食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乘风破浪来到中国？他们不同时代的贸易特点是什么？人们亟需一本冲破海雾的破圈导航著作。

现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王小甫先生的著作《古代阿曼与中国关系史》正式出版了，作者描绘出一幅清晰的路线图，山水万城，步履不停，海商是“破风者”和“逐浪者”，他们攀山渡海，开辟新起点、新通道，使海上古道借风帆的动力抵达东亚。至少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商人已经在运用印度洋上的水路了，阿曼商队和使团集合两河流域的货物船只从波斯湾头的港口出发，沿着今天伊朗和巴基斯坦南缘的海岸，从海陆水道到达印度河口提䫻（Daybul即今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登岸溯河谷而上，通过罽宾（今印占克什米尔）转往中国皮山，汉代以来“条支走廊”或“塞种之路”都是走这条路线。希腊-罗马商人在公元 1世纪中发现利用信风以前，沿海岸航行一直是海道交通的唯一办法，当时印度西北海岸最重要的商业港口是提䫻和婆楼割车（Barygaza印度西北海岸古港口），来自西亚的罗马商品可以从这里走陆道北上进入中国的西域和西藏，丝绸之路陆海两道就此联通。《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甘英及其使团出使大秦就是走的这条丝路南道。

据《红海周航记》绘制的罗马-印度贸易地图

近些年来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丝绸之路系列展览，我屡次担任学术总顾问，在我撰写的前言和专文中，描述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阿拉伯阿曼地区的港口，审稿者每次都问我海上丝绸之路不是起源于中国泉州吗？你是不是写错了？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不是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第一吗？本着纠偏补弊的态度，我都要耐心的回复说，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起源阿拉伯半岛南部尤其是阿曼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 来年阿曼已经广泛进行海上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造船中心，这个地方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起着异常关键的作用。

阿曼是最早利用信风的航海国家之一，在古代缺乏机械动力技术航海的前提下，利用夏季和冬季的信风推进船只航行，它是东西方海路交通中横渡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最捷近航线。公元1世纪中写成的《红海周航记》披露信风信息后，千百年来从西亚到东南亚沿海居民积累了跨海远航丰富经验，建立了海上交通贸易巨大网络，被誉为“信风西亚”“季风亚洲”都是形容这段古代海上交通的。

其实，这些海丝考证和知识都是王小甫先生多次与我交流后，他阐释阿曼的地理优势、海陆环境、贸易航运、历史文化，介绍古代阿曼先进的造船术、发达的航海术，悠久的商业传统，强盛的交流活动，将我原来不知道的历史知识提出，一下子从陆上绿洲丝路带上了海洋新天地，犹如绿洲黄沙的驼帮遇到了冲破海浪的船帮。

由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大都是陆地交通，对海洋港口并不看重。很多史书中从无航海记录，认为是不值一提，更不了解远洋贸易的转手节节传递，有许多年代里是海陆并进、交叉递进，我们不妨将视线拉长，仔细阅读这本书书中分析与论述。

精彩一是香丝之路名义下，考察了经由阿曼传入中国的域外事物

目前所知最早传到中国的阿曼特产当数乳香。阿曼乳香很可能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人熏香专用的博山炉，乳香是放在香炉中焚烧散味的，由熏炉而讹名为“薰陆”，汉代各种样式的博山炉就是进口乳香和其他香料带动繁荣的。仅广州汉墓就发现二百多件熏香炉。世界上著名的乳香的产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非洲之角索马里的亚丁湾沿岸；另一处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主要是阿曼佐法尔地区的阿拉伯海沿岸。后世有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香料之路”，其中阿曼很可能是中国乳香的唯一原产地。

阿曼特产乳香

古代罗马玻璃从而其它所谓大秦宝物大多都是通过海路即经由阿曼传向东方、传到中国来的。所谓与安息“交市于海中”，在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下只能理解为以安息南界悬在海外的属国阿曼为国际贸易转口港（enterpot）。

作者详细考证了张骞通西域后最先贡献到中国的西方外国事物，是鸵鸟蛋和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有记载“大鸟卵”和“黎轩善眩人”， “大鸟卵”被古人认为是来自安息雀，实际是非洲特产鸵鸟，而“善眩人”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前30年）的希腊人海路交市带来的礼品，目的是想获得中国蚕丝特产。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玻璃、祖母绿、苏合香这些传入中国的宝物，指出罗马发明吹制法使玻璃器成了地中海常见物品，通过阿曼送往中国作为交易品。祖母绿产地是埃及红海中的宰拜尔杰德岛，与罗马玻璃一样充当阿曼礼品，苏合香公认是地中海东部沿岸产物，广泛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善于经商的大月氏人统治犍陀罗地区后使香料贸易更加频繁，汉魏史书屡屡记载大秦国、海西国的宝货就是转运于阿曼半岛进入大秦道，贸易转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特色。此外，还有波罗的海的琥珀等，也都是贸易转口港销路甚好的产品。

精彩之二是考证了中国中古所谓“波斯胡商”即阿曼商人

中国古代汉唐间东、西陆路经济文化交流，多半是以粟特人（中国隋唐时代称为“昭武九姓胡”、商胡、贾胡，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称“兴胡”、“兴生胡”为中介来进行的）。他们操纵着欧亚大陆国际商贸活动，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粟特人主要在贵霜衰落后随着萨珊波斯崛起，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活跃的。

西安出土的唐代大食商人俑

中国古代文献先后记载有所谓“波斯商人”（胡商）、“大食商人”（蕃客），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后甚至同时并见。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二者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没有做过透彻的讨论。作者研究发现，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前的波斯商人群体和以后的大食商人群体有很强的历史关联性，是阿曼海商群体不同时期在中文古代文献中留下的记载。

历史文献中的“波斯人”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含义。如果收集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来华波斯人原籍的记载，如阿罗喊，族望波斯国人也。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安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李玹“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以鬻香药为业”，等等。这些史料中，作者提醒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这些波斯人追述祖籍有提到来自安息；另一个就是提到贩卖以乳香为主的香料。李玹兄弟五人，李珣为其兄长。据研究，李珣“卖药为业，纂有《海药本草》四卷，记载大食、波斯等地医用药物。唐玄宗时郑虔著《胡本草》、唐宣宗时段成式著《酉阳杂俎》都对海外名香奇药有所记载，汉语文献记载的自安息时代即来华贩香的波斯人实际很可能是特产乳香的阿曼人。

精彩之三是考察中古商贸网络下波斯特产的产地和工艺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古时期从萨珊波斯传到中国的产品（文物）主要有三大类：波斯锦（及同类的丝毛混纺织物）、银制器皿（波斯胡瓶、碗、盘等）和萨珊银币，这些都是奢侈品，都属于波斯王室为了从国际贸易获利，凭借皇家特权投资生产的出口专营专利产品。萨珊波斯早期王室为了投资生产这类产品专门建立了一系列“市”（sahrestan）为了生产和外销便利，这些市都设置在波斯湾沿岸，生产最多、质量最好的市在著名的胡齐斯坦（Khuzestan，即安息时代的条枝境域）。中亚也对波斯王室投资生产的这类专利产品进行仿造，例如中亚布哈拉仿波斯锦的所谓撒答剌欺（Zandaniji 锦），虽然属于假冒名牌，可是早期伊斯兰时代，大规模丝绸织锦生产也源自早期萨珊王朝。

以波斯锦为例，众所周知，这是一种丝毛混纺产品，他们将生丝和羊毛加工成高质量的、各种颜色镶边的外套，通常饰有珍珠，这是富有伊朗贵族特色的纺织品。胡齐斯坦邻近出产羊毛和皮革的高地，通过波斯湾能购买到丝绸和珍珠，靠近商贸网络，是理想的纺织品制造中心。

青海都兰出土的联珠纹锦

作者认为古代传到中国的所谓大秦宝物很多其实也是阿曼特产，如珠玑、珊瑚、玳瑁等等。法国东方学家费琅曾说：“从四至七世纪初的整个中国历代史册中，所有印支半岛、锡兰、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东岸的产品，统统称为“波斯产”。这是因为把这些产品输入中国的进口商人绝大部分是波斯人。然而，由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等原因，安息-波斯本土并没有发展起对外经商群体，所以，古代参与经营这些物品交易的安息-波斯商人，其实是其属国阿曼商人。古代外商不能随便进入安息（波斯）本土，互市规定只能在边境口岸进行。于是古代东西方商贸交流基本上只能绕道而行——避开安息/波斯政权垄断遮阂的伊朗高原及其周边毗连地区：陆道向北走草原之路，主要由中亚的粟特人经营；海道则向南绕道阿拉伯海和红海，主要路段由阿曼人经营。

古代波斯湾的珍珠采集业完全是阿曼人的营生。还有一些波斯锦的技艺特点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例如，在中国新疆和青藏地区出土的波斯锦或西亚毛纺制品氍毹、毾㲪等，其图案往往见到希腊-罗马艺术形象，这是因为，早期萨珊波斯城市的劳工通常来自罗马帝国俘虏，还有从罗马城市迁出的古代人口中包括有最好的能工巧匠，早期萨珊王朝了解这些人力资源的价值，把他们重新安置在胡齐斯坦，隶属于宫廷直接管理的匠人组织，专门制作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他们生产了丝绸之路沿线最好的产品。《魏略·西戎·大秦传》有一段可视为对这种工艺生产的说明：“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毾㲪、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

投资制作波斯锦之类的专卖产品获利是波斯王室的特权，使用波斯锦外套和头巾，形成了一种波斯风格的贵族服饰文化，有联圆珠边饰的丝袍和束腰长袍是其显著特征。所以，文化交流与融合往往是变异的，经过改造的产品才能适应所属地人的喜爱。

精彩之四是分清了称作“波斯舶”、“大食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来到中国进行贸易特点是什么？

前些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海丝成为议论焦点，印度学界提出“海上季风之路”与我们对抗，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印度开创发明的，果真是这么样吗？

由于古代各海洋贸易圈之间的密切来往与相互交流，以致当时活跃于印度洋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帆船在构造上非常相似，难以区分。实际上，研究古代航海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古代印度在制造巨型远洋海舶方面，学习、采用了当时波斯湾地区阿拉伯人的技术。所谓“当时波斯湾地区阿拉伯人”的造船术，可以肯定就是指阿曼人的技术特长。

用于红海周边航行的埃及船

阿曼人有在印度洋上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的悠久历史传统，他们有在环印度洋进行经年长途大规模航行贩运活动的经验与能力。只是不为世人所认知。公元 1 世纪中叶《红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记录公布印度洋上信风规律以前，阿曼水手和航海家们早就知道了这一变换规律，但他们对此保密，此后随着信风规律的逐步公布，导致公元初期印度与红海各港埠之间的航海贸易迅速发展，继而推动了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与贸易。

实际上，公元初期印度人兴起往东南亚从事海上贸易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对黄金和香料的需求；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贵霜帝国治下佛教在印度的崛起和传播。因为此前印度教强调种姓间的界限分明，森严壁垒，极力维护高级种姓的纯洁性，禁止与下层低级种姓接触，导致许多人因担心出海旅行与野蛮人接触会受到污染而禁足。皈依佛教为印度人拆除了精神壁垒，解除了心理羁绊，从而促使大批印度商人、包括部分年轻的婆罗门僧侣到海外探险。

古代直到中世纪，阿拉伯海包括波斯湾的海路航行和航海贸易，主要掌握在阿曼商人和航海家手里。只有南印度和红海间的信风航路曾为希腊罗马商人及罗马的附属（Axum厄立特里亚）船队所控制利用，后来也竞争失败退出了。

在印度洋的长途贸易中提到印地人的很少。在 8、9 世纪，印度洋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了“操阿拉伯语的地中海”，沿岸阿拉伯或穆斯林贸易侨民已经占据优势。因此，从古代直到中世纪，凡是以安息-波斯名义同中国开展交流的人或事物，只能是阿曼人、阿曼商人或由阿曼船主、海员协助开展、进行和完成的，作者这些考释都纠正了从前的错误或模糊认识。

精彩之五是辨清了阿曼海商成为萨珊波斯的御用商团

安息-波斯本土并没有发达的商业贸易，帝国宫廷王室专营的国际贸易主要由其御用商团（its own dependent merchants）承担，例如公元 1-3 世纪初安息时期的帕尔米拉商人、萨珊时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聂斯托利派即景教徒）以及犹太商人团体等，先后操持条支走廊商贸活动。

我们知道，商品交易尤其是长途贩运和国际贸易在古代直到中世纪的波斯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起关键性积极作用。那么，为什么安息宫廷和萨珊波斯王室还都非常重视国际贸易，保护鼓励依附商团货主，开辟拓展海陆交通和海外市场呢？

作者分析道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重大政治经济和政治文化的问题。伊朗由于中央高原和分散周边的不同地域地理条件，对形成集权帝国非常不利，名为统一的王室宫廷与高度自治的各地贵族同时并存，国家最高统治者其实只是“王中之王（SahanSah）”或“众王之王”；在这种国体状况下，除了拜火教的加冕，王室垄断国际商贸活动成了强化其权力和控制财政的重要资源。国际贸易长途贩运的商品都是奢侈品，古代帝国可以从征税和投资两方面从国际贸易获利；伊朗正好地处罗马帝国和中国这两个欧亚大陆最大奢侈品市场的居间位置，因而王室能够从长途贩运的“轻货”（量轻价高）交易中获益。所谓“伊朗商人” 就是阿曼商团及其船队，即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安息-波斯胡商，他们行使安息宫廷或波斯王室赋予的特权，包揽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几乎所有海路交流，有鉴于此，中古波斯语甚至直接就把这一跟中国打交道的群体称作“Tājr”即操阿拉伯语的“大食”商人。

特别是在中国活动的所谓“波斯胡商”其实主要是阿曼海商及其后裔，他们之所以挂名“波斯”，是因为直到萨珊波斯（224—651）时期，阿曼还是波斯的属国。入华波斯胡商与北方粟特胡商有明显区别，他们来自海路贸易，经营香药买卖、鉴别珠宝、沉香木材等等，据分析全由阿曼阿兹德海商操控，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他们被称为“大食蕃客”，与原来“波斯胡商”切割分离，正是由于这些“海胡”积极活动，印度洋成了“讲阿拉伯语的地中海”。

精彩之六是一些具体文物的考证令人佩服

这本考辩细析的书中有了一些鲜活可触的细节，尤其是对文物的解读是一件多学科综合的学问。新疆洛浦氍毹出土后，新疆考古所同行邀请我们解读，我们面面相觑不敢接应，有学者根据氍毹上的于阗用字分析，认为氍毹应织成于公元 560年前后，但氍毹上的神话解读很神奇。王小甫先生观点与之不同，他结合文物、文字断代等情况，认为由氍毹图案内容看很可能是波斯制品的仿制品，如果织物上于阗文解读是“灵汁献给萨波梅里”，那么波斯原件上的文字应该与其他很多波斯制品如青海都兰出土波斯锦上一样，为“神圣的王中之王”。

青海都兰出土的红地婆罗钵（Pahlavi）文“神圣的王中之王”锦

又例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5-6世纪北朝“胡王”锦，在胡人和骆驼之间织有“胡王”二字，因此，有研究者说“胡王”锦这类仿波斯织物是为外销目的而生产的，他很认真的辨析道:

漂亮的织锦作为中国生产的外销品可能性不大，原因是古代丝路贸易中，西方尤其是希腊罗马国家最需要中国的产品是蚕丝而不是丝绸成品。《魏略·西戎传》：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从西方古代史料得知，罗马上流社会需要的主要是半透明的丝罗纱，要制造这种东西，得把密纹织品的中国丝绸拆开来重新纺织。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39 说大秦人‘又常利得中国缣素（密纹的普通丝料）解以为胡绫绀纹（轻纺织品）’。普林尼也证实了这件事，他说丝国人‘把他们森林中的毛絮品’送到罗马，从而‘给我们妇女以双重任务，先把它解开，再重新纺织，……穿着这种透明的轻纱，罗马妇女可以展示她们全部的妩媚’。……大部分进口的丝绸都是这样处理的。其他丝料则只进行染色以投合罗马人的爱好；而丝线用于刺绣，或与毛和麻合成混纺品，其中大量都是叙利亚的作坊所制造”。 由此可知，没有证据表明罗马世界曾喜爱过中国式样或汉字花纹的丝绸，生丝或丝绸运到罗马边境时就有各种形式的再加工，变成罗马人自己的。国外发现的中国丝织物也都是中国文化特色的自产品，因此推测“胡王锦”是外销品，仅仅是一厢情愿，历史上没法落实。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胡王”锦

作者有着丰富的语言知识，对一些关键词的考释比定也是令人茅塞顿开，如他认为汉文史料中的蒙奇、兜勒就是古代阿曼，从而知道《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附，遣使贡献”，东汉朝廷“赐其王金印紫绶”，可说是甘英出使大秦带来划时代外交贡献，但长期没被揭示和认识，实在是一种缺失。

令人感兴趣的是，书中对中古时期从波斯传入到中国银器等文物产地和工艺也做了考释，比如波斯胡瓶、银碗刻盘、萨珊银币等，作者关注这些银器与波斯锦一样，都是为王室生产的，管理严密的王室作坊里御用工匠和大量的银料来源以及商贸网路，使得银器作为贵族礼物流转，这就是从地中海到中亚、东亚的波斯风格器皿流向，而且粟特匠人模仿伊朗样式进一步创作出独特的银器礼品，购买中国丝帛。波斯王室垄断专利产品被冠以“波斯”名义的阿曼商团推向海路贩运。过去我们习惯了陆上丝绸之路研究往往把海洋活动看作是陆地活动的延伸，爱用路丝思维观察海洋文明，何况史书会将海上活动作为正统史学的附庸或补充，所以关于海洋群体记录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现在读完王小甫的大著，才知道我们过去认知与事实的很多是脱节，甚至完全是两码事，凭想象造成很多误会。

掩卷总结上述，我们知道了“波斯舶”、“大食贾”是来自何方的“海胡”，他们万里奔赴，海风扑面，引领西亚的大海船驶入广袤的印度洋和中国海的广阔水域。如果我们换位考察，观察王小甫先生独辟蹊径把与阿曼有关的各种史料，尤其是汉文文献中发掘发现出来，颠覆了我们原先的认知，纠正了许多的误解和偏见，从而获得了许多前所未知、丰富多彩的“海上丝路”历史知识。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需要航海知识，更需要见卓识思维去发现历史事实，王小甫以阿曼与中国关系史为纲，跨越浩渺无涯的海洋，系统揭示了阿曼在古代东方交流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也使我们知道了如何从海上航线的港口入手，去寻找古代进出口产品的踪迹，知道了他们的贸易特点主要是官方王室而不是什么零散民营，真正理解了交往致远，不绝于史。

《古代阿曼与中国关系史》这部书视角独特，破疑解难，使用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史料，结合了古代文献、亚欧地图和考古证据整合为连贯的叙事体系，从“阿曼”的视角从西向东看海丝贸易，提供了打破传统史学的视角，将古代的全球微观史呈现给广大读者。

谚语说：鲜花不需要镀金，好书不需要虚情假意的吹捧。实为笔者读后感。

节选自《阿曼与中国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