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一份法律文书将王健林再次推至公众视野的中心。

这一次，没有商业帝国的扩张，也没有“先挣一个亿”的豪言。有的，是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一纸限制消费令，逐条列出了这位前首富今后在出行与消费上的种种禁令。

条款具体而细微：不得选择飞机头等舱，不得入住星级酒店。

九年前，王健林在电视上云淡风轻地谈论着他的“小目标”。九年后，一份仅关乎1.86亿元执行款的法律文件，却终结了一个属于他和万达的时代。

一个属于地产行业的狂飙时代，正以这种方式，迎来它的黄昏。

昔日荣光

在黄昏到来之前，曾是无比炫目的正午。

王健林与他的万达帝国，是中国过去二十年城镇化进程中最成功的商业样本之一。

其核心秘诀，是一套被反复验证的“订单式商业地产”模式。

通过与沃尔玛、红星美凯龙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签订联合发展协议，万达广场在项目启动前就锁定了大部分主力商铺，确保了开一座、火一座的成功率。

这种模式，让万达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也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银行信贷支持。

在那个快速城市化的年代，王健林和他所代表的万达，无疑是时代的宠儿。

当国内的商业版图初定，王健林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从2012年到2016年，万达开启了其在全球攻城略地的扩张步伐。

2012年，他斥资26亿美元将全球第二大院线美国AMC收入囊中，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影院运营商。次年，他又将商业版图的触角伸向欧洲，投资7亿英镑在伦敦核心区建设万达自己的高端酒店。到了2015年，他的雄心已不止于地产和文化，先后收购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和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的部分股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涵盖地产、文化、体育的庞大商业帝国。

那几年的王健林，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他更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中国资本走向全球的雄心。

断臂求生

然而，命运的齿轮在2017年夏天发生了悄然的偏转。

当年6月，一则关于监管部门要求各大银行排查部分民营企业海外非理性投资风险的消息传出，万达赫然在列。

此举的背景，是监管层对企业高杠杆风险和资本外流的担忧。对于严重依赖融资渠道的万达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资金链骤然紧张，王健林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也最果决的决定之一。

2017年7月，一场被称为“世纪大交易”的发布会在北京召开。王健林宣布，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分别出售给融创中国的孙宏斌和富力地产的李思廉，回笼637亿现金。

这场发布会极具戏剧性，据现场媒体报道，签约仪式一度延迟，背景板上的公司名字换了又换，甚至传出了摔杯子的声音。

无论内情如何，结果是确定的：王健林通过一次壮士断腕式的资产处置，暂时缓解了流动性危机，但也正式开启了万达由攻转守的漫长收缩之路。

这场断臂求生一走就是八年。自2017年以来，万达便踏上了持续剥离资产的漫长道路。

从清仓所有海外地产项目，到多次减持核心“现金牛”万达电影的股份，再到为了应对珠海万达商管上市对赌协议的巨大压力，于2024至2025年间，将旗下48座万达广场的核心资产打包出售给太盟投资集团（PAG）牵头的财团。

王健林几乎出售了一切可以出售的资产，但似乎仍未能完全填补上庞大的债务缺口。

行业的落幕

1.86亿元的执行款，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限制高消费”的法律意义，远超其金额本身。对于王健林这样的商界领袖而言，这不仅是财务上的窘迫，更是个人与企业信用层面的“公开处刑”，象征意义极其强烈。

陷入困境的地产大鳄，远不止一个王健林。他的命运，是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创始人群体的缩影。

在他之前，是恒大的许家印，从昔日首富到身陷囹圄，留下数万亿的债务黑洞；是碧桂园的杨惠妍，从亚洲女首富到变卖私人飞机，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庞大企业；也是融创的孙宏斌，从并购桌上意气风发的“白衣骑士”，到深陷债务重组的泥潭。

从许家印到王健林，这些曾经在中国商业世界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何会以如此相似的方式，走向同一个终局？

无论是万达还是恒大，它们的成功都建立在“土地增值+金融杠杆”这一核心逻辑之上。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平稳期，“房住不炒”成为长期国策，以及金融监管的持续收紧，支撑了过去二十年房地产行业野蛮生长的发动机，已经熄火了。

从“先挣它一个亿”的豪情万丈，到“限高”的法律约束，王健林的个人轨迹，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房地产兴衰史。

一个靠胆识、靠关系、靠杠杆就能成功的草莽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