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的任弼时，现在都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厉害

毛主席曾说过：“在陕北是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但由于任弼时因为去世的太早，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他。

其实他可以说是堪称上可定国安邦，下能鏖战沙场的全才。

国士无双的任弼时，现在都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厉害

1949年10月1日，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缓缓升起，礼炮齐鸣，山河肃穆。

这是一个注定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时刻，但此时有一位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领导人，却缺席于这一国家命运转折的历史现场。

他就是任弼时。

那天，他没有登楼，也没能站在城楼南侧的位置上，因为他病了，病得很重。

玉泉山，距城楼不过十余公里，他却无法靠近那面曾在梦中无数次升起的国旗。

高血压加糖尿病，多年积劳成疾，已经压垮了这位党内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红军老将的身体。

他从未真正休息过。长征时期，身患疟疾的他只能在担架上指挥；延安时期，任弼时就被医生反复警告要“停下工作”；可他停不下来，仍然带病参与整风、整军、整党工作。

1950年10月，共和国刚满一周岁，任弼时撒手人寰。年仅46岁。

他走得太匆忙，以至于后来许多人都不知道他。

可在建国前的党内、军内，任弼时的声望与地位都非常高。

任弼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即转为中共党员。

18岁入党，21岁接替张太雷代理团中央书记，23岁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常委级”干部，迄今无人超越。

他是党早期的组织型人才，曾负责共青团系统整顿和白区地下交通体系建设。

1931年，任弼时27岁，成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之一，进入苏区中央局常委。那年中央局八人名单中，他位列第二，仅次于项英，排在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之前。

1934年春，湘赣边区形势骤紧。蒋介石调重兵围剿苏区，任弼时与王震、肖克率部突围，数次击溃敌军追剿，赢得战略主动。

7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六军团，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会师，组成长征先遣队，向西北突破。

次年，红三军改编为红二军团，任弼时出任政委。

红一方面军政委先是毛主席，后由周恩来担任；红四方面军为陈昌浩；而红二方面军的政委，只有任弼时一人。

朱老总对红二方面军评价极高，他说过：“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境会师。张国焘试图另立“中央”，图谋分裂党和红军。

任弼时看出其野心，与贺龙、朱德等联名反对，成为公开与张国焘对抗的关键力量之一。

张国焘曾多次设局欲排挤甚至陷害任弼时，但终究未能得逞。

会师后不久，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仅七人：毛主席、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张国焘、任弼时。

能在三大方面军中脱颖而出，任弼时的资历与判断力早已得到全面验证。

1940年春，任弼时告别南方，回到延安，正式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机关人事、后勤、调度、制度调整、干部晋升、工作纪律，乃至食堂谁吃大灶、谁吃中灶、谁分到小灶，都归他管。

当时的延安，并没有今天人们想象中的浪漫与从容，人少，事多，资源紧张，节奏紧凑，容不得半点疏漏。

来找他的人多，有的反映问题，有的请求调动，有的单纯是情绪失控。他总是耐心听完，仔细处理。

没几个月，大家就公认他是“党内的老妈妈”。

到了1943年3月，为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成立书记处，成员仅三人：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

任弼时由此正式步入党和国家的第一代核心层。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这是抗战胜利前夜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关系到中共下一步的战略走向和组织体系重构。

在这次会上，任弼时高票当选书记处书记，成为“五大书记”之一，与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并列。

抗战胜利后，形势突变。1947年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大兵压境，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人被迫率领党中央机关向陕北腹地转移。

彼时的任弼时，身体状况已极为虚弱，医生多次警告不能再长时间劳累。

但在转战途中，他不仅要承担中央支队司令员职务，还要负责党内通信、物资调配、安全部署、会议安排。

有人形容，中央支队中他是身体最差的人，却是最忙的人。

同行者不乏年轻干部，但真正把要全局事务抓得稳、处理得细、执行得快，缺了他还是不行。

进入1948年，党中央移驻西柏坡，任弼时虽多次病倒，却仍旧坚持每日与周恩来一同整理战役物资调拨，筹备三大战役作战计划。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能做到前后衔接、补给精准，除了一线统帅指挥得当，后方统一调度也是关键。

他在极度虚弱中坚持值班，每次会议前通宵整理文件、核对人名、补充材料，安排军区与各地支援物资的运输和接收。

毛主席后来回忆：“在陕北是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任弼时16岁入党，46岁病逝，整整30年，把全部的青春、意志和体力交付给了中国共产党，交付给那个从黑暗中摸索而出、几经生死的中国革命。

这三十年，他经历过敌后潜伏，参与过长征突围，负过伤，挨过冻，也长期患病。但在党内，他从不以资历自居，更未因功绩邀功。

他低调到近乎“隐身”，却是组织体系中极少数能贯通青年、军队、组织、思想、路线多个系统的关键人物。

有人说他话少事多，有人说他管得细，其实他只是格外认真。

红二军团整军建党那会儿，一位老同志曾向他表达敬意，说他功不可没。

他当即摇头拒绝，说：“你说得太过了，我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这都是党中央领导正确，是红二军团同志们集体努力的结果。”

1949年春，全国即将解放。

他本该稍作休养，但依旧抱病投入新中国筹建的最繁重阶段。

当时，党中央急需制定关于财政、生产、人民负担、城市管理、知识分子等重大政策。

许多文件都是他带病审阅，逐字修改。他知道时间不等人，国家不等人，病也只能往后放。

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讲到一半，他脸色苍白，气息不稳，只能由他人代讲。

他没有再坚持，而是被迫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年底出发前，他提出两条要求：随行人员最少、经费尽量节省。他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能省一分是一分。”

他谢绝带家属，婉拒配备翻译，说：“我自己会讲俄语。”他身上只带一件皮大衣，说春天穿的衣服就不添置了，“说不定到春天，就病好了，能回来了。”

到了苏联，他一边治疗，一边催促回国。1950年4月，病情稍有缓解，他立刻向党中央递交申请，要求返京工作。

医生给出的限制是每天不超过三四个小时。他接受了这个安排，却立刻致信毛主席和书记处，请求加时。

毛主席勉强同意他每天工作四小时。

可他哪里听得进去。回京后第一周，他就把工作时间加到五小时；再过几天，又要求医生批准每天八小时。医生不同意，他仍然坐进办公室，文件一摞摞批，会议一场场开。

有时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说：“任老，休息一下吧。”他摆摆手：“耽误不得。”

1950年10月，朝鲜战火爆发前后，他连续参与讨论，统筹相关文件，日夜不休。

10月25日凌晨，他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27日因抢救无效在北京病逝，年仅46岁。

46岁，对常人来说，是事业刚起、经验渐成的年纪，实在是太过可惜。

任弼时逝世后，毛主席沉痛地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为了纪念任弼时，主席还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在他的追悼会上，叶剑英元帅评价道：

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