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得知他建国后穷困潦倒，笑说：皇太子嘛，应当照顾他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见到毛主席，提起了他的情况，建议能不能让他在文史馆当个官员。

毛主席得知他生活如此穷困潦倒，笑说：皇太子嘛，应当照顾他的生活

于是，便给他安排了文史馆的工作，还每个月发放五六十元的工资。

这个“皇太子”是谁呢？

袁克定，打小就生在锦绣堆里，享尽了荣华富贵。袁世凯在世的时候，袁家那是何等的风光，权势滔天，财富如山。袁克定，作为嫡长子，自然是备受瞩目，在袁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去世后，袁家就如同失去了主心骨的大厦，摇摇欲坠。可日子还得过，家产总得分一分。袁克定作为嫡长子，自然就担起了主持分家的重任。

分家那天，袁家老老少少都聚在一块儿都透着股子期待。袁克定坐在主位上，清了清嗓子，开始一项一项地念着分配的财产。每个孩子都分到了一大笔财产，有房产、田地、金银珠宝，还有不少的现大洋。那些孩子们听了，有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有的则小声嘀咕着，似乎觉得这分配不太公平。

其实，从那以后，袁家人就一直揣着个疙瘩。他们总觉得袁克定分家不均，说不定还隐瞒了袁世凯在法国银行的大额存款。毕竟，袁世凯可是当过“大总统”的人，手里的钱肯定不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家产。可袁克定一口咬定，就这些，别的没了。袁家人虽然怀疑，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把这份怀疑藏在心里。

这袁克定，从小就大手大脚惯了。他花钱非常阔绰，出门坐的是最好的车，住的是最豪华的酒店，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觉得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该及时行乐。所以，他那分到手的一大笔财产，没几年就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

钱花完了，袁克定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不再是那个衣食无忧、风光无限的袁家大少爷，而是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他开始为生计发愁，整天唉声叹气的。他托人找关系，想让蒋介石把没收的在河南的袁世凯家产还给他。他觉得，那毕竟是袁家的产业，蒋介石没道理一直占着。

他找了好些人，送了不少礼，好不容易才把话递到了蒋介石那里。可蒋介石是什么人，他哪会把到手的财产再吐出来。他轻飘飘地就拒绝了袁克定的请求，还说这是国家的财产，不能随意归还。袁克定听了，心里那个气，可又没办法，只能干瞪眼。

不过，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克定虽然没了大笔的财产，但手里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他就开始变卖家产，今天卖个古董，明天卖幅字画，靠着这些钱勉强维持着生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就到了1937年。这一年，华北沦陷了，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这时候，有个叫曹汝霖的人，和袁克定有些交情。他找到袁克定，劝他把河南的一处花园卖给日本人，换点钱，改善改善生活。那处花园风景秀丽，建筑精美，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袁克定听了，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他瞪着曹汝霖，大声说道：“不行！我袁家虽然落魄了，但骨气还在。那花园是我袁家的产业，怎么能卖给日本人？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做这种卖国求荣的事！”

曹汝霖没想到袁克定会这么坚决地拒绝，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劝他别这么死心眼儿，现在这形势，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以后的日子打算打算。

袁克定冷哼一声，干脆不再回他，直接端茶送客。曹汝霖见劝不动袁克定，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世凯一死，袁家就慢慢退出了那曾经辉煌无比的历史舞台。可袁家毕竟曾是北洋的头把交椅，那影响力，一时半会儿还消散不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了中国的土地，在华北地区横行霸道。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他们到处拉拢各方势力，想找个能替他们说话、帮他们办事的人。

日本有个情报头领，叫土肥原贤二。这人长着一双阴鸷的眼睛，脸上总是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他打听到袁克定是袁家的嫡长子，在北洋旧部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赶紧派人找到了袁克定。

袁克定那时候的日子正不好过。住在一所破旧的小院子里，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几张破旧的桌椅。每天的饭菜也很简单，有时候就是一碗稀粥，配着几根咸菜。

土肥原贤二派来的人找到袁克定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那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礼帽，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走到袁克定面前，鞠了一躬，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只要袁克定愿意加入华北伪政权，号召北洋旧部为日本人效力，日本人就会给他高官厚禄，让他重新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袁克定听了，一阵冷笑。他虽然穷困潦倒，但他知道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做人的底线。他看着那人，冷冷地说：“你们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想让我为你们卖命？做梦去吧！”那人没想到袁克定会这么坚决地拒绝，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还想再劝劝袁克定，可袁克定已经站起身来，下了逐客令。

等那人走后，袁克定有些烦闷。他知道，自己拒绝了日本人，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更加艰难。可他并不后悔，他觉得，人活一世，就得有点骨气，不能为了钱财就出卖自己的灵魂。

想来想去，袁克定决定找自己的表弟张伯驹商量商量。张伯驹是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在文化圈里很有名气。袁克定知道，张伯驹一定会支持他的决定。

袁克定来到张伯驹家的时候，张伯驹正在书房里看书。看到袁克定来了，他赶紧放下手中的书，把袁克定迎了进来。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袁克定就把土肥原贤二找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伯驹。

袁克定皱着眉头，有些无奈地说：“我现在没什么钱了，给日本人当官虽然能有钱拿，可那不就成了汉奸了吗？这可不是我愿意做的事。”张伯驹听了，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咱们是中国人，不能为了钱财就忘了自己的根。日本人这是想利用咱们，咱们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袁克定听了张伯驹的话，踏实了许多。又询问张伯驹，自己也总不能就这么一直躲着日本人，该怎么办才好。张伯驹想了想，便建议袁克定在报纸上登一份声明，就说自己生了病，对任何事都无心过问，也希望不要有客人再来打扰。这样，日本人就没办法再纠缠了。

袁克定觉得张伯驹这个主意不错。他谢过张伯驹后，就回家开始准备声明。写好后，袁克定就把它送到了报社。没过几天，这份声明就在报纸上登了出来。

这份声明一登出来，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的人觉得袁克定这是在逃避现实，不敢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可更多的人却对袁克定的这份声明表示赞赏。他们觉得，袁克定虽然穷困潦倒，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大义，没有向日本人低头，是个有骨气的人。

当时，还有人看到了这份声明，把它报纸上剪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装裱在墙上。他觉得，这份声明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声明，更是袁克定民族气节的一种体现。

1948 年，世道很乱，到处都在打仗，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袁克定，此时已然穷困潦倒到了极点。他没个固定的住处，也没多少能糊口的家当，思来想去，便决定搬去和表弟张伯驹一家住在一起。张伯驹家里在东偏院还有几间空屋子，虽说不大，可好歹能遮风挡雨，袁克定就这么安顿了下来。

袁克定这一辈子，在感情上也算是有过“风光”的时候，他有一妻两妾。不过到了晚年，那些妾室都不知去向了，只剩下他和原配妻子吴本娴相互陪伴着过日子。说起吴本娴，这桩婚姻原本就是一段政治联姻。

吴本娴的父亲是清朝的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吴大澂，在当时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两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就把这对年轻人凑到了一块儿。虽说没有多少你情我愿的爱情基础，但日子久了，两人也算有了些相依为命的情分。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打小就管袁克定叫“大爷”。在张传彩的回忆里，晚年的袁克定，模样和以前那可是大不一样了。他身形瘦小干瘪，就像被岁月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平日里，他总是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袍子，头上戴着一顶旧旧的瓜皮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全然没了以前那种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的样子。

不过，袁克定这人待人倒是十分谦虚。每次见到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他总会微微点头，颔首致意，那模样，透着一股子老派文人的教养。他性格沉默寡言，平日里很少主动和人交流。张伯驹家里，经常有各种名流来来往往，很是热闹。这些人聚在一起，或是吟诗作对，或是讨论戏曲，谈天说地，热闹非凡。

袁克定其实对这些诗词戏曲都很精通。他从小生长在袁家那样的家庭，耳濡目染之下，对这些东西自然有着很深的造诣。可奇怪的是，他从来不参与这些讨论。

他就喜欢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常常坐在那张有些破旧的书桌前，打开一本书，一读就是一整天。有时候，他也会拿起一本棋谱，仔细地研究起来。

其实，袁克定这人，算起来还是个挺有才能的。早年间，他在袁家那可是被寄予了厚望，袁世凯一心把他当成“皇太子”来培养。袁世凯这人野心大，就盼着袁克定以后能继承他的衣钵，把袁家的势力发扬光大。

袁克定也没辜负他爹的期望，年轻的时候就去德国留了学。那时候能出国留学的人可不多，袁克定在德国那可是见了不少世面。他脑子灵光，学东西快，没几年就精通了德语和英语。他在德国的时候，常去图书馆借德文书看，那些德文书又厚又难懂，可袁克定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看完了觉得有意思，还会动手翻译一些文章。

回国之后，袁克定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在北洋政府里也谋了个一官半职。他跟着袁世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也算是见过不少大场面。不过，这世事难料，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一闹，袁家的名声就臭了。袁世凯一死，袁家就树倒猢狲散，袁克定也从云端跌落到了谷底。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想到袁克定以前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年纪大了，生活特别困难，就想着能帮衬他一把。于是，章士钊就专门去见了毛主席。

章士钊见到毛主席后，就跟毛主席提起了袁克定的情况，并提议能不能让他在文史馆当个官员。

毛主席听了，哈哈一笑，说道：“皇太子嘛，应当照顾他的生活。”

就这样，袁克定有了一份工作，在中央文史馆当了个小官员。每个月，他能拿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这五六十块钱，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袁克定想着，自己现在能有个安稳的工作，能过上相对稳定的日子，多亏了张伯驹一家一直以来的照顾。所以，他每次拿到工资，都要交给张伯驹的夫人。

张伯驹知道这事后，坚决不肯收。他对袁克定说，既然把你接来了，那就是把你当成自家人。钱的问题就别计较了，留着自己用就行。袁克定听了，心里头暖暖的，可他还是觉得过意不去。

1953 年，这北京城里的变化大了。张伯驹他们住的那房子，因为一些原因，卖给了北京大学。卖了房子后，张伯驹就带着家人搬到了后海去住。

可张伯驹一直惦记着袁克定。他知道，袁克定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要是跟着他们一起搬到后海，可能不太适应。于是，张伯驹就出钱在西城给袁克定买了一间房子，让他单独住。这房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也挺舒服。

袁克定搬到新房子后，更是对张伯驹一家充满了感激。他知道自己现在能有个安稳的住处，全靠张伯驹的帮忙。他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尽量自己照顾自己，不想给张伯驹一家添太多的麻烦。

不过，张伯驹一家可没把袁克定当外人。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经常来看望袁克定，给他送些吃的用的。有时候，张伯驹还会和袁克定一起下下棋，聊聊天，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

袁克定平时的生活很简单。他每天早上起来，会先在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他的腿脚不太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他还是坚持每天走几步。活动完后，他就回到屋里，简单地吃个早饭。早饭一般就是一碗粥，一个馒头，再配上一小碟咸菜。

吃完早饭，他就会坐在书桌前，看看书。他看的书大多是以前留下来的，有历史书，也有一些诗词集。他看书的时候很认真，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上午。到了中午，他会自己简单地做点午饭。午饭也就是一些家常菜，他吃得不多，但每顿都吃得有滋有味。

下午，他有时候会去附近的公园逛逛。公园里人多，热闹，他喜欢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感受着生活的气息。有时候，他也会和公园里的一些老人聊聊天，说说家长里短。

晚上，吃完晚饭，他就会早早地上床睡觉。他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他却觉得很满足。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现在能过上这样安稳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

张伯驹一家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 1958 年。这一年，袁克定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他经常感到头晕、乏力，有时候还会咳嗽不止。张伯驹一家知道后，很是担心，赶紧带他去医院看了医生。

医生检查后说，袁克定这是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下降，再加上以前落下的病根，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按时吃，还嘱咐他要好好休息。

袁克定虽然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休息，但他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袁克定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 80 岁。

袁克定去世后，张伯驹一家都很伤心。他们为袁克定举办了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葬礼。张伯驹知道，袁克定这一辈子，虽然有过风光的时候，但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希望袁克定在另一个世界里，能过得安宁、幸福。

袁克定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博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回国投身到了教育事业中。他先后在河北地质学院、贵阳工学院教书，把自己所学的知识都传授给了学生们。

袁克定的两个女儿，也都各自成了家，过着自己的生活。她们虽然不像哥哥那样有很高的学问，但也都是善良、勤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