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考研当天,准考证不见了,婆婆劝她放弃,我打通电话她慌了
发布时间:2025-07-28 01:15 浏览量:1
六点整,生物钟准时将我唤醒。
我没有一丝赖床的念头,像一架上紧了发条的精密机器,迅速起身,穿衣,走进厨房。
今天是我女儿周思齐考研的日子。
为了这一天,她拼了一年,我陪了一年。
热水壶嗡嗡作响,我熟练地从冰箱里拿出昨晚就备好的食材,给她做最爱吃的火腿鸡蛋三明治。咖啡豆被磨得粉碎,浓郁的香气很快溢满了整个屋子。
一切都紧张而有序。
客厅的墙上,那本被撕到只剩最后一页的倒计时日历,今天的日期上被思齐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充满期盼的圆圈。
我端着早餐走进书房,思齐已经醒了,正借着台灯的光,小声地背着政治大题。她穿了一件我特意为她买的红色卫衣,希望能带来好运。
“思齐,先吃早饭,不差这几分钟。”我把餐盘放下,声音压得很低,怕惊扰了这份宁静。
“妈。”她抬起头,眼睛里带着熬夜的红血丝,也带着一丝掩不住的紧张。
我走过去,替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然后拿起桌上的透明文件袋,这是我昨晚亲手整理的。
“妈再检查一遍。身份证、学生证、2B铅笔两支、橡皮、黑色中性笔三支……”我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又一样一样地放回去,嘴里念念有词,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
一切妥当。
丈夫周建明也起了床,他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在客厅里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他想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最后只能笨拙地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热水。
“思齐,别紧张,平常心,考完爸带你去吃大餐!”他干巴巴地说。
思齐勉强笑了一下,点点头。
我看着女儿认真的侧脸,她低头喝着咖啡,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我心里一阵酸软。
思齐,这不只是一场考试。
这是妈为你铺的路,让你能理直气壮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不用像我,半辈子活在别人的脸色和算计里,忍气吞声。
希望就像一锅滚烫的汤,只需要一粒老鼠屎,就能毁于一旦。
我没想到,这句不知道从哪儿看来的话,会在半小时后,成为我们家最真实的写照。
七点半,离预定出门的时间还有三十分钟。
思齐吃完早餐,深吸一口气,准备做最后的检查。
她拿起那个透明文件袋,手指在里面摸索着。
一秒。
两秒。
她的脸色突然变了。
“妈!”她叫了一声,声音尖锐而短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怎么了?”我心里一咯噔。
“我的准考证……不见了!”
她“哗啦”一下,把文件袋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了书桌上。
身份证、学生证、几支笔、一块橡皮。
就是没有那张打印着她照片和考场信息的A4纸。
一瞬间,整个家的空气都凝固了。
“怎么会……怎么会呢?”思齐的呼吸立刻急促起来,她像疯了一样,开始翻自己的书包,把里面的书本、资料、草稿纸全都掏了出来,铺了一地。
“我明明放在文件袋里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身份证后面!”她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周建明也慌了,冲进书房,急得满头大汗:“别急别急,再找找,肯定在的!是不是夹在哪本书里了?”
我们三个人,像三只无头苍蝇,在不算大的房子里展开了一场绝望的搜索。
书柜的每一层、书本的每一页、沙发的每一个缝隙、床底、垃圾桶……所有可能的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墙上挂钟的指针每一次跳动,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脏上。
恐慌来临的时候,语言是最无力的东西,每一秒钟的指针跳动,都像是在给你的希望倒计时。
思齐已经不说话了,只是机械地翻找着,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砸在木地板上,无声无息。
我强迫自己冷静,可我的手也在抖。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晚十一点,我最后一次检查,那张准考证就安静地躺在透明文件袋里,身份证的后面。那个位置空得如此触目惊心,仿佛在嘲笑我的自信。
就在我们乱成一锅粥,濒临绝望的时候,门铃响了。
“叮咚——叮咚——”
急促的铃声在这一片死寂中,显得格外刺耳。
建明跑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婆婆张桂芬。
她左手提着一袋刚出锅的热包子,右手拎着一壶豆浆,脸上堆着菊花般的笑容。
“我估摸着你们忙,来不及做早饭,特地去巷口老王家买了包子,给思齐加油。”
她一边说,一边走进屋。当她看到满地的狼藉和思齐通红的眼睛时,立刻换上了一副关切又惊讶的表情。
“哎哟,这是怎么了?遭贼了?”
建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又像是在倾诉委屈,急忙说:“妈,思齐的准考证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
婆婆夸张地“哎呀”了一声,手里的包子和豆浆“哐当”一声放在了玄关柜上。
她快步走到思齐身边,一把拉住我女儿冰凉的手,开始“劝慰”。
“思齐啊,我的乖孙女,别哭了,为这事哭坏了身子可不值得。”
“要我说,这说不定就是天意。”
她这句话一出口,我心里猛地一沉。
“女孩子嘛,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你看看你,为了这个考试,人都瘦了一圈,头发都掉了多少。压力又大,多伤身体啊。”
她一边说,一边用她那粗糙的手拍着思齐的后背。
“你看楼下王阿姨家的孙女,小莉,记得吧?人家大专一毕业就嫁人了,嫁得可好了,男人是开公司的。现在孩子都快上幼儿园了,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什么心都不用操,多好。”
有些人的“关心”,就像一把包着棉花的锤子,砸在你心上,不见血,却能让你内脏碎裂。
婆婆的话,像一盆带着冰碴的冷水,兜头浇在了我和思齐的心上。
我死死地盯着她,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视线,眼神有一瞬间的躲闪,但嘴上却说得更起劲了。
她转向建明:“建明啊,你也劝劝孩子。考不上没关系,天无绝人之路嘛。咱们家又不是养不起她。”
“我早就跟你弟弟建伟说了,让他给他那个当老板的朋友打个招呼,回头给思齐安排个文员工作,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个月三四千块钱,轻松又稳定。女孩子工作那么拼干嘛,关键是得找个好婆家。”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小刀,在精准地瓦解思齐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
思齐的眼泪终于决堤,从无声的掉泪,变成了压抑不住的抽泣。
建明在一旁急得搓手,他终于听出了不对味儿。
“妈!你少说两句行不行!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赶紧帮忙找东西啊!”
婆婆撇撇嘴,一脸无辜:“我这不是看孩子伤心,安慰安慰她嘛。东西找不到了,人总得往前看吧。”
我看着婆婆那张布满了“关切”皱纹的脸,二十多年来,一幕一幕的往事在我脑子里翻腾,那些积压的委屈和愤怒,像沉睡的火山,地下的岩浆开始剧烈地翻滚。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的肉里,疼痛让我保持着最后一丝清明。
我知道,这不是意外。
魔鬼从不以獠牙示人,它总是扮成最慈祥的模样,在你最脆弱的时候,递上那杯名为“为你好”的毒药。
婆婆还在喋喋不休,说着那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陈词滥调。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在极度的愤怒中,反而变得异常清晰,开始飞速运转。
我想起昨晚。
大概九点多,婆婆特意打来电话,问思齐准备得怎么样。当时我正在厨房给思齐热牛奶,建明接的电话,还开了免提。
婆婆的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地慈祥。
“思齐复习得怎么样了?别太累了啊。”
“明天考试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准考证那么重要的东西,你们可得放好了,千万别丢了啊。”
当时我没多想,只觉得她难得关心孙女。现在回想起来,那分明就是刺探。
更重要的是,就在刚才,她把包子和豆浆放在玄关柜上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她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袋。
袋口敞开着,里面除了她的钱包和钥匙,似乎还露出了一个白色的纸角。
那个纸角的质感和硬度,和我们打印准考证的A4纸,一模一样。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怒火却像被浇了油,烧得更旺了。
我看着她那张自以为得计、还在扮演着好奶奶的脸,一个大胆而狠厉的计划,在我心中迅速成形。
我缓缓地松开紧握的拳头,走上前,轻轻地拍了拍思齐的肩膀。
我冷冷地打断了婆婆的“安慰”:“妈,您说得对。”
婆婆一愣,停住了话头,看向我。
我继续说:“也许,这真的就是天意。”
婆婆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察觉的、转瞬即逝的得意。
她以为,我认命了。
当你决定反击时,第一步不是嘶吼,而是像猎豹一样,收敛所有气息,静静地等待那个一击致命的瞬间。
思齐抬起满是泪痕的脸,不解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建明也一脸错愕:“林舒,你……”
我没有理会他们,我的视线,像钉子一样,钉在婆婆的脸上。
思齐的哭声,让我心如刀割,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四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一模一样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思齐高考发挥出色,分数远超一本线,足以报考全国任何一所顶尖的大学。她从小就对数字敏感,梦想是去上海的顶尖财经大学,读金融。
那是她从初中就开始的梦想,她的书桌上,贴满了那所大学的照片。
我全力支持她。
但婆婆,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从她住的老房子杀了过来。
她一屁股坐在我们家沙发上,脸拉得老长,仿佛我们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去上海?那么远!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跑那么远干什么?以后嫁人了,离娘家那么远,受了欺负谁给她撑腰?”
“还有,读什么金融?我听人说了,那行都是男人干的,加班加点,比牛还累,以后还怎么顾家?”
“我看啊,就报本市的师范大学最好。安安稳稳的,毕业了当个老师,每年还有寒暑假,多好找对象!”
她的理由一套一套,核心思想就是,把思齐牢牢地拴在这个城市,找一份“适合女人”的工作,然后尽快嫁人。
我当场就反驳了她。
“妈,思齐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做主。她的梦想是读金融,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支持她。”
婆婆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什么狗屁梦想!女人的梦想就是相夫教子!你读了大学又怎么样,不还是围着灶台转?我说的才是金玉良言,是为了她好!”
那是我第一次,和她正面硬刚。
“她想飞,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她做一对翅膀,而不是在她的腿上绑上沙袋,更不是剪断她的翅膀!”
那场争吵,闹得天翻地覆。
婆婆见说不动我,就开始发动她那套传统技能。
她给所有的亲戚打电话,哭诉我不孝,说我要把她的宝贝孙女往火坑里推。
一时间,我们家的电话成了热线,三姑六婆轮番上阵,劝我“想开点”,“别那么自私”。
建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会说:“都少说两句,有话好好说。”
最后,婆婆使出了杀手锏,她对着建明哭喊:“你要是敢让她去上海,我就死给你们看!”
建明动摇了,他拉着我的手,小声说:“要不……就听妈的吧,本市的师范也挺好的……”
我看着他那张懦弱的脸,心冷到了极点。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周建明,今天你要是敢逼女儿改志愿,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我以离婚相逼,才最终保住了女儿的梦想。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和婆婆之间的战争,不是婆媳矛盾,而是两种价值观的生死对决。
她要将我的女儿,塑造成她期望的、便于掌控的、没有自我意识的传统女性。
而我,要我的女儿,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大写的“人”。
有些战争,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战场不在远方,就在你家的餐桌上。
两年前,战争再次升级。
小叔子周建伟,就是建明的弟弟,谈了个女朋友。女方家里提出,结婚可以,但必须在市区买一套婚房。
建伟这些年一直游手好闲,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哪有什么积蓄。
于是,婆婆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们家。
她没有直接开口要钱,而是先铺垫。
她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抹着眼泪,说自己没用,一辈子没给小儿子攒下一点家业,说自己对不起周家的列祖列宗。
等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她话锋一转,把目标对准了我们。
“建明,林舒,建伟是你们唯一的弟弟啊,他现在有难处,你们当哥嫂的,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们就思齐一个孩子,还是个女孩,以后总是要嫁出去的,是别人家的人。建伟不一样啊,他可是要给咱们周家传宗接代的!”
最后,她图穷匕见:“你们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先给建伟付个首付,就三十万,不多。”
我当场就拒绝了。
我们家是有些积蓄,但那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给思齐准备的。我希望她研究生毕业后,如果想出国深造,能没有后顾之忧。
那是女儿的未来,是她的底气。
我的拒绝,捅了马蜂窝。
婆婆立刻从悲情母亲,变成了撒泼的泼妇。
她拍着大腿,指着我的鼻子骂:“林舒你这个丧良心的!你果然是个外人!胳膊肘往外拐!我儿子辛辛苦苦赚的钱,你都想扒拉给你那个赔钱货女儿!”
“我告诉你,这钱你们今天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然我就去你单位闹,去建明单位闹,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是怎么逼死亲妈,逼死亲弟弟的!”
建明又一次动摇了。
他把我拉到卧室,压低声音劝我:“林舒,要不……就先借给他吧,都是一家人,以后让他慢慢还。”
“还?”我冷笑出声,“你弟弟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吗?这钱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看着建明,一字一句地说:“这笔钱,是我给思齐的未来准备的。今天要是拿出去给你弟弟买婚房,那就是拿我女儿的未来,去给他那个不争气的现在陪葬!”
“周建明,你选吧。是要你弟弟的婚房,还是要你女儿的前途?”
那一次,我们冷战了整整一个月。
最终,我保住了那笔钱,但也彻底和婆婆撕破了脸。
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扶持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代价往往是牺牲一个或几个优秀的女儿。
这些血淋淋的往事,让我对婆婆的为人,有了最清醒的认知。
她不只是偏心,她是自私到了骨子里。为了小儿子的利益,她可以牺牲任何人,包括她的亲孙女,甚至她自己的亲女儿。
这次的准考证事件,让我想起了更早的一件事,一件我一直耿耿于怀,却苦无证据的事。
我结婚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个纯金的龙凤手镯,不算特别贵重,但意义非凡。我一直小心地珍藏在首饰盒里,只有在重要场合才拿出来戴一下。
大概是思齐上初中的时候,婆婆有一次说,她老家有个亲戚过寿,她要回去一趟,想撑撑场面,问我能不能把金手镯借她戴几天。
我当时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想着毕竟是长辈,又是为了面子,不好驳她,就借了。
结果,她从老家回来后,一脸懊恼地告诉我,手镯不小心弄丢了。
“哎呀,林舒,都怪我,人老了,手脚不利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你放心,这个钱我一定赔你!”
她嘴上说着要赔,但我知道她根本没什么钱,退休工资一多半都补贴给了小儿子周建伟。
建明也在旁边劝我:“算了,一个镯子而已,妈也不是故意的,别为了这个伤了和气。”
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自认倒霉,吃下这个哑巴亏。
但事情的真相,在半年后的春节,以一种极其难堪的方式,暴露在我面前。
那年过年,我们去小叔子建伟家吃饭。他当时正谈着一个女朋友,也带回了家。
饭桌上,我赫然发现,那个女孩手腕上戴着的金手镯,无论从款式、花纹还是新旧程度上看,都和我“丢失”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当时就愣住了。
饭后,我把婆婆拉到一边,质问她。
她先是眼神躲闪,然后矢口否认。
“你看错了吧?天下的金手镯不都长得差不多嘛!这是人家姑娘自己买的,怎么可能是你的那个?”
建伟和他女朋友也听到了,立刻过来帮腔。
“嫂子,你可别乱说啊,这是我给小丽买的,有发票的!”
他说的信誓旦旦,但我知道,凭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样的手镯。
建明又一次出来和稀泥:“林舒,肯定是你看错了,快别说了,大过年的,多尴尬。”
所有人都说我眼花,说我无理取闹。
我没有证据,百口莫辩。
那件事让我彻底明白,在婆婆的眼里,我们这个小家的所有东西,都理所当然是她可以随意挪用、支配给她小儿子的“公共财产”。
偷窃,在她看来,或许根本不算偷,那只是“资源的合理再分配”。
有些人偷东西,不光偷你的财物,还偷你的信任,你的安宁,最后让你连愤怒都显得无理取闹。
往事一幕幕,像尖刀一样,在我心里反复切割。
现实中,时间已经快到八点了。
建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看找是找不到了,就想带思齐去考点办公室,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比如现场补办。
他刚拉起思齐的手,婆婆一把就拽住了他的胳膊。
“去什么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赶过去也来不及了!这就是命!”
她的语气,不再是刚才的“关切”,而是带着一种近乎恶毒的、幸灾乐祸的快意。
“我早就找人给思齐算过了,我们家思齐啊,就是个劳碌命,没那个享清福的命!读再多书也没用,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她说着,用眼角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你看看林舒,大学生又怎么样?名牌大学毕业的会计,又怎么样?还不是一辈子在厨房里打转,伺候男人孩子!这就是女人的命,认了吧!”
这话,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刀,又准又狠地,同时捅进了我和思齐的心窝。
思齐一直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彻底断了。
她“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精神彻底崩溃了。
我的怒火,在此刻,终于冲破了理智的束缚,达到了顶点。
她不只是偷了准考证,断送我女儿的前程。
她是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对我女儿进行精神上的阉割,企图从根源上,彻底摧毁她的自信、她的希望、她对未来的所有憧憬。
我不能再忍了。
今天,此时此刻,这个家,必须有个了断。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之前千万根稻草累积的,无法承受的重量。
我扶住摇摇欲坠的女儿,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我的眼神,却像冰棱一样,死死地锁定了婆婆。
我看着她因为恶毒语言得逞而微微上扬的嘴角,心中再无一丝波澜,只剩下冷,刺骨的冷。
我缓缓地,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手机。
我的动作很慢,慢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清。
婆婆还在那里得意洋洋地说:“林舒,你也想开点,这就是……”
我打断她,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哭声和喘息声中,却清晰无比。
“妈,您是不是忘了,秀雅当年高考的事了?”
秀雅,周秀雅,是建明的亲妹妹,我的小姑子。
婆婆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我没有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我当着她的面,从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个许多年不曾拨打过的号码,按下了拨号键,并且,直接按了免提。
听筒里传来单调而漫长的等待音,每一声,都像是在给婆我婆的心理防线进行倒计时。
婆婆的表情,在短短几秒钟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得意的、伪善的笑容,到僵硬,到错愕,再到一种极致的恐惧。
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脸色“刷”地一下,血色全无,惨白得像一张纸。
“你……你要干什么?”她声音发颤,下意识地就想扑过来,抢我手里的手机。
我侧身一躲,让她扑了个空。
电话,就在这时,接通了。
一个清冷、干脆,带着南方口音的女声,从手机听筒里清晰地传了出来。
“喂?”
就是这一个字。
婆婆在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整个人如同被雷电击中。
她所有的嚣张气焰、所有的伪装,瞬间土崩瓦解。
她的眼神里,只剩下慌乱和恐惧,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对付一个习惯了作恶的人,最好的武器不是道理,而是她埋藏在心底,最见不得光的另一桩罪恶。
我死死地攥着手机,手背上青筋暴起,不让婆婆有任何机会碰到它。
我将手机举在半空中,对着听筒,用一种刻意保持的平静语气说:“姐,我是林舒。”
我随建明,称呼秀雅为“姐”。
电话那头的周秀雅,显然有些意外,沉默了两秒,才问:“嫂子?这么早打电话,有事吗?”
“嗯,有点事。”我看着婆婆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继续说,“妈现在在我们家。思齐今天考研,但是她的准考证找不到了,怎么都找不到。妈正劝她认命呢,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说不定这就是天意。”
我原封不动地,复述了婆婆刚才的话。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死一样的沉默。
这沉默里,酝酿着风暴。
几秒钟后,周秀雅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这一次,她的声音像是淬了冰,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寒意。
“妈,你是不是又把孩子的准考证给藏起来了?”
“就像二十多年前,你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藏起来,骗我说我没考上一样?”
这句话,如同一声惊雷,在小小的客厅里轰然炸响。
周建明当场就懵了,他难以置信地,缓缓地,转过头,看着自己的母亲,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困惑。
“秀雅……你说什么?什么录取通知书?”
婆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失声尖叫起来:“周秀雅!你胡说八道!你这个不孝女!我白养你了!你在外面过得好了,就回来戳你亲妈的心窝子是不是!”
她的声音尖利刺耳,充满了气急败坏的否认。
但这种否认,在周秀雅冰冷的陈述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最清楚!”周秀雅在电话那头冷笑,“我当年明明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你却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烧了,然后拿着家里所有的钱,去给周建伟在镇上买那个破门面做生意!”
“你骗我说我落榜了,骗我说家里没钱了,然后转头就把我‘嫁’给了现在的老公,拿了他们家八千块钱的彩礼,给你那个宝贝儿子周建伟,还赌债!”
“妈!你好狠的心啊!你毁了我去北京上大学的机会!你毁了我一辈子!这件事,我记你一辈子!”
尘封的罪恶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用更惨烈的方式,回到始作俑者身上。
小姑子秀雅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重锤,不仅砸在婆婆心上,也砸在了我丈夫周建明的心上。
他脸色惨白,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母亲,那个他一直以为只是偏心、只是重男轻女的母亲。他从来不知道,她竟然能做出如此歹毒的事情。
婆婆彻底崩溃了。
面对亲生女儿的指控,她无力反驳,只能语无伦次地咒骂着,骂秀雅是白眼狼,是不孝女,是泼出去的祸水。
但她的慌乱,她那躲闪的眼神,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没有一丝快意,只有冰冷的决绝。
我趁热打铁,挂断了电话,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瘫软在地的婆婆面前。
我蹲下身,与她平视,盯着她那双浑浊而惊恐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
“妈,我本来,真的不想把事情做绝。但是,你欺人太甚。”
“我昨晚就觉得你那个电话打得不对劲。所以,今天早上我出门买菜的时候,顺便在客厅对着书桌的这个架子上,装了一个很小的摄像头。”
我的手,指向客厅角落里那个放着绿植的置物架。
“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是谁,跟我女儿的未来过不去。”
“你说,现在是准考证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们立刻就报警,让警察同志过来,调取一下监控录像,帮我们一起看看?”
我没有装摄像头。
那纯粹是诈她。
但在一个做贼心虚的人听来,这就是最致命的威胁。
对付流氓,讲道理是秀才遇上兵,你得用流氓听得懂的语言——威胁和恐吓。
“摄像头”这三个字,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婆婆的心理防线。
她瘫坐在地上,整个人像一滩烂泥。
她不骂了,也不叫了,而是开始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嘴里念叨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不想活了”之类的话。
她开始上演她最擅长的传统戏码——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这一次,没人再吃她这套了。
周建明,我的丈夫,他铁青着脸,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母亲。小姑子秀雅的那些话,显然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他走过去,没有去扶她,而是径直走到玄关柜前,一把拎起了婆婆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袋。
婆婆看到他的动作,哭声一顿,挣扎着想爬起来去抢:“建明,你干什么!那里面没东西!”
建明根本不理她。
他红着眼睛,不顾婆婆的阻拦,抓着袋子底部,猛地一抖。
袋子里的东西,“哗啦啦”地,全都倒在了地板上。
几个还温热的肉包子,滚得到处都是。
一串钥匙,一个老花镜盒,半包纸巾,还有一个皱巴巴的红色钱包。
以及——一张被揉成一团,又被粗暴地展开过,布满褶皱的A4纸。
建明颤抖着手,弯腰,捡起了那张纸。
他缓缓地,将那张纸展开。
纸上,是我女儿周思齐的照片,她的姓名,她的身份证号,她的考场信息。
正是那张我们翻天覆地也找不到的,决定她一年努力是否白费的——准考证。
准考证被揉过,但没有被撕毁。
这说明,婆婆的本意,根本不是销毁它,而是藏起来,拖延时间,等到考试开始,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再假惺惺地“发现”它。
她的用心,何其险恶,何其歹毒。
当所有的伪装被撕下,露出的真相,往往比你想象的更丑陋,更不堪。
证据确凿,再无抵赖的可能。
婆婆索性破罐子破摔了。
她停止了哭嚎,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们所有人,脸上是一种扭曲的、理直气壮的疯狂。
她不再伪装,而是赤裸裸地,亮出了她那套奉行了一辈子的歪理。
“对!就是我拿的!我这么做有错吗?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了建伟好!”
她指着建明,又指着我。
“你们一个个都有出息了!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女儿考研究生!你们谁管过你那个没出息的弟弟?他都四十多岁了,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她的矛头,最终指向了还在抽泣的思齐。
“她一个女娃,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她读再多书,考上研究生,以后还不是要嫁人?她的前途,能有你亲弟弟的未来重要吗?”
最后,她用一种悲愤的、被背叛的语气,对着周建明嘶吼:
“周建明!我是你妈!我生你养你!你现在是要为了一个外人(指我),和一个赔钱货(指思齐),来跟你亲妈翻脸吗?!”
她企图用母子亲情,用血缘,用那套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来绑架我的丈夫。
世界上最大的绑架,莫过于用“亲情”和“血缘”做绳索,逼你在正义和愚孝之间做选择。
周建明双眼通红,他看着状若疯癫的母亲,嘴唇哆嗦,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妈……你……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这是我丈夫周建明,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边,是抚养他长大、却蛮不讲理、歹毒自私的母亲。
另一边,是与他朝夕相处二十多年,此刻被伤透了心的妻子和女儿。
他看着沙发上哭得几乎要晕厥过去的女儿,看着我一脸决绝、冰冷如霜的表情,再看看地上那个撒泼耍赖、满口歪理的母亲。
他紧紧地握着拳头,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终于,他做出了选择。
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那张皱巴巴的准考证,快步走到沙发前,一把拉起思齐。
“思齐!走!我们去考试!现在还来得及!什么都别想,爸送你去!”
他的声音,因为愤怒和激动,而微微发颤,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
然后,他猛地回过头,对着他目瞪口呆的母亲,吼出了他这四十九年来,最硬气、也最决绝的一句话:
“妈!你太过分了!从今天起,你别再来我们家了!”
说完,他不再看他母亲一眼,拉着还在发愣的女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家门。
“砰”的一声,门被重重地关上。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被儿子这句决绝的话彻底击垮、愣在当场的婆婆。
她没想到,她那个一向最听话、最孝顺、最会“和稀泥”的大儿子,这一次,没有再站在她那一边。
男人的醒悟,有时就像一场暴雨,虽然能洗刷掉一些污秽,但被淹没和毁掉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中没有一丝欣慰,只有无尽的、深入骨髓的疲惫。
这场迟到了二十多年的觉醒,代价太大了。
建明和思齐走后,客厅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婆婆还瘫坐在地上,双眼无神,嘴里喃喃地重复着:“反了,都反了……”
我没有理会她。
我走到她面前,捡起我的手机。
我平静地打开了录音功能。刚才从我打电话开始,到建明摔门而出,这中间所有的对话,所有的争吵,所有的招供,我都悄悄录了下来。
我把这段长达十几分钟的录音,当着婆婆的面,分别发送给了两个人。
一个是远在南方的小姑子周秀雅。
另一个,是我大学同学,现在在一家知名律所当合伙人的律师朋友。
做完这一切,我才走到婆婆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妈,我刚刚把录音发给秀雅了。也发给我的律师了。”
我声音很平静,不带任何情绪。
“从今天起,这个家不欢迎你。我会和建明商量,按照法律规定,每个月定时给你打足额的赡养费,一分不会少。但是,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至于建伟,”我顿了顿,“他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成年人了,不是三岁的孩子。让他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吧。”
婆婆终于从失魂落魄中反应过来,她不敢置信地抬起头看着我。
在她眼里,我一直是个温顺的、好拿捏的、为了家庭和睦可以一再退让的儿媳。
她没想到,这个一向“温顺”的儿媳,一旦决定反击,会如此干脆利落,不留任何余地。
“你……你要把我赶出去?”她的声音在发抖。
“你要拆散我们一家?林舒,你好毒的心啊!”
我冷冷地看着她,一字一句地回答:
“家,早就被你亲手拆散了。在你把秀雅的录取通知书烧掉的时候,在你偷走我的金手镯去给你儿子女朋友的时候,在你今天,想毁掉我女儿前途的时候。”
“我不是在拆散它,我只是在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已。”
心死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当你不再对一段关系抱有任何幻想时,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强大和自由。
思齐考完第一门科目后,建明一个人回来了。
他脸上的怒气还未消散,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茫然。
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插在头发里,一言不发。
我给他倒了杯水,然后告诉他,我已经把秀雅叫过来了,她坐最早的一班飞机,晚上就能到。
“有些事,必须当面说清楚。”我说。
当天晚上,周秀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
她比我小三岁,但常年在生意场上打拼,显得比我干练许多。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套装,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把小叔子周建伟也叫了过来。
他来的时候还嬉皮笑脸的,问:“哥,嫂子,这么晚叫我来干嘛?妈也在啊。”
一场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家庭审判,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正式拉开序幕。
秀雅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只是坐在那里,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调,把二十多年前,婆婆是如何偷走并烧毁她的录取通知书,如何骗她落榜,如何收了八千块彩礼把她嫁到外地,只为了给周建伟还赌债、凑钱做生意的往事,原原本本地,又说了一遍。
她讲得越是平静,听在周建明耳朵里,就越是惊心动魄。
他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惨白。
接着,我拿出了一个账本。
我是会计出身,做事习惯留痕迹。
“妈,从我嫁到周家这二十二年里,你明里暗里,以各种名义,从我们家拿走,用于补贴建伟的钱,我这里都有一笔账。”
“思齐满月,你拿走五千,说是给建伟交学费。”
“我们买这套房子,你从我们的购房款里拿走两万,说是建伟做生意周转不开。”
“前年,建伟谈恋爱,你又找我们要三十万给他买婚房……”
我一笔一笔地念着,每一笔,都有准确的日期,有金额,有事由。
这些年,为了家庭和睦,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的心里,都记着账。
证据面前,婆婆哑口无言,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
周建伟在一旁听得不耐烦了,尤其是当他听到今天早上,他妈为了阻止思齐考研,竟然偷了准考证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侄女的愧疚,也不是对自己母亲行为的震惊。
他皱着眉头,抱怨道:“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种事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以后谁还管我啊!”
就是这句话。
这句自私到了极点的话,像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周建明的心上。
彻底打碎了他心中,对这个原生家庭,对这个一母同胞的弟弟,最后一丝温情和幻想。
有些家庭就是一棵烂到根的树,你以为修剪枝叶就能救活它,最后才发现,唯一的出路是远离它,免得被它倒下时砸死。
在这场闹剧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我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轻轻地,放在了周建明面前的茶几上。
文件袋上,清晰地印着三个字:
离婚协议书。
“我们离婚吧。”
我开口,声音异常平静,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整个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周建明。
他懵了。
他可能想过我会大吵大闹,会冷战,会提各种要求,但他绝对没有想到,我会直接走到这一步。
“林舒……你……你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地问,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们离婚。”我重复了一遍,看着他的眼睛,“我已经签好字了。”
“不!我不离!”他猛地站起来,情绪激动,“舒,我知道错了!今天的事是我不对,是我以前太软弱了!我以后都改!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们不离婚,好不好?为了思齐,我们也不能离啊!”
我摇了摇头。
“建明,太累了。”
我的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能听见的疲惫。
“跟你在一起的这二十多年,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过日子,我是在打仗。前半场,是为你那个家打,跟你的妈,你的弟打。后半场,我想为自己活,不想再打了。”
我告诉他,财产分割方案,我都写在协议里了。
这套房子,卖掉,一人一半。家里的存款,也一人一半。
女儿思齐归我抚养,他可以随时探望,抚养费他看着给。
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我不是在惩罚他,我是在解救我自己。
我已经为了这个所谓的“家”,为了他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原生家庭,牺牲了我的半辈子。
我的后半生,我要为自己而活。
离婚,有时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爱自己,胜过了爱这段千疮百孔的关系。
我的决绝,像一桶冰水,让周建明从头凉到了脚。
他彻底崩溃了。
这个在我面前,永远扮演着“老好人”、“和事佬”角色的中年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痛哭流涕。
他哭得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忏悔自己多年的软弱和愚孝。
他冲过去,把他妈和他弟,推出了我们家的门,在门外,他用我从未听过的强硬口气,让他们“滚”。
然后,他关上门,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他抱着我的腿,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当着小姑子秀雅的面,哆哆嗦嗦地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发誓从此与他的原生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如果再因为他妈他弟的事情让我和女儿受半点委屈,他就净身出户。
秀雅在一旁,也红了眼眶,她走过来劝我。
“嫂子,我哥他……他本性不坏,就是从小被我妈压制惯了,没主见。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思齐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看着跪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丈夫,心里五味杂陈。
我弯下腰,从他手里抽走了那份保证书,然后又拿起了茶几上的离婚协议。
我没有签字,但也没有撕掉。
我把两份文件,都收进了我的包里。
我看着他,说:“周建明,你起来吧。”
“给我,也给你自己一段时间。让我们都看一看,没有了你妈和你弟,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需要的不是一句道歉,也不是一纸保证。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真正为我遮风挡雨的丈夫,一个能为女儿撑起一片天的父亲。
你先做到,我们再谈以后。
原谅很容易,但重新建立信任,需要跨越的,是尸横遍野的失望。
几天后,考研的最后一门科目结束了。
我开车去考场外接思齐。
正是下午四点多,冬日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斜斜地洒在马路上。
考生们陆续从考场里涌出,他们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有兴奋,有疲惫,有迷茫,有如释重负。
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女儿。
她穿着那件红色的卫衣,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她虽然看起来有些疲惫,但她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那是希望的光,是对未来的憧憬。
她也看到了我,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她跑过来,穿过人群,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了我。
“妈,谢谢你。”她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
阳光照在我们母女俩的身上,温暖而明亮。
回家的路上,思齐坐在副驾驶,犹豫了很久,才小声地问我:“妈,家里的事……怎么样了?”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顿了顿,透过后视镜看了眼女儿泛红的眼眶,轻声说:"都过去了。"
车窗外的梧桐叶落了满地,像铺了层金色的地毯。思齐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忽然说:"妈,我今天在考场门口,看到有个男生蹲在树底下哭。他说自己考砸了,对不起家里人。"
我没接话,等着她往下说。
"那时候我突然想通了,"她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就算这次考不上也没关系。我努力过了,这就够了。"
我腾出一只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喉咙有些发紧:"傻孩子。"
回到家时,客厅里亮着暖黄的灯。周建明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脸上带着小心翼翼的笑:"回来啦?我炖了排骨汤。"
思齐愣在玄关,我推了推她的后背:"进去吧。"
餐桌摆着四菜一汤,都是思齐爱吃的。周建明不停地给女儿夹菜,话却很少。饭后他主动收拾碗筷,水槽里哗哗的水声漫出来,衬得客厅格外安静。
思齐回房写日记时,周建明突然从身后抱住我。他的下巴抵在我发顶,声音发颤:"再给我三个月,好不好?"
我掰开他的手转过身,看见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眼里蒙着水雾:"我已经搬去公司宿舍了,妈那边我每周让护工上门两次。建伟上周来闹过,被我轰走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本:"这是我列的整改清单,你看......"
我没接。窗外的月光漫进客厅,落在他斑白的鬓角上。这个我爱了二十多年的男人,终于在迟来的醒悟里,学会了如何守护自己的家。
春节前出成绩那天,我正在厨房包饺子,思齐突然尖叫着冲进来。她举着手机的手不停发抖,屏幕上的分数亮得刺眼——比去年的录取线高出三十分。
"妈!我考上了!"
周建明拎着年货进门时,正撞见我们母女抱在一起哭。他放下东西走过来,笨拙地拍着我们的背,自己的眼眶也红了。
除夕夜的饺子刚出锅,门铃突然响了。周建明去开门时,我看见婆婆站在楼道里,手里攥着个布包。
"我......我就是来送点年糕。"她的声音比蚊子还小,不敢看我的眼睛。
思齐咬着筷子没说话,周建明接过布包:"您回去吧,天冷。"
关门前,我看见婆婆往屋里望了一眼,鬓角的白发在楼道灯下泛着银光。
开春时思齐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周建明做了满满一桌子菜。他举起酒杯,手还在抖:"我敬你们娘俩一杯。"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思齐突然说:"爸,我保研面试那天,你能陪我去吗?"
周建明的眼泪"啪嗒"掉在酒杯里,他用力点头,喉结滚了半天:"能,爸一定去。"
我看着父女俩相视而笑的模样,端起茶杯抿了口温水。阳光穿过落地窗落在身上,带着春天特有的暖意。有些伤口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但只要我们还愿意向前走,总会有新的风景在前方等着。
晚饭后整理书房时,我从抽屉深处翻出那份离婚协议书。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我犹豫了片刻,把它放进了碎纸机。
机器运转的嗡鸣声里,我仿佛听见了新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