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览

“对我而言，195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我见到了我的父亲”。

这句略显“心酸”的话出自任远芳之口，可较之任远芳的生活经历，这句话却显得是如此的轻飘飘。

为了革命，在出生于1938年的任远芳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任弼时和陈琮英选择了回国，孩子就留在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这一别就是12年。

任弼时与任远芳

任远芳的童年没有家的概念，更没有所谓父母的印象，可在1950年儿童院放寒假的时候，任远芳却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面前，后面的人一个劲的鼓励她“好孩子，叫爸爸”。

任弼时与陈琮英

新中国将将成立，任弼时因何事远赴莫斯科？父亲身为“五大书记”，任远芳又是因何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得知他可能是个“大人物”？

身后的人还在一个劲地说 “好孩子叫爸爸”，可任远芳却呆在原地，静静地上下打量面前这位与自己有血缘之亲却无相识之印象的男子。

鼻梁上的眼镜显得他极具学识，自由生长的胡须也从侧面彰显对生活洒脱无羁的态度。

任远芳看怔了神，将她拉回来的是任弼时一口流利的俄语，“小芳芳，到爸爸这里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任远芳（右）

旁人催促的时候，任远芳没有挪动脚步，可任弼时的一声呼唤就让她宛若鬼使神差一般走到了任弼时的面前，至于那声万众瞩目的“爸爸”，任远芳却依旧没能开出口。

不是她不想，而是她不能，自幼在莫斯科长大的任远芳并不会说汉语，任弼时没有介意，他说“孩子不介意我只生不养就是好的，是我未尽到为父之责任在先”。

说了很多话，任弼时止不住地咳嗽了几声，随行的医生很快走上前，虽然任远芳尚幼，但在儿童院有人这样的时候，负责照顾他们的人就会连忙给其喂药。

任弼时

“你生病了吗？”任远芳用俄语问出了这句话，任弼时摇了摇头，“我是见到你太高兴”。

可高兴是真，身体康健却是假。

作为一名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任弼时在1929年的11月17日不幸落入狡诈敌人设下的陷阱牢狱。

收获一只“肥羊”，敌人就痴心以任弼时为撬点，妄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我党的秘密，只不过他们以为自己的狭隘思想是无比的正确，可任弼时却不是他们所能“同化”之人。

任弼时

糖衣炮弹任弼时无动于衷，为了让之开口，良心丧尽的敌人无所不用其极，使用的电刑直接将任弼时的后背留下两个窟窿的烙印，自此留下了虚弱爱发烧的病根。

新中国成立之年的年底，任弼时赶赴莫斯科的原因也是为了治疗，好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光发热。

任弼时

任弼时当然思念自己的女儿，因此得知儿童院放寒假的时候，他才将任远芳接到了身边，父女二人相处了八天。

因着这八天，任远芳脑海之中设想的父亲样子有了现实的“参照物”。

上音乐课的时候，任远芳曾经想过“我的父亲要是会乐器就好了”，任弼时会，拿手的不只是钢琴，小提琴拉的也是相当可以。

任弼时

除此之外，任弼时还写得一手好字，就连画画和摄影也是颇为精通，料想自己的女儿不唤自己并非是因为不承认，而是不会汉语，任弼时还会在纸上写下中俄单词对照表，教任远芳学汉字。

在苏联巴拉维赫疗养院，任弼时坐在床沿，任远芳就站在他的身后，温暖的阳光洒下来显得温暖又和煦，任弼时拿起了相机，父女二人留下了一张合照，对于这张照片，任远芳很喜欢。

合照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任弼时贪恋女儿伴在身侧的每分每秒，但是国家发展正值用人之际，他闲不下来，但他不知道如何对自己对女儿说。

辞藻在任弼时的脑海排列组序了上万遍，最终只说出了一句“乖女儿，父亲要回国了，你可愿跟我一同？”

听到这句话，任远芳哭了。

在没有与父亲重逢之前，任远芳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伊万诺沃，但任弼时来了之后，她知道了千里之外的中国才是她的故土，那里有一户小家有着只有她的出现才能填补的缺口，任远芳的心态出现了变化。

合照

她从一开始地排斥到心底隐隐的期待，最终如愿在1950年的5月17日与任弼时一同坐上了回国的列车。

短暂的陪伴

只不过，任远芳并不知道父亲具体从事的什么工作。

因为她觉得父亲“又闲又忙”。

语言是任远芳回国生活要迈的第一个关卡，身为父亲，任弼时担任了她的汉语老师，一字一句教她说中文。

底蕴深厚的汉字文化激发了任远芳的浓重兴趣，父亲的认真更是对她裨益颇深，她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生活。

教授时的认真是任远芳觉得自己父亲闲的原因，但至于忙是父亲每天都有至少四个小时埋头工作，平常孩子嬉闹的时候，任弼时都会一脸慈爱的坐在旁边，但一旦工作，他就会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最少四个小时，高不封顶。

合照

任远芳不懂四个小时意味着什么，但医生知道。

早年落下的病根让任弼时的身体一日不复一日，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任弼时总用一句“国家未安，我怎能踏下心来”超负荷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压在国家身上的担子依旧不减少，但毛主席心疼任弼时的身体，下令让他修养。

一向平和的任弼时这下直接就“不干了”。

他积极配合医生的工作，在身体稍有好转的时候当即与毛主席据理力争，最终三方达成了“工作时间控制在四小时之内”的约定。

任弼时

真正工作起来的时候，任弼时就有些“不受控制”，为了实现量化增长，他先是将工作增加到5个小时，然后渐渐地恢复到8个小时，甚至更多。

任弼时以为自己的“加法”没有人察觉，但毛主席心知肚明，可面对这位“人民的骆驼”，毛主席却“管不了”，只能嘱托医生更加关注任弼时的身体。

毛主席

年龄尚幼的任远芳也知晓父亲的身体不好，因此总是格外省心，可无情的病魔还是摧毁了亲人间的缠绵，在回国不到半年的10月27日，身为父亲的任弼时就与世长辞。

父女间的陪伴仅有短暂的一年，失去父亲之时的任远芳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她却说“我的父亲是伟大的，他身上的宝贵品质值得我学习”。

回国的时候，任远芳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在父亲去世之后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上，看着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出席，她才知道属于中国的那份伟大事业也有着父亲的一份功，她的父亲不只是简单“坐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任弼时

她为父亲“躬身将理想照进现实”的成就感到自豪，可她却不想让这父辈的光环笼罩在自己的身上。

为了不让别人因为家庭背景而对自己特殊照顾，上大学之前，任远芳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陈松，她想要成为坚毅挺拔、正直高尚的松柏，因此在大学毕业之后，任远芳就没再用过家里的一分钱，就连结婚时陈琮英要为其准备嫁妆，她也坚决不用母亲的财物。

任远芳

生活之上任远芳不热衷打扮，有吃有喝就很是满足，就业之时，任远芳也用一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我要积极参与弘扬红色基因的活动，将祖国的明天建设的更好”。

她能这样想，有父亲奉献精神的绵延，更是母亲陈琮英五十多年来的言传身教。

关于父亲的轶事，任远芳有一件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是母亲告诉她的。

那是1949年的11月份，为了方便工作，任弼时从玉泉山搬到了景山东街，但考虑到他的房子面临大街很是吵闹，不适宜养病，因此汪东兴就想着给任弼时一家换出住所。

任弼时

可任弼时却不愿意，“我说能住就能住，新房子不用找，老房子不用修，就这样住着挺好的，国家发展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每一分都应该花在刀刃上”。

陈琮英非常支持丈夫的做法，她说“你的父亲是一位‘创业者’，我们吃着人民的小米，就一定要为人民做事”，因着这样，“奉献和节俭”成了任家的共识。

陈琮英

为了省钱，任弼时和陈琮英衣服破了就会打补丁，日常所穿的衣物几乎是无一幸免。

任弼时离世之后，陈琮英将他用过的钢琴、小提琴等遗物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没有给子女留下一点物质上的念想，为的就是尽力所能及的回馈国家。

任弼时与陈琮英

日常生活之中，陈琮英也是非常节俭，有一次任远芳带自己丈夫回娘家，天色有些昏暗，一进门他就将屋子内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开这么多灯干嘛？眼睛都被照痛了”，不觉有事的陈琮英笑着说出一句“又不让您交电费”，看着嬉皮笑脸的女儿，陈琮英却正色的说出一句“谁出电费都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浪费国家的电”。

任远芳（左）

这句话，任远芳记在了心里，自此之后无论何时都有了节约用电的意识。

旁人都说“任弼时的夫人最好照顾，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却也是这样，陈琮英一共生育过九个孩子，但在革命工作和养育孩子的天平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衡。

母亲的熏陶培养了任远芳坚强独立的品格，怀孕之时正赶上丈夫外出学习抽不开身，任远芳也将自己和孩子照顾得很好。

除却照顾自己的家庭，陈琮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极富爱心的人。

1976年7月，昔日革命同志张闻天因病去世，其妻子在北京暂无居多，是陈琮英将其接到自己家朝夕相处了半年过，平常自己孩子不舍得吃买的东西，刘英的儿子想要，陈琮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

张闻天

面对革命同志，陈琮英施以援手，面对不幸的普通人，陈琮英也从来不吝于帮助。

他们家对门住的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小男孩，看着小朋友自己洗衣服，即便自己还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琮英也毫不犹豫地帮忙，做些孩子姥姥照顾不到的事情。

她的丈夫是“人民的骆驼”，而陈琮英亦是将奉献刻进了自己的一言一行，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任远芳亦是坚定“没有奉献精神就没有未来”，紧跟着父辈的步伐，踏上了一味奉献不求索取的道路。

父亲去世之前，任远芳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可品德高尚之人是藏不住的，任弼时没有亲口告诉女儿自己的真实身份，可却好像诉说了千言万语，在潜移默化之间让女儿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任弼时与丈夫

红色精神是先辈们的精神浓缩，可若是想传承好，青年一代就不应该丢了奉献的老本，说得好不如做的好，做的好方可传承好，红色精神的传承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属于中国的下一个百年，才能登顶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