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对回族的调研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间艳阳 ，作者张梅梅&巫 达

人间艳阳.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费孝通先生于1985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前往临夏调研，将介于青藏牧区和内地农区之间的地界称为“陇西走廊”，临夏正是处于走廊的中间地段和古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商业贸易的发展使临夏成为陇右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的重要枢纽区。笔者进入临夏回族自治州做调研已有多年，每次阅读费孝通先生对民族问题的见解和调研实践都能为笔者提供新的思路。本文从费孝通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临夏行调研出发，结合笔者的调研实践，对当今的临夏回族社会进行分析。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个民族大家庭如不能共同繁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1］（P11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正是共筑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内各民族的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呈现了民族间和谐共处的新局面。费孝通先生在探讨民族问题时强调了一种现象的形成需要从其本民族的历史和分布上去寻找答案，对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需要大量田野积累和反思，并指出：“进行探索调查要肯学习、肯钻研、善于思索。”［2］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6年，州内多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包括土、保安、东乡、撒拉等少数民族。临夏古称“河州”，其内回族善于经商，素有“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之称。从地理来看，临夏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正处于少数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与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汇聚的中间地段，在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换中，临夏回族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商品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使民族间的经济协作更加紧密。从整体的发展经验看，临夏在西部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开发青藏高原的经济基地，临夏回族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作是民族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一、农牧区商品流动的趋势

费孝通先生20世纪80年代考察时看到除临夏本身是自治州外，境内还有两个自治县，一个是东乡族自治县，另一个为多民族联合的自治地方——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感慨临夏是少见的多民族聚居地。历史资料记载中，回族大多聚居于陇西走廊，最初源于屯军，元世祖对编入军队的回族官兵实行“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3］（P626），使回族官兵可以安居西北之地，抛开军民身份而成为农民。在《明史》中有清晰的记录：“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甚多”［4］；明代《谿山余话》中也记录了：“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5］甘肃临夏的回族正是在此阶段发展起来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在该地聚居的回族以商业而闻名着力开展青藏贸易并由此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商品流动中心，利用西边青藏高原大市场的供需，将农、牧民手中的物品实现流动以此开展商品经济。商品的流动是历史发展所趋，明清时期的河湟地区已有一支以回族为主的商人，主要分布于临夏各地，形成与当地藏族或其他民族的杂居格局，长期的互动为临夏回族商人走入藏区提供了优势，懂其语言，知其风俗，明其所需，这些都成为贸易的前提条件。元明时期临夏回族以农牧混合的经济形态为主，尤以明代西北的茶马贸易兴盛，临夏成为中心之地，从各茶马司的市马量来看临夏贸易较大且居于主导地位。明朝后期，临夏自然环境恶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越来越难以维持生活所需，开展商业就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往来的贸易产品逐渐丰富，毛皮是贸易中的主要内容，有牛皮、羊皮、骆驼等，也不乏貂皮、白狼、沙狐等珍贵毛皮，经过加工向外销售；再则是生活必需品的提供，藏区所需布匹、哈达、器皿、纸张等皆需从内地输入，据一位临夏回族经营商粗略估计仅哈达一项，每年要有上万条，可见数量之庞大，利润之丰厚，回商以此贩卖藏区生活用品成为民族贸易往来的主体。

流动中的商人往往不走单线，临夏回族商人将藏地的刀具、酥油、毛毯等各样首饰向内地输入。除此，还有药材与粮食的贸易往来，临夏回族每年依据时间节点前往藏地收购鹿茸、麝香、冬虫夏草、大黄、当归等，这些药材成为贸易的大宗商品。粮食在藏地较为短缺，尽管藏地兼营农业，也有半农半牧区，却因产量低无法供应人口所需，需从各地调运，尤从河湟各地调运最多。LXH，临夏回族商人，在回忆时说：“我们从河湟各地调运粮食，把青稞在火上炒熟磨成面粉，这是藏族最需要的粮食，炒面的消耗是大的，好一点的人家需要小麦粉，小麦粉好多人家也不会制作，我们就加工成挂面再输入藏区”。临夏回族将不同民族的特点和所需进行了分类，同时也将同一民族所处的不同区域进行了归类。譬如，汉族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藏族的牧业经济结构，藏族生活的地区有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之别，各地的特点迥异，所需与所产有别，回族商人依据实际状况将物品实行商品化，既促进了商品的流动，也满足不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所需。

民族地区物的流动以交换、运输、消费的形式展开。商品的流动、流通不仅打开了封闭之地，更是民族间协作关系的前提，临夏回族商人与青藏高原的藏族或内地汉族在商品交换中开启的商品化过程，是费孝通先生早期前往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对自然农牧业向商品农牧业改进的思考。商品牧业在青藏高原经济中尽管还处于弱势，但确行得通。回族的商队将牧民生活所需品送上高原，再从藏区获取畜牧产品，这时物的交换已超越了其固有的物质属性，而形成一种互补，物转化为商品，使商品与人、商品与商品、商品与民族区域生态之间的关系链条在流动中自然生成，不同的商品与人群的流动被代入特定社会文化范畴中，通过一套社会体系得以运行。

临夏回族的贸易发展与民族间的协作配合将商品的流动延伸到了各级市场，临夏回族把握物的流动走向，构筑了特殊的商贸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物在各民族区域的不均衡分布与人们对物的需求是历史进程中商品流动的驱动因素之一。此外商品流动之所以频繁也反映了临夏区域的社会境况。1985年费孝通先生初访临夏看到丰茂的庄稼田，猜测农民不至于太贫困，但在州上经过询问才得知刚刚脱贫仅三年，1983年人均收入不到百元，到1985年提高到两倍［6］（P357）。笔者在调研中也意识到当地人多地少的状况，临夏境内土地总面积8 26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42.65万人，常住人口207.14万人，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0.5人，可见人口的密集度。从全州225.61万亩可耕土地面积来看，费孝通先生调研时人均耕地面积1.68亩，但如今的人口增长已经将人均耕地面积骤减到1.09亩，显然有限的土地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外出经商务工就成为生计方式之一。临夏回族人通过经商最先走出，将青藏高原的产物向平原地区流动，将农区的产物向牧区流动，并使农牧产品向大中型城市流动。

分析可知，20世纪80年代的临夏依靠农业致富显然是不容易的，但工业进程也具备一定困难，临夏商品的流动过程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从农业与工业的配比在八二开中可见20世纪80年代临夏回族商人经商务工的自发性与松散性，因喜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家庭手工业较多。在广河拱北村，村中多家经营毛皮加工，回族青年商人自行结成商队贩运羊皮，将羊皮经过几次倒手最终在四川甘孜交易，羊皮在甘孜的价格一路飙升，成本是15元的皮袍子在甘孜可达到上百元，而且往往供不应求，拱北村的村民将羊皮的流动称为“致富脱贫的皮子”。尽管家庭手工业的水平和规模还与苏北或温州等地有差距，但民间的市场通道已经得到认可，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的积极引入与扶持也使商品流动更加便捷和顺畅。

二、人口流动的临夏回族生存发展状况

临夏回族所从事的传统行业明显反映了早期人口、资金的流动状况。在回族谚语中有“回族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二为“回族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三为“回族三大行，羊肉、馒头、贩粜粮”［7］（P56）等。其中“买”与“卖”“贩”是资金的流动体现，也是人口流动，民族间相互信任的体现。流动的经商过程突破了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流动中的人带来经济结构改变的同时，也使传统经济观念被商业贸易中形成的文化结构所塑造。20世纪80年代末，临夏整个土地可耕面积所供应人口的承载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村子里的土地几乎已被开垦殆尽，甚至临夏山区的森林也实行了开荒，粮食的种植开垦已影响了畜牧业的生存空间，土地的贫瘠与人均耕种面积的锐缩使商业的发展成为生存之道。一位临夏回族老者，1946年生人，他回忆中提道：“我们小时候牛羊都是放到山里，尕娃们（小孩子）下学后将牛羊赶回去，但是80年代已经没人在山里放牲畜，普遍是圈养，庄稼丰收后玉米、青稞、高粱等秸秆囤起来喂养牛羊，或等尕娃们放学后结伴去山间地头割草喂养牛羊，现在到处是人家的地，春天庄稼还没长能放放牛羊，再以后不成（不行），人家的庄稼地，你要不圈起来，牛羊吃庄稼人家要跟你打仗的。”可见，临夏地区人、土地、牲畜的紧张关系。

土地的压力以及依靠土地无法满足物资所需的有限收入，使临夏回族农民转而向外流出或开始进行贸易与农业相结合的生计方式。与传统行业比较，如今的临夏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临夏属于甘肃最早落实责任制的自治州，制度的变革使临夏人可以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们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有了外出务工的劳力输出，男性大多到青海、新疆、宁夏承包工程进行公路、铁路、高层楼房的修建，有一定资金的进行运输、贩卖工作。费孝通先生在分析劳务输出时认为，劳务输出实则是贫困地区脱贫最快的路子，不需要雄厚的本金支撑，甚至不需要本钱，吃苦耐劳即可。从调研情况看，早期劳力的输出中回族占多数，随之当地汉族也参与其中，由此临夏人口在经商和外出务工中实现了最大化的流动。

据临夏政府部门的统计，目前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经商务工的临夏籍人有30多万①，多数家庭实行了家庭手工业的转变，将制造的商品运销到各省，第三产业的开设也是目前重要的收入之一。YDl是一位临夏回族商人，在回忆自己20世纪80年代做买卖时讲道：“临夏回族青年常常与有经验的长者搭伙前往青海或者西藏，如果有了门路，有经验便可自己去掌控贸易，早期大部分人是卡车贩运，在兰州购入啤酒向西藏卖出，一瓶啤酒可以赚3-5角钱；在甘南牧区购入羊毛加工后向内地输入，一张羊皮可赚70-80元。我们临夏人在拉萨开的店有一条街，到处都有临夏回族开的清真饭店、藏族日用百货店。”从两位访谈者的论述看，临夏回族商人的适应性和流动性较强，越来越多农民开始外出务工经商。2020年1月，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多数回族商人未能复工滞留家中，笔者有幸与外出经商的回族商人进行深度访谈。MDM，2000年到西藏日喀则地区经商，如今已成为日喀则摩托车代理销售商，他说在藏区摩托车是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于20世纪80年代时开始经营摩托车生意，先后在甘南玛曲、青海各地、拉萨、那曲经营摩托车，在一个地方做好后就会将店面转让给好友经营，老家许多有胆识的朋友亲戚都跟着他做生意，下一步他还想开拓四川藏区的摩托车经营。据悉，在日喀则的摩托车经销行业中2011年有7家摩托车经销店，2019年已发展到将近20家，其中维修配件的有10家，一半以上是临夏回族所经营。FWH也是一位临夏回族人，他是日喀则地区经营摩托车配件的经销商，他主要为各种型号的摩托车提供配件，FWH在日喀则和临夏市区已经买房，收入不菲，他说：“生意的好坏是临夏人之间的共赢，周边地区开的摩托车维修部都是老乡，都彼此了解熟悉，他们有生意也会照顾我，我也以诚信价格供给他们货源，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老乡情分是要看的”。FWH与MDM只是青藏高原经商队伍中的个案，但他们的流动却代表了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向外流动的典型。

临夏回族商人在流动中改变了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文化结构。MDM在藏区经营摩托车在开辟一个区域后会将店面转让给亲友，他以己身之力带动周边亲友经商，改变传统生计模式。这反映出，朋友在资金达到一定程度后，通常会将自己的亲友介绍到经商务工之地，或定居或进行季节性往来迁徙，同时出门在外的临夏回族商人在情感上也出现共鸣，彼此之间以“老乡情分”作为依恋家乡的情感要素，相互间的往来更加紧密。FWH不仅是经营摩托车配件经销商，也是一位爱好网络社交的回族青年，常浏览“临夏人在拉萨”“临夏人在日喀则”的贴吧，当有人在贴吧打出“临夏回族出来一叙，我在XX地”时，FWH常会积极回复，有时如果相隔不远，还会见面。

外出经商务工之人的互助帮衬带动了人口的大批流出。回溯到早期临夏各地出现的脚户，以人、牲畜、货物形成商业驮队，他们是最早进行大规模以商业为本流动的人群，在外出经商时，常会自行组合成“锅庄”，选择威望较高且有经验的人出行商队的“锅庄头”，商队的流动成为一张遍及中国各处的商贸网络，窥证了人口季节性迁移的流动方向。首先，临夏回族脚户流动的方向是通往兰州大道的东、南、北大路；其次，是临洮大道，由临洮向外延伸到西安、昆明、中坝等地；再次，是连接西边甘南藏区的大道，到达夏河、合作、临潭冶力关、松潘、郎木寺等地；最后，是向北的青海大道［8］。但事实上商队所选道路远不止如此。商人、务工人员的流动将不同地区的商品和技术供应于各地，通过交流加强了各地文化的沟通。从如今临夏回族商人、务工人口流动方向来看，他们的流动路线选择更加多元，甚至有多数人在海外从事工作。流动的临夏回族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多民族提供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也使民族间的文化悄然融合，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使各地的社会结构、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

首先，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家庭内部。外出经商或务工的流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男女分工。传统社会中，父权与夫权在公共空间中表达的声音更多也更具有说服力，妇女对丈夫和父亲多数情况下言听计从。例如，一位62岁回族妇女认为：“家里要有当家的，没有我家男人我不知道好一些（好多）事情，我男人都知道，眼光长远。”可见女性对家庭外部社会参与度低弱。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比率低，她们并不积极也很少参与外部事务，在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会委派长子参与。但是，如今临夏有一半人都实行了流动，流动使原有的父权、夫权权威结构被打破，妇女在流动中成为主力大军中的一员，与丈夫或父亲共同经营家庭手工业或前往各地务工，更多回族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到商品流动中。同时，妇女有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意识。譬如，在广河县L村，妇女主任的选举中有三位候选人，两位女性，一位男性，他们在喇叭上公开演讲自己上任后的规划，希望村民可以为自己投出选票，每户一张选票。WAL在投票中与自己的丈夫和公公有出入，不同意选择其中的一位男性候选人，婆婆与WAL的想法一致，还列举了近些年男性候选人的不作为，并一致夸赞其中一位女性候选人的能干，最后在选票上填写了这位女性候选人，后期电话访谈中得知她们选举的女性候选人已成功胜任妇女主任一职。L村是一个典型的回族村落，全村78户，青壮年男女外出经商务工的占85%，其中54位女性外出，10位单独外出，形成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的反差，人口的流动使女性获取独立，她们的思想不再局限于固有的观念。MAL与丈夫在甘南夏河经营银器生意，在访谈中WAL说：“我早先（早期）嫁给他家时，不敢有不同意的事情，我婆婆很听我公公的话，哎哟，有时候明明错的，也要听，我看不惯。……我们经朋友介绍2009年去夏河做生意，我跟我丈夫在电脑上学了夏河话，我比他学的快，生意上我沟通的比他多，他没有我，哈哈，他试试。”MAL一家折射出多数家庭对传统结构的改观，男权结构的改变，女性参与政治、决策的改变，长幼辈分的改变。流动的人群使长者为尊、男权社会的差序不平等在工业社会中发生扭转，赚钱能力、技能学习的强弱成为从流动人口中产生的新秩序。流动的临夏回族社会，使原有的传统对回族村落民众的约束力松弛有度，观念的改变使人口的流动变得更加频繁。

其次，临夏回族人口的流动促进了所到之处的发展。赖存理指出，清代之前回族在全国的分布状况，西南的川滇地区，西北的陕甘青宁地区，中部汉族集居的平原地区都有回族分布，到清代，西藏、新疆、内蒙古、迪庆等边远之地开始迁入大量回族并于此地发展农业［9］。薛文波在论述拉萨回族的迁入中提到，西藏农业技术落后，培植蔬菜更是困难，回族的迁移定居带来了农作物在高原之地的培植［10］。回族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对藏区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驱动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黄罗赛指出，西藏外来的大批流动回族主要集中在拉萨、日喀则等大中型城市及各地城镇，他们大多从甘青一带而来，据拉萨市相关数据统计，2004年全区流动的回族有将近四万人口［11］。其中临夏人口流入量最多，20世纪90年代临夏回族在拉萨所经营的摊位和大中型商店有上千家，其规模之庞大占到整个拉萨的60%［12］。临夏回族商人的聚集使流入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临夏回族人口向外流动，往往是通过朋友或亲戚的介绍和自身实践经验而引领的。一位在拉萨赛冲康市场卖酥油的临夏回族商人YZY说，1987年为了生存，他只身一人来到西藏，后来就将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介绍来，他们也都开始了经商生涯，通过学习拉萨藏音与当地藏族沟通交流有了自己的圈子。YZY周围的不少朋友娶了藏族女性为妻，而且他们对在西藏的未来生活也有美好的期望。YZY出生于临夏和政县下辖的村子，他说老家的生活条件一般，与拉萨的便捷和治安管理相比要差一些。朋友中很多一部分人也都表示有能力后要将自己的亲戚接过来在此定居，他们认为可以在藏区改善生活，更容易赚到钱。YZY是出于理性的思考看待流动带来的好处。从社会角度看，人口流动代入的技术、资金、商品、文化以及民族习俗使各自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变革，民族间的交流沟通更加包容、多元、开放、互补。

三、流动中的民族协作

临夏回族与周边民族共同发展和创造出的多民族相互依存和互补、多样性文化共存是社会历史下出现的和谐局面。位居西北的临夏回族一般以毛品、皮张为原料生产传统产品，在长期的交换贸易中将货物形成市场化、专营化的经销方式，商品的交易往往以民族协作的形式展开。1987年，费孝通先生在调查临夏社会后提出了“民族协作”，临夏与藏区的协作密切，尤其以民间的贸易往来最多，共和国初期，临夏回族外出经商主要依靠牛、马等驮畜充当简易的运输工具。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有了汽车客货运输，1957年建立运输公司，货运汽车100辆，1978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载货汽车682辆，年载货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23.12万吨上升至35.3万吨，除此之外民间的驮畜与人力车也可完成货运量20万吨，汽车年完成货物周转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416万吨公里上升至4 562万吨公里，民间自发运输达到119.8万吨公里［13］（P237-238）。在费孝通先生抵达临夏期间，州内的汽车辆数达到2 300多，可见商品流动数量之大，流动方向之广。运输行业发展是商品化过程中关键的链条，运输的商品种类与运输的流动方向以及商品的频率反映了不同地域的特点与供需关系，进而民族地域间通过协作形成经济共同体。

临夏回族在开设青藏贸易过程中，对藏区农牧民牧业商品化的思想转变有影响。费孝通先生在《甘南篇》中提出了“牧区商品化”的概念［14］（P100-110），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经济。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的往来密集，甘南藏区的牛羊肉以肥美著称，口感细腻不膻，每到入冬时，大量牧民将牛羊卖给临夏的收购商，因为一入秋，草场的承载量无法满足大量牛羊的生存，加之冬季牧区的气候环境恶劣，很容易使牛羊出现冻死或饿死的意外，为防止损失，在初冬时卖给临夏。临夏回族农业的发展依旧占据生产结构的重比，农业为牲畜带来了饲料，初冬购入的牛羊经过两个月的圈养可以育肥，在春节前夕育肥的牛羊一上市，价格上涨近一倍左右，这是典型的民族协作策略，可以看到农牧结合的案例，使各民族在经济效益中达到了共赢。笔者在甘南合作市的一家牛羊肉铺中访谈，店主HL是来自临夏三甲集镇的回族，他在此从事肉铺行业已经6年，每年都从甘南的甘加、夏河、佐盖多玛买牛羊屠宰后卖肉，牛羊的各个部分被分解后，其各部分价格不一，在售卖中比一只活羊的出栏价格高出二三百块不等。HL的儿子会开卡车，每年与父亲一起收购牛羊，育肥后的牛羊到年前拉入拉萨或青海的海东、西宁市场售卖，价格优势明显。临夏回族的农业与甘南藏区的牧业结合使民族地区通过协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藏区“牧业商品化”的思想观念。

临夏回族所经营的物品绝大多数是非本地所产，运输和生产加工相结合，掌握民族地区市场的需求是临夏回族贸易发展的关键。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从东部引技术，在本地发展加工业，向西部开辟市场，服务牧区的思考是民族区域加深协作的突破口，西部有丰富的资源能够为东部供应物源，东部的技术可以流入当地，区域的协作可带动特色产品向区外销售。临夏回族在当地经营多家畜牧加工产业，考虑到畜牧产品的保质期相对短暂，容易变质发腐是其特质，工厂通过引入东部先进的冷冻灭菌、深加工包装技术使保质期延长，为向外运输提供了相应保障，降低了损失风险。例如，临夏南龙西路的临夏康泰清真牛羊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牛羊肉类及熟制品、畜产品、水产品的购销、藏贮、加工。车间的部门经理在谈经济协作问题时谈到技术引进对市场需求的转变，“通过加工其实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货物的重量以及体积，运输成本也会降低，打个比方一辆中型卡车的承载吨位是6—10吨，一只3—5岁的绵羊在80—100斤左右，卡车装活羊20只左右，但经过屠宰加工后羊肉净重40—50斤，按此计算，一辆中型卡车所装载近300—500只羊，运输费还是一车的钱，但是经济效益增加了，况且通过加工畜牧产品使市场扩宽了很多，分类的包装满足了不同类型的市场需求”。清真牛羊肉制品公司生产的牛羊肉熟食、速冻涮锅系列、家常速冻水饺，以及西餐厅的牛排、精选羊排等肉食都是通过深加工走入市场，商品的流动既是充足物资的供应也是生产加工中技术的加持，更是运输链条与信息的顺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夏市清河源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50名驾驶员，61辆运输车队沿着青藏路和川藏路向2300公里的西藏拉萨出发以供应冷冻牛羊肉，从2019年1月末到3月，每天向拉萨地区运输冷冻牛羊肉以及附加产品约48吨以供应拉萨市场的需求，临夏与西藏沿线的贸易互惠中促进了民族协作关系的发展。

此外，西藏各地30万临夏人在藏区经商从业带动了藏区的经济发展，毛毯、皮革、毛纺、骨制品等工厂的开设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结果，民族间的协作使文化、经济、政治得到进一步的交流。1985年8月中旬，费孝通先生针对甘南藏区的特点，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到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他指出，草原与森林是甘南的两大优势，尤其草原和畜牧产品的发展是关系到自然生态平衡与脱贫致富的关键。如何使面积广阔的草原发挥最大优势，推动自给牧业向商品牧业的转变，是费老论述的重点。调研期间，他敏锐地洞察到了甘南藏区步入现代化的先行条件，指出：“如果现代化和商品化是不可分割的话，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开了门……”［14］（P41）。其中，在青藏高原经济贸易中，“单是酥油一项去年一共运出了75万公斤。这不是个小数目”［15］（P74）。

沿着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出发，笔者在甘南藏区发现，每年夏、冬两季大量临夏回族商贩前往牧区收购酥油进而向西藏运输，牧区的牧民与临夏回族商人之间形成的民间协作关系为拉萨市场供应酥油以及返回时贩运的商品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多民族的需求。新鲜酥油的价格高于旧酥油，因此对于运输时间的缩短和保证酥油奶味纯正不变质是价格战中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临夏开启了冷冻车的运输，据甘南牧区藏族老人DJCR所说：“1985年临夏回族来藏区收购酥油所用的解放牌、东风牌客车到来时是我们最欢迎的，后来人家临夏人（回族）聪明得很呗，冷藏的大卡车过来收，有时候打电话跟我们订，我们拉着去临夏给他们，他们收上酥油后统一运到拉萨。……我们与临夏的回民关系很不错的，我父亲那会儿，我父亲的朋友好多就是临夏的回民，一到过年他们拿半只羊腿，几瓶糖水罐头和油炸的油香过来，走时我们回给他们一些我们牧区的东西，有一次给他们回了饼干，我们觉得洋气得很，父亲也不认识汉字，我也没在意饼干上的字，他的回族朋友说‘你吃的我们临夏的饼干还好啦？’我们都笑啦。他们好多是与我父亲收购牛羊、酥油、牛奶时一来二去认下的，他们会说藏语，我们交流不费劲儿。”当笔者将DJCR与临夏回族商人的友好往来说与藏族朋友时，他们摇着脑袋说：“我们藏区谁家还没有几位好的回族朋友。”从他们的表述中看到了，临夏回族与藏区农牧民之间的互助关系，民间酥油贸易中甘南牧区的酥油、临夏回族的贩运、西藏拉萨的市场使民族地区联系在一起，通过不同要素的配给实现协作。

四、结 语

多民族的协作沟通了农牧区的交流，藏族的畜牧业、汉族的农业、回族的工商业发展使各民族不可分割，临夏回族在农牧区的流动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是青藏贸易中的主力军。临夏穆斯林在唐宋时期经过丝绸之路前往长安各地进行经济、文化、政治活动，宋朝在临夏专设榷场进行茶马、布匹的交易，来此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中有一部分留居临夏从事商业，元代的回回军队屯田戍边也使回回在此繁衍生息。明清时期行商不断增加，商业贸易越来越频繁，西北地区兴起的“脚户”利用牲畜车将四川松潘、陕西的茶叶、旱烟、辣椒、日用百货向临夏、藏区贩运；清中叶回族的商业初具规模，设立商铺，中部地区的晋商、豫商、鄂商等商客也前往临夏经商；外地大批客商在看准临夏商品流动的便捷性后也向内地运输大量货物，舶来品不乏其数地出现在临夏市场。外来商客的入驻使本地的回族商人面临挑战，一部分临夏回族转而向高寒、气候严峻的藏区发展商业，向甘南、青海、西藏等多民族聚居的区域进发，根据民族的生活需求供给商品，茶叶、青稞、器皿、布匹、少数民族宗教用品等等，在藏区形成的“丛拉”中销售商品，藏区的畜牧产品和土特产也被带出销售到四川阿坝地区，以及四川中、东部地区，整个过程中是一种自发、松散性的贸易模式。民国时期毛皮商活跃，临夏回族商人前往甘南、青海藏区收购羊毛，大量的羊毛通过陆路、水路运行到达各地，艰苦的交通中创造出了大型长途运输工具——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是货物流动的保障，每只牛皮袋可以装120斤左右的羊毛，大型的货物运输由100个左右的皮袋子组成，另外在皮带子上还要放一部分捆成捆的羊毛，这样下来每座皮筏运输将近50000斤的羊毛。李静斋在《临夏黄河筏运业简述》［16］（P13-18）中论述了毛皮商从永靖河出发至包头交易羊毛的过程，羊毛商业的开设使货物、人口出现流动，民族间的协作配合使羊毛商业兴盛，临夏回族商人开设的羊毛商号驻扎各地，一般是长期入驻。例如在天津的临夏羊毛商号，据1956年刘圃田、秦宪周所记，1937年羊毛价格在临夏为每百斤银币18元，而在天津每百斤高达100-110元。临夏回族商人将赚得的资金进行分配后，购入白布、扎染布、成衣等物品运入临夏、兰州以及藏区［16］（P20）。

民族地区的商业贸易是各族人民之间长期发生联系的重要依据，农牧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加之民族内部通讯息的便捷使民族地区的商品流通、人口流动、民族协作增加。各民族间的贸易与文化同时输出与输入，参与其中的每个民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以商业贸易为媒介产生的民族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间的协作，增强了边区民族的商品经济意识。少数民族地区是关乎国家繁荣富强的关键，“所以在讨论今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着重注意全国的和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15］（P34）。费孝通先生谈论的问题正是各民族间的协作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以少数民族的方式去实施，封闭的发展是与世割裂的极端方式。此外在临夏调研中，通过费孝通先生“临夏行”的实践给予笔者重要启示，调研者要跟上社会的变化，学以致用，勤勤恳恳为民服务，多走走，多学习，行行重行行。步入新时代的民族地区将遇到或正在遇到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调查者仔细反复地去思考和观察。首先，民族地区传统工业如何突破，如何使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工业化转型，如何更有效地使民族协作更加顺畅等问题都需要反复的调查研究。其次，在少数民族地区需人力、物力、智力、财力的支持，才能使民族地区具有长足的生存空间和活力。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对接前途是不可估量的，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实践，中国的发展中少数民族地区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弱。

作者简介：张梅梅，女，山西长治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巫达，男，四川甘洛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族群文化、饮食人类学研究。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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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门户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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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濂，王濂.元史：卷二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张延玉.明史：卷三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陆深.谿山余话［M］.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22.

［6］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2卷（1986—1987）［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7］范宝平.临夏市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

［8］严梦春.河州回族脚户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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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娟.临夏回商：藏区贸易主力军［N］.21世纪经济报道，2013-10-11.

［13］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临夏州志［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14］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费孝通与甘肃［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15］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M］.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