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涛 15 刘伯承：我了解你、理解你，但是不能满足你上前线的要求

作者：王智涛

1933年4月28日，我和中央交通员一起从上海乘船出发，第三天抵达汕 头，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中央交通员返回上海。

汕头地下党安排我休息一天再走，我急于奔赴苏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与地下党派遣的交通员 当天出发，乘火车抵达大埔，出站后转乘小船，经六七个小时的航行，到达粤闽两省交界的小镇“青溪”。

在秘密交通站稍事休息后，连夜赶路。我跟随交通员翻过一座座大山，越过一条条小溪，夜行昼宿，避开了国民党军队 和地主民团的碉堡和岗哨，第三天清晨到达尧山。

在一位基本关系户家就餐和休息时，交通员告诉我，很快就要通过敌人封锁线，为了不惹出麻烦，要更换行头，脱下大褂，换上农民服装，不能携带皮箱和贵重物品。

交通员是 个三十岁左右的汕头人，会说潮州话和闽南话，对“红色通道”非常熟悉， 对敌情也很了解。几天的接触，我已经领略了他的机敏和干练，在大埔火车 站说几句潮州话，套套近乎，就顺利地通过检查。

所以，我服从他的安排， 换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把皮箱和金表、钢笔送给他，就上路了。

又是一个 茫茫黑夜的急行军。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点溪水。太阳升起来不久，交 通员告诉我，已经穿过封锁线，到达苏区了。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进入一个 小村镇，他面带喜色地说：“到家了。”

随后，他带我到福建军区接待站， 和一个干部进行了交接。按照接待站的安排、交通员就地休息后返回汕头。 我被送到“河田”福建军区司令部。

周子昆司令员和政委谭震林热情接待了 我，让我吃饱了肚子，蒙头大睡。养精蓄锐后，他们派了两个战士和三匹马 送我去瑞金。

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们头顶蔚蓝的天空，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在绿色的山野上快马加鞭，于5月6日到达红都瑞金。

负责接待我的是保卫局的陈彭年，他带我向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报到。

刘伯承说： “老朋友回来了，欢迎你。按照中央和中革军委 的规定，凡是从白区来的同志都要先接受组织审查。敌情严重，斗争复杂， 对党员和干部政治审查是革命的需要。具体事情由邓发同志和你谈。你先好 好休息几天，等审查完了，再和你谈工作。”

我坦然地回答说：“请老总放 心，我一定积极配合。”

刘伯承叫管理部门给我发了被装和生活必需品，安 排了食宿。

邓发向我询问回国旅程的情况，并让我写一份书面汇报。当晚我把两个多月的回国经过详细写出来，呈送保卫局。

邓发接过汇报后说：“旅途劳顿，好好休息几天。来到苏区， 一定会感到新鲜和陌生，吃饱了睡足 了，出去转转。"

我穿上灰色的土布军装，在瑞金四处闲逛，看到威武雄壮 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和朝气蓬勃的儿童团在操练，山林里花香鸟语，村庄农 舍炊烟四起，庄户们辛勤耕耘，饭馆小店生意兴隆， 一派生机勃勃的和平景 象。“审查”没有影响心情，我深深地陶醉于回家后的愉悦。

三天后，邓发对我说：“中央电台(为便于与共产国际联络，中央电台设在上海)发来电报，上海和汕头地下党已证明你的汇报属实。还转来了共产国际派你回国的通知及你的简历。评价很好，连你获得的奖励、写过的书籍、发表过的文章，也提到了。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政审结束，你已经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可以找刘总长要求工作了，今后的路很长，好好干吧。"

到红军学校当军事教员

我面见刘伯承请求上前线，我说： “我的情况您了解，从1927年开始 就要求回国，渴望到作战部队直接参加革命战争，六年之后，终于回来了， 希望总长满足我的愿望。”

刘伯承说： “我了解你、理解你，但是，不能满足你

一来你对中国革命战争和红军部队还不大熟悉，需要先了解情况，这是个必要的过渡过程。

二来红军学校创办一年半，发展了，扩大了，学员增多了，但是教员太少，合格的教员就更少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几个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放在学校里暂时当教员。

比如：陈时骥，他原来是国民 党第五十九师师长，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们抓住了。

还有一个何涤宙，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工兵营长，也是俘虏过来的。

这些人在我们红军学校当教官，教的还是旧军队那一套，我们的红军指挥员们怎么能服气呢?

学员发牢骚说： ‘这是反革命的教革命的，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我们红军学校实在太需要你这样的红色军事教官。

智涛同志，到部队你可以当师长、团长，留在学校，你可以培养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师长、团长。从全局出发，认真想想，究竟哪里更需要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对革命贡献更大?”

刘伯承一 席话使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到红军学校担任军事主任教员。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 山。

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红军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井冈山，成立了红四 军，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 的平江起义的部队，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 的部队陆续汇集到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壮大了。

1930年冬至1931年秋，红军 取得了粉碎蒋介石三次“围剿”的胜利，苏区获得了巩固和发展，红军发展 到十五万人，作战方式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

但是，红军 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的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

经刘伯承 建议，中革军委批准，1931年秋在江西瑞金成立了红军第一所正规学校，命 名“红军学校”,任命叶剑英为校长兼政委，何长工为副校长，邓萍为教育长，周以粟为政治部主任，杨至诚为校务部长。

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 党军队的“围剿”,红军部队作战频繁而紧张。

面对重重困难，军委高瞻远 瞩，决心办好学校，选调左权、周子昆、伍修权等几位优秀指挥员当教员； 从作战部队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人学，学员编为四个连。

一连连长龙云，指导员张华；

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

三连连长粟裕，指导员刘西平；

四连连长林野，指导员伍修权。

连队干部既要负责学员的行政管理，又要负 责组织教学。“万事开头难”,红军学校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 简地创办起来，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到1933年，红军学校已经办了四期， 培训了六千二百多名军政指挥员，取得了很大成绩。

红军时期的王智涛

我到职时，校长兼政委仍是叶剑英，因他还是红军副总参谋长，主要精 力在总参，学校工作由代理校长周昆负责。副校长何长工、训练部长林野、 政治部主任欧阳钦、组织部长黄火青、宣传部长张如心。

我担任训练部的军事主任教员。军事教员有郭化若、冯达飞、鲍先志、赵黎平等。

钟伟剑任五期团团长，伍修权任政委。

卢树椿任六期团团长，苏进任副团长。

孙毅、 韩振纪是六期团的营长。这些团、营干部同时兼任教员。

苏进、孙毅、韩振纪、卢树椿等同志，是1931年12月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后分配到红军学校 的。郭化若、冯达飞以及1934年来的；萧劲光，是受“左”倾路线排挤，被撤销部队职务，调来学校任教员的。

刚到学校，最高兴的是与伍修权、郭化若、黄火青、张如心等老战友重 逢。大家欢聚一堂，回忆过去，瞻望未来，欢声笑语，格外亲切。

伍修权和 我聊得最多，我感谢他传授的“锦囊妙计”, 叙说了申请回国的过程以及回国旅程的艰险。巧合的是他回国到达上海后，也曾一个多月与党接不上头， 后来，街头巧遇张振亚，经张振亚帮助，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由地下党通 过粤闽赣“红色通道”送到苏区。

伍修权提到的张振亚，就是在苏联时，刘 伯坚指派给我的联系人。1929年底，张振亚离开莫斯科到苏共远东局工作， 就此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经到处寻觅打听，却一点信息都没得 到。“文革”后才知道，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结束后，改名张存实回国。

先在 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曾与李翔梧一起介绍冯玉祥部队的张克侠将军秘密加入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党派他和宣侠父、许权中、武止戈、张慕陶(后叛变)到冯玉祥部队做统战工作，之后，又和杨秀峰一起，帮助张荫梧成立深泽抗日学院，组织起庞大的河北抗日民军，张存实担任民军司令，并将这支部队改编，加入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贬到辽宁兴城果树研究所，与他的苏联老婆、混血女儿一起生活。1964年病逝。据说，晚年生活很凄苦。

无论如何， 他是继宣侠夫、刘伯坚之后，我的革命道路上的又一位引路人。我永远感激 和怀念他。

在红军学校，我担负了战术学和射击学授课，还负责整理和改编军事 教材。同时，还帮助刘伯承翻译、校对《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野战条 令》。

1933年10月，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壮大到三十万人，中央苏区正面临敌 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壮大和应付日益严重紧迫的作战 任务，更多更快地培养红军指挥员，军委决定将红军学校分建成四个学校。

第一所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即以俄国革命烈士赫西斯命名，地址在瑞金，何长工任校长兼政委，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红军大学设高级班、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和参谋科。

高级班的学员有程子华、彭雪枫、张宗逊、郭天民、周昆、曹里怀、孔荷宠、蔡会文、杨梅生等。

第二所是红军第 一步兵学校，由红军学校第六期学员团队改编，又名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即以彭湃、杨殷两位烈士命名，地址在九堡，陈赓任校长、黄火青任政委，不久刘西平接任。

第三所是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由红军学校第七期学员团队改 编，又名公略步兵学校，即以黄公略烈士命名，地址在雩都，林野任校长， 张际春任政委。

第四所是特科学校，由红军学校工兵营、炮兵连、防空和防装甲连改编，地址在武阳围，胡国杰任校长，张华任政委(不久，袁血卒接 任 ) 后面三所学校均归属红军大学领导。

我到军委工作后，李德到学校讲课，都是由我担任翻译。受军委指派，我还经常到各个学校检查和帮助教学。

被陈赓“打土豪”

1933年8月的一天，刘伯承召集几位同志研究修改《苏军步兵战斗条 令》翻译稿，参加者有左权、叶剑英、黄火青、郭化若、伍修权和刚从上海 返回苏区正接受审查的陈赓。

讨论快结束时，陈毅来了。他对在座的各位都 很熟悉，唯独不认识我。

刘伯承介绍说：“他叫王智涛，在苏联学习工作了 八年，曾当过我的教官。他刚回国不久，在红军学校工作。”

陈老总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红军欢迎你这样的红色教官。”接着和大家闲聊起 来，还问了一些我个人和苏联的情况。

红军时期的陈毅

陈赓是个爱热闹的人，他带头“发 难”笑着对大家说： "苏区有打土豪的规矩，今天恰巧陈司令也在，我号 召大家一起来打王智涛这个‘洋土豪’。”他的倡议得到大家响应。

陈老总看了看众人，开玩笑说： "哦，你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有宗派主义之嫌啊。”

刘伯承平时很严肃，很少开玩笑。此时，受老战友感染也说起笑话。 他说：“拉上你这位从法国回来的，不就是共产国际了嘛。”

陈赓、伍修权都知道我在上海被偷了一百美金的事，陈赓在上海时就扬言要狠狠地宰我， 他绝不会“心慈手软”。

倒是伍修权比较“温良恭俭让”,他说：“打王智涛土豪，我赞成，但要手下留情。共产国际派他回国，给了一百五十美金， 在上海等候与中央接头时，住在旅馆里被小偷偷了一百美金，路上又花了不 少，恐怕兜里没有几个大子了。”

陈老总风趣地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洋土豪被贼偷成了小土豪，大家再加把劲，把小土豪打成赤贫，他就有资格加入赤卫队，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了。”

陈赓把大家拉到瑞金城里颇有名气的“和顺老号”,开始“打土豪”。

席间，陈赓带头闹酒，他举起酒杯说：“我先敬我的教官智林斯基一杯。”

在座的人都不了解历史，刘伯承说：“你个陈赓，搞啥子鬼?你又没有在苏 联军校学习，智涛怎么会是你的教官?”

陈赓给大家讲了在苏联和我一起研 究手枪的故事。

接着，陈赓又要我这个被他认领的“孩子”向他这个"恩人”敬酒。

干杯之后，他又给大家讲了上海接头的故事。当说到差点一枪把我当成特务给崩了时，大家捧腹大笑。

我与这些红军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欢 聚一席，听他们说笑话、讲故事。他们平易近人、妙语连珠、才华横溢，连 闲谈笑语也极富哲理，使我受到教益。

陈毅的大名，我早就知道。回到苏区 后，知道了他的革命经历和巨大贡献，对这位井冈山红军创始人非常钦佩和 崇敬。第一次和他见面，我略感拘谨，不曾多语。而陈老总没有架子，热情 豪放，幽默诙谐，在谈笑中尽显人格魅力。

红军时期的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