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十大巨富

以下是清朝著名十大富豪的详细介绍

和珅（1750-1799）：权力巅峰的财富巨鳄

出身与崛起：满洲正红旗人，幼年家贫，通过科举入仕，因机敏善辩获乾隆赏识，历任户部尚书、领班军机大臣等数十职，成为乾隆晚期实际掌权者。

权力寻租：垄断官员任免权，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如道员需1.6万两），甚至发明“议罪银”制度，允许罪犯以钱抵罪。

商业帝国：开设75座当铺、42座银号，涉足地产、绸缎、瓷器贸易，其管家刘全的家产亦达200万两。

皇室贪腐：掌管内务府期间，借为乾隆操办寿宴、南巡之机，克扣贡品、虚报开支，抄家时发现珍珠手串比皇宫还多200串。

抄家清单（部分）：黄金33500两，白银300万两（含地窖藏银）；绸缎库2间，各色绸缎6000匹；夹墙藏金26000两，私库藏金6000两；田地800顷（约8万亩），房产3000间。

财富影响：其2.2亿两身家（约合清朝15年财政收入）被民间称为“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成为封建集权下权力敛财的极致案例。

伍秉鉴（1769-1843）：全球视野的跨国财阀

家族背景：福建泉州人，祖上以经商入粤，其父伍国莹创立“怡和行”，成为广州十三行之一。

商业版图

垄断外贸：作为十三行总商，掌控茶叶、生丝出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独家供货协议，年利润超100万两。

跨国投资：在印度购买种植园，向美国商人贷款（曾借50万银元给波士顿商人），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

金融创新：将怡和行发展为跨国财团，旗下“浩官”（Howqua）商号成为国际市场信用符号，美国旗昌洋行曾挂靠其名下经营。

社会地位：捐三品顶戴，与两广总督平起平坐，1834年自估家产2600万银元（约2000万两），被西方称为“世界首富”。鸦片战争后，因行商制度瓦解，家族财富缩水，但仍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际资本家之一。

潘振承（1714-1788）：从水手到“生丝之王”

逆袭之路：福建漳州贫农，13岁当水手随船赴吕宋（今菲律宾），24岁到广州闯荡，从洋行买办做起，因精通外语、熟悉外贸规则，被西班牙商人委以代理。

商业垄断：1751年创立“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凭借对生丝品质的严格把控，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60%的生丝采购量，制定行业标准，规定生丝“九八丝”（含杂率2%）为合格线，迫使外商接受，成为国际生丝贸易定价者。

政治智慧：主动配合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制夷”政策，被任命为十三行商总，代表官府与外商交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独自承担粤海关80万两税银，获朝廷嘉奖，巩固垄断地位。其家族财富达2000万两，后代潘仕成建成广州名园“海山仙馆”，成为岭南文化地标。

卢观恒（1741-1803）：棉花帝国的缔造者

草根发家：广东新会贫农，16岁到广州当学徒，因帮外商解决一批生丝质量纠纷，获瑞典东印度公司信任，成为独家代理。

垄断策略：1783年创立“广利行”，抓住英国工业革命对棉花的需求，垄断全国80%的棉花出口，同时控制江南茶叶产区的收购渠道，建立“行商联保”制度，联合其他行商哄抬棉价，迫使外商接受溢价，单季利润可达百万两。

社会影响：跻身广州“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捐官至户部员外郎，其商馆“广利行”成为十三行中最具势力的商号之一。晚年投资造船业，拥有商船30余艘，往来于南洋与广州之间，财富估值2000万两，是乾隆晚期外贸商人的典型代表。

胡雪岩（1823-1885）：红顶商人的兴衰样本

崛起三部曲：

1. 钱庄起步：19岁获杭州阜康钱庄掌柜赠予全部资产（5000两），凭借为官员代理钱粮发两），凭借为官员代理钱粮发家。

2. 官商结合：资助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后成为左宗棠心腹，负责督办军饷、采购军火，获朝廷特批用官银开设“阜康”钱庄分号20余处。

3. 产业扩张：垄断江浙生丝贸易，创立“胡庆余堂”中药店（今杭州百年老店），经营当铺、绸缎庄，鼎盛期资产达2000万两。

政治投资：为左宗棠西征借洋款1100万两，采办西洋武器，获赏布政使衔（从二品）、黄马褂，成为唯一穿官服的商人。

陨落原因：1883年因与洋商争购生丝失败，遭外商联合抛售，引发挤兑潮，阜康钱庄倒闭，被革职抄家，最终贫病而亡，其经历成为“成也靠山，败也靠山”的历史隐喻。

盛宣怀（1844-1916）：近代实业的奠基者

洋务操盘手：秀才出身，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以“官督商办”模式创办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

轮船招商局（1872年）：打破外国航运垄断，年利润超百万两；

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中国首家机器纺织厂，垄断江南棉布市场；

中国电报总局（1880年）：架设全国电报网络，控制信息命脉。

财富结构：通过股权置换、政府补贴积累财富，仅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每年分红达50万两。晚年投资铁路（沪宁、津浦铁路总办）、矿业（汉冶萍公司），资产估值1160万两，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之父”。

历史争议：借办实业侵吞公款（如挪用轮船招商局资金炒股），引发1910年橡胶股票危机，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乔致庸（1818-1907）：晋商票号的改革者

家族振兴：山西祁县乔家第三代，接手时家族生意濒临破产，通过“汇通天下”的票号改革重振家业。打破晋商“北票南货”传统，将票号业务从北方扩展至江南，在全国设分号40余处；首创“顶身股”制度，让掌柜、伙计以人力入股，年分红最高达银1.7万两，激发员工积极性。

产业布局：除票号外，经营茶叶（从福建武夷山到蒙古恰克图的万里茶路）、皮毛、粮食贸易，拥有骆驼商队2000余峰，钱庄资本金达800万两。其经营的“复盛公”商号成为包头城的经济支柱，民间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儒商典范：恪守“信、义、利”原则，灾年开仓放粮，为朝廷捐输军饷30万两，晚年捐银4万两重修祁县渠家大院，其事迹被改编为电视剧《乔家大院》。

云南钱王王炽

人物生平：王炽出生于1836年，云南弥勒县虹溪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用母亲卖掉陪嫁玉镯的20两银子做本钱经商，从赶马帮贩运开始，开设并发展了著名的“天顺祥”商号。后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经20年经营，资金雄厚，号称“南邦之雄”。1903年，王炽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

商业成就：他的商号“天顺祥”“同庆丰”遍布全国15个行省的大中型城市，与西帮三晋票号匹敌。王炽通过经营金融票号业，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清末巨商，被英国《泰晤士报》列为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中的第四位，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社会贡献：王炽乐善好施，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重修广西直隶州城孔庙等。光绪九年，法国侵略越南，他垫支银60万两。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山西两省大旱，他捐银2万两赈恤。因诸多义举，他获朝廷旌表，被赐“急公好义”“义重指国”匾额，还被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叶澄衷（1839年-1899年）中国近代知名实业家、慈善家

五金行业：1862年，在洋人帮助下于上海虹口开设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资经营的五金商号老“顺记”，后业务拓展至钢铁、机械等五金领域，并在上海及各大商埠开设18所分号，成为“五金大王”。 

火油领域：以亚细亚公司为开端，将火油打入上海租界以外市场，获得美孚石油独家经销权，成为火油大亨。

轮船运输：1889年，集资兴办鸿安轮船公司，开辟长江及北方沿海等海上航线，规模居当时前列。

火柴制造：1890年，在上海虹口创建燮昌自来火公司，1896年又委派同乡在汉口创办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厂。

金融领域：1897年，与严信厚、朱葆三等人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执行董事。

教育方面：1899年，在虹口捐地30亩，捐资10万两，创建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正规现代教育学堂“澄衷蒙学堂”。还在家乡对崇正书院拨款重修，把全乡17所私塾等改成西洋式学堂。

慈善方面：1871年，出资3万两白银在家乡创设叶氏义庄。此外，还在上海设立了“怀德堂”“崇义会”“广益堂”等，对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也拨专款帮助。

财富状况：至19世纪末，叶澄衷拥资银800万两，被称为“江南甲富”“国内巨富”。他所营钱庄多至百余家，遍及国内大中城市，还拥有树德地产公司，在沪置地400余亩。

王相卿是清代山西旅蒙商人，大盛魁商号的创始人之一

早年经历：王相卿是山西太谷县武家堡人，出身贫苦，幼年家贫，曾为人佣工。清康熙中期，他与张杰、史大学三人一起在费扬古部做军厨、服杂役，并随军兼做小生意。

创业历程：康熙三十五年，王相卿跟随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做生意，三人开始合伙做肩挑小贩。初始生意不佳，张杰、史大学一度返回家乡，王相卿坚守下来，后来生意渐有起色，他又将二人召回，共同在杀虎口开了“吉盛堂”商号。康熙末年，他们将“吉盛堂”改为“大盛魁”，并将总号地址移到归化城。在王相卿的带领下，大盛魁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旅蒙晋商专做蒙俄贸易的著名大商号。

商业才能：王相卿头脑灵活，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较强的应变能力，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商机。他开创了晋商对蒙的易货贸易模式，将中原的茶叶、盐、烟草等商品运往草原，换回皮毛等珍贵货物。他还建立了“人力股”制度，保证了掌柜对商号的绝对经营管理权，为大盛魁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个人品质：王相卿为人豪爽仗义，在处理与兄弟张杰的关系时，大度包容，竭力为其开脱过错，感动了张杰和史大学，三人结为异姓兄弟，为共同创业奠定了基础。他意志坚定，面对创业初期的诸多困难和挫折，始终没有放弃，在王相卿的领导下，大盛魁极盛时有伙计达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0000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白银。其活动地区广泛，包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喀尔喀四大部、库伦、内蒙古各盟旗，还扩展到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甚至参与中俄恰克图贸易并深入俄国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

总结：清朝富豪的财富逻辑

权力依附型：如和珅、胡雪岩，财富积累高度依赖政治特权，成也权力败也权力；

贸易垄断型：如十三行商人，借朝廷“闭关锁国”政策垄断外贸，是制度红利的受益者；

产业创新型：如盛宣怀、乔致庸，通过近代实业或商业组织变革创造财富，代表社会进步方向。

这些富豪的兴衰史，本质上是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碰撞的缩影，也揭示了“官商关系”对财富命运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