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师专毕业时，原来分配的单位被人顶替，10年后命运发生

十年蝶变

＂周所长，这事能有商量吗？＂我站在教育局所长办公室，手里攥着那张被涂改的分配表，声音发颤。

周所长抬头，叹了口气：＂周宏恩同志，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上面决定把你的位置给了县长侄子，咱们小老百姓哪有说话的份儿啊。＂

我叫周宏恩，一九八一年师专毕业。那年我二十一岁，满腔热血，却在分配关头遭遇命运捉弄。

当初填报志愿时，我和宿舍的同学熬了一整夜。＂宏恩，你一定能去县一中！＂室友李建国拍着我的肩膀，＂咱成绩这么好，没跑的。＂

我们那会儿多单纯啊，以为只要努力就有回报，殊不知世事难料。

回到清水村的第一晚，我躺在土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眼泪悄然滑落。父亲在门外咳了一声：＂恩儿，睡了吗？＂他是个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此刻声音沙哑又无力。

＂睡了，爹。＂我应道，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望向那个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讲台梦。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起来蒸馍馍。那是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平日里舍不得吃，这会儿全拿出来给我解闷儿了。

＂娘的好儿子，吃完了去公社看看，说不定还有别的出路。＂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就像我还是个小孩子。

公社去了，却只换来一句＂安心在家生产，国家缺粮食呢＂。这是八十年代初期，刚改革开放没几年，农村还没完全摆脱＂以粮为纲＂的思想。

第二天起，我加入了生产队。白天弯腰插秧、锄草、收割，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母亲常在我熬夜时端来一碗姜汤：＂恩儿，别太拼了，日子长着呢。＂

我却知道，唯有读书才能照亮我的未来。

那时候村里通电时间有限，夜里八点一过就停电了。我就点着煤油灯，一页一页地啃《教育学》《心理学》，偶尔翻出大学笔记复习。

＂又看书呢？＂父亲有时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旱烟袋，＂你这个倔脾气，跟你爷爷一个样。＂

我笑笑：＂爹，我不甘心。＂

父亲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不甘心好啊，不甘心才有出路。当年你爷爷就是太老实，才落得个穷命。＂

村里的孩子们得知我是师专毕业生，放学后常来我家请教问题。起初是三五个，后来竟有十几个。我在打谷场上搭了个简易课堂，用木棍在地上写字，教他们语文、算术。

＂周老师，这道题我不会。＂小顺子是李大婶家的儿子，成绩不错，就是家里条件差，上学的本子都舍不得买。

我把自己的笔记本撕下几页给他：＂先用这个，明天我进趟县城，给你们买点学习用品。＂

县城十里地，我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带回一堆铅笔和本子。孩子们接过文具，眼睛亮得像星星。

李大婶看着儿子成绩提高，塞给我两个鸡蛋：＂周老师，咱不能白占你便宜。＂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心里却暖烘烘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从愤懑到平静，再到用心经营这片属于我的小天地。

村里办起了广播站，大队长让我当播音员，每天早晚播报新闻和农业知识。我的声音通过喇叭传遍村庄，成了乡亲们生活的一部分。

＂小周，你这嗓子真中听，比县广播站那些人都强！＂王大爷每次路过广播室，都要停下来夸我两句。

八二年冬天，村里第一次有了电视机。生产队花大价钱买了一台＂飞跃＂牌黑白电视，放在大队部。每到晚上，全村人都挤在一起看《新闻联播》和《西游记》。

我常被安排讲解电视里的新闻，给村里人普及知识。那会儿刚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我就在电视后给大家解释政策，劝说年轻夫妇响应号召。

＂宏恩，你小子不当老师可惜了。＂村支书老张常这么说，我只是笑笑，心里的那个结却始终没解开。

八三年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参加了县里的民办教师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名列前茅，却因为没有关系，最终没能被录用。

那天回家，我喝了难得的半斤白酒，醉倒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是父亲背我回家的，他那瘦弱的身板，硬是把我一米七五的大个子扛回了家。

＂孩子，别钻牛角尖。＂父亲坐在炕边，轻声说，＂咱农村娃，命就这样，认了吧。＂

我摇摇头，泪水簌簌落下：＂爹，我不认。我就不信这个邪。＂

第二天，我继续带着村里的孩子们读书学习。小顺子家的泥墙上，我用石灰水刷了一个大大的＂志＂字。

＂周老师，这是啥意思？＂孩子们问。

＂这是志向的志，人活着，得有点志气。＂我说着，心里也在给自己打气。

八四年，包产到户政策全面实施。我家分到了五亩地，父亲高兴得睡不着觉：＂恩儿，咱家有盼头了！＂

我和父亲起早贪黑地干活，那年秋天，我家的粮食比往年多收了三成。母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还添置了几件新衣裳。

但我的教书梦从未放下。晚上，我还是坚持看书学习，准备自考本科。村里的＂夜校＂也一直办着，从最初的十几个孩子，发展到二十多个。

＂周老师，我考上初中了！＂八五年夏天，小顺子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找我，＂多亏了您！＂

我摸摸他的脑袋：＂好好学，将来考大学。＂

＂我要像周老师一样当老师！＂小顺子眼睛亮亮的。

我笑了，心想：我自己都还没当上呢。

八七年，我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那一天，我请全村人吃了饭，母亲炒了满满一大桌菜，连平时舍不得吃的肉都买了好几斤。

＂恩儿出息了！＂村里人都来道贺，＂这下县里总该要你了吧？＂

我又一次向县教育局递交了申请，结果依然石沉大海。那会儿计划经济体制还很强，没有正式编制，想进体制内几乎不可能。

＂别灰心，慢慢熬吧。＂父亲安慰我，＂咱农村有句老话：熬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点点头，继续我的＂地里地外＂两份工。白天种地，晚上教书。

八九年，村里修了条水泥路，通往县城的班车增加到一天三趟。我开始每周去一次县图书馆，借最新的教育杂志和教材回来研究。

乡亲们都说我犯傻：＂好好种地不行吗？年年争当劳模不好吗？＂

只有母亲懂我：＂我儿子心里有本账，总有算清的一天。＂

九零年，国家开始深化教育改革。县里传出消息，要扩大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我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

＂周老师，你听说了吗？县一中那个顶替你的吴明出事了！＂村里开拖拉机的老王一大早就来敲我家门，＂听说是体罚学生，把人家孩子打得住院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一九九一年春，县里教育改革，扩招教师。村支书老王敲开我家门：＂宏恩啊，县一中招代课老师，你去试试？＂

我心跳加速：＂当真？＂

＂千真万确！刚从公社开会回来，专门问的。＂老王拍拍我的肩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你的好日子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骑上自行车就往县城赶。路上，我在心里把教案复习了无数遍。

站在熟悉又陌生的学校大门前，我整了整衣领。那座红砖楼，十年前我曾无数次在梦里走进又走出。

＂你是周宏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问道。是刘校长，十年前我来报到时见过他，没想到他还记得我。

＂是我，刘校长。＂我声音有些发抖。

＂十年了啊。＂刘校长看着我，眼神复杂，＂当年的事，我很抱歉。＂

我摇摇头：＂命运使然，不怪任何人。＂

刘校长拍拍我的肩膀：＂明天来试讲吧，语文，高二，你选篇课文。＂

那晚，我一夜未眠，把《语文》教材从头翻到尾，最终选定了戴望舒的《雨巷》。

试讲那天，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戴望舒的《雨巷》。＂我的声音起初有些颤抖，但很快平稳下来。

当我讲到＂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时，教室静得能听见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

＂诗人笔下的丁香姑娘，是理想，是希望，是诗人心中的美好向往。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丁香姑娘，都有一个梦想在等待。＂我说着，不禁想起自己十年的等待。

下课铃响，掌声如雷。几个学生围上来问问题，刘校长站在教室后门，冲我点点头。

两周后，刘校长亲自来访：＂周老师，你知道当年顶替你的吴明吗？教学事故被调走了。我想请你正式入编，接他的班。＂

我愣住了。十年了，十年风雨，命运竟在这一刻转了个弯。

＂这、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刘校长笑道，＂我看了你的档案，这十年你自学本科，带村里孩子，还自己研究教学方法。这样的老师，哪里找去？＂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感觉眼前一片模糊。

回家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像个孩子一样又哭又笑。路过村口的大槐树时，我停了下来，抚摸着树皮上我小时候刻的＂教师梦＂三个字。

＂爹！娘！＂我一进门就大喊，＂我被县一中录取了！正式编制！＂

母亲手里的碗＂啪＂地掉在地上，破成几瓣也顾不上，跑过来抱住我：＂好儿子！苦尽甘来了！＂

父亲坐在炕上，点着旱烟袋，眼角却有泪光闪动：＂我就知道，我儿子不是池中之物。＂

当晚，全村人都来我家道贺。李大婶带着如今已经上初三的小顺子，脸上满是骄傲：＂我就说周老师将来有出息！＂

小顺子已经长成了半大小子，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周老师。＂

我摸摸他的头：＂好好学习，以后咱们做同事。＂

第一天走上正式讲台，我穿上了新买的西装，打了领带，像模像样地站在县一中的教室里。看着教室里四十双求知的眼睛，我想起了清水村打谷场上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荷塘月色》。＂我深吸一口气，＂朱自清先生说，＇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人生也是如此，曲折中孕育着希望。＂

课上得很成功，学生们听得入神。我发现，那些年在乡下教孩子的经验，在这里同样适用。怎么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我已经练就了这门手艺。

＂周老师，您讲得真好！＂下课后，学生们围着我问问题，＂您以前在哪所学校教书？＂

我笑而不答，只说：＂好好学习，不要辜负青春年华。＂

放学后，一个女生悄悄放了个苹果在讲台上：＂周老师，我爷爷是清水村的，他说您在村里教了好多孩子，他们都考上了高中。＂

我拿起苹果，心中百感交集：＂谢谢你，也谢谢你爷爷。＂

回到家，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日记本，写下了这一天的感受：＂十年磨一剑，今朝终出鞘。命运的馈赠虽然迟到，但从未缺席。＂

第二天，我带着从家里带来的自制教具上课。那是用小木块和麦秆做的几何模型，比学校里的更形象生动。

＂这是我在村里教孩子们时做的。＂我向同事们展示，＂没有教具，就自己做。＂

年轻老师李明惊讶道：＂周老师，您这十年没白过啊！＂

我笑笑：＂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九一年冬天，县里举行教学比武，我代表学校参赛，获得了一等奖。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扬我：＂周老师用十年磨砺出来的教学本领，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台下掌声雷动，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一刻，我感到十年的等待与坚持都是值得的。

九二年春节，我回村探亲。村里人围着我，七嘴八舌地问县城的新鲜事。小顺子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专门来感谢我的栽培。

＂周老师，我一定考上大学，当个像您一样的好老师！＂小顺子郑重其事地说。

我看着这个曾经在打谷场上用木棍写字的孩子，心中无比欣慰：＂一言为定，我等着你。＂

走在村里的土路上，看着那些熟悉的房屋和田野，我忽然感到一种奇妙的和解。那个被顶替的痛苦记忆，那些在泥土中挣扎的日子，如今都化作了宝贵的财富。

十年的等待，让我从一个只懂书本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懂得生活、懂得教育、也懂得坚持的人。我在泥土中扎根，又从泥土中生长，最终开出了自己的花。

回到县城的教室，我望向窗外，十年的时光在眼前流转。那个被顶替的年轻人，经过岁月打磨，成了一个更好的教师。命运的馈赠总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周老师，能请您给我们讲讲您这十年的经历吗？＂班上的班长鼓起勇气问道。

我微笑着点点头：＂好啊，让我讲个故事，关于等待，关于坚持，也关于蝶变。＂

窗外，春天的阳光洒满校园，新的一页，正在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