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5岁上海人，丧偶后和亲家母搭伙两年，她很开心，可我却想逃

我叫赵建国，今年65岁，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老伴走了五年，儿子赵宇浩一家常年在北京工作，一年也回不来几趟。偌大的房子里，就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吃饭都没个滋味。

两年前，亲家母孙桂芳从老家江苏过来帮儿子儿媳带孙子，结果没待半年，亲家公在老家突发脑溢血，人就这么没了。办完丧事，孙桂芳整个人都垮了，儿子儿媳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老家，就把她接到了上海，住在我这儿。

就这样，我和亲家母开始了搭伙过日子的生活。一开始，我还挺高兴。家里总算有了点烟火气，每天下班回家，孙桂芳都把饭菜烧得喷香，三菜一汤，荤素搭配，比我一个人吃剩菜强多了。她手脚麻利，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那些旧衣服，她都给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们俩生活费AA制，她每月给我一千五，说是伙食费，其实我知道，这点钱在上海哪够，但她坚持，我也就收下了。

我们相处得还算客气，毕竟中间隔着儿女。平时聊聊天，说说孩子小时候的趣事，看看电视，日子倒也过得安稳。孙桂芳这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很快就跟小区的邻居们混熟了。她跳广场舞，参加社区合唱团，每天都乐呵呵的，逢人就夸我这个亲家好，说我收留她，让她在上海有了个家。

她越是开心，我心里就越不是滋味。这种感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觉得暖和舒服，慢慢地，水温越来越高，我感觉自己快要被煮熟了，透不过气来。我开始想逃。

事情是从一些小细节开始变味的。孙桂芳开始管我的事了，管得还挺宽。我晚上喜欢喝点小酒，以前老伴在的时候，总会给我炒两个小菜。现在孙桂芳不让，说喝酒伤身，血压高了怎么办。我刚拿出酒瓶，她就把酒给我收走了，换上一杯热茶，语重心长地说：“建国啊，咱们都这岁数了，身体要紧。”

我喜欢看球赛，特别是夜里的欧洲联赛，声音开得稍微大点，她就从房间里出来，皱着眉头说：“小点声，明天还要早起买菜呢。”我只好把声音调到几乎听不见，最后索性不看了。我的生活习惯，在她的“关心”下，被一点点地改造。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把我当成了她的“老伴”。她会很自然地把我的脏衣服拿去洗，包括内衣内裤。第一次我发现的时候，尴尬得脸都红了，跟她说以后我自己来。她却笑呵呵地说：“哎呀，这有啥，都是一家人，别分那么清。”可我们哪是一家人？我们是亲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小区里的人开始说闲话了。张阿姨拉着我的手，挤眉弄眼地问：“老赵，跟亲家母处得不错嘛，什么时候办喜酒啊？”李大爷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有福气，找了这么个能干的，下半辈子享福喽。”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解释说我们只是搭伙，他们都笑得意味深长，根本不信。

孙桂芳似乎很享受这种误会。她从不解释，反而有时候会故意说些引人遐想的话。有一次社区组织旅游，她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们家老赵不去，他离不开我烧的饭。”一句“我们家老赵”，让我浑身不自在。

我跟儿子赵宇浩提过这事，想让他把妈接走，或者在附近租个房子。儿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爸，我妈一个人不容易，你们俩做个伴挺好的。再说，在北京我们压力也大，哪有精力再照顾她。你就多担待点。”

我能说什么？儿子也有他的难处。可我的苦，谁又能懂？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老伴的遗像。老伴的遗像一直摆在客厅的柜子上，我每天都会擦一擦，跟她说说话。那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遗像不见了。我心里一慌，满屋子找，最后在储藏室的一个旧箱子里找到了。

我拿着遗像冲出去问孙桂芳，她正在厨房哼着小曲做饭。看到我手里的遗像，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建国啊，你看，这照片天天摆在外面，看着心里怪难受的。人走了，就让她安息吧，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不是？”

那一刻，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那是我的妻子，是我相濡以沫四十年的爱人！她凭什么替我做主，把我的念想收起来？我强压着怒火，一字一句地说：“孙桂芳，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妻子。请你以后不要动我的东西。”

我的语气很重，她愣住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委屈地说：“我……我也是为你好。”说完，就抹着眼泪回了自己房间。那天晚上，她没出来吃饭。

我心里也不好受，觉得自己话说重了。可我如果不把话说清楚，这种模糊不清的日子还要过到什么时候？我需要的是一个搭伙过日子的伙伴，一个有边界感、互相尊重的室友，而不是一个试图取代我老伴位置的“新老伴”。

这件事后，我们冷战了好几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孙桂芳不再对我嘘寒问暖，也不再管我喝酒看球，但她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怼和不解。她大概觉得，她对我那么好，我却不领情，是个不知好歹的冷血动物。

我想，必须得想个办法结束这一切了。直接赶她走，儿子那边不好交代，也显得我太不近人情。我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我开始故意制造矛盾。她爱干净，我就故意把瓜子壳扔得满地都是。她烧的菜，我挑三拣四，不是说咸了就是说淡了。她跟邻居聊天，我就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斤斤计较的、刻薄的老头。

孙桂芳的笑容越来越少，叹气声越来越多。她开始频繁地给儿子打电话诉苦，说我变了，变得不可理喻。我知道我的计划正在一步步成功，但我的心也像被刀割一样难受。我伤害了一个同样孤独的老人，一个真心想找个伴安度晚年的人。可我没有别的选择。

终于有一天，儿子给我打来了电话，语气里带着责备：“爸，你最近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天天给她气受。你们要是不想住一块就直说，干嘛这样折磨人？”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我叹了口气，用疲惫的声音说：“宇浩啊，不是我不想好好处。你妈……她对我太好了，好得让我害怕。我这把年纪了，只想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日子，不想再找老伴了。你妈是个好人，但我给不了她想要的。长痛不如短痛，你还是把她接走吧，或者在附近给她租个房子，钱我来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儿子说：“爸，我明白了。”

一周后，儿子和儿媳妇都从北京回来了。他们没有指责我，只是平静地跟我们俩开了个家庭会议。儿子说，他已经在我们小区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让孙桂芳搬过去住，离得近，方便我们互相照应，但又各自独立。

孙桂芳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着头，不停地用手指抠着衣角。宣布结果的时候，我看到她肩膀在微微颤抖。我知道，我赢了，我终于可以“逃”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搬家的那天，我帮着搬东西。她的行李不多，一个箱子，两个包裹。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看这个她住了两年的“家”，然后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了怨恨，只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和疲惫。

她轻声说：“赵建国，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了，想找个人说说话，搭个伙，没别的意思。可能……可能是我做得太多了，让你误会了。对不起，打扰你了。”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背影佝偻，显得那么无助。

她走后，屋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打开电视，吵闹的球赛声再也没有人来管了。我拿出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可喝到嘴里，却觉得又苦又涩。

桌上还放着她没来得及带走的半瓶酱油和一袋盐。看着这些东西，这两年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她做的红烧肉，她唠叨我别看太晚电视，她在阳台上哼着歌浇花的样子……

我真的想逃吗？我逃离的，究竟是她这个人，还是那种被束缚、被改变、被误解的恐惧？或许，我害怕的，是自己的生活被另一个人完全占据，害怕老伴留下的痕迹被彻底抹去。

第二天，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她租的那个小区。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呆呆地看着人来人往，眼神里满是落寞。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们都是被时代抛下的孤单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寻找着晚年的温暖和依靠。只是我们的方式，发生了冲突。

我没有上前打扰她。回到家，我拿出手机，给儿子发了一条信息：“宇浩，跟你妈说，以后周末，叫她过来一起吃个饭吧。我一个人做饭，也挺没劲的。”

我想，搭伙失败了，但亲家还在。或许，保持一点距离，做回纯粹的亲家，偶尔聚一聚，互相有个照应，才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我不需要逃，我只需要找到一个对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