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镜头里的清末老照片，看看160年前上海人的真实模样

威廉·桑德斯是一名英国人，1862年，他创办了上海最早的照相馆之一的森泰相馆。本组照片全部拍摄于1862-1887年间的上海，虽然多为摆拍作品，却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反映。

1866年，两个抽着烟杆的男子和一个背负骆驼挑子的小贩合影。骆驼挑子是用竹子制成的流动小厨房，一头是锅灶，另一头是多层抽屉，上面的格子上放着碗、调羹以及各种调料，非常精巧。

在照相馆背景墙前面留影的挑夫。摄影师专门安排了几名年龄很小又很瘦弱的小男孩来充当模特。不过，看着三个男孩娴熟自然的动作，也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平日里他们就是干着这样的活。

挎着竹篮卖食品的小贩，光着双脚，身上的衣服很破，手里拿着的伞更是烂得不成样子。竹筐里装满的油条和油糕说明他是被摄影师从街头随机拉来照相的。

两个盲人乐师，手里捧着三弦作势演奏。他们身上都系着一根麻绳，防止是流动卖艺时彼此走散了。旧时代的盲人，因为失去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只能靠这门近乎乞讨的手艺谋生。

一支四人组成的乐队，所使用的乐器有唢呐、笛子、二胡和琵琶，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抱着琵琶和拿着二胡的男子显然对照相机更感兴趣一些，一直盯着看不休。

这是另外一支乐队，同样是四个乐师，所使用的同样是唢呐、笛子、二胡和琵琶四种乐器，看样子，这种乐器的搭配在当年的上海是乐队的标配。

一个挑着担子的男子侧影，挑子一头是独轮车的车轮，另一头是车架。有解读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独轮车进出上海城时需要缴纳税费，车夫只好用这种方法逃避纳税。

一个露天的剃头场所，其中一个剃头匠年龄很小，好像只是一个学徒。旁边的屋檐下挂着写有“剃头店”三字的牌子。清代的男子留着长辫子，脑门还要剃得光光的。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不得不经常找理发师刮脑门，打辫子，因为脑门上的顶着新长出的发茬看上去非常不体面。

那时候上海民居的院落，多少以竹篱笆围起的。这是两个在竹篱笆前示众的年轻囚犯，戴着木枷。一个蹲着，垂着眼皮，很丧气的模样。另一个站着，满脸写着不甘，他身上的棉衣到处是破洞，露出里面的棉花。

这张照片貌似县太爷在过堂照片，实际上的摄影师一件摆拍的作品。背景上的字画有些不伦不类，旁边“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对联居然上下联的位置挂反了。另外，桌子前的“月光之大”四字是从左往右写的，书法水平极差。推测画面中的人物只是一些演员，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这张图片呈现出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两名裹着头巾的妇女负责缝缝补补，一名男子正在锯木头，还有一个正在铡草。另外三个男子或坐或站着，用无所事事打发时间。

一座私塾学校的内景，侧墙上挂着一些奇怪的条幅。先生背靠着“福”字，一篓油似地坐在太师椅上，正在接受两名学生鞠躬请安。当年的师道尊严真不是说说而已，学生在先生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有时候甚至是战战兢兢。

从这张图片可以清晰地对比出少妇和少女的服饰差别。已婚的妇女穿衣相对比较保守，衣服的颜色单调，且以深颜色为主。少女穿衣则要鲜艳很多。

坐在独轮车上的两名年轻的姑娘，僧人式的帽子和臃肿的衣服使她们看上去老气横秋。其中一名女子留着长长的指甲，说明她出身于富贵人家，是无需做活的大小姐。

一对孪生兄弟分坐在独轮车的两侧，一人扛着一把桐油伞。很大程度地满足了摄影师对画面对称性的要求。在图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为了保证坐车时乘客的平衡和舒适，车头位置垂下两个麻绳套，就像马镫一样，乘客的一只脚可以蹬在上面。

一名年轻女子的坐像，留着巨大的海螺式发型。能把头发梳成这个样子，怀疑是使用了假发的。这张照片在国外的流传度很广，也成为洋人眼里中国上流女性的典型形象。用现在的眼光看，画面中的女子佝偻着身子，是有些病态的。

一名中年妇女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一把折扇，这是当年斯文的象征。她的一只脚踏在脚凳上，为的是展示裹得非常小的脚，因为小脚在当年是美人的标志之一。

穿着夏天服饰的年轻男子，一手握扇，一手持书。旁边的茶几上放着茶壶、盖碗和烟斗老三样。在后来的照片中，因为闹钟的引入，代替了桌上的茶壶，而成为照相道具新三样。

一家五口的日常。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妻子背着婴儿，坐在门前的石台阶上洗衣服。丈夫则握着长长的烟袋，悠闲地抽着烟。这或许就是从前“男尊女卑”的生活常态。

上海六马路（今北海路）的街口，空中的路牌已经烂了半边。六马路修筑于1883年，是一条真正的“马路”，因为它的前身是上海第二条跑马道，虽然位于市中心，当年就比较安静，似乎现在也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