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爷：嫁给我吧，曾姐：我有退休金、有房产、不打算结婚了？

“慧芳，你就嫁给我吧！我保证对你好。”李建国举着手里那束有点蔫的月季花，在小区花园里，当着一群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的面，冲我喊道。

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那眼神里混着好奇、羡慕，还有一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促狭。我脸上一热，感觉像被人架在火上烤。我叫曾慧芳，今年六十二，街坊邻居都客气地叫我一声曾姐。

我深吸一口气，拨开围观的人群，走到李建国面前，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老李，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有退休金，每个月四千八，够我吃够我喝；我还有一套单位分的七十平米的房子，够我住。我不缺人伺候，也不想伺候谁，这辈子，我不打算再结婚了。”

说完，我没再看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转身就走。身后传来一阵哄笑和议论声，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背上。大家都觉得我曾慧芳不识好歹，李建国人老实，条件也不错，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追，我到底在矫情什么？他们不懂，这事儿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一切，都要从半年前李建国搬到我们这个老旧的红星家属院说起。

李建国刚搬来的时候，挺不起眼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单身老头，话不多，每天就在花园里下下棋，看看报纸。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他看我的眼神总有点奇怪，躲躲闪闪的，像是有话要说又不敢说。

我这人，自从二十多年前老马走了以后，一个人拉扯儿子文斌长大，早就习惯了凡事靠自己。儿子现在成家立业，在市里买了房，我一个人守着这套老房子，日子过得清净也自在。对于黄昏恋这种事，我是从来没想过。

可李建国不一样，他好像是铁了心要跟我“发生点什么”。起初是送点自己种的小青菜，说是老家亲戚送的，吃不完。后来是早上算好我出门锻炼的时间，提着热乎的豆浆油条在楼下等我。我拒绝了无数次，客气的、严肃的，他都跟听不懂似的，依旧我行我素。

小区里的闲话就是这么传开的。大家都说李建国看上我了，说我命好。我儿子马文斌也听说了，特地打电话回来问我：“妈，我听说有个李大爷在追你？你要是觉得他人不错，想找个伴儿，我没意见。别委屈自己就行。”

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跟儿子说：“你妈我一个人过了二十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还能委屈了自己？那老李，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我总觉得不对。”

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一种直觉。他对我太“好”了，好得不正常。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再找老伴儿，图的是什么？无非是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可李建国对我的那种好，不像是在找老伴儿，倒像是在……还债。对，就是还债。那种小心翼翼，那种生怕我不同意的急切，让我心里发毛。

我开始留心观察他。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绝口不提自己过去的工作单位。我们这个家属院，大部分都是红星机械厂的老职工，大家一聊天，三句不离当年的厂子。可只要一聊到这个，李建国就岔开话题，或者借故走开。

有一次，院里的老张头问他：“老李，听你口音也是本地人，以前在哪个单位的啊？”

李建国眼神慌了一下，含糊地说：“嗨，瞎混呗，干过好多地方，不值一提。”

就是这个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去世的丈夫老马，当年就是红星机械厂的。我隐约觉得，李建国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停电。那天晚上，我家里的总闸突然跳了，一片漆黑。我摸索着去弄，可那电闸在墙角高处，我踩着凳子也够不着。正发愁呢，听见敲门声，是李建国。

他提着手电筒，手里还拿着工具包，气喘吁吁地说：“曾姐，我刚才看你家灯灭了，猜是不是跳闸了，我来看看。”

他三下五除二就把电闸给修好了，屋里重新亮堂起来。我客气地道谢，他却摆摆手，眼睛看着我家墙上挂着的一张黑白全家福，那是我、老马还有小时候的文斌。他盯着照片，眼神复杂，嘴里下意识地嘟囔了一句：“马哥他……还是老样子。”

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心头一震，追问道：“你认识我爱人？”

李建国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连连摆手：“不，不认识，我就是看照片……觉得面善，随口一说，随口一说。”

他几乎是落荒而逃。看着他仓皇的背影，我心里那个盘旋已久的疑团，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口。他绝对认识我丈夫！他接近我，一定有别的目的。

从那天起，我不再躲着他，反而开始主动接近他。我装作不经意地跟他聊起以前厂里的事，聊起我丈夫马卫华。我提到马卫华是车间的技术能手，提到他当年出事的那场意外。每当我说起这些，李建国的脸色就愈发难看，手里的茶杯都在抖。

我知道，我离真相不远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一个周末，李建国给我打电话，声音听上去很虚弱，说他感冒了，发烧起不来床，想让我帮忙去他家，把他放在床头柜的一个小铁盒拿给他，里面有他的医保卡和一些急用的单据。

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他的家就在隔壁单元的一楼，一间老旧的平房。屋里陈设很简单，但收拾得还算干净。李建国躺在床上，脸色确实不好看。他指了指床头一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说：“慧芳，麻烦你了，钥匙在抽屉里，铁盒子就在箱子最上面。”

我找到钥匙，打开了那个散发着陈年味道的木箱。箱子里果然放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但在盒子的下面，我摸到了一块活动的木板。我的心跳瞬间加速了。我假装在找东西，偷偷掀开了那块木板。

一个夹层。里面没有钱，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

我趁李建国不注意，迅速将纸包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拿出铁盒子递给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说：“老李，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有事再叫我。”

回到家，我反锁上门，手颤抖着打开了那个牛皮纸包。里面有两样东西：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一脸灿烂。其中一个，是我丈夫马卫华，而另一个，赫然就是年轻时的李建国！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我展开那封信，信纸脆得仿佛一碰就要碎掉。信是我丈夫的笔迹，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建国吾弟：见字如面。明天就要上那个新设备了，德国佬设计的玩意儿，邪乎得很。哥心里有点打鼓。万一……我是说万一，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家里那娘俩，你可得帮我照看着点。慧芳脾气犟，但人是好人。文斌还小，你当叔的，多费心。哥这辈子没求过你啥，就这一件。——兄：马卫华。”

信的落款日期，是我丈夫出事的前一天。

我瘫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是这样。原来，李建国是我丈夫的工友，是他的好兄弟。原来，他背负着这样一个沉重的承诺，活了半辈子。

第二天，我拿着照片和信，去了李建国的家。他已经好了很多，看到我手里的东西，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像一尊石像。

“你……你都看到了？”他声音沙哑。

我点点头，把信和照片放在桌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缓缓地开了口，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悔恨和痛苦。“我没脸啊，慧芳……我对不起马哥，我害了他！”

原来，当年的那场事故，并不完全是意外。李建国是当时的车间班组长，为了赶生产进度，他明知道新设备还在调试期有风险，却还是催着马卫华上了机床。结果，机器故障，悲剧发生。

“马哥是为了我才……他当时还劝我，说再等等，稳妥点。可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就想争先进，拿奖金……”李建国泣不成声，“这些年，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我总梦见马哥，他也不骂我，就那么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兑现承诺。”

他退休后，到处打听我的下落，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这个家属院，特意搬到我附近。他想照顾我，可又不敢说出真相。他怕我恨他，怕我把他赶走。于是，他想出了最笨拙的办法——求婚。

在他那个年代人的观念里，一个男人要名正言顺地照顾一个女人一辈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娶她。所以他才那么固执，那么急切，甚至不惜在众人面前丢脸。他不是想找个老伴儿，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赎罪。

听完这一切，我心里的那点怨气和怀疑，全都烟消云散了。我看着眼前这个被愧疚折磨了一辈子的老人，心里五味杂陈。我没有哭，只是平静地对他说：“老李，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老马他……从来没怪过你。他要是知道你为了这个承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他也不会安心的。”

李建国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慧芳，那你……还恨我吗？”

我摇了摇头：“不恨了。真的。人不能一辈子活在过去。你也是，我也是。”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李建国不再提结婚的事了，他看我的眼神，也不再躲闪和愧疚，变得坦然和轻松了许多。他还是会给我送点青菜，帮我修修水管，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沉重的负担，现在是轻松的朋友间的互相帮助。

我们成了小区里最特别的一对。我们不是夫妻，但比邻居更亲近。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在花园里散步，聊聊过去，也聊聊现在。他给我讲厂里那些我不知道的趣事，我给他讲文斌从小到大的糗事。

儿子文斌回来看我，看到我和李建国在楼下有说有笑地择菜，惊讶地张大了嘴。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儿子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走到李建国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叫了一声：“李叔。”

李建国当时就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我们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婚姻那张纸，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安放彼此的后半生。是朋友，是家人，是两个在岁月的长河里，终于与过去和解的老人。

现在，每天傍晚，我和李建国都会在家属院里慢慢地走着，看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有时候他会问我：“慧芳，你现在幸福吗？”

我会笑着点点头：“挺好的。心里踏实。”

是啊，踏实。不用再猜忌，不用再防备，也不用再背负着沉重的过去。这样的晚年，对我来说，比任何形式的婚姻，都来得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