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舅哥合伙开厂年赚200万，他分185我拿15，撤资后他急了

林建军通红着眼，一巴掌狠狠拍在红木办公桌上，震得那套紫砂茶具嗡嗡作响。他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变调：“陈阳，你这是要拆我的台，要我的命啊！”

这是我们合伙开厂的第八年。八年里，工厂从一个租来的小作坊，发展到年利润稳定在两百万的规模。而这两百万里，他林建军拿走一百八十五万，我，陈阳，作为技术合伙人，拿着十五万的“分红”，更像是一份薪水。我默默忍受了八年，用我的技术和心血，浇灌着他的财富帝国，也维系着我们之间那层脆弱的“亲情”。

直到今天，我提出撤资，连本带利，一分不少地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他才终于撕下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温情面具，露出了被触及核心利益后的狰狞。

可他不知道，压垮我的，从来都不是那一百七十万的差额，而是人心。

故事，要从八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说起。

第一章 初心与口头协议

八年前，我还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技术员。工作稳定，不好不坏，守着一个月三千块的死工资，和妻子林晓梅过着安稳的小日子。林晓梅是我大舅哥林建军的亲妹妹。

那年夏天，岳父林老师傅过六十大寿。寿宴上，喝得满脸通红的林建军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根烟。

“陈阳，有想法没？出来自己干！”他喷出一口浓重的烟雾，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野心和渴望。

林建军当时在镇上的五金市场跑销售，嘴皮子利索，人脉广，脑子也活。他说，现在市场上对一种高精度的轴承配件需求很大，但本地没人能做出来，都得从外地高价进货。

“我打听过了，这东西技术壁垒高。但你小子，在厂里不就是专门琢磨这个的吗？技术你出，我跑市场、拉关系。咱哥俩联手，不出三年，保准让你换车换房！”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得斩钉截铁。

说实话，我心动了。我是个技术痴，最大的乐趣就是攻克技术难题。在国企里，论资排辈，我的很多想法都得不到施展。自己当老板，哪怕是个小作坊的老板，能把图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那种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

妻子晓梅却有些犹豫：“哥，这事儿风险太大了。陈阳性子实诚，不会跟人打交道。万一赔了，我们家底都得搭进去。”

“弟妹，你这就小家子气了！”林建军大手一挥，“有我呢！赔了算我的，赚了，还能亏待了陈阳？他是我亲妹夫！再说了，启动资金我出大头，我出二十万，陈阳技术入股，再拿十万块钱出来，表示个诚意。股份嘛，我占七成，他占三成，合情合理吧？”

岳父在一旁听了，也敲着烟斗说：“建军说的也不是没道理。陈阳有技术，建军有销路，是条路子。不过，亲兄弟明算账，股份和分红，最好还是立个字据。”

林建军当时脸一拉，显得有些不高兴：“爸，你这话说的。我跟陈阳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一家人！立字据，那不是伤感情吗？陈阳，你说是不是？”

他把问题抛给了我。我看着他热切的眼神，又看了看妻子担忧的脸，心里那股想闯一番事业的火苗越烧越旺。我这个人，脸皮薄，尤其是在亲戚面前，总觉得谈钱太俗气，也太伤情面。

我憨憨一笑，摆了摆手：“大舅哥说的是，都是一家人，信得过。就按你说的办。”

就是这句“信得过”，为后来八年的委屈埋下了伏笔。

我们很快就把厂子开了起来。我拿出全部积蓄十万块，晓梅还把她母亲留下的金镯子卖了才凑够。林建军确实也拿出了二十万。厂房是租的，设备是二手的，一切从简。

创业初期是艰苦的。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我几乎是以厂为家。白天在车间调试设备，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对着图纸反复演算。那台老旧的铣床精度不够，我就自己动手改造，用土办法硬是把公差控制在了头发丝的三分之一。那段时间，我浑身都是油污，手上的口子旧伤叠新伤，回家时晓梅看着都心疼得掉眼泪。

而林建军，则发挥了他的长处。他确实能说会道，靠着以前跑销售攒下的人脉，很快就拉来了第一批订单。他负责迎来送往，陪客户喝酒吃饭，我负责在后方保质保量地把产品做出来。我们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天衣无缝。

第一年年底盘账，刨去所有开销，厂子净赚了二十万。

我记得那天晚上，林建军在镇上最好的馆子设宴，把岳父岳母和我们一家都请了过去。他喝得很高兴，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陈阳，今年辛苦了！这是你的分红，六万块！”

二十万的利润，按三七分，我应该拿六万。数字是对的。可我心里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一年，我几乎是把命扑在了厂里，而他虽然也辛苦，但更多的是交际应酬。但转念一想，毕竟他是大股东，又是领头人，多拿一些也正常。我没多说什么，接过了信封。

林建军看我收下，更高兴了，搂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明年咱们的目标是五十万！到时候，哥给你换辆好车！”

美好的承诺像烈酒，容易让人上头。我信了。

然而，我没注意到的是，从这一刻起，“分红”的定义，就已经被他悄悄地偷换了。它不再是按股份比例分配的利润，而是变成了他口中对我辛苦付出的“奖励”。

而这个“奖励”的金额，则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和“慷慨”。

第二章 温水煮青蛙

工厂的生意越来越好，就像林建军预言的那样。第二年，利润五十万。第三年，突破了一百万。到了第五年，我们的产品因为质量过硬，成了好几家大公司的指定供应商，年利润稳定在了两百万上下。

我们的生活也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建军换了车，从最初的二手桑塔纳，换成了奥迪A6。在县城最好的小区买了二百平的大平层，装修得富丽堂皇。他的儿子，我的外甥，上了每年学费十几万的私立学校。大嫂身上，也总是换着各种名牌的包包和首饰。

而我呢？我也换了车，把开了多年的旧摩托换成了一辆十万块的国产SUV。家里也从老旧的步梯房，换到了一个一百平的新小区，但每个月还要还四千多的房贷。我的儿子，小名叫石头，上的还是普通的公立小学。

差距，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细节中，被无声地拉开。

每到年底分红，都成了我内心最煎熬的时候。地点总是在林建军那间越来越豪华的办公室里，他泡着上好的大红袍，云淡风轻地拿出一个信封。

第二年，利润五十万，他给了我八万。他说：“陈阳，今年开销大，厂里要扩大生产，得留些资金。你先拿着，明年哥补给你。”

第三年，利润一百万，他给了我十万。他说：“今年行情不好，应收账款太多，客户的钱还没回来。一家人，你多担待。”

第四年，利润一百八十万，他给了我十二万。他说：“你大嫂身体不好，外甥又要上补习班，家里开销大。你看，我这当大哥的也不容易。”

到了第五年，利润突破两百万，他给了我十五万。他甚至都懒得找理由了，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陈阳，钱这个东西，够用就行。你看你现在，有车有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嘛。咱们是亲戚，我还能亏待你？厂子能有今天，我是主心骨，你也是大功臣嘛。”

他把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肯定了我的功劳，又暗示了主次之分，最后还用“亲情”和“知足常乐”堵住了我所有可能要说的话。

我拿着那十五万，心里像被一块湿棉花堵住，沉重，憋闷，却又无处发泄。

十五万，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对我，一个年创利两百万工厂的技术核心来说，这更像是一种侮辱。我不是没有算过账，按照最初的三七开，我应得的分红是六十万，而不是十五万。

我和妻子晓梅提过几次。晓梅总是叹着气，劝我：“算了吧，他毕竟是我哥。再说，没有他，我们现在可能还在住老房子，开旧摩托呢。做人要懂得感恩。”

她夹在我和她哥哥中间，左右为难。我能理解她的处境，所以每次话到嘴边，看到她为难的样子，就又咽了回去。

“感恩”这两个字，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是啊，我应该感恩。感恩他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施展技术。感恩他带着我赚到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钱。

可是，这种感恩，是否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本该属于我的尊严和利益？是否意味着我的技术、我的心血，就只值这区区十五万？

厂里的老工人都看在眼里。他们私下里都叫我“陈总工”，却叫林建军“林总”。一个“工”字，清晰地划分了我们的阶级。我是那个干活的，他是那个当老板的。

有一次，一个跟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傅王叔，趁着午休没人，悄悄对我说：“陈工，你人太实诚了。这厂子离了谁都转，就是离了你不行。你那大舅哥，就是抓住了你脸皮薄，又是亲戚，不好意思撕破脸。你得为自己多想想啊。”

王叔的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是啊，我为什么不好意思？明明是他不守信用，不讲规矩，为什么感到羞于启齿的人，反倒是我？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在长达数年的“亲情”和“恩情”的温水里，我渐渐习惯了这种不公，甚至开始自我怀疑，觉得或许本该如此。

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才让这锅温水，瞬间沸腾了。

第三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事情的导火索，是我儿子石头。

石头上小学五年级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在奥数上很有天赋，拿了好几个市里的奖。班主任找到我，很认真地建议我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可以考虑把孩子送到省城一所知名的私立中学去。那所学校有专门的奥赛班，师资力量雄厚，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

我和晓梅商量了很久。去省城上学，意味着要买学区房，或者至少要在学校附近租个好点的房子，晓梅还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陪读。这笔开销，不是个小数目。我们算了算手头的积蓄，加上我每年那点“分红”，紧巴巴的，压力很大。

但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决定拼一把。

我心里盘算着，今年厂里效益依旧很好，利润肯定超两百万。如果林建军能按照三成的股份，哪怕只是一年，把该给我的六十万分红给我，我们家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

这是我第一次，决定要为了自己和家庭，主动去争取一次。

我选了个自认为合适的时机。那天，我们刚签下一个五十万的大单，林建军心情很好，在办公室里哼着小曲。

我敲门进去，给他泡了杯茶，犹豫再三，才开了口：“大舅哥，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说呗，咱俩谁跟谁。”他靠在真皮老板椅上，惬意地晃着腿。

“是这样的，石头上学的事，可能要去省城……所以家里最近手头有点紧。”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像是在讨债，“你看，今年厂里的分红，能不能……能不能按当初说好的股份比例来？”

我紧张地看着他，手心里都是汗。

林建军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了。他放下茶杯，身体前倾，盯着我，眼神变得有些锐利：“陈阳，你这是什么意思？嫌哥给你的少了？”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忙解释，“主要是家里确实遇到了困难。我想着，咱们当初说好的，三七开……”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打断了我，声音提高了几分，“当初厂子小，就我们两个人，那么分没问题。现在厂子多大？养着几十号工人，里里外外的关系不要打点？哪笔开销不要钱？你当老板那么容易？你每天在车间里，除了跟机器打交道，你管过别的事吗？”

一连串的质问，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他看我没说话，语气又缓和下来，换上了一副语重心长的调子：“陈阳，我知道你辛苦。但是做人要看长远。钱是赚不完的，亲情最重要。为了孩子上学的事，你就跟我生分了？这样吧，年底我多给你包个五万块的红包，算是大哥支持外甥上学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别再提股份的事了，伤感情。”

说完，他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做出了一个“送客”的姿态。

我站在原地，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五万块。

在我为了孩子的前途，鼓起所有勇气，放下所有脸面，去争取本该属于我的六十万时，他用“伤感情”和“五万块”就把我打发了。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在他眼里，我不是合伙人，不是他的妹夫，我只是一个可以用一点小钱和几句漂亮话就能安抚住的高级技术工。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平等的商业契约，只有他单方面施舍的“亲情绑架”。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他的办公室。回到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可我的世界里却一片死寂。

王叔看我脸色不对，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怎么了陈工？又碰钉子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没说话。

下午，财务小李急匆匆地跑来找我签字，说有一笔设备款要紧急支付。我拿起单子一看，采购的是一台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总价一百二十万。这是厂里最大的一笔设备投资，按理说，林建军应该提前和我商量。

我心里咯噔一下，随口问了一句：“这台设备这么贵，林总跟对方砍价了吗？”

小李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什么心眼，她压低声音说：“陈工，这你就不知道了。林总厉害着呢！他昨天刚去省城提了辆新的大奔，今天就给厂里添了这么个大家伙，真是大手笔！”

什么？提了辆大奔？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立刻冲到财务室，借口要核对近期的账目，让小李把账本给我看看。在支出栏里，我清楚地看到了一笔一百三十万的支出，摘要写的是“业务备用金”，审批人是林建军。时间，就是昨天。

一百三十万的“业务备用金”，一辆新提的大奔，还有他早上那副“厂里资金紧张”的嘴脸。

所有的一切，像拼图一样在我脑海里拼接起来。

原来，不是厂里没钱，而是我的那份钱，早就被他视为了自己的私产。他宁愿花一百多万给自己买一辆豪车，也不愿意按照约定，支付我应得的分红。

我拿着账本，手抖得厉害。八年的隐忍，八年的退让，八年的自我安慰，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那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

第四章 摊牌与决裂

我拿着账本，径直走回了林建军的办公室。这一次，我没有敲门。

“砰”的一声，我把账本摔在他的红木办公桌上。茶水溅出来，洒了他一身。

他惊得从老板椅上跳了起来，怒视着我：“陈阳，你发什么疯！”

“我发疯？”我指着账本上那笔一百三十万的支出，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大舅哥，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笔‘业务备用金’，是用来买什么‘业务’了？是买了一辆奔驰S级吗？”

林建军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但很快又涨成了猪肝色。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从不过问账目的人，会突然查账。

“你……你查我账？”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立刻被恼羞成怒所取代，“陈阳，你什么意思？我是老板，公司的钱我怎么用，需要向你汇报吗？”

“老板？”我冷笑一声，“林建军，你别忘了，我也是这个厂的股东！这厂子，有我十万块的本金，有我八年的技术和心血！你花着我们共同赚来的钱去买豪车，回头却告诉我厂里资金紧张，连我儿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你就是这么当‘一家人’的？”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把这八年来积压的所有委屈和愤怒，都吼了出来。

办公室的门没关，外面车间的工人们都听到了动静，纷纷探头探脑地往里看。

林建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冲过来想关上门，嘴里还在狡辩：“胡说八道！车是我自己贷款买的，跟公司没关系！那笔钱是用来打点关系的，你不懂就别瞎说！”

“好，好一个打点关系！”我被他这副死不认账的嘴脸气笑了，“林建军，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挑明了。这个合伙人，我不干了。我要撤资！”

“撤资？”林建军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陈阳，你脑子没坏吧？你想撤资？你凭什么撤资？”

“就凭我当初投了十万块本金，就凭这个厂的核心技术全在我手里！”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晰无比，“按照公司法，我有权退出。你把我的本金还给我，另外，这八年，工厂的总资产增加了多少，我要按照我的股份，拿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我们找个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来算，一分都不能少！”

这番话，我已经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在看到账本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再无可能。

林建军彻底愣住了。他大概从没想过，一向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我，会说出如此决绝的话。

他的眼神从震惊，到轻蔑，再到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陈阳，你别给脸不要脸！”他色厉内荏地吼道，“离了你，我这厂子就开不下去了？我告诉你，技术员满大街都是，我明天就能招一个比你更厉害的！”

“那你就去招吧。”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他，内心已经是一片冰冷的平静，“不过我提醒你，厂里那几台核心设备都是我亲手改造的，图纸和参数只有我知道。新产品的那几个专利，申请人写的也是我的名字。你好自为之。”

说完，我转身就走，再也不想看他那张虚伪的脸。

回到家，晓梅已经知道了消息，是林建军打电话给她告的状。她哭得梨花带雨，抓着我的胳膊。

“陈阳，你怎么这么冲动啊！那是我亲哥啊，你们怎么能闹到这个地步？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看着她，第一次没有心软。

“晓梅，我已经好好说了八年了。”我把账本的事，买车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他把你当妹妹，但他从来没把我当妹夫，当合伙人。在他眼里，我就是个给他赚钱的工具。现在，这个工具不想干了。”

晓梅听完，也呆住了。她喃喃地说：“不可能……我哥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不是，你心里不清楚吗？”我拉着她的手，让她坐下，“晓梅，我知道你为难。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他连最基本的尊重和公平都给不了我，那这个亲戚，不认也罢。”

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无言。我知道晓梅心里很难受，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兄长。但这一次，我不能再退让。因为我退让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我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尊严。

第二天，我没有去工厂。

第三天，我也没有去。

我的手机快被林建军打爆了，我一个都没接。

到了第四天，一笔大订单出了技术问题，客户要求紧急返工，否则就要索赔。林建军新招来的两个所谓“高级工程师”，对着我改造过的机器束手无策。

他终于坐不住了。

那天下午，我的家门被敲响。打开门，林建军和他父母，也就是我的岳父岳母，黑着脸站在门口。

一场家庭审判，正式拉开序幕。

第五章 对峙与清算

客厅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岳母一进门就拉着晓梅的手哭诉：“晓梅啊，你可得劝劝陈阳！你们这是要逼死你哥啊！一家人，有什么坎过不去，非要闹到这个地步？”

林建军则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坐在沙发上，对着岳父控诉我的“罪状”：“爸，你看看他！我好心好意带他发财，让他过上了好日子。他现在翅膀硬了，反过来就要咬我一口！说撤资就撤资，把厂子扔下不管，几十号工人怎么办？客户的订单怎么办？他这是忘恩负义！”

岳父林老师傅，一个干了一辈子钳工的老实人，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等林建军说完了，才平静地开口。

“爸，妈，晓梅。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也想问大舅哥几个问题。”

我转向林建军，目光直视着他：“第一，当初我们说好，我技术入股加十万本金，占三成股份。这八年，工厂年利润从二十万涨到两百万，我哪一年拿到过三成分红？我的分红，是不是从六万，‘涨’到了十五万？”

林建军脸色一僵，强辩道：“厂子要发展，要留流动资金！我不是每年都给你钱了吗？”

“好，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理会他的辩解，继续说，“你说厂里资金紧张，转头就从公司账上提了一百三十万去买奔驰。这笔钱，你跟我这个股东商量过吗？这算是‘流动资金’，还是你的‘个人消费’？”

这个问题像一颗炸弹，让岳父岳母都愣住了。他们显然只听了林建军的一面之词。

林建军的脸涨成了紫红色，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你血口喷人！那是……”

“是什么？是业务备用金？”我拿出手机，点开一张照片，那是我从财务小李那里拍下的账本记录，“白纸黑字，你要不要看看？或者，我们现在就去4S店问问，昨天是不是有位林建军先生，全款提了一辆一百多万的奔驰？”

林建军彻底哑火了，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瘫坐回沙发上。

客厅里一片死寂。

晓梅看着我手机里的照片，又看看她哥哥，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难以置信。她一直以为，她哥哥只是在生意上精明了点，却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过分。

一直沉默的岳父，终于开口了。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声音不大，却异常沉重。

“建军，是真的吗？”

“爸，我……”林建军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问你，是不是真的！”岳父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辈子老工人的刚直和严厉。

林建军低下了头，算是默认了。

“混账东西！”岳父气得浑身发抖，他站起来，指着林建军的鼻子骂道，“我从小怎么教你的？做人要讲良心，要讲诚信！陈阳是夫，是你的合伙人！没有他的技术，你这个厂子能开起来吗？能有今天吗？你拿着他该得的钱去买车享受，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岳父的爆发，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林建军被骂得抬不起头。岳母在一旁抹着眼泪，想劝又不敢劝。

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直以为岳父岳母会向着自己的儿子，却没想到，在事实面前，老人家守着的是最朴素的公道。

骂完之后，岳父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下来，带着一丝愧疚：“陈阳，这事，是建军不对。爸给你赔个不是。但是，厂子是你们俩的心血，不能就这么散了。你看，能不能……”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和好，继续合作。

我摇了摇头，态度很坚决：“爸，对不起。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我的心，已经凉了。信任这种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这个厂，我必须退股。”

看我态度坚决，林建军急了。他知道，没了我的技术支持，那个烂摊子他根本收拾不了。

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面子和伪装，几乎是哀求地看着我：“陈阳，妹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不该那么对你。你别走，行不行？以后，厂里的利润，我们……我们五五分！不，你六我四！行不行？”

迟来的公平，已经廉价得像个笑话。

如果他在我提出孩子上学困难时，哪怕拿出一点诚意，我们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晚了，大舅哥。”我淡淡地说，“我现在想要的，不是分红，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们还是按规矩来，找资产评估公司，清算资产。我的本金，加上这八年资产增值部分的三成，你给我。从此以后，我们两清。”

这就是我的最终决定。不带任何情绪，只讲商业规则。

说完这句话，我就站了起来，走进了卧室，把客厅留给了他们一家人。

我知道，这场仗，我赢了。赢得不只是钱，更是八年来失去的尊严。

第六章 尘埃落定

谈判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也更艰难。

顺利的是，在岳父的强势介入下，林建军不敢再耍花样。他同意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对工厂的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算。

艰难的是人心。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晓梅整日以泪洗面，一边是她难以接受的哥哥的真面目，一边是我不留情面的决绝，她夹在中间，痛苦不堪。岳母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话里话外都是“得饶人处且过饶人”、“毕竟是一家人，别把事做绝了”。

我理解她们的感受，但我没有动摇。开弓没有回头箭，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永远无法复原。我如果再次心软，换来的只会是下一次更深的伤害。

资产评估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工厂的总资产，包括设备、厂房（后来买下了）、存货和应收账款，刨去负债，净资产评估为六百五十万元。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包括我自己。我只知道厂子赚钱，却从没想过，它已经这么值钱了。

而林建军，更是脸色惨白。

六百五十万的净资产，按照我三成的股份，我应该分到一百九十五万。再加上我最初的十万本金，他需要一次性支付给我二百零五万。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看到报告的第一反应就是跳了起来，“厂子哪有那么多钱？账上能动的现金还不到五十万！你这是要逼死我！”

会计师冷静地解释道：“林总，资产评估不等于现金流。大部分资产是固定资产和存货。但按照协议，陈先生有权要求您以现金方式回购他的股份。”

“我没钱！”林建军几乎是吼出来的，“陈阳，你非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你有钱。你新买的奔驰，你在城东新买的别墅，都可以变现。这些，难道不是用工厂的钱买的吗？”

他被我一句话噎得死死的。

最终，还是岳父拍了板。他拿出自己的养老存折，又让林建军把新买的奔驰车卖掉，东拼西凑，甚至还找亲戚借了些，才勉强凑够了这笔钱。

签股权转让协议的那天，只有我和林建军两个人在场。他把一张二百零五万的银行本票推到我面前，眼神复杂，有不甘，有怨恨，也有一丝说不清的落寞。

“陈阳，你满意了？”他声音沙哑。

我拿起本票，看都没看，直接放进包里。

“这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林建军。”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给你当了八年的牛马，仁至义尽。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说完，我站起身，没有再回头。

走出那间我待了八年的工厂大门，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口八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一身轻松。

第七章 新的开始

拿到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省城那所最好的私立中学附近，全款买下了一套不大但很温馨的学区房。晓梅看到房产证上写着我们夫妻俩的名字时，哭了。我知道，这眼泪里，有心酸，有委屈，但更多的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踏实。

我没有急于开始新的事业，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我带着晓梅和石头，去了一趟云南。我们看了苍山洱海，逛了丽江古城，一家三口，享受着久违的轻松和惬意。

在旅途中，晓梅的心结也慢慢打开了。她跟我说，其实她心里都明白，只是那层血缘关系让她一直在自欺欺人。现在，事情说开了，反而让她松了一口气。

“陈阳，对不起。”在洱海边，她靠着我的肩膀，轻声说，“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握住她的手，摇了摇头：“都过去了。以后，我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是的，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假期结束后，我用剩下的钱，在省城郊区租了一个小厂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我没有做大摊子，只买了两台最精密的数控机床，招了两个信得过的年轻徒弟。

我不跑市场，也不拉关系。我就做一件事：专攻那些别人做不了、精度要求极高、利润也最丰厚的特种零配件。我把我的技术，真正变成了我自己的品牌。

因为质量过硬，口碑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大公司，甚至是一些以前通过林建军的厂子和我间接打过交道的客户，都主动找上门来。我的业务，比想象中还要顺利。

虽然规模不大，但利润可观，最重要的是，我活得舒心，有尊严。每一分钱，都赚得明明白白，干干净净。

而林建军的厂子，在我离开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听说，他花高薪请来的技术员，根本无法驾驭我改造过的那些“脾气古怪”的设备。产品质量一落千丈，次品率居高不下。几个大客户因为交货延期和质量问题，纷纷取消了订单。

不到半年，工厂就陷入了半停工的状态。

又过了几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工作室里指导徒弟编程，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是林建军。

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头发白了不少，身上那股意气风发的劲儿也没了。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局促地站在门口，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陈阳……”他张了张嘴，声音有些干涩，“我……我能进来坐坐吗？”

我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把果篮放在桌上，看着我这间虽然不大但井井有条的工作室，眼神里满是复杂。

“你这里……挺好。”他没话找话。

“还行，养家糊口。”我递给他一瓶水。

我们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陈阳，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我被钱蒙了心，做事太混蛋了。”他低着头，声音里带着忏悔，“厂子……快撑不下去了。有个老客户介绍的单子，技术要求很高，我找了很多人都做不了。我知道，只有你能做……”

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就当是……看在晓梅和爸妈的面子上。价钱，你开。”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恨，也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

我想了想，说：“这个单子，我可以接。但不是帮你，我是做我自己的生意。你把客户的技术要求和图纸发给我，我报价。价格合适，我就做。我们之间，只谈生意，不谈感情。”

林建军愣住了，随即，他苦涩地点了点头：“好，好。只谈生意。”

他走后，徒弟小李凑过来问我：“师傅，这人谁啊？看样子，以前坑过你吧？你还帮他？”

我笑了笑，擦拭着手里的卡尺，说：“不是帮他，是帮我自己。一个成熟的人，不是要计较过去的恩怨，而是要懂得如何利用过去的经验，走好未来的路。”

把伤害我们的人，变成我们的客户，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和解，也是对自己最好的证明。

我和林建军的关系，大概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层所谓的“亲情”，经过金钱的考验，早已千疮百孔。但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关系——一种建立在规则、契约和互相尊重之上的，纯粹的生意伙伴关系。

这对我，对他，对这个家，或许都是最好的结局。

毕竟，生活总要向前看。而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片更广阔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