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高考前，班主任看不起我，10年后同学会再见她愣了

说起这事儿，就得回到1992年那个黑色的夏天。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教室里弥漫着汗味和纸张的霉味，每个人都像一根绷紧了的弦。那天下午，我们的班主任刘桂芬，抱着一沓刚批改完的模拟试卷，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上讲台，一脸的寒霜。她清了清嗓子，尖细的声音划破了整个教室的死寂：“有些同学，我劝你们还是早点回家想想出路，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大学的门，不是给每个人都开的！”

她那双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从卷子里抽出一张，像丢垃圾一样甩在我的桌上。那上面，一个刺眼的“59”分，红得像血。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和轻蔑，嘴角撇出一个讥讽的弧度，不大不小的声音，却足够让全班同学都听得清清楚楚：“张建磊，就你这成绩，还想考大学？我劝你啊，跟你爸去工地上搬砖吧，那才是你的归宿。至少，还能挣几个辛苦钱。”

整个教室轰的一声炸开了锅，同学们窃窃私语，投向我的目光里充满了同情、嘲笑，还有幸灾乐祸。我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脸烧得像一块烙铁。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扒光了衣服，扔在全班人面前，任人羞辱。

而这一切，在十年后的那场同学会上，以一种刘桂芬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画上了一个句号。当她端着酒杯，再次用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审视我时，她愣住了，脸上的表情，比当年我考了59分还要精彩。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我们那个年代，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能考上个大学，那就等于祖坟冒了青烟。我叫张建磊，家里条件不好，我爸是个建筑工人，我妈在街边摆个小摊卖早点，风里来雨里去，就为了供我读书。我懂事，也知道家里不容易，学习上从来不敢懈怠。但我天生就不是那种脑子特别灵光的人，尤其是数理化，学起来特别吃力，属于那种得使出十二分力气，才能勉强跟上大部队的“笨鸟”。

我们的班主任刘桂芬，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一头时髦的卷发，总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裙子。她业务能力怎么样我不好说，但看人下菜碟的本事，绝对是全校第一。她眼里的好学生，无非两种：一种是像马文斌那样，次次考试名列前茅，给她长脸的；另一种是家里有权有势，逢年过节礼品送到手软的。

而我，张建磊，两样都不占。成绩中下游，父母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连见她一面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在刘桂芬眼里，我就是个透明人，或者说，是个拖班级后腿的累赘。她从来没用正眼瞧过我，座位永远把我安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那个被戏称为“西伯利亚”的地方。开家长会，她对我爸妈也是爱答不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你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别抱太大希望了。

那次59分的模拟考，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那天我吃坏了肚子，考试的时候疼得满头大汗，整个人都是懵的。可刘桂芬不听任何解释，她只相信分数。她当着全班的面，把我说得一文不值，那句“搬砖才是你的归宿”，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我心里。那天放学，我没回家，一个人跑到河边坐了整整一下午，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我恨她，但我更恨自己的不争气。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个人。我把刘桂芬那张轻蔑的脸刻在心里，把那句“搬砖的命”写在课桌上。别人睡觉的时候我看书，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做题。最后那一个月，我几乎没在半夜两点前睡过觉。高考那三天，我把这辈子所有的知识都掏空了。成绩出来，我虽然没考上什么名牌大学，但总分超过了本科线，被一所省内的建筑工程学院录取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爸高兴得喝多了，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儿子，有出息，给爸争气了！”我妈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我没去跟刘桂芬报喜，我知道，在她眼里，我这顶多算“瞎猫碰上死耗子”，不值一提。她正忙着张罗给重点大学的宠儿马文斌他们开庆功宴呢。

大学四年，我过得比高中还苦。我知道我底子薄，就拼命学。别人谈恋爱、打游戏，我天天泡在图书馆和制图室。毕业后，我没像马文斌他们一样进设计院坐办公室，而是直接下了一线工地。我爸知道后，叹了口气：“兜兜转转，还是干了这行。”我笑着跟他说：“爸，不一样，你是用手搬砖，我要用脑子盖楼。”

工地的日子，那叫一个苦。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冰，泥里水里滚，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但我咬着牙，因为我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我从最底层的技术员干起，白天跟着老师傅学经验，晚上在工棚的灯下啃那些比砖头还厚的专业书。因为我肯干、能吃苦，脑子也活，很快就得到了项目经理的赏识。几年下来，我从技术员做到了施工队长，又做到了项目经理。

十年，弹指一挥间。2002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工地上晒得黢黑的小伙子了。我用这些年攒下的积蓄和人脉，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取名“磊石建筑”，意思是踏踏实实，稳如磐石。公司不大，但靠着过硬的工程质量和信誉，在市里也算站稳了脚跟。我买了车，买了房，把爸妈接到了城里享福。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高中同学周浩的电话，说要开毕业十周年同学会，班主任刘桂芬也会来。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点也不想见她，那道伤疤虽然结了痂，但一提起还是会隐隐作痛。可周浩说：“建磊，去吧！你现在混得这么好，也该让她看看，她当年是怎么看走眼的！给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想了想，周浩说得对。我不是为了炫耀，我只是想为十年前那个自卑、无助的少年，讨回一点点迟到的尊严。

同学会定在市里最高档的酒店“金碧辉煌”。我特意穿得很普通，一件白衬衫，一条休闲裤，开着我那辆最低调的桑塔纳就去了。一进包厢，里面已经乌烟瘴气，人声鼎沸。十年不见，大家都变了样，有的发了福，有的秃了顶。大家互相递着烟，吹嘘着自己的成就。

刘桂芬被众星捧月般围在主座上，还是那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只是眼角的皱纹深了些。她看到我，愣了一下，显然是一时没想起来我是谁。还是周浩大嗓门地喊：“刘老师，这是张建磊啊！您忘啦？”

刘桂芬这才“哦”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皮笑肉不笑地说：“是建磊啊，变样了，变得结实了。现在在哪高就啊？”那语气，就跟审问犯人一样。

我淡淡一笑：“没在哪高就，自己瞎鼓捣点小生意。”

这时，人群一阵骚动，当年的学霸马文斌来了。他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劳力士。刘桂芬一见他，立刻像见了亲儿子一样，满脸堆笑地迎上去：“哎哟，文斌来了！快坐老师身边来！听说你现在可是咱们市‘宏图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了不得，真是咱们班的骄傲，国家的栋梁之才啊！”

马文斌很受用，谦虚了几句，便开始大谈特谈他最近负责的几个大项目，言语间充满了优越感。同学们纷纷附和，敬酒的，拍马屁的，好不热闹。

酒过三巡，刘桂芬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身边。她大概是喝高了，说话也口无遮拦起来。她拍了拍马文斌的肩膀，然后指着我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差距。想当年我就说，文斌是人中龙凤，建磊嘛……踏踏实实，干点体力活也挺好。你看，这不就应验了吗？人啊，还是要认命。”

她顿了顿，又看着我，带着一丝怜悯的口吻说：“建磊，你现在具体是做什么的？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跟老师说，让文斌帮帮你。他在市里人头熟，随便给你介绍个活儿，也比你自己瞎闯强。”

这话一出，全场安静了下来。大家都看着我，表情各异。我身边的周浩气得脸都红了，刚要发作，被我按住了。我看着刘桂芬那张自以为是的脸，十年前的屈辱感再次涌上心头。但我没有发怒，只是平静地笑了笑。

我缓缓站起身，拿起酒杯，先敬了刘桂芬一杯，然后说：“谢谢刘老师还这么关心我。我确实是瞎鼓捣，也就开了个小公司，做点小工程，上不了台面。”

马文斌在一旁插话，带着几分炫耀的口气：“建磊，不容易啊。我们设计院最近在跟进一个市中心广场的改造项目，那可是市里的重点工程，业主方要求特别高。我们正在招标施工单位，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拿你们公司的资料来试试，我帮你递上去，不过估计希望不大，竞争太激烈了。”

刘桂芬立刻接话：“听到了吗建磊？文斌这是在提携你呢！还不赶紧谢谢人家！能参与这种大项目，哪怕只是个小分包，也够你吹一辈子了！”

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觉得特别可笑。我放下酒杯，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轻轻地推到桌子中央，正好在马文斌面前。

“文斌，你说的是不是‘阳光水岸’中心广场的那个项目？”我问。

马文斌一愣：“对啊，你怎么知道？”

我笑了，指着那张名片说：“因为那个项目的总承包方，就是我的‘磊石建筑’。我是甲方。你们‘宏图设计院’递交的竞标方案，现在就在我办公室的桌上放着。”

我的话音刚落，整个包厢死一般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在我和马文斌之间来回扫射。马文斌的脸，瞬间从得意洋洋变成了难以置信，他拿起那张名片，看到“磊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磊”那几个字时，手都开始抖了。

而刘桂芬，她的表情才叫精彩。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嘴巴微微张着，眼睛瞪得像铜铃，那杯酒就端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她脸上的血色“刷”地一下全退了，变得惨白。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尴尬、羞愧和悔恨的复杂神情。

我没再看她，而是转向马文斌，语气平和地说：“你们的方案我看过了，做得不错，很有想法。不过有几个细节问题，下周一上午九点，你来我公司一趟，我们当面聊聊。”

说完，我拿起外套，对大家说：“各位同学，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今天这顿，我请了，就当是感谢刘老师当年的‘激将法’，没有您那句‘搬砖的命’，可能还真没有我的今天。”

我走出包厢，身后是一片死寂。我能想象到刘桂芬那张脸会是什么颜色。我没有回头，也没必要回头了。

走出酒店，外面的空气格外清新。我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为了炫耀。我只是想证明，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定义我的未来。人活着，争的不是一时的面子，而是一辈子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