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一名战士的姐姐来部队探亲我安排接待，我们相差10岁却结缘

那年是1985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横。

北方的日头，跟个烧红的铁盘子似的，直愣愣地扣在戈壁滩上。

空气里都是沙土被烤干了的味道，吸一口，嗓子眼儿都发毛。

我当时在部队，是个小小的干事，管点宣传，写点稿子，偶尔也干点杂活。

那天，连长把我喊过去，扔给我一个任务。

“小李，三班那个新兵蛋子陈东，他姐姐要来探亲，你负责接待一下。”

连长的声音跟他的胡子茬一样，又粗又硬。

“保证完成任务！”我“啪”地一下立正，声音喊得比谁都响。

其实心里有点打鼓。

接待家属这活儿，听着简单，其实最磨人。

尤其是女同志，你得想得周到，说话得有分寸，不能太热情，也不能太冷淡。

连长又补了一句：“人下午就到长途汽车站，你开那辆破吉普去接一下。记住，别给咱们部队丢人。”

那辆“破吉普”，是全团的宝贝疙瘩，除了团长，就我们这些干事偶尔能摸一把。

车身是那种褪了色的军绿色，像一件洗了太多遍的旧军装。

一发动，整个车架子都跟着哆嗦，声音大得能把耳朵震聋。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车站。

车站就是个土围子，几间平房，一个大院子。

人不多，三三两两的，脸上都挂着一种被太阳晒蔫了的疲惫。

我靠在吉普车滚烫的引擎盖上，点了根烟。

烟是部队特供的，没什么好味道，就是冲。

一口下去，从鼻子到肺，火辣辣的。

长途车是踩着漫天黄沙来的，像一头疲惫不堪的钢铁巨兽，慢吞吞地停稳，然后“嗤”地一声，泄出了一股白气。

车门打开，人流像倒豆子一样涌出来。

我伸长了脖子，在人群里找。

连长给我的信息很简单：陈东的姐姐，叫陈书，三十岁。

三十岁。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三十岁的女人，要是还没结婚，那几乎就是个“老姑娘”了。

我心里大概有了个模糊的画像，可能是个面带愁容，穿着朴素，眼神里带着点怯懦的女人。

可我错了。

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不是因为她长得有多扎眼，恰恰相反，她很安静。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衫，洗得有点发白，但很干净，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

下面是一条深色的长裤，脚上一双黑色的布鞋。

她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网兜，里面好像是些水果和罐头。

另一个胳膊上挎着一个旧帆布包，包的边角都磨破了。

她就那么站在人群里，背挺得笔直，眼神很亮，像戈壁滩上夜里的星星。

没有我想象中的愁苦和怯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

风吹起她的头发，不是很长，刚到肩膀，她下意识地用手去捋，那个动作很轻柔。

我掐了烟，走过去。

“请问，是陈书同志吗？”

她听到声音，转过头来，目光落在我身上。

她的眼睛很好看，是那种很纯粹的黑色，像两口深井。

她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是。你是？”

“我是部队派来接您的，我叫李强。”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重可靠。

她笑了笑，嘴角有两个很浅的窝。

“麻烦你了，李强同志。”

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点点南方的口音，软软的，跟我们这儿硬邦邦的调子完全不一样。

我帮她把网兜和帆布包放到后座上。

网兜很沉，勒得我手疼。

我能感觉到里面苹果的形状，还有罐头冰凉坚硬的触感。

她上车的时候，动作很小心，生怕把车弄脏了。

吉普车再次咆哮起来，我们颠簸在回部队的土路上。

一路无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似乎也没有开口的意思。

我只能从后视镜里偷偷看她。

她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一成不变的黄土、骆驼刺和偶尔飞过的鸟。

她的侧脸很好看，鼻梁很高，嘴唇的线条很柔和。

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

她看起来比三十岁要年轻一些，但眼神里的那种沉静，又让人觉得她经历了很多事。

回到部队，我先带她去了招待所。

招待所就是几排平房，条件很简陋。

屋里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皮都有些脱落了。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来苏水味儿。

“条件简陋，您多担待。”我有点不好意思。

她却好像一点也不在意，把包放下，环顾了一下四周，说：“很好了，很干净。”

她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不疾不徐。

我告诉她，陈东还在训练，要晚饭后才能过来。

她点了点头，说：“不着急，让他好好训练，别因为我分心。”

我给她倒了杯水，用的是那种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

水是凉白开，喝起来有股铁锈味。

她接过去，说了声“谢谢”，然后小口小口地喝着。

我站在那儿，突然觉得有点手足无措。

任务是“接待”，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嘛。

“要不……我带您在营区里转转？”我提议道。

她想了想，说：“好啊。”

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在营区的林荫道上。

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叫得人心烦意乱。

我给她介绍，这是训练场，那是食堂，那是咱们的俱乐部……

我说的都是些干巴巴的套话，像在背解说词。

她一直很认真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走到训练场边上的时候，正好有一队士兵在进行障碍训练。

他们吼着号子，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翻越高墙，钻过铁丝网，动作干净利落。

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迷彩服，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她停下脚步，看了很久。

我能看到她眼神里的那种专注，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像是担忧，又像是骄傲。

“陈东……他也是这样吗？”她轻声问。

“是，他是尖子兵，这些项目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我赶紧说。

她听了，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

“那就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个篮球场，有几个战士在打球。

篮球砸在水泥地上，发出“砰砰”的闷响。

他们的笑声和喊声，在空旷的营区里传得很远。

这一切都充满了力量和阳刚之气，和她身上那种安静的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就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落进了这片阳刚的土地。

傍晚的时候，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红色，像大块大块的血。

炊事班的烟囱里冒出了青烟，空气里开始飘着饭菜的香味。

我带她去了食堂。

食堂里闹哄哄的，全是年轻的士兵。

他们看到我带着一个女同志进来，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看。

那些目光，有好奇，有探究，还有一点点年轻人的起哄。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我赶紧领着她到角落里一个没人的桌子坐下。

我给她打了饭。

今天的菜是土豆炖牛肉，还有一盘炒白菜。

主食是馒头，又白又大，能管饱。

她看着餐盘里的饭菜，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怎么了？不合胃口？”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是，太多了，我吃不了。”

说着，她用筷子把自己盘子里大部分的牛肉都拨到了我的盘子里。

“你年轻，训练辛苦，多吃点。”

我愣住了。

长这么大，除了我妈，从来没有人给我夹过菜。

一股热流，从心底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没敢看她。

那天晚饭，我吃得特别香。

晚饭后，陈东终于来了。

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黑黑瘦瘦的，眼睛很亮，看到他姐姐，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

“姐！”

他冲过来，想给她一个拥抱，但又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陈书站起来，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动作自然又亲昵。

“瘦了，也黑了。”她的声音里带着心疼。

“在部队哪有不黑不瘦的！”陈东满不在乎地说，眼睛却一直没离开他姐姐的脸。

姐弟俩有很多话说。

我找了个借口，说要去检查内务，就先走了。

我把空间留给他们。

走在路上，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天已经完全黑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又密又亮，好像伸手就能摘到。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她给我夹菜的那个画面。

还有她摸陈东头的那个动作。

那么温柔。

接下来的两天，我成了陈书的专职“导游”。

我带她去看了部队的菜地，看了我们养的猪。

她对那些长得肥头大耳的猪很感兴趣，还问我它们都吃些什么。

我说，吃泔水，还有我们自己种的菜叶子。

她听了，点点头，说：“养得真好。”

她好像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但又总是保持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我们聊了很多。

我知道了她在一个小县城的纺织厂上班，是个挡车工。

工作很辛苦，每天都要站十几个小时，车间里全是棉絮和噪音。

她父母走得早，是她一手把弟弟带大的。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我能听出那份平淡背后的艰辛。

三十年的人生，对她来说，可能就是一匹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棉布，她日复一日地站在织布机前，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织了进去。

我问她，为什么不换个工作。

她说，工作是国家分配的，哪能说换就换。

我又问她，为什么……

我本想问她为什么还没结婚，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冒昧了，也太残忍。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自己说了出来。

“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她说完，看着远方，眼神有点悠悠的。

“年轻的时候，也有人介绍，但那时候要顾着弟弟上学，就耽搁了。后来……年纪大了，就更难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那个年代，对一个大龄未婚的女人，充满了各种不友好的揣测和议论。

我只能说一句很苍白的话：“您这么好，肯定会遇到好人的。”

她听了，转过头来看着我，笑了。

“你这小同志，还挺会说话。”

她的笑，像一朵在戈壁滩上悄悄开放的小花，不张扬，但有种让人心安的力量。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部队的小图书馆。

那其实就是一间大点的屋子，摆着几个书架，书不多，大部分都是些军事理论或者革命小说。

但对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我没想到，她也喜欢看书。

她一进到图书馆，眼睛就亮了。

她走到书架前，用手指轻轻地划过那些书脊，像是在抚摸一件珍宝。

她拿起一本《红岩》，翻开，看得入了神。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身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晕。

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

那一刻，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也拿起一本书，坐在她不远的地方，假装在看。

其实，我的眼睛，一直都在偷偷地看她。

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翻书的“沙沙”声。

空气中弥漫着旧书本特有的、那种混合着纸张和油墨的香气。

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变慢了。

“你也喜欢看书？”她忽然开口问。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目光从她脸上收回来，落到自己手里的书上。

“嗯，喜欢。”

“喜欢看什么？”

“什么都看，小说，诗歌……”我有点语无伦次。

她笑了笑，指着我手里的书，“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看过吗？”

“看过，看过好几遍了。保尔·柯察金是我的偶像。”

“是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她轻声地接了下去，把那段著名的话完整地背了出来。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山涧里的泉水，清清亮亮的。

我们就这样，隔着一排书架，聊起了书。

从《红岩》聊到《林海雪原》，从保尔·柯察金聊到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发现，她读过很多书，比我这个自诩的“文化人”读得还多。

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在那个小小的图书馆里，我们忘记了年龄的差距，忘记了身份的不同。

我们只是两个喜欢读书的人，在用文字和思想，进行着一场无声的交流。

我感觉，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她不再只是“陈东的姐姐”，或者一个我需要“接待”的任务。

她成了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故事、有温度的人。

陈书探亲的时间，只有三天。

时间过得飞快。

第三天下午，我就要送她去车站了。

那天，下了一场雨。

不大，就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毛毛雨，把整个戈壁滩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里。

空气变得湿润起来，带着一股泥土的腥味。

陈东去送她。

小伙子的眼睛红红的，像只兔子。

他把他攒了几个月的津贴，都塞给了他姐姐。

“姐，你拿着，给自己买件新衣服。”

陈书没要，又把钱塞了回去。

“我在部队，花不着钱。你在家，什么都要花钱。”

“我够用。你留着。”

姐弟俩推来推去。

最后，陈书拗不过他，只抽了一张，剩下的都给他了。

“听话，好好训练，别让我担心。多给家里写信。”她嘱咐道。

陈东用力地点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开着那辆破吉普，载着她，再一次行驶在那条颠簸的土路上。

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嘎吱嘎吱”地响着，像一个老人的叹息。

车里的气氛，比来的时候还要沉闷。

快到车站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

“李强同志，这几天，谢谢你了。”

“您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方。

“你是个好兵，也是个好人。”她又说。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到了车站，雨停了。

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很淡，但很完整。

我帮她把行李拿到站台上。

长途车还没来。

我们就那么站着，谁也不说话。

站台上的风很大，吹得她的衣角和头发都在飘。

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

可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才二十岁。

我的人生，除了训练和学习，就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复杂的情绪。

那是一种混杂着尊敬、亲近、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

车来了。

还是那辆破旧的长途车。

她要上车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

“李强同志，再见。”

“陈书同志，再见。一路顺风。”

她冲我笑了笑，然后转身上了车。

我看着她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她把窗户打开，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朝她挥了挥手。

车子发动了，缓缓地驶出车站。

我站在原地，一直看着那辆车，直到它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彩虹也消失了。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那辆车，一起被带走了。

那之后，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我继续写我的稿子，陈东继续当他的尖子兵。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陈书。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每次去图书馆，我都会下意识地走到她曾经站过的那个位置。

阳光还是从那扇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个空荡荡的地方。

我会想起她看书时专注的样子，想起她轻声背诵保尔·柯察金语录时的声音。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和部队的地址。

邮票贴得整整齐齐。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我躲到没人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信纸是那种很薄的、带横格的信纸。

她的字，和她的人一样，清秀，干净。

信的内容很简单。

她先是问我好，问部队里的情况。

然后说她已经平安到家，工作一切顺利。

信的最后，她说，她托人买到了一本《牛虻》，如果我没看过，她可以寄给我。

我捏着那封信，看了很多遍。

信纸上，好像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

我立刻就给她回了信。

我告诉她，我很好，部队也很好。

我说，我非常想看《牛虻》，麻烦她寄给我。

我还写了很多。

我写了我们最近的一次演习，写了我发表在军报上的一篇小文章，写了戈壁滩上新开的一种不知名的小花。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的生活。

信寄出去之后，我开始了一种焦灼的等待。

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收发室的老张喊我的名字。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她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那本《牛虻》。

书的封面有点旧了，但里面很新。

我翻开书，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

在书的扉页上，她用钢笔写了一行字：

“赠李强同志，愿你像牛虻一样，永远拥有热情和信仰。”

那一刻，我的眼睛有点湿。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通信。

我们的信，隔着千山万水，在戈壁滩和那个南方小城之间，来来回回。

我们聊书，聊电影，聊音乐。

她告诉我，她最近在听邓丽君的歌，虽然厂里的领导说那是“靡靡之音”，但她觉得很好听。

我告诉她，我们部队里不让听，但我们有战士偷偷地用半导体听，我也跟着听过，确实好听。

我们聊生活，聊工作。

她告诉我，厂里效益不好，她们的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全了。

我告诉她，我提了干，成了一名真正的军官，肩上多了一道杠。

我把我的第一份军官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家，只留了一小部分，去县城里买了一支英雄牌的钢笔，寄给了她。

我希望她能用这支笔，给我写更多的信。

我们的信，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私人。

我们开始聊一些更内心的话题。

我跟她讲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

她跟我讲她年轻时，也想去上大学，但家里条件不允许。

我们像是两个在黑暗中行走的旅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彼此灵魂深处的光。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那份感情，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它不再是简单的友谊。

但我们谁也没有说破。

那是一层很薄的窗户纸。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层窗户纸的完整。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捅破，我们面对的，将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十岁的年龄差距。

一个是在部队里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一个是在小县城里挣扎求生的女工。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害怕。

我害怕我的冲动，会给她带来伤害和非议。

我也能感觉到她的犹豫和退缩。

在她的信里，她开始越来越多地称呼我为“小李”，或者“李强老弟”。

她刻意地，在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

她把我，放在了一个“弟弟”的位置上。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涩。

1987年，我因为表现出色，被保送去了军校。

我要离开这个我待了五年的戈壁滩了。

走之前，我给陈书写了一封信。

我告诉她这个消息。

我在信的最后，犹豫了很久，还是写下了一句话：

“姐，等我。”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懂。

我也不知道，我让她等什么。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给她一个承诺，哪怕这个承诺，虚无缥缈。

在军校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是最痛苦的两年。

学习和训练的压力很大。

但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对她的思念。

我们还在通信。

但她的信，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客气。

她总是祝我学习进步，前程似锦。

她不再跟我聊邓丽君，也不再跟我聊她的烦恼。

她把自己，包裹得越来越紧。

我能感觉到，她正在一点一点地，从我的世界里抽离。

我很难过，但我无能为力。

我只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

我告诉自己，我要变得更优秀，更强大。

只有这样，我才有资格，去打破那些世俗的偏见，去站在她的身边。

1989年，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大城市的机关单位。

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城里人，穿着笔挺的军装，出入于高大的办公楼。

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拿到分配通知书的那天，第一时间就想告诉她。

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我告诉她，我毕业了，我有能力了。

我在信里，第一次，没有叫她“姐”。

我叫了她的名字，陈书。

我说，陈书，你愿意……嫁给我吗？

写下那句话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那是我二十四年来，鼓起的最大的勇气。

信寄出去后，我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灼的等待。

我每天都去收发室问。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半个月……

没有回信。

一个月后，我终于等来了一封信。

不是她的。

是陈东写来的。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他说，李大哥，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的关心。我姐……上个月结婚了。对方是厂里的一个技术员，人很好。她说，让我祝你幸福。

那封信，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站在收发室的门口，看着信上的那几行字，觉得天旋地转。

周围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我只听得到自己心脏破碎的声音。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宿舍的。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门。

我把她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拿了出来。

还有那本《牛虻》。

我一封一封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那些熟悉的字迹，那些温暖的话语，此刻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不是在退缩，她是在成全。

她用她的方式，斩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可能，给了我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

而她自己，选择了一个最平凡，也最安全的归宿。

我哭了。

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一个穿着军装的军官，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我也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

我把她所有的信，和那本《牛虻》，都锁在了一个箱子里。

我把那段记忆，连同那个箱子一起，埋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

我开始像所有人期望的那样，去生活。

我努力工作，不断进步。

几年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我结了婚。

妻子是单位同事介绍的，一个很温柔贤惠的女人。

我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成了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我的生活，看起来很圆满。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她。

我会想起那个穿着蓝色衬衫的女人，想起她安静的眼神，想起她嘴角的浅笑。

我会想起那个戈壁滩上的夏天，想起那个小小的图书馆，想起空气中旧书本的味道。

那些记忆，像一部褪了色的老电影，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播放。

我知道，我心里，始终有一个角落，是属于她的。

谁也进不去。

我也出不来。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我从一个年轻军官，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我的女儿也长大了，上了大学，谈了恋爱。

生活就像一条平静的河，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流淌。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过去有任何交集了。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

“是……李强大哥吗？”

我愣了一下，“我是，请问你是？”

“我是陈东啊！我姐的弟弟，陈东！”

陈东。

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那些被我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往事，瞬间汹涌而出。

我的声音有点发颤，“陈东？是你？你怎么……”

“我前几天跟老部队的战友聚会，聊起你，才知道你转业到了这个城市。我费了好大劲才要到你的电话。”

他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青涩，变得很沉稳，带着一丝沧桑。

他说，他早就退伍了，在老家做点小生意。

他说，他这次来这个城市，是出差。

他说，想见我一面，一起吃个饭。

我答应了。

我们约在了一家饭店。

我提前到了。

坐在包厢里，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去问起……她的消息。

门被推开了。

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比年轻时胖了些，也黑了些，但眉眼间，还是有当年的影子。

我们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李大哥！”

“陈东！”

我们拥抱了一下。

很用力的拥抱。

二十多年的时光，仿佛都在这个拥抱里，被消解了。

我们坐下来，喝酒，聊天。

聊部队，聊战友，聊这些年的生活。

我们都很有默契地，没有提起那个人的名字。

酒过三巡，陈东的眼圈有点红了。

他放下酒杯，看着我，忽然说：“李大哥，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你说。”

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我姐……她走了。”

走了。

这两个字，像两颗子弹，瞬间击穿了我的胸膛。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什么时候的事？”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三年前。肝癌。”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拼命地忍着，可还是忍不住。

我拿起酒杯，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可这点痛，和我心里的痛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陈东看着我，也红了眼眶。

“大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我姐。”

我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喝酒。

“其实……我姐当年，根本就没结婚。”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她骗了你。”陈东说，“她收到你那封信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然后，就让我给你写了那封信。”

“为什么？”我的声音嘶哑。

“她说，你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不能被她耽误了。她说，她比你大十岁，还是个下岗女工，她配不上你。”

“她说，长痛不如短痛。她要你忘了她，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好姑娘。”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以为的成全，是她一个人的谎言。

原来，我以为的幸福，是她亲手为我编织的幻象。

她就那么傻。

那么傻。

“她……这些年，过得好吗？”我哽咽着问。

陈东摇了摇头。

“不好。厂子倒闭后，她就下了岗。为了供我做生意，她什么苦活都干过。去饭店洗过盘子，去工地搬过砖……后来，身体就垮了。”

“她一辈子，没嫁人。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痛得无法呼吸。

我欠她的。

我欠她一句解释，一个拥抱，一个承诺。

可现在，我连说一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她临走前，交给我一个箱子，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陈东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箱子。

箱子很旧了，上面的油漆都剥落了。

他把箱子推到我面前。

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了箱盖。

里面，是我当年写给她的，所有的信。

一封一封，都用红色的丝带，整整齐齐地捆着。

信纸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在信的旁边，放着一本《牛虻》。

是我送给她的那本。

不，不是。

是我以为我送给她的那本。

我翻开扉页，上面是我龙飞凤舞的签名。

可是在书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那行熟悉的、娟秀的字迹：

我愣住了。

这……这是她送给我的那本书。

我明明记得，我把它锁在了我自己的箱子里。

怎么会在这里？

我猛地想起了什么。

当年，我给她寄那支英雄钢笔的时候，顺便把我手里的那本《牛A虻》也寄了过去。

因为我觉得，我送她的那本，版本太老了。我想让她看新的。

而她，竟然把我送她的那本，和我写给她的信，一起珍藏了起来。

而她送我的那本，却被我……锁了二十多年。

我像个傻瓜一样，守着一个错误的信物，怀念了半生。

在箱子的最底下，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东西。

我打开手帕。

里面，是一片已经干枯了的树叶。

是白杨树的叶子。

叶子的边缘，已经残破不堪，但叶脉，依然清晰可见。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下午，在部队的林荫道上，一片叶子落在她的肩上。

我伸手，帮她拿了下来。

就是这片叶子。

她竟然，一直留着。

我的眼泪，滴落在干枯的叶片上，洇开了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陈东说：“我姐说，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在部队看你的那三天。”

“她说，她不后悔。”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抱着那个木箱子，走在深夜无人的大街上。

城市的霓虹灯，在我的泪眼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晕。

我抬头看着天。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只有一片化不开的，浓重的黑暗。

陈书。

陈书。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蓝色衬衫的女人。

她站在戈壁滩的夕阳下，回头对我微笑。

她说，李强同志，你是个好人。

她说，再见。

是啊，再见。

再也不见。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依然每天上班，下班，回家。

我依然是那个好丈夫，好父亲。

但我知道，我的灵魂，有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1985年的那个夏天。

留在了那个尘土飞扬的戈退役滩，留在了那个堆满旧书的图书馆，留在了那个女人的，浅浅的笑涡里。

我把那个木箱子，和我自己的那个箱子，放在了一起。

我把那两本《牛虻》，并排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

我把那片白杨树叶，做成了书签，夹在了她送我的那本书里。

每当我翻开书，看到那片叶子，我就会想起她。

我会想起，我们之间，那段隔着十年光阴，隔着千山万水的缘分。

它很短，短到只有三天。

它又很长，长到足以让我用一生去怀念。

它不是爱情，但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爱情，都更加刻骨铭心。

它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一代人的身不由己。

它是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善良女人之间，一场无声的告别。

如今，我也老了。

女儿已经嫁人，有了自己的孩子。

妻子几年前也走了。

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这些回忆。

我常常会坐在阳台上，泡一杯茶，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

我会想，如果当年，我再勇敢一点。

如果当年，她没有那么善良。

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但人生，没有如果。

有些遇见，注定只是遇见。

有些缘分，注定要用一生来偿还。

我不后悔。

因为我遇见过她。

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遇见过一个像书一样，值得我用一生去品读的女人。

这就够了。

窗外，又是一个夏天。

阳光很好。

我仿佛又闻到了，戈壁滩上，被太阳烤干的沙土的味道。

还有，旧书本里，那淡淡的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