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去看望下放的姑姑，只有表姐在家，她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

那年是1980年，我二十岁，从上海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了两趟长途汽车，最后搭了一辆拖拉机，才颠簸到安徽南部山区里那个叫“王家坳”的小村子。我姑姑俞秀兰和姑父方建国，十多年前下放到这里，就再也没回去过。我来，是替我爸妈来看望他们。

可当我站在那座据说是姑姑家的泥坯房前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房子破得像是随时会塌，墙上糊的黄泥大块大块地掉，露出里面的稻草。我敲了半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个姑娘的脸探了出来。是表姐方静，她比我大两岁，可看上去比我还小，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像只受了惊的小鹿。

她看到我，先是愣住，然后那双眼睛里瞬间涌满了泪。我刚想开口喊声“表姐”，她却猛地一把将我拽进屋里，反手就插上了门栓。屋里黑黢黢的，一股霉味和穷苦的味道混在一起，呛得我直咳嗽。

“我……我爸妈让我来看看姑姑和姑父。”我从帆布包里掏出带来的麦乳精和的确良布料，“姑姑呢？”

表姐没回答，她死死地抓着我的手，那力气大得吓人，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了。她不住地摇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却一点声音都不敢出，只是用嘴型对我说：“别走，求你，别走。”

我当时就懵了。这哪里是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这分明是抓救命稻草的绝望。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趟来，怕是要出大事了。

刚开始几年，信还挺勤，说的都是怎么带领乡亲们搞生产、开夜校，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可后来，信越来越少，话也越来越短，翻来覆去就是“一切都好，勿念”。今年开春，政策松动了，不少下放的人都陆续回城了。我爸妈就琢磨着，怎么姑姑家一点动静都没有。

前些日子，家里好不容易收到一封信，是姑姑的笔迹，说他们身体都好，就是挺想家，让我们有机会就过去看看。我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长途折腾，这任务就落到了我这个长子长孙的头上。

临走前，我妈往我包里塞了五百块钱，那差不多是家里大半年的积蓄。她红着眼圈嘱咐我：“振华，你姑姑一辈子要强，到了那儿，多看，多问，要是他们过得不好，受了委屈，你哪怕把他们绑，也要给我绑回来！”

屋子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和两条长凳，灶台上那口黑锅里，就飘着几根看不出颜色的野菜。这哪里是“一切都好”的样子？这分明是家徒四壁，连肚子都填不饱！

“表姐，到底怎么了？姑姑和姑父呢？”我压低声音问，心疼得不行。

方静的嘴唇哆嗦着，就是说不出话。她拉着我，指了指门外，又拼命摇头。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门缝里能看到村里稀稀拉拉的几户人家。几个穿着破烂的村民蹲在墙根下，眼神麻木地朝我们这边张望。

“姑姑……姑姑去公社开会了。”方静终于挤出了一句话，但眼神飘忽，根本不敢看我。

“开会？姑父也去了？”

她点了点头，手却抓我抓得更紧了。

我不再追问，从包里拿出一块大白兔奶糖，剥开糖纸递到她嘴边：“表姐，先吃块糖，别怕，有我呢。”

那块小小的奶糖，仿佛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方静看着我，紧绷的神经“啪”地一下断了。她再也忍不住，扑到我怀里，死死咬着自己的手背，发出那种压抑到极致的、小兽一样的呜咽。不是号啕大哭，是那种连哭都不敢出声的恐惧，听得我心都碎了。

我轻轻拍着她瘦削的后背，隔着薄薄的布料，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突出的蝴蝶骨。我这才注意到，她挽起的袖子里，露出一截手臂，上面青一块紫一块，全是触目惊心的伤痕！

方静吓得一哆嗦，猛地抬起头，一把捂住我的嘴，惊恐地“嘘”了一声。她指了指窗外，眼神里的恐惧几乎要溢出来。我明白了，打她的人，就在这个村里，而且是个她极度害怕、不敢招惹的存在。

夜色像一块黑布，把整个王家坳罩得严严实实。村里没有电，方静点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豆大的火苗在风里摇摇欲坠，就像我们当时的心情。

她把我拉到屋子最里头的墙角，那里堆着一些烂柴火。她搬开柴火，撬起一块松动的地砖，下面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她从里面掏出一个用油布包着的小包裹，一层层打开。

里面没有钱，只有两样东西。

一件是姑父方建国的白衬衫，就是他当年下乡时穿走的那件。可现在，这件衬衫的胸口和后背，被大片大片暗红发黑的血迹浸透了，硬得像铁皮。另一件，是一张画在桦树皮上的画，画得很粗糙，像小孩子的笔触。画上，一个脸上带刀疤的壮汉，正高高举起一根木棒，对着一个倒在地上的男人狠狠砸去。那个倒在地上的男人，戴着一副眼镜……

是姑父！

方静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次，她带着无边无际的恨意，一字一句地把这地狱般的真相撕开给我看。

“是王来财……村里的支书……”

王来财是王家坳的土皇帝。从姑姑他们下放来那天起，这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就没安好心。他看姑姑是城里来的文化人，长得又好看，就三番五次地言语骚扰，动手动脚。姑父是个硬骨头，当面就跟他起了冲突。

半个月前，王来财喝多了，又来家里耍流氓，想对姑姑动手。姑父跟他拼了命，用锄头砸破了他的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王来财第二天就领着一帮人，说姑父是“反革命分子”，要“攻击贫下中农干部”，把他活活打了个半死，然后关进了村头的猪圈里。

那件血衣，就是姑父被打时穿的。

“我妈……我妈去找他求情，求他放了我爸……”方静的声音哽咽得不成样子，“王来财说，要想放人，就让……就让妈去他家‘谈谈’……妈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我的天！我听得浑身发抖，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人心能坏到这个地步！什么姑姑去公社开会，全是假的！姑父被打得半死，姑姑更是凶多吉少！

这家人，根本不是在“生活”，他们是在地狱里苦苦挣扎！那些“一切都好”的家信，分明就是在王来财的逼迫下，写给我们看的求救信号！我们一家人，还傻乎乎地以为他们过得不错！

我看着表姐那张布满泪痕和恐惧的脸，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死死拉着我不让我走。

那一夜，我俩谁也没睡。我就坐在那条破长凳上，看着煤油灯的火苗跳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我想起小时候姑姑抱着我，教我念诗的样子；想起姑父带着我，用积木搭起一座座“大桥”的样子。他们是那么好的人，那么有才华的人，怎么能被一个地痞流氓欺负到这个地步！

愤怒像火一样在我胸口燃烧。我不是那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了，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长大了，也变硬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我对又困又怕、缩在墙角的方静说：“表姐，别怕了。我不会走。”

“不但不走，”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坐得僵硬的身体，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还要把姑姑和姑父，堂堂正正地带出去！”

我让她把那件血衣和那张树皮画都收好。我把我妈给我的五百块钱和所有粮票都塞给她，让她藏在地洞里。然后，我从我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一台小巧的、银灰色的“海鸥”牌照相机。

这是我爸托关系给我搞到的，让我给姑姑他们拍几张全家福带回来。现在，它有了更重要的用场。

方静死死拉住我：“振华，你别去！王来财心狠手辣，你斗不过他的！”

我拍了拍她的手，眼睛里是我自己都陌生的冷酷：“放心，我不跟他斗狠，我跟他斗脑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

我没走大路，而是绕到村子后面，爬上了后山。从山上，刚好可以俯瞰整个王家坳。我找到了那个所谓的“猪圈”，就是一个用石头和烂泥巴垒起来的破棚子，门口有两个民兵模样的人守着。

我躲在树丛后面，用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着那两个地方，悄悄地按下了快门。我拍下了猪圈的惨状，拍下了那两个看守无聊地抽着烟的样子，也拍下了王来财家那副与整个村子格格不入的“豪宅”。

做完这一切，我没有回姑姑家，而是直接走到了村口，找到了昨天送我来的那个拖拉机师傅。我塞给他二十块钱，请他立刻送我去县城。

师傅看着钱，眼睛都直了，二话没说就发动了车。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把我带离了这个噩梦般的地方。

王来财，你等着。我会回来的。但下一次，我不会再是一个人了。

我在县城里找了一家小招待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冲进照相馆，把胶卷洗了出来。看着那一张张清晰的照片，我知道，我的第一步走对了。

然后，我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胆大包天的事。我没有去公社，也没有去县政府。因为我知道，这种地方盘根错节，王来财能在村里作威作福这么多年，上面能没他的人？我去了，可能人还没见到，消息就先传回王家坳了。

接着，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我把在王家坳的所见所闻，表姐的哭诉，血衣，树皮画，还有王来财的种种恶行，全都详详细细地写了下来。我没有添油加醋，因为事实本身已经足够触目惊心。我把洗出来的那些照片，连同那封信，一起用机要件的方式，寄给了二叔。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三天后了。我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每天就靠啃两个馒头度日。但我心里一点不慌，我在等，等一个结果。

第五天，我在招待所正发愁下一步该怎么办，招待所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