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有五万人力车夫，很多是旗人——通天纹正黄旗大妈尴尬了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北京城里出了点乱子。

电车轨道被砸了，司机和售票员被人从车上拽下来，挨了一顿打。

头一天早上还在路上跑的车，第二天就停摆了大半。

是打劫吗？不是，是车夫干的。

两万多名人力车夫，集体出动。

场面不小，警察也拦不住。

这事儿后来在《顺天时报》上连着登了三天，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到底怎么回事？

说实话，这事儿要是只看表面，确实挺吓人。

但往深里看，就不一样了。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暴力事件，而是五万人的生计，被逼到了墙角。

那会儿北京的洋车——也就是人力车——多得惊人。

一个城市，80万人口，车夫就有五万。

这比例听着就让人琢磨：哪儿来的这么多人干这行？这活儿又到底是个什么活儿？

往前翻翻档案，就能看清楚一些。

先说这些车夫是怎么来的。

其中有不少人，祖上是八旗出身。

真的是旗人，不是现在公交车上那种自己说自己是正黄旗的。

这帮人以前可不为生活发愁，清朝在的时候，吃俸禄、住“满城”，也不用干活。

可惜，1911年那声枪响，把这套体制打碎了。

俸禄没了，身份也不值钱了。

旗人一下从“天潢贵胄”变成了“无业游民”。

那会儿北京没有工厂，没有产业，能干的活儿不多。

旗人虽然手头拮据，但身体底子还行。

尤其是过去善扑营、虎枪营出来的，有劲儿、能吃苦。

别看以前是当兵的，现在拉车也不含糊。

有人说：“以前我爷爷是御前带刀的，现在我给人拉车也不丢人。”这话听着苦涩，但是真实。

除了旗人，还有一批从河北、山东来的农民。

他们是另一种苦。

那几年，山东灾荒连着来，地少人多，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少人就往北京跑。

北京虽然也穷，但好歹有活干。

卖水、拉车、挑担子、推磨的，都是他们的事儿。

其中山东人拉洋车的特别多，车厂门口一排排的，都是胶东口音。

那会儿的车夫，怎么说呢，活得并不光鲜。

但也不是最低的。

每天跑个五六十里，能挣四角洋。

扣掉租车的钱，一个月也能剩下七八块，比城里的小巡警挣得还多。

可代价也大。

每天清晨五点多，天还没亮，他们就得摸黑出门。

车行门口排起长队，等着喊号。

谁晚了，就只能空跑一天。

夏天晒，冬天冻，鞋底磨得薄如纸，脚上冻疮年年不落。

有人说：“拉了一年，脚趾盖掉了仨。”也不是夸张。

最难的是头几天。

新手上车的第二天，腿脚肿得像瓠子，走都走不了。

可只要熬过去，就没人再说你是“生瓜蛋子”。

也有人咬牙买车，自个儿攒钱。

像《骆驼祥子》里那样，盼着有朝一日能当个“独立车主”。

但真能买上车的，没几个。

大多数人，还是靠租车维持。

那时候的北京，街道多是碎石铺的，晴天满地灰，雨天一脚泥。

达官贵人出门讲究，穿西装戴礼帽，皮鞋擦得锃亮，哪能自己走路？洋车就成了标配。

租车出行，是面子问题也是实际需要。

那时候汽车少，公交更别提。

高端人群要出门，随手一招呼，一辆黄包车就过来了。

有钱人家，甚至会雇一个包月车夫，车子停在院子里，随叫随到。

车夫穿着灰布短褂，腰间扎布带，站在影壁墙边等着，眼神不敢飘。

主家一声吩咐，他就一溜烟儿去了。

可这种日子，不是每个车夫都能过的。

更多人，是在街头等活儿。

风来雨落，站在东四口、前门大街，眼巴巴盼着有人上车。

说起来，北京那会儿有些地儿是车夫扎堆的，比如炭儿胡同、车夫巷，都是他们租房的地方。

一间屋子，塞七八个人，晚上睡觉得打地铺，轮着铺盖。

有人在车棚里搭棚子住，白天跑车，晚上点个煤油灯，蹲在地上啃烧饼。

说话不多，眼神总是往下看。

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后来发了火。

1929年的那场动静，不是偶然。

电车线路越铺越多，车夫的活儿一天比一天少。

有人开始抢活，有人被迫降价。

再这样下去，就得饿肚子了。

于是他们动手了。

据当时警方记录，冲突发生在正阳门外，车夫们手持砖头、木棍，把电车窗玻璃砸得粉碎。

之后蔓延到宣武门、东单、西四，整整一天，电车公司瘫痪。

当局起初想镇压，但人太多，只能让步。

车夫代表进了警察厅，口气不硬：“我们不是要造反，就是活不下去了。”

事情慢慢平息。

车夫们回到街头，电车也重新开动。

可那之后，洋车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到了三十年代末，汽车开始多起来，公共交通也逐步完善。

洋车这种靠人力支撑的工具，渐渐退出了城市舞台。

街上的车夫少了，车厂也关了一批。

那些曾经在胡同里飞奔、在风雪中奔跑的身影，慢慢消失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们。

参考资料：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2期。

史谦德著，周书垚译，《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冯英子，《北平风雪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