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因失恋参军，90年军校毕业回家时，分手6年的初恋突然来访

“辉啊，这次回来，多待几天吧？妈给你做好吃的。”

妈一边说，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探出半个身子。屋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呛人的油烟味，混着蒜末在热油里爆开的香气。我刚把那身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行李包放在墙角，包底蹭掉了墙上一小块石灰，露出底下暗黄的底色。

“看单位安排，假就这么多天。”我解开军装最上面一颗风纪扣，脖子那儿被汗浸得有些黏。屋里那台“骆驼”牌电扇正摇头晃脑，把闷热的空气搅来搅去，吹到脸上还是一股热风。

这是1990年的夏天。我军校毕业，授了衔，第一次穿着这身崭新的军官服回家探亲。从一个毛头小子，到如今肩膀上扛着一颗星，整整六年。六年，足够一个人的骨头缝里都塞满部队的味道。我爸坐在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旁，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我的毕业证书和立功证，像是在抚摸什么稀世珍宝。他的嘴角抿着，是一种极力克制但又藏不住的骄傲。

家里的一切都没怎么变。墙上挂着的老式挂钟，钟摆的每一次晃动，都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不紧不慢，好像要把时间拉得很长。桌上的暖水瓶，竹编的外壳已经磨得油光发亮。窗台上那盆我走之前养的吊兰，如今已经垂下长长的一串，绿得有些发黑。

这种稳定，这种几乎凝固了的时光，让我心里很踏实。过去六年，我在训练场上爬冰卧雪，在课堂里啃着那些能把人脑袋撑大的理论。每次累到极致，闭上眼，想的就是这个家，是妈做的这口饭，是爸沉默但有力的眼神。至于别的事，尤其是当年让我一头扎进军营的那些事，早就被我打包塞进了记忆最深的角落，用训练的汗水和军纪的条条框框封了起来。我以为，它再也不会被打开了。

我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每天的起床号，操练的口令，熄灯的哨声，这些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节奏。人际关系简单明了，对与错，服从与执行，黑白分明。我以为我已经把自己打磨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棱角分明，再也不会被什么柔软的东西轻易触动。

“吃饭了！”妈端着一大盘红烧肉从厨房出来，热气腾腾。我爸收起我的证书，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我站起身，准备去拿碗筷。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很轻，很犹豫，像是怕惊扰了谁。

“谁啊？”妈扬声问了一句，手里的抹布顺手在桌上擦了一下。

我没在意，以为是哪个街坊邻居过来串门。爸走过去拉开门，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吱呀”声。门口的光线暗了一下，一个人影站在那里，逆着光，看不清脸。

“叔，陈辉……他在家吗？”

这个声音，像一根生了锈的针，毫无预兆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我的后背瞬间就僵住了。拿碗筷的手停在半空中，血液好像一下子涌上了头顶，又飞快地退了下去，手脚冰凉。

我慢慢转过身。

站在门口的，是林岚。

六年了。我以为我早就忘了她的样子，可当她就这么站在那儿，我才发现，她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只是，记忆里的她，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笑起来眼睛像月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浑身都是阳光和肥皂的味道。

而眼前的她，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有几缕散乱地贴在汗湿的鬓角。她的脸颊瘦削，眼窝微微陷了下去，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惶然。那件的确良衬衫的领口有些发黄，人站在那里，像是被生活抽去了所有的鲜亮色彩，只剩下一片灰白。

我爸愣住了，显然也没想到会是她。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只有那台老电扇还在不知疲倦地转着，发出“嗡嗡”的声响。

“你……你找陈辉有事？”我爸的声音有些干涩，带着明显的疏离。

林岚的嘴唇动了动，目光越过我爸，落在我身上。她的眼神很复杂，有躲闪，有恳求，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绝望。我能感觉到，我妈在厨房门口停下了脚步，屋子里的气氛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弦。

当年，我们两家住得不远，算得上青梅竹马。那会儿的我，是个除了念书什么都不会的愣头青，而她是厂花，身边围着一圈人。可她偏偏看上了我这个书呆子。我们一起去新华书店看书，在护城河边散步，用一根吸管喝一瓶橘子汽水。我以为，那就是一辈子了。

直到高考我落了榜。

一夕之间，天翻地覆。她父母原本就不怎么看得上我们家，这下更是直接找到了我家里。那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们说，林岚是城里户口，马上要进厂当正式工了，我一个待业青年，拿什么给她未来？他们说，年轻人谈感情是过家家，过日子得看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爸妈闷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种无力感，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后来，林岚来找我，在那个我们常去的河边。她没哭，只是看着我说：“陈辉，我们算了吧。我妈说得对，我们不合适。”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往下沉。我问她，是不是她也这么想。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就是那个点头，像一把锤子，把我心里最后一点念想敲得粉碎。

没过多久，我就听说她和厂里一个技术员的儿子订了婚。再然后，我就去镇上的武装部报了名，填了志愿，去了最艰苦的边防。我没跟任何人告别，就那么走了。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把过去的一切都割断，逼着自己往前看。

现在，六年过去了。我穿着这身军装回来了，带着我挣来的前途和尊严。而她，却以这样一种姿态，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陈辉，”她又叫了我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我……我能跟你单独说几句话吗？”

我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脸色很难看。她看了看林岚，又看了看我，没说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不许。

我深吸了一口气，胸口那股因为震惊而堵塞的气息才稍微顺畅了一些。我看着她，那个曾经占据了我整个青春的女孩，如今却像个陌生人一样，带着满身的风霜站在我家门口。我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有怨，有恨，但更多的是一种时过境迁的茫然。

“进来说吧。”我开口了，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侧身让她进了屋。

林岚局促地站在客厅中央，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我妈“哼”了一声，转身回了厨房，锅铲敲在铁锅上的声音，响得格外刺耳。

我拉开一张凳子，示意她坐下。她摇了摇头，双手紧紧地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

“有什么事，说吧。”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公事公办。我是一名军人，习惯了直接面对问题。

她抬起头，眼睛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但强忍着没让它掉下来。“陈辉，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当年……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我没接话。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她似乎也知道这些开场白很苍白。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从那个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信封的边角都磨毛了。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诊断证明。医院的红头，打印的铅字，还有医生龙飞凤舞的签名。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几个字：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下面是一串我看不懂的医学术语，但最后的结论很清楚：建议尽快手术治疗，费用……

我看到那个数字时，瞳孔缩了一下。三千块。

在1990年，三千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爸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块。

“这是我女儿，叫小雅，三岁了。”林岚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前阵子一直感冒，去医院一查……医生说，必须做手术，不然……不然活不过五岁。”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我这才注意到，她脚上那双塑料凉鞋，鞋带已经断了一根，是用铁丝勉强绑住的。

“你丈夫呢？”我问。这是最直接的问题。孩子的父亲，理应承担这一切。

提到她丈夫，林岚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头也垂得更低了。“他……我们家的情况你可能也听说过一些。他爸前两年厂里搞改革，被内退了，他自己就是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些。我们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才凑了一千多，还差一半多……”

她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哭腔：“他婆婆……他家里人，都说这是我的问题，说我生了个赔钱货……他们劝他放弃，说……说再生一个就好了。”

我握着那张诊断证明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纸张的边缘，硌得我手心生疼。我能想象得到，她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挣扎。一个重男轻女的婆家，一个懦弱无能的丈夫，还有一个随时可能夭折的孩子。

“所以，你来找我？”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问。

“陈辉，我知道我没脸来求你。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她终于没忍住，眼泪顺着脸颊滚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她那双粗糙的手背上，“我能想到的，能开口的，只有你了。我知道你现在出息了，当了军官……我不是想跟你怎么样，我只是想救我女儿的命。这笔钱，我给你打欠条，我下半辈子做牛做马，我一定还给你！”

她说着，就要跪下来。

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了她。“你别这样。”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我妈在厨房里，连锅铲声都停了。她肯定在听着。

我的脑子很乱。六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百炼成钢，可面对她此刻的眼泪和绝望，我心里那块最硬的地方，好像裂开了一条缝。

理智告诉我，这是她的家事，与我无关。我凭什么要为一个几乎毁了我半个人生的女人，去承担这么沉重的负担？我这些年的津贴和积蓄，加起来也就一千出头，是我准备留给父母养老的。如果要凑够这笔钱，我必须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甚至还要向父母开口。

可情感上，我看着她那张被生活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脸，看着她眼神里那种一个母亲濒临绝望的祈求，我没办法做到无动于衷。那个孩子，那个我素未谋面的孩子，她才三岁。

这是一个巨大的伦理困境，就这么血淋淋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它打破了我回家后所有的平静和安宁，逼着我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林岚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下去。

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大概有三百多块，是我准备这次回家用的。我把钱塞到她手里。

“这些你先拿着，给孩子买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有些冷，“至于手术费，数额太大了，我帮不了你。这是你丈夫和你家庭的责任。”

我说的是实话，也是最理智的选择。我不能因为一个早已过去的女人，就把自己和我的家庭都拖下水。我已经不是那个冲动无知的少年了。

林岚握着那几张被我捏得有些潮湿的钞票，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神从祈求，到错愕，最后变成了一片死寂的灰。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像个游魂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我家的大门。

门“吱呀”一声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我妈从厨房里走出来，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辉啊，你做得对。我们家不欠她的。当年的事，是她对不起你。”

我爸也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有自己的前程，别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绊住脚。”

他们说的都对。从道理上讲，我没有任何错。可我心里，却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坐回到饭桌前，看着那一盘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却一点食欲都没有。

林岚离开时那个眼神，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那是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眼神。

晚上，我躺在自己那张小小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很硬，硌得我骨头疼。可我知道，让我睡不着的不是床，是心里的事。

我闭上眼，就是林岚那张苍白的脸，和那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书。三岁，活不过五岁……这些字眼像虫子一样，在我脑子里钻来钻去。

我开始问自己，我真的做得对吗？

作为一个军人，我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保护人民。可现在，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我却因为个人的恩怨和理智的盘算，选择了袖手旁观。那我穿的这身军装，代表的又是什么？

可是，如果我帮了她，我又该如何面对我的父母？如何面对我自己这六年的坚持和努力？难道我这么多年的奋斗，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给那个抛弃我的女人的孩子凑手术费吗？这听起来像个天大的笑话。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我妈看出来了，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跟我说部队里的事，想让我开心起来。可我只是勉强地应着，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下午，我找了个借口，说出去找老同学转转，然后一个人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去了市里的医院。我不想听林岚的一面之词，我想自己去证实。

医院里永远是那股来苏水的味道，混杂着病人身上散发出的各种气息。我找到了儿科住院部，跟护士打听了一下，说找一个叫“小雅”的孩子。

护士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孩子什么人。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孩子妈妈的远房亲戚，从外地过来的。

也许是我身上这身军装给了我一些信誉，护士没再多问，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个病房。

我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病房里住了好几个孩子，很嘈杂。我一眼就看到了林岚。她正坐在一张小病床边，怀里抱着一个瘦小的孩子。那孩子脸色青紫，嘴唇也是乌的，呼吸很急促，小小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林'岚正拿着一把破旧的蒲扇，一边给孩子扇风，一边低声哼着什么歌谣。她的侧脸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憔悴，也格外温柔。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了。

之前所有的怨恨、不甘、理智的权衡，在这一幕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看到的，不是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女人，而是一个走投无路、拼尽全力想要留住自己孩子的母亲。

我没有进去。我只是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骑得很慢。夏天的风吹在脸上，黏糊糊的。路两边的梧桐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叫得人心烦意乱。

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让我父母失望，甚至会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犯傻”的决定。

回到家，我爸妈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放着《渴望》，刘慧芳正在受委屈，我妈看得直抹眼泪。

我走到他们面前，站得笔直，像是在跟首长汇报工作。

“爸，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他们看我表情严肃，都愣了一下。我妈关掉了电视。

“林岚那个事，我想管。”我开门见山。

我妈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你说什么？你疯了？她凭什么让你管？她男人是死的吗？”

“妈，这不是谁凭什么的问题。”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我今天去医院了，我看到那个孩子了。情况很不好。医生说，再不动手术，就真的没时间了。”

“那是她的孩子，又不是你的！你操的哪门子心？”我妈的声音尖锐了起来，“你忘了当年她是怎么对你的？她家是怎么对我们家的？现在她有难了，想起你了？门都没有！”

“我知道，当年的事我没忘。”我看着我妈，一字一句地说，“可那是一条人命。妈，我当兵六年，学到的不只是怎么开枪，怎么格斗。我们学得更多的是，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如果我今天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因为缺钱就这么没了，我这身军装，以后就穿不安稳了。”

我爸一直没说话，只是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我妈还在坚持，“你那点津贴，加上我们俩这点养老钱，全给她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你以后娶媳妇怎么办？”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深吸一口气，“我的津贴和积蓄，有一千二百块。爸，妈，我知道你们存了点钱，是给我结婚用的。我想……先借用一下。这笔钱，算我借家里的，我以后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十年，二十年，我一定还上。”

我说完，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我爸抽烟时发出的“嘶嘶”声。

过了很久，我爸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辉啊，爸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孩子。”他的声音很沙哑，“可这件事，你想过后果没有？街坊邻居会怎么说我们家？会怎么说你？他们会说你傻，说你到现在还惦记着人家，说你上赶着给别人养孩子。你这军官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爸，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站得更直了，“我的荣誉，是在训练场上，在保卫边疆的时候挣来的，不是靠别人的唾沫星子堆起来的。如果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别人要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去吧。”

我爸定定地看了我很久，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泄掉了全身的力气。他站起身，走到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用手绢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包袱出来。

他把包袱放在桌上，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两千块钱。有大团结，也有十块五块的，都用纸条捆得整整齐齐。这是他们二老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家当。

“拿去吧。”我爸看着我，眼睛里有无奈，有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爸妈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希望你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既然你觉得这是你该做的，那就去做吧。只是……别让你自己后悔。”

我妈在一旁，别过头去，肩膀一抽一抽的，哭了。

我的眼眶也热了。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包袱，对着我爸妈，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纠结和矛盾，都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但我走得心安理得。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凑齐的三千二百块钱，再次去了医院。

我到的时候，林岚正端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一口一口地喂孩子喝米汤。孩子没什么精神，喝两口就扭过头去，林岚就耐心地哄着，再喂。她的背影，在清晨的阳光里，显得单薄又固执。

我走到她身后，轻轻叫了一声：“林岚。”

她回过头，看到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我把一个布包放在她旁边的床头柜上。“这里是三千块钱，你点一点。应该够孩子的手术费了。”

林岚的眼睛瞬间睁大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布包，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你哪来这么多钱？”过了好半天，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别管了。赶紧去给孩子办手续吧，时间不等人。”我不想多解释。

她没有去碰那个钱袋，而是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陈辉，我不能要你的钱。我……”

“这不是给你的。”我打断了她，目光落在那个病恹恹的孩子身上，“这是给这个孩子的。他有活下去的权利。”

我的话说得很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必须让她明白，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旧情未了，而是出于一个最基本的人道立场。这也是在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家庭。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汗渍斑斑的背心，一脸的胡茬，眼神里带着一股烦躁和不耐烦。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目光落在了床头柜的那个钱袋上。

“哟，这是谁啊？这么大方？”他阴阳怪气地开口了，“林岚，行啊你，本事不小啊，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

林岚的脸“唰”地一下白了。“你胡说什么！这是陈辉，我以前的……同学。”

“同学？”男人冷笑一声，上下打量着我这身军装，“同学能一出手就给你这么多钱？我看是老相好吧？怎么着，看我没本事，就回头找人家了？你是不是早就盼着我女儿死，你好跟他双宿双飞啊？”

他的话越说越难听，病房里其他床的病人和家属都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指指点点。

林岚气得浑身发抖，抱着孩子的手臂都在哆嗦。“王建国，你混蛋！”

我皱起了眉头。我没想到会遇到她丈夫，更没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这位同志，请你说话注意点。”我沉声说道，“我只是看在过去是同乡的份上，帮一把孩子。钱是借给你们的，跟其他事情无关。”

“借？”王建国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谁信啊？一个大男人，平白无故借给你前女友几千块钱？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我告诉你，我王建国的孩子，用不着你这种不清不楚的钱！拿着你的钱，滚！”

他说着，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钱袋，就朝我扔了过来。

钱袋没扎紧，里面的钞票“哗啦”一下，撒了一地。红的，绿的，铺满了我们脚下的水泥地。

那一瞬间，整个病房都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一地的钱上，也集中在我这个穿着军装，却被人用钱砸了脸的军官身上。

我的脸火辣辣的。这不仅仅是羞辱，更是对我信念的践踏。我拿出的是我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是我自己对“责任”二字的理解，可在这个男人眼里，却成了龌龊不堪的交易。

林岚发出一声尖叫，她把孩子放在床上，疯了一样地扑到地上，一张一张地去捡那些钱。她的头发散了，手忙脚乱，捡起一张，就小心翼翼地吹掉上面的灰尘，像是捡起的是孩子的命。

“王建国，你不是人！”她哭喊着，声音都变了调。

王建国看着她那副样子，非但没有半点愧疚，反而更加来劲了。“我不是人？你跟野男人拉拉扯扯，你就是好人了？这钱你要是敢要，我们今天就离婚！这孩子我也不管了，你看他能给你养老送终不！”

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

“这女的也真是的，自己有老公，还找前男友……”

“你看那男的，穿得人模狗样的，还是个当官的吧？怎么干这种事……”

“这下热闹了，有好戏看了。”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我笔直地站着，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在部队里，我学过无数种制服敌人的方法，可面对这种市井的无赖和流言蜚ö语，我却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我的军装，此刻非但没能给我带来荣耀，反而让我成了这场闹剧里最醒目的靶子。

我父母担心的事，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是以一种比我想象中更不堪的方式。

我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人群中。我所珍视的荣誉、名声，我父母的脸面，在这一刻，都被踩在了脚下，被那些肮脏的口水玷污。

我看着趴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捡钱的林岚，看着旁边那个一脸得意的王建国，再看看周围那些看热闹的眼神，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荒谬感席卷了我。

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救一个孩子的命。可为什么，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我的内心，在那一刻，跌入了最深的谷底。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我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也许，我妈说得对，我就是个傻子。一个天大的傻子。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弯下腰，默默地帮林岚把地上的钱一张张捡起来，整理好，重新放回那个布包里。然后，我把布包塞到林岚的手里，看着她的眼睛，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钱，必须收下。孩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至于你们夫妻之间的事，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说完，我不再理会王建国的叫嚣和周围人的指点，转身，迈着沉稳但却无比沉重的步伐，走出了病房。

走出医院大楼，外面阳光刺眼，晃得我眼睛生疼。我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没有回家，我怕看到我爸妈那担忧的眼神。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小贩的叫卖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孩子们的笑闹声，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声音，此刻听在我耳朵里，却觉得那么遥远。我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

我在护城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就是这里，当年林岚跟我说“我们算了吧”的地方。河水还是那样缓缓地流淌，岸边的柳树比记忆里更粗壮了。

我脱下军帽，放在膝盖上，看着帽子上那颗闪闪发亮的五角星。我问自己，陈辉，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那点可怜的旧情吗？不是。经过今天这么一闹，那点残存的少年情愫，早就烟消云散了。

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她丈夫强吗？更不是。我根本不屑于跟那种人比较。

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开始回想这六年。我想起刚入伍时，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站岗，冻得手脚都失去了知觉，心里想的却是，这点苦算什么，总比被人看不起强。我想起在军事比武中，为了一个名次，跟战友们在泥潭里滚了三天三夜，最后累得虚脱，心里却觉得无比充实。我想起在军校的图书馆里，熬夜攻读那些军事理论，为的只是让自己的肩膀上能多扛起一份责任。

这六年，部队这所大学校，磨平了我身上的脆弱和敏感，也塑造了我新的骨骼和血肉。它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服从和纪律，更是一种信念。一种关于“守护”的信念。

守护什么？守护国家的边疆，守护人民的安宁。这些话，在过去，对我来说是写在书本上，喊在口号里的。可今天，它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

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孩子，他不就是我应该守护的人民中的一员吗？他的生命，难道不比我的面子，不比那些流言蜚ö语更重要吗？

王建国的无赖，旁观者的误解，这些都像尘土。如果我因为害怕被尘土弄脏了衣服，就选择对一个即将熄灭的生命视而不见，那我这身军装，就真的白穿了。我的灵魂，也会因此蒙上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一直压着的大石头，忽然就松动了。

我不再纠结于别人的看法，也不再沉湎于过去的恩怨。我只是一个军人，在做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这就够了。

我的内心，完成了一次真正的蜕变。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这一切带来的痛苦，而是主动地去定义我行为的意义。我不是在为林岚做什么，也不是在为逝去的爱情做什么，我是在为我自己的信念，为我这身军装的荣誉而战。

这场战斗，没有硝烟，没有敌人，对手就是我自己内心的软弱和彷徨。而现在，我赢了。

我在河边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把河面染成一片金红。我站起身，戴正军帽，整理了一下军容，然后迈步向家的方向走去。我的脚步，重新变得坚定有力。

回到家，我爸妈都在。家里的气氛很压抑。他们显然已经听说了医院里发生的事。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我妈一看到我，眼圈就红了。“辉啊，你听妈一句劝，这事咱们不管了，行不行？钱，妈想办法给你要去回来。咱丢不起这个人啊！”

我爸坐在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脚下的烟头已经落了一地。

我走到他们面前，没有坐下，还是站着。

“爸，妈，钱已经给她了。”我平静地说，“今天在医院发生的事，我知道你们都听说了。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我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但是，这件事，我没做错。”我直起身，看着他们的眼睛，“那个孩子，必须救。别人的嘴，我们管不了。但我们自己的心，要对得起自己。爸，你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要有担当。妈，你总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些道理，我都记着呢。”

“我是一名军人。如果我连一个在我面前求助的孩子都见死不救，那我将来怎么去面对更危险的敌人，怎么去保卫更多的人？我的战友们会怎么看我？我的上级会怎么看我？”

“名声是一时的，但良心是一辈子的。我不想我这辈子，都因为今天的退缩而活在愧疚里。”

我的话，一句一句，说得很慢，但很清晰。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咔哒”声。

我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只是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我爸掐灭了手里的烟，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他比我矮了半个头，背也有些驼了。他抬起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长大了。”他只说了这六个字，眼睛却红了。

我知道，他们理解我了。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几天，我家的门槛几乎被街坊邻居踏破了。有来劝的，有来看热闹的，也有来说风凉话的。我妈一开始还跟人争辩几句，后来干脆就把门关上，谁来也不开。

我爸则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每天照常去上班，下班，只是比以前更沉默了。

而我，则利用剩下的假期，帮我爸妈把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换了窗户纸，修了漏水的屋顶，把院子里的杂草清得干干净净。我用行动告诉他们，这个家，有我。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要归队了。走的那天，我妈给我煮了十几个鸡蛋，用网兜装着，让我路上吃。她一边给我收拾行李，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我，在部队要照顾好自己，别太实在，别总想着别人。

我爸把我送到车站。临上车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塞给我。

“这是林岚家的地址和她丈夫王建国的单位。钱是借出去的，不是送出去的。以后每个月，你按时给家里寄钱，我负责去他们家要。一分都不能少。咱做好事，但咱不做冤大头。”

我看着我爸那张严肃的脸，心里一热，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爸。”

他这是在用他的方式，维护着我和这个家的尊严。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站台上，我爸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次回家，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却让我和这个家，和我自己，都完成了一次成长。

回到部队，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紧张的训练，繁重的学习，让我很快就把家里的那些烦心事抛在了脑后。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表现得比以前更加出色。因为我知道，我肩膀上扛着的，不仅仅是军衔，还有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信念。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第一时间就去邮局，把大部分钱寄回家。只留下一点点，够我买些生活必需品。我爸也每个月给我写信，信里会说一些家常，最后总会附上一句：这个月，王建国把钱还了。不多，但还了。

我知道，这钱肯定是我爸费了很大力气才要回来的。但我从不问过程，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默契。

大概过了半年多，我收到了一封陌生的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娟秀，但有些颤抖。我打开一看，是林岚写来的。

信写得很长。她说，小雅的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现在已经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跑跑跳跳了。她说，她和王建国最终还是离婚了。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在孩子生死的关头，她彻底看清了那个男人的懦弱和自私。她说，她现在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在街道工厂找了一份临时工，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

信的最后，她写道：陈辉，这辈子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谢谢你，让我和我的孩子，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林岚抱着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很灿烂。那个小女孩，脸蛋红扑扑的，眼睛又大又亮，正好奇地看着镜头。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把它和我爸妈的家信，还有我的那些立功证，一起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我贴身的衣兜里。

窗外，训练场上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嘹亮而高亢。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的书桌上，暖洋洋的。

我拿起笔，准备给我爸妈写回信。我想告诉他们，家里的那盆吊兰，该浇水了。我还想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没有让他们失望。

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平静。我知道，我用六年的时间，告别了一个青涩的自己。又用这短短几天的探亲假，真正找到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军人，应该站立的位置。过去的一切，无论是爱是怨，都已经不再重要。它们都化作了我脚下的基石，让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