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袁世凯竭力呼喊“拿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他说的是谁？

1916年6月6日，北京。搅动了中国近代史半壁风云的袁世凯，在内外交困和众叛亲离的绝望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位曾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仅仅当了83天“洪宪皇帝”便草草收场，最终在一片唾骂声中病亡。

在他弥留之际，房间里弥漫着死亡的沉寂，但据说，袁世凯用尽最后的气力，将他的长子袁克定叫到床前，留下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遗言。

据流传甚广的说法，袁世凯对袁克定说，自己的身后事，你不用管太多，也不必亲自送葬，但有一件事必须办到：“拿枪打死那个穿红衣服的人”

在中国的传统葬礼上，人们通常身着素服以示哀悼，红色是喜庆的颜色，是绝对的禁忌。谁会在袁世凯的葬礼上，如此明目张胆地身穿红衣前来？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挑衅和侮辱。

袁世凯口中这个“穿红衣服的人”究竟是谁？他与袁世凯之间又有着怎样深不见底的仇恨，以至于让袁世凯在临终前都念念不忘，非要置其于死地不可？

根据多方史料和坊间传闻的交叉印证，这个让袁世凯恨到骨子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无比信赖的干儿子，北洋军中的重要将领,段芝贵。

段芝贵这个名字，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可谓是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他出身安徽，并非科举正途，早年投身军旅，凭借着精明过人的头脑和极其善于钻营奉承的手段，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阶梯。

他看准了袁世凯是自己未来的政治靠山，便想方设法接近。

据说，他曾不惜重金，向袁世凯的亲信行贿，只为换取一个在袁世凯面前表现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段芝贵的“投资”很快就收到了回报。他不仅赢得了袁世凯的赏识，甚至还认了袁世凯为干爹，成了袁家门下的“义子”，地位非同一般。

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的过程中，段芝贵更是鞍前马后，是“筹安会”之外最卖力的鼓吹者之一。

他联合了当时手握兵权的十四省将军，共同上书劝进，为袁世凯的皇帝梦铺平了道路，也因此被封为一等公爵，风光无限。

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段芝贵的飞黄腾达，几乎完全仰仗于袁世凯的提携。

按理说，这样的关系，应该是牢不可破的。

然而，政治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段看似亲密的“父子”关系，最终还是在权力的旋涡中走向了彻底的破裂。

袁世凯的皇帝梦，如同一场短暂而荒唐的闹剧，很快就在全国上下的反对声中破灭了。

护国战争的烽火四起，曾经支持他的亲信一个个倒戈相向，袁世凯真正尝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身体被尿毒症严重摧残，精神也处在高度紧张和猜忌之中。

正是在这个最脆弱的时刻，段芝贵的一个举动，彻底点燃了袁世凯心中的怒火，将两人之间仅存的一丝情分烧得灰飞烟灭。

事情发生在1916年初，当时袁世凯已经病入膏肓，取消帝制的消息也已传开。

按照传统，春节期间官员们都要向大总统拜年。

然而，就在这个举国哀戚、袁府上下愁云惨雾的当口，段芝贵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

他竟然身穿一件鲜艳的红色袍子，大摇大摆地前来给病榻上的袁世凯拜年。

在那个场合，一身红衣显得格外刺眼。

在袁世凯看来，这根本不是拜年，而是赤裸裸的诅咒和示威。他认为段芝贵是在幸灾乐祸，迫不及待地等着他咽气，好另寻高就。

据说，袁世凯当场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段芝贵怒斥其“欺我”，认为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儿子已经心生叛意。

这次“红袍拜年”事件，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开始认定，段芝贵野心勃勃、为人奸诈，一旦自己离世，他必定会对自己庞大的家产和失势的家人构成巨大威胁。

因此，一个狠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悄然形成：他要设下一个局，在自己的葬礼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随着袁世凯的离世，那道神秘的临终遗言，便交到了长子袁克定的手中。

袁克定作为袁世凯曾经最看好的继承人，自然明白父亲临终嘱托的分量。他暗中布置，只等段芝贵穿着红衣出现，便要执行父亲的遗命。

那么，在袁世凯的葬礼上，枪声到底有没有响起呢？关于这一幕的结局，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段芝贵为人狡猾，早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或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也或许是出于对袁克定的提防，在葬礼当天，他并没有像袁世凯预料的那样身穿红衣，而是和其他人一样穿着素服前来吊唁，从而巧妙地躲过了一劫。

袁克定虽然手握父亲的命令，但面对一个穿着正常的段芝贵，终究找不到下手的借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安然离去。

还有一种更为戏剧性的说法称，袁克定确实准备动手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枪手。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段芝贵或许是察觉到了杀气，匆忙找了个理由提前离场，让整个刺杀计划落了空。

无论过程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段芝贵保全了性命。

逃过一劫的段芝贵，在袁世凯死后迅速投靠了同为北洋巨头的段祺瑞，继续在皖系军阀中担任要职，活跃于民国政坛。

直到后来在直皖战争中兵败，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于1925年在天津病逝。那场精心策划的葬礼杀局，最终成了一桩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