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富汗工作时，无意揭开穆斯林女子头巾，她给我三种选择

那三样东西，我至今还留着。

一把生了锈的铁扳手，一块褪了色的阿富汗头巾，还有一张被汗水浸得发黄的汇款单。

老婆陈静每次打扫书房，看见我那个上了锁的旧木匣子，总要嘟囔几句，说我一个搞建筑的糙老爷们，还学人家藏什么私房钱。我只是笑笑，从不解释。

有些事，烂在肚子里，就是一辈子。风吹不走，水冲不掉，像喀布尔的沙尘，早就钻进了骨头缝里。

那年头，国内的工程不好干，到处是垫资、拖款。我一个手艺还算过得去的泥瓦工头，带着几个兄弟，日子过得紧巴巴。恰好有个老乡的路桥公司，接了个援建阿富汗的项目，薪水开得高，就是地方邪乎，一般人不敢去。

我一咬牙，把心一横，就去了。

男人嘛，总得为家里撑起一片天。儿子要上大学，老婆身体又不好，钱这东西，有时候真能要人命。

我从没想过，在那个连风都带着火药味的地方，我这双只会砌墙、抹灰的手，会惹上那么一桩能要命的祸事。

第一章 风沙里的红头巾

喀布尔的太阳，毒得像后娘的巴掌，打在人脸上火辣辣的疼。

我们工地的项目，是修一条连接市区和郊区矿场的公路。放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黄土山，风一刮，沙子能把人的眼睛糊住。

当地的工人，大多沉默寡言，眼神里有种我们看不懂的东西。敬畏，或者说是麻木。我们和他们之间，隔着语言，也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法蒂玛是项目部请来的翻译，负责我们和当地工人之间的沟通。

她大概二十出头，总是裹着一条鲜红色的头巾，在灰黄色的工地上，像一团跳动的火苗。她的眼睛很亮，像戈壁滩上的星星，藏在头巾的阴影里，偶尔闪一下，让人心里莫名地一颤。

她话不多，翻译得精准，做事也利索。工地上都是大老爷们，说话粗声粗气，但只要法蒂玛在场，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收敛几分。她就像那片土地上的某种规矩，神圣，不可冒犯。

出事那天，天气格外燥热。

下午，天色说变就变，黑沉沉的云从山那边压过来，狂风卷着沙石，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整个工地瞬间陷入一片昏黄的混乱。

“沙尘暴！快，躲进板房！”我扯着嗓子喊，招呼着手下的兄弟们。

混乱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正是法蒂玛。她正想去扶一根快要被风刮倒的标杆。

那根标杆是我们早上刚立的，用来测量路基水平，要是倒了，半天的活儿就白干了。

我脑子一热，也顾不上多想，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危险！快松手！”我冲她大吼。

风太大了，她根本听不见。我伸手去拉她的胳膊，想把她拽回来。

就在我的手碰到她的瞬间，一阵更猛烈的妖风袭来，把那根标杆彻底吹翻。我下意识地把法蒂玛往怀里一揽，用后背去挡那根倒下来的铁杆子。

铁杆子狠狠地砸在我背上，疼得我龇牙咧嘴。

但比这更要命的是，我慌乱中为了护住她，手不经意地一扬，竟然一把扯掉了她那条鲜红的头巾。

风沙中，她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像瀑布一样散开。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因为惊愕而瞪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几粒沙子，嘴唇微微张着，带着一丝血色。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令人窒息的美丽和脆弱。

但紧接着，我看清了她眼里的光。那光，先是惊恐，然后是羞愤，最后，变成了一种冰冷的、淬了毒的火焰。

她尖叫了一声，那声音不像人的，倒像一只受伤的母狼。

周围的阿富汗工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几十双眼睛，像刀子一样齐刷刷地射向我。他们的眼神，和我第一次在喀布尔街头看到那些扛着枪的士兵一模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天塌了。

我闯下了弥天大祸。

第二章 三个无法选择的选择

工地的项目经理是个姓王的南方人，戴着金丝眼镜，平日里斯斯文文，那天脸吓得比工地的石灰还白。

他把我拉到一边，压着嗓子，声音都在发抖：“老李，你……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你知不知道，在这里，揭开一个女人的头巾，比杀了她还严重！”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个中国工人，从小受的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可也知道要尊重女性。我发誓，我当时真没半点邪念，纯粹是想救人。可是在这里，我的“好心”却成了一把捅破天的刀。

法蒂玛被她的几个族人围在中间，他们用当地的普什图语激烈地说着什么。她捡起了地上的头巾，胡乱地包在头上，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一棵被狂风摧残的小树。

当天晚上，项目部就停了工。

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营地。我们这些中国工人被要求待在板房里，不准外出。外面，那些平日里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当地工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眼神不善地盯着我们的窗户。

王经理跑前跑后，找了当地的部落长老，希望能用钱把事情摆平。

但这次，钱不好使了。

第二天下午，法蒂玛的哥哥来了。他叫艾哈迈德，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下巴上蓄着浓密的胡子，眼神像鹰一样锐利。他带着五六个族人，腰里都鼓鼓囊囊的，天知道那里面是刀子还是枪。

他们没有进项目部的办公室，而是直接点名要见我。

王经理拦不住，只能陪着我，腿肚子都在转筋。

我们在工地上的一片空地见面。艾哈迈德没看王经理，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仿佛要在我身上剜出两个洞来。

他通过另一个翻译，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你，侮辱了我的妹妹，也侮辱了我们的家族和信仰。”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发现嗓子干得像被沙子糊住了。“我……我不是故意的，当时风太大了，我是为了救她……”

艾哈迈德冷笑一声，打断了我。

“真主会看清你的内心，但人间的规矩，必须遵守。”

他伸出三根粗壮的手指。

“现在，我的妹妹法蒂玛，给你三个选择。”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翻译老头的声音幽幽地响起，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的神经上。

“第一，按照我们的传统，你必须娶她为妻，用你的余生来洗刷你带给她的耻辱。”

我脑子“嗡”的一声，差点没站稳。娶她？我在国内有老婆有孩子！陈静还在家里等我挣钱回去给她治病，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这绝对不可能！

“第二，”艾哈迈ed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冷，“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接受我们家族的审判。我们会用刀，在你脸上，刻下和法蒂玛头巾一样长的伤口，让你一辈子都记住你犯下的罪。”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那不是简单的划一刀，那是要毁了我的容，让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些面无表情的族人，我相信他们绝对干得出来。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手心里全是冷汗。王经理在一旁，脸色比我还难看，一个劲地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先拖着，别硬顶。

“那……那第三个呢？”我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艾哈迈德沉默了片刻，似乎这个选择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他看了一眼不远处，法蒂玛正站在一辆破旧的皮卡车旁，依然裹着那条红头巾，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翻译老头清了清嗓子，缓缓说道：“第三个选择，是法蒂玛自己提出来的。”

“她说，她看得出你不是坏人，只是一时鲁莽。她不想嫁给你这个异教徒，也不想让你因为她而被毁掉。但是，家族的荣誉必须得到补偿。”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所废弃的学校，是很多年前苏联人留下的，早就塌了。村里的孩子们，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去镇上念书，很多孩子因此就失学了。法蒂玛曾经是那所学校的学生。”

“她说，如果你能用你的手艺，为村子重新建一所学校，一所坚固、能遮风挡雨的学校。那么，她就愿意请求长老，说服族人，原谅你的过失。”

“这所学校的钱，全部由你来出。”

第三章 一份沉重的契约

我愣住了。

建一所学校？

这个选择，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像是在绝望的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微光。

王经理在一旁急了，他扯了扯我的袖子，低声说：“老李，你别冲动！在阿富汗建一所学校，那得多少钱？把你卖了都凑不齐！这跟要你的命有什么区别？”

我没理他。

我抬起头，望向远处的法蒂玛。

风沙吹动着她的红头巾，她也正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复杂，不再是那种冰冷的火焰，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还夹杂着一丝……期盼？

我忽然明白了。

第一个选择，是传统的束缚，是把两个不相干的人用耻辱捆绑在一起。

第二个选择，是野蛮的报复，是用鲜血来洗刷所谓的污点。

而第三个选择，是用建设去弥补过失，用希望去替代仇恨。

这个年仅二十岁的阿富汗女孩，在如此巨大的压力和羞辱之下，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选择。她的心里，装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村子的未来。

那一刻，我心里对她的那点恐惧和隔阂，瞬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敬佩所取代。

我李卫东，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泥瓦工头，一辈子信奉的，就是“活要干得漂亮，人要活得敞亮”。我弄脏了人家的名声，这是事实，我得认。现在人家给了我一条赎罪的路，虽然这条路很难，但它是一条站着走的路。

我深吸了一口带着沙土味的空气，挺直了腰杆。

“我选第三个。”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王经理惊得差点跳起来。艾哈迈德的脸上也闪过一丝惊讶，他似乎没想到我会选这条最难的路。

翻译老头把我的话告诉了他。

艾哈迈德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好。我们给你时间。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拖延，想逃跑……”他没有说下去，只是用手在自己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那意思，不言而喻。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签了一份用良心和性命做抵押的契约。

我把我这几年在国外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一共三十多万人民币，全部拿了出来。这笔钱，我原本是打算带回家给陈静看病，再给儿子当学费的。

我瞒着所有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撒了个谎。我说项目上出了点意外，资金周转不开，我把钱先借给公司了，利息很高，等项目结束连本带利一起拿回来。

陈静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卫东，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家里有我，你放心。”

挂了电话，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工地的角落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对不起她，对不起这个家。

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钱凑不齐，王经理看我铁了心，也到处帮我托关系，找了一些当地的慈善组织，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他以公司的名义，私人借给了我五万块钱。

“老李，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这钱你不用还公司，算我个人借你的。你这人，是条汉子。”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有点红。

剩下的缺口，我把心一横，跟项目部签了续约合同，把自己未来两年的工资，全部预支出去，做了抵押。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两年，我在这里拼死拼活，将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白工”。

钱凑齐了，材料、人工都得我自己想办法。

我利用自己工头的身份，找了几个信得过的当地工人，把工钱给他们开得足足的。我又托王经理的关系，从国内运来了一批质量过硬的水泥和钢筋。

学校的选址，就在那个废弃的旧址上。

动工那天，法蒂玛来了。她没有再戴那条鲜红的头巾，而是换了一条深蓝色的，默默地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清理地基。

艾哈迈德也来了，他没说话，只是扔过来一把沉甸甸的铁扳手，就是我现在还留着的那把。

“用这个。我们村里最好的工具。”翻译老头说。

我接过来，那扳手很重，上面刻着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我没说话，只是冲他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白天在公路上干活，晚上就带着人，在月光和探照灯下，为那个村子建学校。

我把我会的所有手艺，都用在了那所学校上。每一块砖，每一道梁，我都亲自检查。我知道，我建的不是一栋房子，是我李卫东的良心。

第四章 归乡与隔阂

两年后，我终于回了国。

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差点跪下去。两年的风沙、劳累和精神折磨，把我熬得像个小老头，头发白了大半，人也黑瘦得脱了相。

陈静在机场接到我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抱着我，一个劲地捶我的背，骂我：“你个死老头子，是去挣钱还是去卖命了？怎么折腾成这个样子！”

儿子也长高了，已经是个大小伙子，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些陌生，也有些心疼。

回到家，闻着熟悉的饭菜香，我感觉自己像是活过来了。

可是，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

我带回来的钱，只有王经理还我的那五万，和我最后几个月零零散碎攒下的一点。跟我当初承诺给陈静的数目，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只能继续用那个谎言来搪塞。我说项目最后出了乱子，老板跑路了，大部分钱都打了水漂，能拿回来这点已经算万幸。

陈静听了，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那几万块钱收了起来，第二天就去医院，把自己的药又减了一半。

她说：“人回来了就好。钱没了，我们再慢慢挣。”

她越是这样说，我心里就越是像被刀割一样难受。

晚上睡觉，我总是做噩梦。梦里不是漫天的风沙，就是法蒂玛那双冰冷的眼睛，还有艾哈迈德比划着割喉的手势。我常常一身冷汗地惊醒，呆呆地看着天花板，直到天亮。

陈静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她问我：“卫东，你在外面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怎么跟丢了魂一样？”

我不敢说，我怕她担心，更怕她不理解。这件事太离奇，太沉重，我说不出口。我只能摇头，说：“没事，就是累着了，过阵子就好了。”

隔阂，就像墙角的霉斑，在我们之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爱出门，也不爱和人说话。以前在工地上，我最喜欢和工友们喝两杯，吹吹牛。现在，我连酒都戒了。

我把那把阿富汗带回来的铁扳手，和一张法蒂玛托人转交给我的、孩子们在新学校门口的合影，还有那张证明我“捐款”的收据，一起锁进了那个小木匣子里。

那张收据，其实是一份手写的协议，上面用普什图语写着，我，李卫东，自愿出资为村庄修建学校，以弥补我的过失，从此两不相欠。下面有长老和我歪歪扭扭的签名。

这是我的赎罪证明，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

儿子放假回家，跟我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他想换个新手机，想买台电脑，话到嘴边，看到我疲惫的样子，又咽了回去。

我知道，这个家因为我，变得压抑了。

我重新找了个工地，继续当我的工头。可我的心，好像有一半留在了阿富汗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干活的时候，总是走神。有一次，脚手架上的一块木板松了，我一脚踩空，差点从三楼掉下去。

幸好我带的徒弟小马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从那以后，陈静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去工地了。她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我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哪怕穷一点，也比担惊受怕强。”

我就这样赋闲在家，成了一个“吃软饭”的。陈静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起早贪黑，勉强维持着家里的开销。

我看着她日渐憔劳的脸，和鬓角新增的白发，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喘不过气来。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摩挲着那个小木匣子。我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为了一个所谓的“承诺”和“良心”，把自己的家拖进了泥潭。

可是，每当这个念头升起，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法蒂玛那双眼睛，和那群阿富汗孩子在新建的校舍前，露出的灿烂笑脸。

我没错。

我只是，太累了。

第五章 徒弟小马的困惑

小马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小伙子人机灵，手脚也勤快，就是心有点活。

我赋闲在家那段时间，他时常提着点水果、拎着两条烟来看我。

“师傅，您这手艺，在家歇着太可惜了。咱们以前那个老板又接了个大活，点名想请您回去当技术总监呢。”小马坐在我家的小马扎上，一脸的诚恳。

我摇摇头，递给他一支烟：“不去了，你师娘不放心。再说了，我现在这精神头，也干不动了。”

小马叹了口气：“师傅，您是不是还在为阿富汗那事儿烦心？王经理都跟我说了，说您仗义，为了保住公司的项目，自己把钱都垫进去了。那老板也太不是东西了，回来连个说法都没有。”

我心里一惊，原来王经理为了保住我的名声，帮我编了这么个理由。我心里感激，嘴上却只能含糊地“嗯”了一声。

“师傅，您就是太实诚了。”小马接着说，“现在这社会，讲究的是‘短平快’。您那种‘慢工出细活’的老黄历，过时了。您看现在那些新楼盘，图纸恨不得今天下来，明天就想封顶。谁还管你什么质量、什么良心，把房子盖起来，钱拿到手才是真的。”

我听着他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小马，话不能这么说。咱们干建筑的，手里托着的是人家一辈子的身家性命。房子盖不好，那是会出人命的。这叫‘良心活’，跟过不过时没关系。”

“良心？良心值几个钱啊师傅？”小马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我跟您说，我现在跟着的这个张老板，人家就有办法。钢筋用细一个型号的，水泥标号降一点，外人谁看得出来？可这一来一回，省下的钱，够咱们这些人吃好几年的了。”

“混账！”我一听就火了，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你这是在草菅人命！这种钱，你也敢挣？你忘了我当初是怎么教你的了？”

小马被我吼得一愣，随即脸上有点挂不住：“师傅，我……我也就这么一说。大家不都这么干嘛……”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是我李卫东的徒弟，你要是敢干这种昧良心的事，别怪我清理门户！”我气得胸口发闷，剧烈地咳嗽起来。

陈静听见动静，从里屋出来，一边给我拍背，一边对小马说：“小马啊，你师傅这人，就是个老顽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小马讪讪地站起来，找了个借口就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一阵悲哀。

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我坚守了一辈子的那些规矩、那些道理，在别人眼里，竟然成了“老顽固”。

我教他手艺，教他做人，可我教不会他如何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守住自己的底线。

晚上，陈静给我端来一碗热好的药，坐在我床边，轻声说：“卫东，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可小马说的，也不全是歪理。现在的人，都认钱。你就是太实在，太把‘良心’当回事，才把自己活得这么累。”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满是心疼和无奈。

“陈静，如果一个人连良心都不要了，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可你的良心，快把这个家拖垮了！”她突然拔高了声音，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再看看我！还有儿子！我们跟着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在阿富汗，到底把钱弄哪儿去了？是不是……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谎言，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而当谎言再也圆不下去的时候，信任的堤坝，就会瞬间崩塌。

第六章 陈静的摊牌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

这是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陈静的质问像一把尖刀，句句都扎在我心窝子上。她说我不负责任，说我心里没有这个家，说我肯定有事瞒着她。

我被她逼得急了，也口不择言起来：“你懂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有些事，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我不明白？李卫东，我是你老婆！我们在一起过了半辈子，你有什么事是我不能明白的？”陈静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从阿富汗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那边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毛病？赌钱了？还是……还是被女人骗了？”

“你胡说八道！”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可以承认我穷，我没本事，但我不能容忍她这么侮辱我的人格。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在一种冰冷的死寂之中。我和陈静谁也不理谁，吃饭的时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道裂痕，已经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一个星期后。

那天我出门散步，忘了锁书房的门。等我回来的时候，看见陈静正坐在书房的地上，手里拿着我那个小木匣子。

锁，已经被她用锤子砸开了。

那把生锈的扳手，那张孩子们的合影，那条褪色的红头巾，还有那份阿富汗文的协议，散落了一地。

她手里捏着那条红头巾，眼神空洞地看着我，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让我心悸的平静。

“这是什么？”她举起那条头巾，声音沙哑地问。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一个女人的头巾……李卫东，你藏着一个女人的头巾。”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还有这张照片……这些孩子，是谁？”

“这张纸上写的又是什么？为什么有你的签名？”

她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语气平静得可怕。

我知道，我再也瞒不下去了。

我的谎言，我的秘密，我独自背负了两年的沉重枷锁，在这一刻，被彻底砸得粉碎。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和那双失去了所有光彩的眼睛，我忽然觉得无比的疲惫。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缓缓地蹲下，捡起那张写满普什图语的协议。

“陈静，你坐好。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第七章 尘封的往事

那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书房，把空气中的灰尘照得一清二楚。

我就蹲在陈静面前，把那个在阿富汗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从漫天的沙尘暴，到那根倒下的标杆；从被无意中揭开的红头巾，到法蒂玛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从艾哈迈德提出的三个要命的选择，到我最终决定建一所学校来赎罪。

我讲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这两年多来，这些画面无数次在我的噩梦中上演，我已经熟悉了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但这是第一次，我把它们说出了口。

每说一句，我都感觉心里的那块巨石，就轻了一分。

陈静一直没有说话，她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手里还攥着那条红头巾。她的表情从最初的麻木，慢慢地变成了震惊，然后是难以置信，最后，她的嘴唇开始微微颤抖。

当我讲到，我为了凑齐建学校的钱，预支了自己未来两年的工资，并且骗她说钱被老板卷跑了的时候，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流泪，泪水打湿了她胸前的衣襟。

“……所以，这两年，你不是在给公司白干活，你是在……在给那个村子还债？”她哽咽着问。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那……那这个法蒂玛，她……”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我立刻打断了她，“从始至终，除了那次意外，我连她的手都没碰过。学校建好后，她托人把这几样东西交给我，我们再也没见过面。这条头巾，不是你想的那样，它只是……只是一个提醒，提醒我犯过的错，也提醒我守住的承诺。”

我说完，整个书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剩下陈静压抑的抽泣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

我心里七上八下，等待着她的审判。我想过她会骂我，会打我，甚至会跟我提离婚。毕竟，我骗了她这么久，还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搭了进去。

无论她做什么决定，我都认。

过了很久，久到我感觉自己的腿都蹲麻了，她才终于有了动作。

她伸出手，用她那双粗糙的、开小卖部磨出了茧子的手，轻轻地擦了擦我的脸。我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我也已经泪流满面。

“你这个……傻子。”

她开口了，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你就是个天底下最傻的傻子！”

她说着，突然一把抱住了我的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你怎么这么傻啊……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一个人扛着，你不累吗？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你老婆啊！”

她的哭声里，有委屈，有心疼，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

我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这个为我操劳了半辈子的女人，她的肩膀并不宽厚，却在这一刻，给了我最安稳的依靠。

积压了两年多的恐惧、委屈、痛苦和孤独，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我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第八章 没有终点的路

秘密说出口，天没有塌下来。

家，也还在。

那天晚上，陈静做了一大桌子我爱吃的菜。她把那条红头巾，小心地叠好，和照片、协议、扳手一起，重新放回了那个被她砸坏的木匣子里。

她看着我，眼睛还是红肿的，却带着一丝我许久未见的笑意。

“吃饭吧。吃完了，把这个匣子修好。这是你的功德，得好好收着。”

儿子也从学校打来电话，大概是陈静已经跟他说了。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用一种近乎敬佩的语气说：“爸，我以前觉得你挺窝囊的，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见过最牛的人。”

我拿着电话，咧着嘴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但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我和陈静之间，好像再也没有了任何秘密和隔阂。我们的话多了起来，她会跟我聊小卖部里的人和事，我也会跟她讲工地上那些技术上的门道。

我的失眠症，也奇迹般地好了。

不久之后，小马又来找我。

他这次来，不是请我出山，而是来辞行的。

他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师傅，我想明白了。您说得对，钱什么时候都能挣，但良心要是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张老板那个工地，我不干了。我打算回老家，踏踏实实地从头干起，盖对得起自己手艺的房子。”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百感交集。

“好小子，有出息了。”

生活就像我们脚下的路，总有坑坑洼洼。迈过去了，前面就是坦途。

后来，在王经理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一个去非洲的援建项目。这次，我跟陈静商量了。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就像每一次我出远门一样。

临走前，她把那个修好的小木匣子交给我。

“带上吧。走到哪，都别忘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点点头，把匣子紧紧抱在怀里。

我知道，这辈子，我走的路，可能不会铺满鲜花和财富，但每一步，我都走得踏实，走得心安。

那段在阿富汗的经历，像一道刻在我生命里的疤。它曾经让我痛苦，让我恐惧，但如今，它成了一枚勋章，提醒着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坚守和道义。

人这一辈子，总要做几件不为钱、不为名，只为对得起“良心”二字的事。

我想，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