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保密岗20年，儿子却被欺负到退学！深夜持证找首长要说法

深夜，我攥着那本褪了色的红色证件，站在一扇熟悉的门前。

手抬起来，又放下，反复几次，指关节都有些发白。

二十年，我守着一个秘密，守得滴水不漏，以为这就是对家人最大的保护。可到头来，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

胸口那股气，又闷又疼，像生了锈的齿轮，卡在那里，转不动，也松不下来。我这一辈子，没求过人，可今天，为了我儿子，我得把这张老脸，连同那二十年的沉默，一起豁出去了。

第1章 旧齿轮与新油漆

从部队转业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我心里压着的那块铅。

办手续的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话里带着几分惋惜：“老李，你这一手绝活，就这么带走，真是咱们的损失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的“绝活”，是和一堆不会说话的精密仪器打交道。它们身上每一个零件的脾气，我都摸得比自己的掌纹还熟。二十年，我待的地方，代号都换了三次，周围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我，像一颗拧进墙里的螺丝钉，纹丝不动。

那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常年亮着的灯，空气里永远是机油和金属混合的清冷味道。我习惯了这种味道，习惯了绝对的安静，习惯了用数据和图纸思考。

可我儿子明鸣，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他上初中了，正是拔节长个的时候。妻子陈淑不止一次在电话里跟我念叨，说孩子性格太闷，不爱说话，学校的老师也反映，他总是一个人待着，融不进集体。

我知道，这都怪我。

一年到头，我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去，看着明鸣那张和我越来越像的脸，总觉得陌生又愧疚。他看我的眼神，带着点胆怯和疏离，不像看一个父亲，倒像看一个偶尔来访的亲戚。

“为了孩子。”陈淑在电话那头叹气，“老李，转业吧。找个安稳的单位，咱们一家人天天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于是，我递交了申请。

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换上便服，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拔掉外壳的蜗牛，浑身不自在。

我们一家搬到了市里，我被分配到一家国营机械厂，做维修技师。厂子很大，烟囱吐着白烟，车间里机器轰鸣，到处都是油污和汗味。

这和我过去待的地方，简直是两个世界。

厂长姓王，挺着个啤酒肚，说话声如洪钟，他握着我的手，使劲晃了晃：“欢迎李师傅！听说你是部队里的技术大拿，以后厂里的设备就靠你了！”

我只是点点头，说：“尽力而为。”

同事们很热情，给我递烟，拉我聊天。他们聊家长里短，聊菜市场的价格，聊谁家孩子又考了第一。这些话题对我来说，就像听一门陌生的外语。

我插不上话，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听着，然后借口去检查设备，躲开那份热闹。

我以为，只要我把活干好，就能赢得尊重。厂里那台从德国进口的老旧冲压机，三天两头闹罢工，厂里的老师傅们都束手无策。我钻进油腻腻的机床底下，待了整整两天，凭着脑子里那张模糊的结构图，硬是把毛病给找了出来。

当机器重新发出平稳的轰鸣声时，车间主任激动地拍着我的背，连声说“神了”。

那一刻，我心里是踏实的。我觉得，生活就像调试机器，只要找到症结，总能让它运转起来。

明鸣转学的手续也办好了，进了市里一所重点初中。开学那天，我和陈淑一起送他去学校。看着他背着新书包，走进那座气派的校门，我心里那块铅，似乎轻了许多。

晚上回家，陈淑做了一桌子好菜。她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笑着说：“老李，你看，现在多好。你每天都能回家，明鸣也能上好学校，咱们的日子，总算是安稳了。”

我嗯了一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灯光下，妻子的脸上有了笑纹，儿子的房间里透出写作业的灯光。这种烟火气，是我过去二十年里，最渴望也最陌生的东西。

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新的环境，新的开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像一台刚刚上好油漆的旧机器，外面看着光鲜亮丽，可里面的齿轮，却在看不见的地方，开始发出不祥的、格格不入的摩擦声。

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第2章 看不见的裂痕

摩擦声，最先是从明鸣身上发出来的。

他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了。

每天放学回家，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吃饭的时候，也是埋着头，扒拉几口就说吃饱了。我和陈淑问他在学校怎么样，他总是含糊地应付过去。

“还行。”

“挺好的。”

“老师讲课听得懂。”

陈淑觉得是孩子刚换环境，内向，需要时间适应。我也这么认为。我甚至觉得，这孩子沉稳的性子像我，是好事。

直到有一次，我去给他收拾房间，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本被撕得乱七八糟的作文本。

本子的封面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个乌龟，旁边写着几个字：“乡巴佬，哑巴。”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那天晚上，我特意等明鸣睡着了，才和陈淑说起这件事。陈淑一听就急了，眼圈当场就红了。

“我就觉得不对劲！”她压低声音，带着哭腔，“这孩子最近瘦了，眼神也躲躲闪闪的。肯定是在学校受欺负了！”

“你先别急，”我安慰她，“明天我去找他们老师问问情况。”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明鸣的学校。

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姓张。她听了我的来意，脸上露出些为难的神色。

“李明鸣爸爸，是这样，”张老师斟酌着词句，“明鸣这孩子，学习很认真，就是……性格太内向了，不太合群。”

“他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我直接问道。

张老师顿了顿，说：“同学之间，有时候就是开开玩笑，可能没个轻重。主要还是明鸣自己，太敏感了些。我会再说说那几个调皮的学生的。”

她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敷衍。

从学校出来，我心里堵得慌。我习惯了直来直去，解决问题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可现在这事，像一团棉花，你一拳打过去，软绵绵的，使不上劲。

回到厂里，车间主任老刘看我脸色不好，把我拉到一边。

“老李，怎么了？家里有事？”

我把明鸣的事跟他说了。

老刘听完，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支烟：“老李啊，你刚来，有些事不懂。你儿子班上，是不是有个叫王浩的？”

我愣了一下：“好像是听明鸣提过。”

“那就对了。”老刘压低声音，“王浩，是咱们王副厂长的儿子。那小子，在学校里就是个小霸王，老师都得让着他三分。你家明鸣老实，估计是被他给盯上了。”

王副厂长……就是那个挺着啤酒肚的王厂长。

一瞬间，很多事情都串联起来了。为什么班主任说话含糊其辞，为什么她只说明鸣“敏感”。

原来，这台机器的毛病，根子在这里。

“那怎么办？”我问老刘。

老刘拍了拍我的胳膊：“忍着吧。为了孩子，还能怎么办？你去找王厂长？他能听你的？别到时候，孩子的事没解决，你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

老刘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我愣在原地，看着车间里轰鸣的机器。那些钢铁大家伙，在我眼里曾经是那么简单，只要遵循规律，就能驾驭。可现在，我发现人的世界，比最复杂的机器还要难懂。

这里的规律，不是写在图纸上的。

晚上，我试图和明鸣谈谈。

我坐在他床边，学着电视里那些开明的父亲，想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打开他的心。

“明鸣，在学校……有同学对你不好吗？”

他背对着我，身子僵了一下，没说话。

“要是有人欺负你，跟爸爸说。爸爸给你做主。”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过了很久，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却听到被子里传来一声闷闷的、带着哭腔的“没有”。

那两个字，像两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他在撒谎。他在保护我，或者说，他根本不相信我能保护他。

那一刻，我这个父亲，当得无比失败。

我守着国家的机密，守了二十年，我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现在，我连儿子心里的秘密都打不开。

我和他之间，也有一道看不见的裂痕。这道裂痕，比作文本上的涂鸦，更让我心惊。

第3章 沉默的代价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的沉默中，一天天过去。

陈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变着法子给明鸣做好吃的，想把他喂胖点，可明鸣的饭量越来越小，人也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

她催我：“老李，你得想个办法啊！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想了什么办法呢？

我去找了王副厂长。

那天下午，我特意在车间门口堵他。他刚从外面应酬回来，满面红光，一身酒气。

“王厂长。”我拦住他。

他眯着眼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我来：“哦，是李师傅啊。有事？”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王厂长，有点小事想跟您反映一下。关于孩子在学校的事。”

一听到“孩子”，王副厂长的脸色就淡了下来。

我把明鸣在学校被欺负，作文本被撕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刻意隐去了他儿子王浩的名字，只说是“几个调皮的同学”。

我以为，点到为止，他一个当领导的，应该能听懂。

没想到，他听完后，哈哈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大得让我一个趔趄。

“哎呀，李师傅，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他满不在乎地说，“小孩子嘛，在学校打打闹闹，磕磕碰碰，不都正常吗？我们家王浩，也经常被同学打呢！男孩子，不打不成交，皮实点好！”

他嘴上说着“我们家王浩也被打”，可那得意的神情，分明是在炫耀。

“王厂长，”我的声音沉了下来，“这不是普通的打闹。我儿子的作文本被撕了，还被骂……”

“行了行了。”他有些不耐烦地打断我，“李师傅，你是个技术人才，脑子别那么死板。这社会，就是大鱼吃小鱼，你儿子太懦弱，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得让他自己学会强大起来。你这个当爹的，总不能护他一辈子吧？”

说完，他不再理我，哼着小曲，背着手，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他说得对，我不能护他一辈子。可在他需要我保护的时候，我这个当爹的，却什么都做不了。

“懦弱”，这个词像一把锥子，扎进我的心里。

他是在说我儿子，还是在说我？

我把这次谈话告诉了陈淑，只是隐去了王副厂长那些刺心的话。陈淑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只是默默地抹眼泪。

“都怪我，”她说，“要不是我非让你转业，也不会有这些事。”

我心里一揪，说：“不怪你，是我没用。”

那天晚上，我们俩谁都没睡好。

从那以后，明鸣的情况更糟了。

他的校服开始隔三差五地出现破口，有时候是袖子，有时候是衣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是自己不小心刮破的。

他的文具也总是“丢失”。今天丢一块橡皮，明天丢一支钢笔。陈淑给他买了新的，没过两天，又不见了。

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们谁也不敢再问。

我们怕问出那个我们早已知道，却无力改变的答案。

沉默，成了我们家唯一的交流方式。

我们以为，沉默和忍耐，可以换来风平浪静。我们以为，只要熬过这段时间，等那些孩子玩腻了，一切就会好起来。

我们都错了。

沉默，不是保护，而是纵容。

沉默的代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沉重。

那一天，我下班回家，刚到楼下，就看到邻居张大妈她们聚在一起，对着我们家阳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一开门，就看到陈淑坐在沙发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地上，是一堆摔得粉碎的飞机模型零件。

那是我亲手给明鸣做的歼10模型。

我转业前，待的最后一个地方，参与的就是这个项目。模型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我照着图纸，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

这是我送给明鸣的唯一一件，能和我过去二十年工作联系起来的礼物。

明鸣一直把它当宝贝，每天都要擦拭一遍，连陈淑碰一下都不行。

“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在发抖。

陈淑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核桃。她指着明鸣紧闭的房门，泣不成声：“王浩……王浩带着几个同学，冲到家里来……说明鸣偷了他的游戏机，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还……还把模型给砸了……”

“明鸣呢？”

“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怎么叫都不开门。”

我感觉一股血直冲脑门。

我冲到明鸣的房门前，用力拍门：“明鸣！开门！我是爸爸！开门！”

里面没有任何声音。

我急了，退后两步，用尽全身力气，一脚踹在门锁上。

“砰”的一声，门开了。

房间里，窗帘拉着，一片昏暗。

明鸣就坐在书桌前，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

我把他转过来，看到他的脸时，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

他的脸上，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第4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那个红色的巴掌印，像一块烙铁，烙在明鸣的脸上，也烙在我的心上。

我这辈子，都没舍得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谁打的？”我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明鸣低着头，嘴唇被咬得发白，就是不说话。

陈淑冲了进来，看到儿子脸上的伤，尖叫一声，扑过去抱住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的儿啊！这是哪个天杀的干的啊！”

在母亲的怀里，明鸣紧绷的身体终于垮了。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喘不上气，像一只受伤的小兽，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恐惧和绝望，都宣泄了出来。

从他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们拼凑出了事情的经过。

王浩丢了一台游戏机，就一口咬定是明鸣偷的。下午放学，他带着几个同学，把明鸣堵在楼下，抢了他的钥匙，冲进家里，翻箱倒柜。

他们没找到游戏机，就把气撒在了那架飞机模型上。

明鸣去拦，王浩就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是“贼”的儿子。

“我没偷……我没有……”明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我不是贼……”

我抱着他，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

我拍着他的背，一遍遍地说：“爸爸知道，爸爸相信你。明鸣不是贼，永远都不是。”

那天晚上，明鸣发起了高烧。

他躺在床上，说胡话，一会喊着“我没有偷”，一会又惊恐地叫着“别砸我的飞机”。

我和陈淑守了他一夜，用酒精给他擦身，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

看着儿子烧得通红的小脸，听着他梦里的呓语，我心如刀割。

我是一个父亲，是一个男人。我曾经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守住了那么重要的东西。可现在，我连自己孩子的尊严和安全都守不住。

第二天一早，明鸣的烧退了。

他醒来后，睁着一双没有焦距的眼睛，看着天花板。

陈淑端着一碗粥，想喂他吃。

他摇摇头，嘴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

陈淑的勺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明鸣，你说什么傻话！”

“我不想去上学了。”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学校了。”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这根稻草，终于把我的孩子，也把我这个父亲，彻底压垮了。

陈淑抱着我，哭着说：“老李，报警吧！咱们报警！这都上门打人了，这是犯法！”

报警？

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但很快就被自己否决了。

报了警又怎么样？王浩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顶多就是批评教育，赔礼道歉。王副厂长一出面，说不定连道歉都是敷衍了事。

然后呢？

明鸣还要不要在这个学校上学？王浩会不会变本加厉地报复他？

我不敢赌。

我怕我的冲动，会给儿子带来更深的伤害。

“不能报警。”我哑着嗓子说。

“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我儿子白白被人打，被人冤枉？”陈淑的情绪激动起来，“李卫国！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儿子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吗！”

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吼我。

我没有还嘴。

因为她说得对。

我不是个合格的男人，也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地上那堆模型的碎片，一夜没合眼。

那些碎片，就像我此刻支离破碎的心。

我试图把它们拼凑起来，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复原它原来的样子。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比如，儿子的信任。

比如，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尊严。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决定再去找一次王副厂长。这一次，我不是去“反映情况”，我是去讨个说法。

我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正翘着二郎腿，喝着茶，看报纸。

看到我进来，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王厂长。”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他这才放下报纸，慢悠悠地呷了口茶：“李师傅啊，今天怎么没在车间？设备又出问题了？”

“我儿子，昨天被你儿子打了。”我开门见山。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满不在在乎的样子：“哦？有这事？小孩子打架嘛，常有的事。”

“他带着人冲到我家里，把我家的东西砸了，还污蔑我儿子是小偷。”我的声音在抖，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话不能这么说嘛，李师傅。”王副厂长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我家王浩丢了台新买的游戏机，好几百块呢！他怀疑是你儿子拿了，去问问，也是情有可原嘛。至于砸东西……小孩子手重，不懂事，回头我让他给你道个歉。东西多少钱，我赔给你就是了。”

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句关心我儿子伤势的话，没有一句认为他儿子做错了的话。

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一件可以用钱摆平的小事。

我儿子的伤，我儿子的委屈，我儿子的名誉，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王厂长，”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要钱。我要你儿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我儿子道歉，承认是他冤枉人。”

王副厂长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李卫国，你别给脸不要脸。”他的声音冷了下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修破机器的，也敢来跟我提条件？我告诉你，让你儿子忍着，这事就过去了。你要是再纠缠不休，信不信我让你在厂里待不下去？”

我的血，凉了。

彻彻底底地凉了。

我看着他那张肥胖油腻的脸，看着他眼神里的轻蔑和傲慢。

我终于明白，在这个人的世界里，没有道理可讲。

只有权力，和地位。

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默默地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身后，传来他得意的冷哼。

第5章 无声的对峙

从王副厂长办公室出来，我感觉天都塌了。

厂区里阳光刺眼，晃得我头晕。工人们的说笑声，机器的轰鸣声，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像个游魂一样，在厂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老刘看到我，想过来打招呼，可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担忧地看着我。

我走回空无一人的车间，找到那台被我修好的德国冲压机。

我用手抚摸着它冰冷的钢铁外壳，上面还留着我的指纹和油污。

这台机器，结构再复杂，也有它的规律，有它的逻辑。只要你懂它，尊重它，它就会听你的话。

可人呢？

人的世界，为什么没有规律可言？

我在部队二十年，那里的一切都讲规矩，讲纪律。一级服从一级，命令就是命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白分明。

我以为，外面的世界也该是这样。

只要你做得对，只要你占着理，就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可王副厂长的一番话，把我这个天真的想法，击得粉碎。

在这里，理，是要看谁来讲的。

回到家，陈淑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结果了。她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转身进了厨房。

很快，我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可我们谁都没有胃口。

明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步都没出来。

饭桌上，只有我和陈淑两个人，相对无言。

“老李，”陈淑夹了一筷子菜到我碗里，声音沙哑，“要不……咱们给明鸣办转学吧。离开这里，换个环境，兴许就好了。”

转学？

谈何容易。

我们家刚在这里安顿下来，我的工作，我们的房子，都在这里。再转学，转到哪里去？

而且，这次是转学，下次呢？

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活在躲避之中吗？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放下筷子，看着陈淑，“如果这次我们退了，明鸣这辈子，腰都直不起来了。”

“可不退，又能怎么办？”陈淑的眼泪又下来了，“你去讲理，人家不跟你讲。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拿什么跟人家斗？”

是啊，拿什么跟人家斗？

我一没权，二没钱，就是一个凭手艺吃饭的普通工人。

在王副厂长那样的人眼里，我连个屁都算不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又回到了那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工作室。周围是我熟悉的机器，它们安静地运转着，发出悦耳的嗡嗡声。

可突然，所有的机器都停了。

警报灯疯狂地闪烁，发出刺耳的尖叫。

我冲过去检查，发现所有的线路都被人剪断了，所有的齿轮都被塞进了石子。

王副厂长和他儿子王浩，就站在一边，冲着我狞笑。

我急得满头大汗，想去修复，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工具。

我的手，是空的。

然后，我听到了明鸣的哭声。

他就在机器后面哭，哭着喊：“爸爸，救我……”

我疯了一样想冲过去，可我的脚像是被灌了铅，一步也动不了。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机器冒出黑烟，看着我的儿子离我越来越远。

“爸！爸！”

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天还没亮，窗外一片漆黑。

我坐起来，心脏还在狂跳。

陈淑被我惊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做噩梦了？”

我没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

那个梦，太真实了。

我的工具，我的手艺，我引以为傲的一切，在现实面前，都失灵了。

我救不了我的机器，也救不了我的儿子。

我摸到床头的一包烟，点了一根。

这是我转业后，第一次抽烟。

在部队里，我的工作性质，是绝对禁止烟火的。这个习惯，我已经保持了二十年。

可现在，我需要尼古丁来麻痹自己。

烟雾缭绕中，我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际，脑子里一片混乱。

放弃吗？

就像陈淑说的，转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我不甘心。

我李卫国，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没向任何人低过头。凭什么，要让我的儿子，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背井离乡，像个逃犯一样活着？

凭什么，作恶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受害的人却要忍气吞声？

这世道，不该是这样的。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

就像我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火苗。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定还有办法。

一定有。

第6章 红色的底牌

一连几天，家里都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里。

明鸣依旧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和陈淑把饭菜放在他门口，等我们走了，他会开门拿进去，但第二天收碗的时候，饭菜几乎都没动过。

陈淑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背着我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厂里那边，王副厂长大概是跟车间主任打过招呼了。老刘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同情和无奈。其他同事，也都若有若无地躲着我。

我成了厂里的一个异类。

我每天照常上班，检查设备，排除故障，只是话比以前更少了。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试图用机器的轰鸣声，来掩盖心里的煎熬。

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儿子那张带着巴掌印的脸，王副厂长那副轻蔑的嘴脸，就会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

我感觉自己被逼到了一个死角，前面是墙，后面是悬崖。

我守了二十年的规矩，到头来，规矩却护不住我的孩子。

我信奉了一辈子的道理，到头来，道理却成了一个笑话。

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了吗？

这个念头，像一根毒刺，扎得我寝食难安。

周五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陈淑在旁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太累了。

我悄悄地爬起来，走到客厅。

月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地上那堆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飞机模型碎片上，泛着冷光。

我蹲下来，捡起一片机翼的残骸。

上面还有我亲手刷的银色油漆，和我用最小号的笔，画上去的红色徽标。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这双手，曾经拆解过最精密的仪器，也曾经组装过最尖端的设备。它们懂得如何用最合适的力度，拧紧一颗螺丝，也懂得如何用最精准的手法，焊接一根线路。

它们为国家，守住过重要的防线。

可现在，这双手，却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我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屈辱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站起身，走到卧室，打开了那个我从部队带回来的，上了锁的铁皮箱子。

这个箱子，是我的“绝密”。里面装着我过去二十年的所有记忆。

我拿出钥匙，手抖得厉害，试了好几次，才把锁打开。

箱子里，整齐地放着几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军装，几本专业书籍，还有一沓厚厚的荣誉证书。

在最底下，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小盒子。

我把盒子拿出来，打开。

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本暗红色的证件。

证件的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个烫金的国徽。

这是我的工作证，也是我的身份证明。二十年来，它跟着我，进出过无数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它代表着我的过去，我的忠诚，我的奉献。

按照规定，转业的时候，这本证件是要上交的。

可老首长亲自把它还给了我。

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手给我泡了一杯茶。

他说：“卫国啊，这二十年，委屈你了。国家不会忘记你，我也不会。这个证件，你留着。它不是特权，是个念想。以后要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解决不了的难处，就来找我。”

老首长，姓张，是我最敬重的人。

他是个真正的军人，铁骨铮錚，两袖清风。他懂技术，更懂人心。在我最迷茫的时候，是他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能活在一个更讲道理，更公平的世界里。

转业后，他也被调到了市里，担任了更重要的领导职务。

我一直把他的话，当成一种嘱托和安慰。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真的会拿着这本证件，去敲响他的门。

我李卫国，不想求人，更不想动用这份不该动用的情分。

可是现在，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的儿子。

为了让他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公道在的。

我把那本红色的证件，紧紧地攥在手里。

它的边角有些磨损，带着岁月的痕迹，却像一块烧红的炭，烫着我的手心，也烫着我的良心。

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做出了这辈子，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第7章 深夜的敲门声

我揣着那本证件，像揣着一团火，走进了沉沉的夜色里。

已经是午夜，街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老首长家的地址。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式家属院，红砖墙，水泥地，和我家住的小区没什么两样。

这让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我怕看到的是那种戒备森严，我连门都进不去的地方。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几只野猫在垃圾桶旁逡巡。我走到一栋楼前，抬头看了看。二楼的一扇窗户，还亮着灯。

就是这里了。

我站在楼下，犹豫了。

我这一上去，敲开的，可能不仅仅是一扇门。

我可能会打破自己平静的生活，也可能会给老首长带来麻烦。

可是，一想到明鸣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睛，我所有的犹豫，都被一股决绝取代。

我走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

我站在那扇熟悉的木门前，能听到里面隐约传来说话的声音。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三声，不轻不重。

里面的说话声停了。

过了一会，门开了。

开门的是老首长的爱人，周阿姨。她穿着睡衣，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是……卫国？”她有些不确定地问。

“周阿姨，是我，李卫国。”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哎呀，真是你！快进来快进来！这么晚了，你怎么……”周阿姨热情地把我让进屋。

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老旧的沙发，一张书桌，满墙的书。

老首长正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似乎在看文件。听到动静，他抬起头。

看到我，他也很意外。

“卫国？你怎么来了？”他站起身，摘下眼镜。

他的头发白了许多，但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锐利，温和。

“首长。”我叫了一声，喉咙有些哽咽。

“快坐快坐。”他指了指沙发，“老周，给卫国倒杯水。”

我没有坐。

我从怀里，掏出了那本红色的证件，双手递了过去。

“首长，我来……是想跟您，讨个说法。”

老首长看到那本证件，脸色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

他没有接，而是示意我坐下。

“坐下说。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把明鸣在学校被欺负，被冤枉，被上门打人，最后被逼到不肯上学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五一十地，全都说了出来。

我说得很慢，很平静，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情绪激动。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一个让我这个当父亲的，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的事实。

我说到王副厂长那番“大鱼吃小鱼”的理论时，老首长的眉头，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当我说到明鸣脸上的那个巴掌印，说到那架被摔碎的飞机模型时，我看到老首长的拳头，在桌子下面，悄悄地握紧了。

周阿姨在一旁听着，眼圈早就红了，不停地用纸巾擦眼泪。

等我说完，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过了很久，老首长才开口，声音低沉，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卫国，你受委屈了。孩子，也受委屈了。”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拿起我放在茶几上的那本证件。

他轻轻地摩挲着封面上的国徽，然后，把它重新放回我的手里。

“这个，你收好。”他说，“这不是用来讨说法的工具，这是你的功勋。你守了二十年的规矩，不是为了让某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规矩的。”

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我是张敬援。”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帮我查一下，市第一机械厂的副厂长，王建军。对，就是他。把他所有的情况，明天早上八点之前，放到我桌子上。”

挂了电话，他对我说：“卫国，你先回去。好好陪陪孩子。明天，等我消息。”

我站起来，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首长，谢谢您。”

“谢什么。”他扶住我，“是我该谢谢你们。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没把风气管好，才让你们这些老实人受了欺负。”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回去吧。天，快亮了。”

我走出那栋楼，回头看了一眼。

二楼的灯，还亮着。

那灯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温暖。

我抬起头，看到东方的天际，已经露出了一丝微弱的晨光。

天，是真的快亮了。

第8章 迟来的春天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请了假，在家里陪着明鸣。

我没敢告诉陈淑我去找了老首长。我怕她担心，也怕万一事情没解决，让她空欢喜一场。

我学着陈淑的样子，熬了粥，做了几样清淡的小菜，端到明鸣的房间门口。

我敲了敲门。

“明鸣，是爸爸。开门，吃点东西。”

里面没有动静。

我把饭菜放在门口，靠着墙，席地而坐。

“明鸣，”我对着门板，轻声说，“爸爸知道，你委屈。是爸爸没用，没保护好你。”

“以前，爸爸总以为，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吃饱穿暖，就是尽到责任了。我错了。我忘了，你也是个需要人陪，需要人懂的孩子。”

“那架飞机，爸爸再给你做一架。不，我们一起做。爸爸把图纸画给你，教你怎么打磨，怎么上漆。我们做一架比原来那个更大，更好的。”

我说了很多。

把我这十几年，想说却一直没说出口的话，都说了出来。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

说到最后，我自己都有些哽咽了。

门，吱呀一声，从里面开了一道缝。

明鸣的脸露了出来。

他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但眼睛里，似乎有了一点点光。

“爸……”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嘶哑。

“哎。”我应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把门打开，让我进去。

他指了指桌上的碗，说：“我吃了。”

碗里的粥，少了一半。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诚惶诚恐的声音。

“喂，请问……是李卫国，李师傅吗？”

“我是。”

“哎呀，李师傅！我是王建军啊！第一机械厂的王建军！”

是王副厂长。

他的声音，和我那天在办公室里听到的，判若两人。

“李师傅，误会，都是误会啊！”他在电话里，几乎是在哀求，“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是我管教不严，给您和孩子造成了伤害，我跟您道歉！我这就带着他，上门给您和孩子赔罪！”

我拿着电话，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知道，是老首长的电话，起作用了。

效率，快得惊人。

“不用了。”我平静地说。

“别别别，李师傅，您一定要给我个机会！”他急切地说，“您看这样行不行，我马上让那小子去学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明鸣道歉，做检讨！然后我立刻就给他办转学，保证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明鸣面前！您看……”

我打断了他：“王厂长，你儿子的事，是学校的事。你自己的事，是组织上的事。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说完，我挂了电话。

下午，老刘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震惊和解气。

他说，市里的纪委工作组，一早就进驻了厂里，第一个带走调查的，就是王副厂长。

听说，不止是因为他儿子仗势欺人的事，还牵扯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

墙倒众人推。厂里这些年受过他欺压的人，都跑去提供线索了。

老刘在电话那头感叹：“老李啊，你真是真人不露相啊！你这到底是搬了哪路神仙？”

我笑了笑，说：“我没搬神仙。我只是，去敲了敲天理的门。”

傍晚，陈淑下班回来，一脸的不可思议。

她说，整个厂都传遍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种踏实。

她没问我到底做了什么。

她只是走过来，抱了抱我，说：“老李，辛苦你了。”

晚上，明鸣终于走出了房间，和我们一起坐在了饭桌前。

他还是不怎么说话，但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总是低着了。

他会给我和陈淑夹菜，会安静地听我们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冰，开始融化了。

周末，我把那堆飞机模型的碎片，都收了起来。

我找来新的木料和工具，在阳台上，支起了一个工作台。

我把图纸铺开，对正在旁边看着我的明鸣说：“来，儿子，我们一起。爸爸教你。”

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暖洋洋的。

楼下，传来了孩子们追逐嬉闹的笑声。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它本该有的轨道上。

我知道，这件事，会在明鸣心里留下一道疤。但我也希望，它能让明鸣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世界上，有黑暗，但也一定有光。

有时候，光来得会晚一些，但只要你不放弃，它就一定会出现。

至于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那二十年的坚守，守护的，不应该只是那些冰冷的机器和秘密。

更重要的，是守护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内心那份对公平和正义的期盼。

我想，这才是老首长把那本证件留给我的，真正的意义。

那是一个承诺。

一个国家，对它最忠诚的士兵，最朴实的公民的承诺。

这个承诺，比任何荣誉，都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