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党中央在成都开会，毛主席叫阎红彦到身边：冤枉了你十多年

1958年，市委门外一片晴空，阎红彦突然被叫去见毛主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事儿不是常有。阎红彦是个挺沉得住气的人，但是这次他一脚踏进屋，气氛就不大对。他不是那种一年到头都能见首长的人，突然被喊到跟前干啥？弄得他心里直犯嘀咕。可偏偏主席一开口，他反而愣住了。

毛主席坐着，语气很重：“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这话一下子在屋里落地，声音扎扎实实，谁听了都心里头直打鼓。阎红彦当时脑海也跟着涌过来十多年的旧事。心情，不知道说啥好。有点像那种，一口气刚松下来，又觉得胸膛闷闷的。人就算是老干部，也不是事事都能泰然处之。可当时阎红彦说什么呢？人家首长都主动认账了，当事人只能点点头，说不出啥话。到底谁的错，这么多年都已经模糊了。

要说这事儿，不得不翻回1935年了。年轻的阎红彦，才26岁就走了一趟苏联。这路，说起来让人发麻。那年月，去苏联不是现在坐飞机说走就走，真是一路斗智斗勇。1934年初，阎红彦奉中央局委任，顶着身上的风险，赶赴莫斯科参加大会。路线蜿蜒曲折，谁也说不准中间会出现什么情况。一路上靠着一口气和一股子硬劲。

那一年，他从上海出发，先干了那么多年游击战，算是内行，路上碰到多少关照他都挺得住。这不，他还没怎么稳住脚跟，1935年春又被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苏联代表团委派了任务——把密电码带回国。这任务不是普通文件。无线电密电码，这是联系恢复的要害。阎红彦心里也清楚，这不是普通岗位，要是真有个差池，后果不敢想。他不会英文，电码全是英文的，他一天到晚靠死记硬背，背得嘴辣舌燥。总算把这事办成了。这回国的路线真是比出国还难。谁知道，等他经哈萨克、新疆，一路变装富商，骑骆驼带毛毯，总算让自己活了下来。

他进了陕北，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把码子一交，苏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就算恢复了。其实，这段路走下来，人嘴上不说，身体早就掏空了。很多当年的记录显示，1935年的中共中央实际处境相当困难，对外联系全靠这样的“人肉电码”，有点抹不开脸，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人家痴迷革命，人家不在意被误会和冤屈。真到关键时刻，阎红彦这个人有股劲，别人没有。后来，中央认定：密电码的事情如果没有他，后果完全不可控。这不是虚话。

陕北造船那一回就更是。那一年，中央准备东渡黄河，可阎锡山为自保，把所有船都搞到自己那边去了。没船，咋整？阎红彦硬着头皮带人干。群众造船，熬夜拉人头、筹粮。最后船做出来。毛泽东那回说话好像今天刚听到：“渡船主要靠阎红彦，他解决得快，军队能如期东征”。一句话很平常，但在那个事儿里有分量。人就是这样，没船就靠动脑子，真到事儿上了，不肯干的就是等死。

后来抗战爆发，他又是部队政委，又是干部导师，到1942年，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他去党校学习。其实阎红彦这人，对干部有自己的尺度，不喜欢背后搞手脚。你可以说他不圆滑，也可以说他硬气。高岗晚上找他，说想成立陕北师，还想把自己包装成红军的领袖。阎红彦一点也不含糊，当面揭穿：“你就不是那个队委，你早当逃兵了！”

有些干部喜欢搞“历史漂白”，过去办了啥都要美化。阎红彦不吃这一套，但揭人短处也不是啥讨喜的事。“你回来以后，我让你留党察看，游击队纪律就是这样。”高岗气得没话，后来逮着机会在高干会上倒打一耙，连骂阎红彦“造谣、陷害”，自己还说阎红彦野心大。干部大会本来就是给大家“吵吵”，一旦上了高岗的“黑名单”，阎红彦麻烦就大了。

其实高岗那个时候党内地位也算高，说啥话谁都得掂量，阎红彦后来多次向上面反映高岗不靠谱、历史不真实，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收到了他的意见。但事情不总是靠道理办的，反映未果，组织误解，连批评都来了。历史资料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下不来台，阎红彦知道反对高岗，就是和权力背道而驰。可是，世上哪有那么多明白事理的人？可有趣的是，1954年高岗垮台以后，党史档案里反而出现了阎红彦最早的提案，被领导们夸了句“他看得准”。这一正一反，到底什么才叫正确呢？

战乱年月，干部很多时候靠的是个人声望，有时候道理讲不过去，就要靠运气。阎红彦从不求全，有时候选的路并不是顺风顺水。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政委，三纵副司令员，苦活重活一桩桩。不论到哪，都是带头批斗旧思想。真到了淮海一线，炮声边上的首长不是谁都敢去。有几次前沿阵地被炮火覆盖，警卫员把他压倒在地，后来他笑：“我的命大。”其实大家不知道一个细节，根据第三方战史数据，淮海战役期间晋冀鲁豫三纵损伤率高于平均水平，指挥员风险极大。阎红彦在战场的出现，是战斗力提升与士气复苏的信号。没有神话，全是脏累活。

到了1955年，总算中央授衔，阎红彦破例获上将。按规定，在地方工作的不再授衔，但中央对他单独开了例。有人说这是补偿，也有人说是面子。勋章一大把：“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一度成了老同志的荣誉代表。其实这些都不是他真正关心的东西。如果说外界对这位老人有什么误解，那就是以为干部都把关荣誉当回事，他私底下反而觉得无所谓。

1958年主席专门点他见面，说了那句“冤枉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大家不太清楚。以前反对高岗，他吃了哑巴亏，如今高岗倒台后他成了英雄。这种事太常见了。中国干部，从来都不是靠单一标准来评价。其实阎红彦自己也有迷茫的时候，他没把自己当政治斗士，倒觉得自己只是干了花钱费力不讨好的事。前后标准都变，谁还分得清正确标准呢？

到了1959年，阎红彦调去主政云南，正碰上云南最穷时期，粮食产量骤降，民族边疆都闹得不安稳。按照国家粮食产量数据，1958年云南谷物比1957年少了30%，全省一片不安。知情人说当时干部都不愿去云南，首长下令也没几个人敢应。阎红彦去了，采取的措施跟其他省份不一样，既不是大锅饭，也不是硬性摊派。根据中国社科院新近研究，云南59-66年期间农业产量回升幅度居全国前列。干部要做的是“调结构”？还是“分政策”？谁都说不清。

实际上，他改的方案不是单靠中央布置，更多是地方实际。有时候中央文件一条一条扔下来，地方干部根本执行不了，阎红彦一直是灵活的，当时很多干部私下称他“老陕像陕北游击队那样调配粮食”。云南在他手里度过了一个很好的时期，后来粮食产量超历史最高点，这一点其实在最近经济学论文里也能查到数据。可领导在位，就是这么一回事，外界有称黄金时期，有人说是偶然，也有人说是制度使然归功于全省干部，反过来也少不了个人作用，标准一变老话就另说了。

其实要细说阎红彦这个人，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干部。他一生里，反反复复有过被冤枉、被肯定、被调离、被留用，前脚刚认定功劳，后脚又说他不是主角。你让他说自己做得对，他也未必认。他做人，不装，不讲究标准，有时候前后观点不一致，自己都不记得讲过啥，只觉得人身在历史里，哪能事事分清对错？

其实从整个中国革命史来看，干部的判断一直变来变去。阎红彦这样的人物，既有被误会的一面，又有被中央重用的一面。有时候错误和正确是并排的，不分高下，真真假假都在里头。其实一个干部能不能成材，不在于什么时候被定论，而在于下次批评来临时还愿不愿意硬顶着。

历史里有很多主角，阎红彦也许不是最耀眼的那个，可他的经历正好说明了中国革命年代干部的复杂性。无论是冤枉还是表扬，一时的评价没法定义全部。今日回望，谁都可以说他是英雄，也可以说他是弄潮儿，具体是哪一种，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这事儿到头了，反而觉得没啥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