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族：驼铃声断黄河畔

在青海东部的黄河谷地与积石山脉之间，撒拉族以“中亚迁徙而来的民族”身份在此繁衍生息近七百年。作为突厥乌古斯部撒鲁尔的后裔，他们带着故乡的水土与《古兰经》东迁，在与汉、藏、回等民族的交融中形成独特文化。从撒马尔罕的古道驼铃到遍布全国的拉面馆，撒拉族用坚韧与智慧书写着民族发展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鲜活的存在。

一、源流寻踪：从撒鲁尔部落到黄河畔的族群

撒拉族的起源可清晰追溯至中亚突厥语系乌古斯部的撒鲁尔部落，其族源脉络在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中形成了完整印证。“撒拉”一词源于“撒鲁尔”的变音，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被明确列为乌古斯部22个部落之一，意为“挥动剑和锤矛者”，可见该部落早年的游牧征战特质。据拉施德丁《史集》记载，撒鲁尔为乌古斯汗之孙，其部落后来分化为6大支75小支，其中阿干罕一支便是撒拉族始祖尕勒莽的父系祖先。

撒拉族的形成与一场跨越千里的迁徙密不可分。13世纪，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居住在撒马尔罕的尕勒莽、阿合莽兄弟因受当地统治者迫害，率领18名族人、45户民众，牵着驮有故乡水土与《古兰经》的白骆驼向东迁徙。他们沿天山北路穿越河西走廊，经肃州、甘州、宁夏等地，最终于元代抵达青海循化街子地区。传说中，走失的白骆驼在当地泉水化为白石，而此处水土重量与故乡完全一致，于是族人便在此定居，这眼泉水至今仍被撒拉族奉为“圣泉”。

定居后的撒拉族先民面临人口稀少的困境，通过与周边藏族通婚获得生存延续的基础，这一联姻传统在当地各族传说中均有记载。在与藏、汉、回、蒙古等民族的长期融合中，他们保留了突厥族群的核心文化特质，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生产技术与生活习俗，逐渐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元统治者对其予以优遇，首领尕勒莽被授予积石州世袭“达鲁花赤”，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管辖体系，为民族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分布与人口：黄河谷地的聚居区与跨境遗存

撒拉族的人口分布呈现“大聚居、小散居”的鲜明特征，核心区域集中于青海东部，同时在海外留有同源族群分布。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撒拉族总人口已达16.51万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06万人增长显著，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活力。

青海省是撒拉族的主要聚居地，其中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核心区域，居住着全国近60%的撒拉族人口。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地形成次级聚居区，与藏族、回族等民族交错杂居。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地区是另一重要聚居点，居住着1.3万余名撒拉族群众。此外，新疆伊宁县“撒拉第一村”聚居着约2300名撒拉族，为清代迁徙形成的分支群落。这些区域共同构成了以“撒拉川”（循化黄河谷地）为中心的聚居格局，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为撒拉族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在国外，撒拉族的同源条件主要分布于中亚与西亚地区。土库曼斯坦境内生活着10余万撒鲁尔部落后人，与撒拉族同属乌古斯部后裔，文化习俗存在诸多共性。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有少量撒拉族相关族群分布，多为历史迁徙中形成的分支。这些跨境族群虽未保留“撒拉”称谓，但在语言根源与族群记忆上与我国撒拉族存在密切联系，成为民族历史的活态见证。

三、语言文字：突厥语系的活态遗产与文字变迁

撒拉族拥有独特的语言系统，其文字使用则历经从自创到借用的变迁，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历程。撒拉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与土库曼语、土耳其语等有着亲缘关系，是我国突厥语族语言中保留较好的语种之一。

撒拉语主要分为街子、孟达、甘都、伊宁四个方言，其中街子方言为核心方言，通行于循化大部分地区。语言特征鲜明：语音上保留了突厥语的清浊对立塞音系统，词汇中既有“阿格乃”（家族）、“库木散”（村落共同体）等本族核心词汇，也吸收了大量汉语农业术语、藏语生活词汇和阿拉伯语宗教词汇。语法上采用“主语-宾语-谓语”语序，与汉语形成显著差异，如“我吃饭”表述为“我饭吃”。目前，撒拉语使用人口占民族总人口的82.75%，在核心聚居区仍是日常主要交际工具，但已被列为濒危语言。

撒拉族的文字使用经历了复杂变迁。19世纪曾出现以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掐和泰文”（又称托尔克撒拉文），拥有32个字母，主要用于书写宗教典籍和民间文书。但随着汉语的普及，这一文字逐渐失传，至今已逾百年。目前撒拉族无本民族通用文字，日常书面交流均使用汉文，宗教活动中则借用阿拉伯文。为保护语言遗产，国家已将撒拉语纳入语保工程，完成街子、孟达等方言的系统调查，相关资料收入《中国濒危语言志》，为传承工作提供了学术支撑。

四、历史轨迹：土司治理下的地方发展与族群存续

与许多古代民族不同，撒拉族在历史上并未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权，始终在中央王朝的治理体系下发展，其社会组织形态以独特的“土司-宗教”双重结构为特征。这种发展模式既与其人口规模相关，更体现了西南边疆民族与中央政权的紧密联系。

元代以来，撒拉族地区一直实行土司制度。明初，尕勒莽之孙韩宝归附明朝，被授予积石州千户所世袭百户，成为撒拉族首任土司，此后韩氏土司家族世袭统治长达500余年。土司之下设有“哈尔”（长老头人）管理日常事务，同时宗教领域实行“尕最”（世袭总掌教）制度，形成“政教合一”的基层治理体系。明朝时，撒拉族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参与者，领有金牌信符，每年向朝廷交纳马匹以换取茶叶，嘉靖时期金牌增至两面，贡马数量加倍。

撒拉族的核心活动区在明清时期逐渐稳定，以循化街子为中心，涵盖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大部、化隆甘都及甘肃积石山大河家地区，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被称为“撒拉十二工”（“工”为当时的行政区划单位）。这一区域在土司治理下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同时通过茶马贸易与中原地区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尽管未建立独立政权，但撒拉族在历史上展现出强烈的族群意识，清中后期曾发动多次反清起义，成为西北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撒拉族群众积极投身卫国战争，在循化、积石山等地组建抗日武装，参与防守黄河渡口、运送军用物资等任务，用鲜血捍卫边疆安全，彰显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五、杰出人物：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引领者

撒拉族虽人口规模不大，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等领域的贡献，成为民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些人物中，当代从业者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

韩占祥是撒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撒拉族婚礼”的省级传承人，他完整掌握了撒拉族婚礼的全套仪式与唱词。撒拉族婚礼保留着突厥族群的古老遗风，包括“定亲”“送彩礼”“迎亲”“哭嫁”等环节，迎亲时的“骆驼舞”再现了祖先迁徙历程，整个仪式持续三天三夜，堪称民族文化的活态博物馆。韩占祥不仅常年在村寨中传授婚礼仪式技艺，还参与录制《撒拉族婚礼》纪录片，整理出版相关唱词集，使这一古老习俗得到系统保护与传播。

在经济领域，“拉面经济”带头人何文清书写了撒拉族创业传奇。他从循化农村走出，在全国开设“艾麦尔拉面”直营店12家、加盟店39家，将传统拉面技艺与现代经营模式结合。其公司生产的调味品供应全国2760家拉面店，还远销埃及等国。更可贵的是，他优先录用贫困户员工，帮助19户家庭脱贫，带动众多乡亲走上致富路，成为“撒拉拉面”走向全国的标志性人物。

在基层奉献领域，“中国好人”马鑫展现了当代撒拉族青年的担当。作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货运班长，他创新工作方法提升运输效率，带领班组多次完成紧急运输任务，荣获青海省“岗位学雷锋标兵”“五四青年奖章”等称号。他的敬业精神成为撒拉族青年立足岗位、服务社会的生动典范。

六、婚嫁习俗：从族群联姻到多元融合的变迁

撒拉族的婚嫁习俗历经数百年演变，从早期为求生存的跨族联姻，到当代的自由多元婚姻，既保留了民族特色，也见证了时代进步与民族融合。这种变迁深刻反映了撒拉族社会观念的发展历程。

传统社会中，撒拉族婚姻以“内部优先、兼顾邻族”为原则。由于早期人口稀少，与藏族通婚成为族群延续的重要手段，形成“藏娘汉爷”的联姻传统。在本民族内部，婚姻多在“库木散”（村落共同体）之外的撒拉族村寨间缔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婚礼极具民族特色，男方定亲需送“麦海勒”（彩礼），包括茶叶、糖、布料及银饰；迎亲时新郎骑马路途，新娘由兄长背出家门，途中要跳“骆驼舞”再现迁徙历史；婚礼上“哭嫁歌”与“宴席曲”交替进行，通宵达旦。由于与回族共享伊斯兰教信仰，两族通婚也十分频繁，形成了文化交融的特殊群体。

当代撒拉族的婚姻观念已发生显著变化，与汉族等民族的通婚日益普遍，婚姻自由成为主流。在城镇地区，青年男女通过求学、务工结识伴侣，跨民族婚姻比例已超过30%。这种通婚不仅得到家庭与社会的认可，更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婚礼模式：既有撒拉族的“挂红”“敬茶”仪式，也有汉族的婚纱摄影、蜜月旅行环节；家庭生活中，不同民族的习俗相互尊重，汉族配偶多会学习伊斯兰教礼仪，撒拉族配偶则熟悉汉族节庆传统。这种融合不仅增进了家庭和睦，更强化了各民族间的情感联系。

七、务工浪潮：拉面为媒的流动与发展

在当代城镇化浪潮中，撒拉族以“拉面经济”为纽带，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其务工模式成为民族经济转型的典型样本。这种人口流动既改善了民生，更推动了撒拉族文化的全国传播。

撒拉族外出务工规模在人口较少民族中尤为突出。仅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就有3.6万余人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经营餐饮实体店7500多家，年劳务收入达4.5亿元，拉面产业综合收入超20亿元。结合各地数据估算，全国撒拉族外出务工人口已超过5万人，占总人口的30%以上，主要为18-45岁的青壮年群体。

务工群体的分布与就业领域呈现鲜明的“拉面特色”。区域分布上形成“全国覆盖、重点集中”的格局：省内以西宁、海东为主要目的地；省外则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在许多城市都形成了“撒拉拉面一条街”或聚居群落。就业领域高度集中于餐饮行业，90%以上的务工者从事拉面店经营或相关工作，凭借独特的拉面技艺形成品牌优势。这种“亲友帮带”的务工模式，使撒拉族拉面店迅速遍布全国，成为民族就业的重要支撑。

外出务工对撒拉族社会产生了全方位影响。经济层面，务工收入已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推动循化等聚居区实现整县脱贫，许多家庭在县城购置住房、改善生活。文化层面，拉面店成为撒拉族文化的“移动窗口”，务工者在经营中展示民族服饰、饮食文化与礼仪习俗，使更多人了解撒拉族。社会层面，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聚居的封闭性，促进了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

近年来，“返乡创业”成为新趋势。许多务工者带着资金与经验回乡，发展拉面调味品加工、民族特色旅游等产业，形成“外出积累—返乡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从撒马尔罕的迁徙驼铃到黄河谷地的千年定居，从土司治理下的族群存续到拉面经济中的现代转型，撒拉族用近七百年时光书写了民族发展的坚韧篇章。他们未曾建立显赫政权，却以独特的文化基因延续族群血脉；人口规模不大，却让突厥语系的语言遗产得以传承；身处边疆，却主动拥抱时代浪潮。如今，16万撒拉族儿女在城市与乡村间穿梭，在传统与现代间平衡，既守护着《古兰经》的信仰传承，也敲击着现代创业的键盘。这份在迁徙中扎根、在融合中自强的智慧，正是撒拉族文化绵延不息的密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