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构思10年，50岁终于动笔！这本让读者苦等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

2025年9月25日晚，北京观中观书殿内，作家路内长篇新作《山水》发布会如期举行。这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活动以“路行千里远，人间万物情”为主题，邀请了南京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与路内对谈，主持人刘芳菲与两位作家一起，带领现场和线上观众走进了这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庭史诗。

《山水》的创作历经十年酝酿，路内坦言直到年满五十，才感觉自己可以驾驭这个题材。小说时间跨度从1936年至1996年，恰好一个甲子。透过司机这一职业视角，路内巧妙地串联起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路内曾表示：“这部小说是‘世道人心’的写照。”在他看来，历史的长河中，普通人或许无法决定时代的走向，但却可以守住内心的善良与温暖。

小说从1936年开始写起，但乱世里的生存从不是英雄叙事，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抓住的那一点点“微光”。毕飞宇作为写作同行，在现场直言被这份“微光”打动。很多作家会把这样的题材写成大史诗，可路内没有。毕飞宇说：路内写《山水》，尊重对这个家族的理解，尊重那些人物的真实状态，写的很日常。我很喜欢。

本文内容根据当晚对谈速记整理，以飨读者。

“最尖端的汽车”永远是时代的标志物，

它就像一个符号，

能勾连起不同时期的生活。

刘芳菲：我先问路内老师，书中主人公都围绕路家，是写您家吗？

路内：我家算大家庭，不算家族，有部分大家庭的事，领养子女是别人家的事。长篇小说不会全写自家事，否则成非虚构了，通常是拼接不同原型，组成合理故事。

刘芳菲：小说从抗战到改革开放，写路家五十年历程，也映射中国近代发展。最初怎么构思这部家族小说？

路内：小时候听叔叔、父亲一辈讲家族故事，他们中有人已不在，这些故事在我心里放了几十年。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拉洋车的。我们只在电影、小说里见过拉洋车的形象，比如《骆驼祥子》，所以当时很震惊。后来他们说，曾祖父的儿子（我爷爷）很有出息，成了开汽车的。

刘芳菲：您爷爷确实是书中开汽车的角色？

路内：是。30年代他在上海顺昌机器厂学会开汽车，这家厂后来几经更名，现在是著名的上海汽轮机厂，位于闵行。30年代的职业司机和现在不同，当时中国汽车少，司机相当于现在的程序员，是尖端技术工种，没几个人会，所以觉得爷爷很厉害。后来父亲、姑妈还说，爷爷上过抗美援朝前线，开道奇卡车。这是真事，他们还说52年没自己的卡车，用的是苏联支援或解放战争缴获的美制卡车，美制卡车性能更好。我查资料发现，苏联吉斯卡车生产线源自美国道奇，50年代苏联将生产线支援中国，才有了解放牌卡车。这些故事有叙事可能性，也有脉络，我就想能不能串联起来，不贪大讲中国现代化汽车史，而是聚焦汽车背后的人情世故变化，这个想法琢磨了很多年。

刘芳菲：以汽车演变和职业身份转变为线索，串联家族与社会。我想起小时候大家会在马路边认汽车品牌，很有共鸣。

路内：每一代人其实都有这种“汽车记忆”。从20年代到现在，“最尖端的汽车”永远是时代的标志物，它就像一个符号，能勾连起不同时期的生活。

作家路内在《山水》发布会现场

路内写《山水》，

尊重对这个家族的理解，

尊重那些人物的真实状态

刘芳菲：毕飞宇老师，您是资深的长篇小说作者，当您第一次读完《山水》，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会关注到哪些不一样的点？

毕飞宇：我很喜欢路内，分两方面说。先谈人，他比我小一辈，态度很好——面对文坛不着急。文坛有利益纠葛，很多人容易急，但路内年轻时就沉得住气，这种稳定背后是自尊与尊严，我很欣赏。再谈写作，《山水》的创作态度我很认可。书里写路家四代人，从抗战到50年代初抗美援朝，围绕汽车展开。换作是我，或者其他很多作家，一旦动了写这个题材的念头，大概率会往“大史诗”的方向走——调子一定，就像80年代、90年代咱们做播音、电视的，一开口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种庄重的调子。

你看，同样一句话，“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和广播里那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子完全不一样。对职业作家来说，这个“调子”太重要了。但路内不一样——不管他是理性选择，还是本能选择，他没有往“大史诗”上靠。他想的是：“我该怎么进入这个故事？我要给读者看的，是大史诗，还是‘不大史诗’，甚至‘不史诗’的东西？”他选择尊重自己对这个家族的理解，尊重那些人物的真实状态，干脆放弃了“大史诗”的框架。

刘芳菲：您的意思是，他把一个本该是“史诗”的题材，写成了“日常家常”？

毕飞宇：太对了！这个选择我特别赞赏。很多作家会反过来：明明题材撑不起史诗，偏要硬把它写成史诗，觉得“史诗逼格高”，能吓唬人。但路内是反过来做决策的——他有能力写史诗，却选择写日常。这种决策，不是谁都能做的。

作家毕飞宇在《山水》发布会现场

刘芳菲：确实，能“放得下”史诗的架子，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路内老师，我发现您好像特别钟情长篇小说，为什么总愿意“啃”长篇这种耗精力的题材？

路内：很多中篇能扩展成长篇，但我不是迷恋“升格”，更多是对自己有耐心。我有个特别的能力，能大致估算长篇写作时间，误差不大。写《雾行者》时估算要五年，40多万字，最后写了四年半；《山水》构思了十年，素材、脉络、人物都清晰，估算一年写完，实际用了十四个月。知道写作方向，就像能看到500米外的树或塔尖，走起来不累，所以愿意写长篇。

刘芳菲：那您写《山水》是按故事顺序写的吗？比如从路家的早年写到后来？

路内：对，完全按顺序写，没倒过来先写后面的情节。我要是先写后面，很容易“错乱”——比如前面的人物关系没理顺，后面的情节就会飘；更怕的是“对自己妥协”：遇到难写的部分，先放一放，去写容易的，结果难写的部分永远啃不下来。所以我写的时候，遇到卡壳的地方，一定逼着自己写透、写到满意，再往下走。

毕飞宇：他这话得补充一句——他说的“顺序”，是他自己的写作顺序，但小说的“时序”其实是切开的。书里1、3、5、7这些奇数章节，写的是历史与过往；2、4、6这些偶数章节，写的是当代。他没把这个说全，我得帮他补上。

路内：对，时序上是这么切的，避免一条线写到底太单调。

作者写小说，

有时候要“冷一点”，往后退一步，

别替读者先哭、先感动

刘芳菲：我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个发现：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三个字，比如第一章《拦惊马》——一开篇就有“精彩前置”的感觉，第二章《话前尘》，又像慢慢道来，还有《合家欢》《周爱玲》《枯山水》……只有最后一章是四个字，《欢乐英雄》。您是不是特别喜欢宋词？这种长短句的节奏感，很有宋词的韵味。

路内：这跟我外公有关，小时候他逼着我背唐诗宋词，还特别挑剔——他不喜欢婉约词，说“小男孩别背这个，要背豪放词”。

刘芳菲：难怪您的标题里有股“大气”的劲儿，原来从小练的是豪放派。不过我还有个疑问：这本书没有前言、没有序，也没有后记，读者想先了解下故事梗概，都没个“抓手”，只能逼着自己从第一章开始“啃”。这个设计是出版社的建议，还是您自己的想法？

主持人刘芳菲在《山水》发布会现场

路内：出版社提醒过要不要写序或后记，但我十年前请李敬泽老师写序，他答应了却没写，之后就不想再找人写了，有点像赌气。

毕飞宇：巧了，我2023年7月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了我的长篇《欢迎来到人间》，那本书也没有序、没有后记，什么都没有。

刘芳菲：正好今天出版方的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女士也在现场，赵总编，您能不能从出版社的角度，解个谜：为什么《山水》和毕老师的书，都没做前言后记？是有特别的考虑吗？

赵萍：我觉得，小说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征程”，尤其是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写完，要耗很多心力。我们作为出版社，首先要尊重作者的意愿——如果作者觉得“不需要”，我们就不会强行加前言后记。

刘芳菲：您这个回答让我茅塞顿开——其实是不想让别人的评价“先入为主”，让每个读者都自己去“走”这趟《山水》的旅程。

毕飞宇：我补充一句，我之所以不写前言后记，还有个更具体的顾虑：如果一部作品本身足够丰富，作者写的序或后记，反而可能变成“障碍”。很多读者读小说，就是从头到尾看一遍，他们会信任前言后记里的话。但作者写序的时候，往往处在特殊的心境里——比如刚写完书，情绪还没平复，可能只抓住一个点猛讲，讲得再精彩，读者也会顺着这个点去读，忽略书里其他的细节。这就像给自己的作品加了个“隔离栏”，太可惜了。

刘芳菲：确实，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要是作者先定了“调子”，读者反而看不到其他的“风景”。

毕飞宇：我举个极端的例子给你听，早年我跟一个批评家做访谈，一路在夸我，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人家夸我不太好意思，我就批评一下自己吧。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我身上有许多毛病，比如我喜欢炫技。行，毕飞宇喜欢炫技。成了批评我，几十年了，一直跟到今天，我恨不得撞墙（笑）。那是我自己说的（笑）。

刘芳菲：所以有时候“自谦”的话，在特殊语境下很容易被断章取义，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很容易变成负面标签。咱们今天做直播，也是想让作者、嘉宾的声音更真实——现场的语境会被完整记录，互联网有记忆，能避免后来的误会。

刘芳菲：路内老师，聊了这么多，您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路内：我应该算是个“比较认真”的作家。比如写得“炫技”的时候，我会警惕：“别这么干，太飘了”；写得特别“真诚”的时候，也会提醒自己：“别过头”——如果用自己的真诚去“赚”读者的感情投入，其实有点问题。作家写小说，有时候要“冷一点”，往后退一步，别替读者先哭、先感动。

至于“天分”，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但我倾向于认为，我有一部分天赋，再加上足够认真。而且这种“认真”，和小说的“调性”没关系——不是说写严肃小说才需要认真，比如王朔老师，他写的小说调性不算严肃，但我觉得他写得特别认真，每个情节、每句话都经得起琢磨。就像喜剧电影，演员都是在“认真地表演”，作者写小说也一样，态度是基础。

我们家对我编排家族没有意见，

堂哥跟我说，我那时候的事

还能再给你多讲一些

刘芳菲：您“认真”写完《山水》，第一个读者是谁？是家人吗？

路内：第一个读者是赵萍老师。除夕写完，年初八出版社开工，我一早就把稿子发给她了——他们开工第一天就收到了我的稿子。

刘芳菲：您写的是“路家”的事，还掺了不少自家经历，您家族里的人，他们是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的？

路内：他们到现在还不看，我堂哥、堂兄弟很多是司机，遵守爷爷传下的“轮胎不见血，见血要换胎”的规矩，有人开110、开出租车，都认这个规矩。爷爷还不让父亲、叔叔学开车，他们后来成了工人、工程师；但90年代开车赚钱，我这辈堂兄弟又去学了。不过他们知道我出书，会说“弟弟又出书了”。

刘芳菲：因为我在考虑的是有一些家族，特别是写到自己家事情的时候，家族里的长辈们会有一些意见。

路内：我们家没有意见的，我有一次把我堂哥编排了一次，他还挺高兴的，他说那时候的坏事你还要知道吗？我再给你多讲一些（笑）。

刘芳菲：真是一个欢乐家族。

刘芳菲：书里还有个设定很特别，路家五个孩子都没有血缘关系，这个构思是从哪来的？

路内：有现实里的影子，但不是完全照搬。我知道爷爷当年有个同事，领养了三四个小孩，我小时候就好奇：“为什么一个家庭要养这么多领养的孩子？”后来舅公的事给了我启发——我舅公是泰兴人，之前在城里工作，退休后非要回农村，说“情愿去割稻子，也不在城里待着”。他和舅婆不能生小孩，儿子是领养的。

有一天他在农村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个女婴，赶紧想报警。那时候农村的规矩没那么严，警察来了说：“你就把孩子领养了吧——别人知道你对领养的儿子好，才把孩子放你家门口，你肯定能对这孩子好。万一将来她父母来找，也能找到。”舅公就把孩子留下了，后来那小姑娘长到七八岁，会背着吃的去田里给割稻子的舅公送午饭。

所以书里没写“一家两代人都领养”，但借鉴了“因为会做人，被别人托付孩子”的逻辑——不是刻意要养很多，而是无形中被选中了。

刘芳菲：我看书看到第299页，有人想把第六个孩子送给周爱玲，周爱玲说“我这个岁数已经养不动了”，是不是也和后来的政策有关？

路内：对，那时候国家已经有规定，不能私自收养小孩了。咱们没法说政策“对不对”，但任何国家都会有这样的规定——你不能说“捡到一个孩子就自己养”，孩子的监护权属于国家，这其实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避免出现倒卖孩子的情况。

路内知道“小说应该在哪”，

他该删则删，

反而让人物更真实了

刘芳菲：我读《山水》的时候，总想起毕老师的《推拿》——两本书都能让读者在苦难、困境里，看到人性的微光。这是不是你们两位写作的共同点？

路内：《推拿》至今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我一直想“向它看齐”。说“模仿”不太合适，但《推拿》绝对是我想努力达到的水准。

毕飞宇：芳菲刚才说的“结构”，其实《山水》还有个更妙的地方。我一开始读，根据人物关系、时空线索，以为是家庭伦理小说——父亲、母亲、几个孩子，写他们的婚姻、生活。但读着读着发现，也不是。

说到这，我想起上海作家王安忆的一句话：“对小说家来说，第一个问题是‘小说在哪’。”在你一个字没写的时候，面对一堆人和事，得有个直觉：你要写的“小说”到底是什么？得不停判断，才能不跑偏。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书里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中国人开心，日本人也开心——看到这，我以为路内要把故事往“大时代”上拉，但他没有；到了“日本投降”，按常理该写三四页的热烈场景，写中国人怎么庆祝，但书里就一句话：“日本人投降了。”

最妙的是路承宗和周爱玲的关系。战乱中两人偶然碰到，别人问“你男人怎么样”，周爱玲一开始说“他不是我男人”，没一会儿就改口说“我男人”——就这么“认”了。作为读者，我本能地想知道：他们怎么恋爱的？怎么结婚的？会不会像张爱玲《倾城之恋》那样，在战乱里生出缠绵的感情？

但路内没写这些——没写谁先表白，没写新婚之夜怎么点蜡烛，甚至没写他们怎么“确定关系”。你知道为什么这部分写得好吗？因为路内知道“小说在哪”——当这些内容不在核心里，哪怕是恋爱、婚礼，都可以删。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手狠”，很多作家舍不得删这些“有戏”的情节，但路内删了，反而让人物更真实。

我不会把细节写的太满，

战乱中的真情，

是能够同尘与土

刘芳菲：路内老师，毕老师点评的这段，您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路内：我怕写了会让故事太满——外部是战争，内部再写两人感情，容易写成张爱玲的风格。他们是中下层老百姓，关系往往藏在一两句话里。比如路承宗给师父做完衣冠冢，往回走时，周爱玲说“我爸爸也被炸死了”，又问“我死了你会埋我吗”，路承宗答“不如一起死”。战乱中，这样的承诺就够了，不用多写。

刘芳菲：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俩还没挑明关系的时候，有个纱厂师傅说“趁着这会儿你们赶快把喜事办了吧”——在别人眼里，他们早就该是一对了。

路内：对，战乱的时候大家都想得开，觉得“别拖拖拉拉”。李白写“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土”，不是因为快乐才幸福，是因为明白“能和你一起归于尘土”，人才会变得豁达，才会有幸福感。

刘芳菲：这就是“乐生”吧——见过苦难和死亡，才更懂要好好活着。毕老师刚才说“小说在哪”，是不是说作家心里得有个“方向”，像有盏灯照着，才不会跑偏？

路内：毕老师说的其实是个“技术问题”。法国电影学家德勒兹说过，小说家和电影导演的“起点”是反的：小说家从一个小念头开始，最后写出庞杂的故事；电影导演从一堆庞杂的素材开始，最后剪出一个简洁的电影。

所以“小说在哪”，本质上是“怎么把小念头变成完整故事”——一开始只有个模糊的想法，但越写越清晰，知道哪些该留、哪些该删，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心里的“小说”。但往往，我们自己写出来的，和最开始想的，又完全不一样。

刘芳菲：那您写《山水》的时候，最难写的是哪一部分？

路内：最难写的是路承宗过世那段。难在“技术处理”——周边人物的感情怎么写都对，比如有人哭、有人闹、有人沉默，这些反应都合理，但我怕写得“平”，没有重点。所以那段我琢磨了很久，怎么才能既真实，又不落入俗套。

毕飞宇：这段写得很好。从五姐对路国权动心开始，有个完整的大序列。路承宗知道自己要死，为了让五姐能嫁给“哥哥”路国权（无血缘），去找扔掉路国权的石匠认亲，哪怕石匠一开始很倔，他也没放弃。这段没直接写“父爱”，但作为父亲，我能懂路承宗的急迫——他快死了，只想给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未来。好小说不抒情，只呈现人物内心，读者懂了就有共鸣，不懂也没关系，这就是张爱玲说的“你懂，才是慈悲”。

刘芳菲：那有没有哪段写的时候，您自己特别激动，甚至跟着人物情绪走？

路内：有一段是爷爷的真事——小说结尾，路承宗开卡车带儿子回去，儿子让他讲遇美国飞机的事。路承宗本不想讲，最后还是说了：抗美援朝时，他服役快满六个月，卡车快开满一万公里（能得头等功），独自开车时遇到美机。他没跳车，美机却绕着卡车飞了十几个来回，没攻击就走了。他到死都不知道飞行员为什么不攻击，这段写的时候，我又激动又觉得意味深长，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是不可预测的命运。

还有个真事是熊猫“白雪”——90年代苏州动物园借了陕西卧龙山保护基地的熊猫“白雪”，结果它逃走了，过很久才找回来，送回陕西后又逃了一次，五年后受伤回到基地，2020年左右去世。我一直想写熊猫逃走的故事，写完查资料才知道它逃了两次，特别巧，最后编辑在内封印了熊猫，还开玩笑说“责任编辑觉得自己像熊猫，只要存在就是贡献”。

周爱玲和路承宗的对话

每一句都恰到好处，

再过几年，有人会记得“周爱玲”

毕飞宇：我趁这个机会，问路内一个问题：你自己觉得《山水》里，哪个人物写得最好？

路内：我觉得黄启宣写得最好，但很多人跟我说“周爱玲写得最好”。

毕飞宇：我负责任地说，周爱玲写得最好，甚至可能再过几年，大家回望这段中国当代文学史，会有人记得“周爱玲”这个角色。

还有两个点，我得跟大家分享：第一，《山水》的人物对话，比路内以往的作品好太多了。我自己怕写对话，因为对话太难写——要精准，还要有张力。但路承宗和周爱玲的对话，每一句都恰到好处，甚至有点托尔斯泰的味道：逻辑上该结束了，却多一句“补强”，一下子就把人物立住了。

我这次从路内身上发现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他居然很幽默。路内的幽默强度不大，但这个小说里面有许许多多地方很有意思，你们自己去看。他平时在生活里面不呈现这个东西。

刘芳菲：其实有一个有点悲伤的细节，但是我读出了幽默感，路承宗的师傅被炸了，他们的同事只有他一个人幸存，在张罗着给关师傅料理后事，结果日本人又炸了一次，他说我的师傅被日本人炸了两次。这句话的形容好有趣，这是非常短的一个小幽默。路老师，周围有没有人评价您是这样的？

路内：得解释一句，我平时在毕老师面前，都不敢表现出“幽默”，毕竟是“师生关系”（笑）。等咱们年纪再大些，成了“爷们兄弟”，我再好好跟您开玩笑。

刘芳菲：如果让您给《山水》写一句推荐语，您会怎么说？

路内：我不敢说“特别好看”，只能说“还算比较好看”，大家都能读得懂。就是有点长，需要费点心思，但读完肯定有收获。谢谢毕老师，也谢谢芳菲老师今天的主持。

刘芳菲：今天特别感谢毕飞宇老师，用同行的视角帮我们解读《山水》，也让我们更懂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易——把八百字的作文，放大到十几万、几十万字，还要理清人物关系、勾连前后情节，确实需要极强的把控力。

现在AI、新媒体发展得快，很多人半年都读不完一本书，但像《山水》这样的长篇，依然有穿透时光的力量——它能让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过什么样的人，人性有多复杂，善良又有多温暖。

最后，希望不管是现场的朋友，还是线上的观众，都能自己去“走”一趟《山水》，和路家的人“见见面”，感受那份“路行千里远，人间万物情”。感谢各位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