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第一卷有段3年空白期，藏着教员的一段苦日子

在毛选第一卷系列文章里，有一段三年空白期，那是一段教员的苦日子。

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下就到了1933年8月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毛选每篇文章间隔期差不多是一年，像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文章，在毛选里非常少见。

这三年对于教员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后来教员也多次提及这段过往，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故事要从1930年开始讲起。

1930年，对很多人来说是难熬的一年，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最靓的仔，不是红军，也不是什么进步青年，而是那些手握几十万杆枪的大军阀。他们觉得天天在报纸上吵架、在谈判桌上拍桌子，实在是有辱斯文，毕竟大家都是体面人，能动手的时候，还是尽量别吵吵。

于是，他们决定搞一票大的。

这票大的，后来在史书上有个响亮的名字——中原大战。

参战双方阵容堪称豪华，一边是坐镇南京的蒋总司令，另一边是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个个都是一方霸主，家里有兵有粮，说话掷地有声。双方你来我往，陆续投入了上百万部队，从中原打到华北，炮火连天，日月无光。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场顶级玩家之间的“中路大乱斗”，所有人都把最好的装备、最强的英雄投进了主战场，打得不可开交。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世纪豪赌上时，在南方江西的崇山峻岭里，有一个人却把头扭向了另一边。

这个人，就是教员。

他当时的职务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手里攥着的兵力，跟中原战场上那些大佬比起来，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但他看问题的角度，永远跟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大佬们在中路打得越热闹，边路就越空虚，防守就越薄弱。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绝不能跑到对方最强的地方去硬碰硬，那是莽夫，是送死。正确的做法，是找到对方的软肋，避开对方的锋芒，悄悄地积蓄力量。

用教员自己的话说，叫“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敌人掐起来了，就是我们发展的最好时机。

于是，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把赣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纷纷抽调北上的时候，教员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捏了一把汗的决定：分兵。

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魄力的。红军本来人就少，还分兵？

万一被敌人抓住机会各个击破怎么办？

但教员力排众议，他坚信，只要把部队大胆地散出去，像撒豆子一样撒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扩充红军，星星之火，就一定可以燎原。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精准得像手术刀一样。红军的势力范围，在短短几个月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扩张。

这无疑是教员的高光时刻，他的战略眼光，在这一刻，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

然而，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当一扇机遇的大门向你敞开时，往往有另一扇危机的小窗，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也悄悄地打开了。

1930年5月，打了胜仗的教员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中，他带着部队来到了一个叫寻乌的小县城。他没开庆功会，也没搞大阅兵，而是在这里一头扎了下去，待了将近一个月。

他在干什么？他在搞调查。

从田间地头的农民，到县城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再到前清的秀才，他跟各行各业的人聊天，开调查会，把寻乌这个小县城的里里外外、前世今生摸了个透。他想搞清楚，中国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商业是怎么运作的？各种阶级关系又是如何盘根错节的？

这些看似跟打仗毫无关系的东西，在教员看来，却是比枪炮更重要的武器。因为他要打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战争，更是一场思想上的战争。他要斗争的对象，不仅有国民党的军队，还有自己队伍里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本本主义（又称为教条主义）。

什么是“本本主义”？

说白了，就是把书本上写的、上级文件里说的当成圣旨，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到现实里就生搬硬套。他们言必称马克思，开口必谈苏联经验，仿佛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就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能灵药。

教员对此，深恶痛绝。

就在寻乌，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振聋发聩地提出了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这是他为即将到来的路线斗争，提前准备好的最锋利的思想弹药。

在寻乌的日子里，有一个新增的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深夜，教员提着一盏马灯，拜访了县城里一位姓陈的老盐商。老人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更不懂什么革命大道理，但他在赣南的盐道上走了几十年，见过的风浪比很多年轻人吃过的盐都多。

两人没有谈什么主义，也没有聊什么战争。教员只是泡了一壶茶，静静地听着。老人就着昏黄的油灯，讲了几十年盐路上的变迁，讲官府的盘剥，讲土匪的劫掠，讲商品如何流通，讲一块盐从海边到寻乌百姓的饭桌上，要加上多少成本，要养活多少人。

教员听得极其认真，手里的笔在本子上一刻不停地记录着。

末了，老人叹了口气，说道：“管事的，其实这世上的道理都一样，盐路通了，大家就有盐吃，有钱赚，日子就好过。盐路断了，天大的本事也变不出盐来。”

送走老人后，教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一行字：“革命的道理，不仅在书本里，更在这柴米油盐的生意经里。”

这个夜晚的感悟，为他日后主持苏区经济工作，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枪杆子和笔杆子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人心的，还是那装着柴米油盐的饭碗子。

然而，外部压力的骤然减轻，就像退潮后露出的礁石，让内部的矛盾开始变得尖锐而突出。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从上海发来一道道指令，核心思想就一个：别在乡下待着了，赶紧去攻打南昌、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套打法，在那些喝过洋墨水、读过苏联“本本”的同志看来，是标准的革命流程，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但在教员看来，这跟领着一群拿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去冲击敌人的钢铁堡垒没什么区别，纯属自杀。

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与中央的“城市中心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分歧，从此开始。

更糟糕的是，伴随着路线分歧的，还有各种复杂的内部问题。

总前委和地方党团的矛盾，肃反扩大化带来的悲剧，尤其是“富田事变”的爆发，像一盆盆冷水，狠狠地泼在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火焰上，也让教员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

他开始对一些地方党团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又反过来加剧了矛盾的激化。

就在这片混乱之中，远在上海的中央，也完成了权力的更迭。王明等人通过四中全会上了台，他们比李立三更“左”，更迷信共产国际的“圣旨”。

很快，新的中央代表被一批批地派到了中央苏区。先是项英，后来又是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组成的“三人团”。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尚方宝剑和一套全新的理论而来。

他们看着教员和他那套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游击战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在他们眼里，这套打法太“土”，太“保守”，是“农民意识”的体现，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是，一个极其吊诡的场景出现了。

在前线，教员指挥着红军，利用他那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前三次反“围剿”中，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胜利。

而在后方的会议室里，他却因为这些胜利的战术，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评和指责。

功劳被无视，战术被批判。他像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明明打赢了天下高手，却被一群手持武功秘籍的理论家指着鼻子说：“你这招不对，那招也不对，你根本不懂武功！”

风暴，正在酝酿。

教员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暗流，正在他周围盘旋、汇集，准备将他彻底吞没。

风暴的中心，最终在1932年10月的宁都降临。

一场后来被称为“宁都会议”的会议，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一方是刚刚在前线打了胜仗，风尘仆仆赶回来的教员；另一方，则是以逸待劳，早已准备好全套理论武器的中央代表们。

争论的核心，依然是老问题：仗，到底该怎么打？

教员坚持他的那套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打法：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绝不和敌人硬拼城池。

而在对方看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逃跑主义”。他们手握着从苏联“进口”的最新军事理论，认为红军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动出击，打阵地战，寸土必争。

这是一场实践与“本本”的终极对决。

结果，毫无悬念。

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教员被彻底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给出的理由很体面：毛泽东同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去后方“养病”。

就这样，这位一手缔造了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在他事业的巅峰期，被一纸命令，送进了位于福建长汀的一家福音疗养院。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长汀福音疗养院，名字听起来很祥和，环境也确实清幽。白墙红瓦的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听不到炮声，闻不到硝烟。但对教员来说，这里就是一座政治上的“冷宫”。

他被彻底“靠边站”了。每天陪伴他的，只有窗外的鸟鸣，和内心无尽的思索。

很多人，在遭遇这种级别的打击后，要么一蹶不振，要么怨天尤人。但教员之所以是教员，就在于他总能把别人眼中的绝境，变成自己修炼的道场。

既然不让他指挥打仗，那正好，他终于有了大段的、不被打扰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另一件他早就想做，却一直没空做的事——读书。

他托人找来了能找到的所有马列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啃。

从《共产党宣言》到《反杜林论》，从《国家与革命》到《资本论》。他读得极慢，极细，常常一页纸要看上大半天，一边看，一边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学习方式。他不是在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在用自己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土地上，用鲜血和炮火换来的实践经验，去与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激烈的对话、碰撞、印证。

为什么有的理论在中国行得通？为什么有的就行不通？书本上的道理，和中国农村的现实，到底在哪里连接，又在哪里脱节？

那些曾经在战场上的困惑，在群众中的调查，在会议上的争论，此刻都化为了思想的燃料。

在长汀福音疗养院那间安静的病房里，一场思想上的风暴正在酝酿。

日后震惊世界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理论根基，正是在这个最孤独、最压抑的时期，被一块砖、一块瓦地悄然搭建起来。

他就像一个被打断了所有兵器的绝顶高手，索性坐下来，开始修炼内功。

他很清楚，杀不死他的，必将使他更强大。

就在教员“闭关修炼”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一封电报的发出，在无形中为他提供了一道关键的“护身符”。

当时的共产国际，虽然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他们并不傻。他们知道，苏区能有今天的局面，这个叫“毛泽东”的人，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早在很多年前，他们就已经记住这个名字了。

这事儿得追溯到1927年，当时教员写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内被陈独秀压着不发，但时任宣传部长的瞿秋白慧眼识珠，不仅把它出版了，还想办法送到了莫斯科。

时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看到这篇文章后，惊为天人，在全体会议上公开表扬，称其“文字精练，耐人寻味”。这篇文章随后被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发表。

这就好比一个身处偏远分公司的年轻经理，写的一份市场分析报告，被总公司的CEO看到，并且点名表扬。

从此，这个年轻经理的名字，就挂在了总部大佬的脑子里，成了重点观察对象。

所以，当博古等人想对教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时，共产国际的电报及时赶到，措辞虽然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这道“护身符”的分量极重，它等于给博古等人划下了一条红线：你们内部怎么斗争我们不管，但这个人，你们不能动。

这让博古如鲠在喉，但也无可奈何。

时间来到1933年初，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了四十万大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军事上，接替教员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依然沿用教员的战术，取得了胜利，但这让迷信洋顾问李德的博古等人更加坚信，没有教员，仗一样能打赢。

然而，比枪炮更致命的威胁，来自经济。

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像一张巨大的网，把苏区围得水泄不通。食盐、布匹、西药，这些最基本的民生物资，几乎完全断绝。苏区内部，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

前线的红军战士在流血，后方的群众在挨饿。

整个苏区，就像一台零件严重磨损、又缺少机油的机器，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

军事指挥，博古和李德可以大包大揽，但这个经济上的烂摊子，谁来收拾？

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谁接谁倒霉。

就在这时，博古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在一次中央局的秘密会议上，有人提议，让教员继续在长汀“养病”，免得回来添乱。

博古却摇了摇手指，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建议：请毛泽东同志回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会场一片寂静，众人面面相觑。

博古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盘算，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透着精明的算计：“军事上，我们现在有李德顾问，有苏联的先进经验，用不着他那套游击主义。但是，政府和经济工作，现在是一团糟。让他去搞，最合适不过。”

他顿了顿，看着众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们想，让他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搞好了，功劳是中央局的，是我们领导有方；要是搞砸了，那就正好坐实了他的‘路线错误’，证明他不仅不懂军事，更不懂经济，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共产国际那边，我们也好交代。”

这番话，可谓是诛心之论。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他们把最难啃的骨头，一块扎手的硬骨头，扔给了教员。

命令很快就送到了长汀福音疗养院。

当教员接到让他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的命令时，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他当然看得穿这背后的政治算计，也明白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内外交困的局面。

但他还是毅然接受了。

因为他知道，这或许是他唯一的破局机会。对方放弃了阵地，哪怕是一块看起来最贫瘠、最危险的阵地，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发起反击的战场。

在他离开疗养院的那天，天气有些阴沉。他穿着那件半旧的灰布军装，身形消瘦，但眼神平静而坚毅。他回头望了一眼这座他待了四个月的“冷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正式打响。

当教员重新回到瑞金，踏入临时中央政府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标准的烂摊子。

文件堆积如山，干部们愁眉苦脸，整个后方机构就像一辆快要散架的马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吱嘎作响，随时可能分崩离析。每个人都在谈论前线的战事，都在抱怨物资的短缺，但没有人知道，这辆破车到底该往哪儿开。

所有人都觉得，这位被“发配”回来的教员，接手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是来背锅的。

然而，教员的第一把火，却烧得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他没有一头扎进堆积如山的文件里，也没有急着去调拨粮食或者清点盐巴。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召集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

会上，气氛沉闷。干部们一个个发言，内容大同小异：军事第一，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战争。我们搞后勤的，能保证前线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有时间去搞什么虚头巴脑的经济建设？甚至有人说，现在谁要是大张旗鼓搞生产，那就是右倾，是要被骂的。

教员静静地听着，不插话，只是用笔在笔记本上记着。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才抬起头，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锤子，重重地敲在众人心上。

“同志们都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要一切为了战争。这话对不对？对。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战争，是靠什么打的？”

他停顿了一下，见无人回答，便自问自答：“靠的是红军战士，靠的是人民群众。那么，战士和群众，又是靠什么活着的？靠的是饭，是衣，是盐。这些东西，天上不会掉下来，敌人更不会送给我们。”

他的语调开始变得严厉起来：“如果我们不去搞经济建设，不去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我们的革命战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线的战士打仗就没有保障，后方的群众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到那个时候，敌人不用打进来，我们自己就先垮了！”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个道理，古人都懂。我们想从群众那里得到支持，就必须先解决群众的困难。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最根本的军事！”

一番话，振聋发聩。

原本只盯着前线枪炮的干部们，第一次被人从根子上点醒：原来，后方的锄头和扁担，与前线的枪杆子，是同样重要的东西。

思想的疙瘩一旦解开，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教员展现出了他惊人的组织和行政才能。他快刀斩乱麻，迅速在政府内建立了各级国民经济部，把之前一盘散沙的经济工作，拧成了一股绳。他亲自制定规章制度，要求各部门拿出明确的工作计划，自己给自己定下KPI，每月都要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度。

一时间，那个混乱、低效的后方机关，开始变得井井有条，高速运转起来。

组织体系打通了，接下来就是布置任务。

教员深知，要改变整个苏区的经济面貌，光靠瑞金的几个干部是不够的，必须把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发动起来。于是，他决定召开两次史无前例的大会。

1933年8月12日，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召开。

会场是临时搭建的，条件简陋，但气氛却异常热烈。来自各县的干部和群众代表，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一个专门谈“搞钱搞经济”的会。

在这次大会上，教员作了那篇著名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紧接着，内部十一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也召开了。

这两次大会，彻底点燃了苏区经济自救的火焰。但要说真正把会议精神，从报告上的铅字，变成每个人心里的烙印的，还是大会上发生的一个故事。

会议进行中，一位来自基层县份的干部站起来发言，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不太会讲大道理，只是讲了一件他亲眼所见的小事。

他说，在他那个村，因为国民党封锁得厉害，盐已经断了好几个月。前几天，有两户人家，本是几十年的邻居，就为了一小撮盐，两家的婆娘先是破口大骂，最后竟抄起家伙打了起来，头都打破了。

故事很简单，但会场上所有人都沉默了。

一股沉重的、压抑的气氛弥漫开来。

就在这时，教员站了起来。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到会场前临时竖起的一块小黑板前，拿起一截粉笔。全场的目光都跟随着他。

他在黑板上，一笔一划，用力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盐”字。

然后，他又用粉笔，在这个“盐”字外面，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做完这一切，他转过身，面对着台下数百双眼睛，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语气说道：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圈来做！你们要记住，群众的饭碗里没有盐，我们的枪杆子里就没有劲！”

这一个场景，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炸响在每个与会者的脑海里。它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力量，它把宏大的革命叙事，与百姓最卑微、最日常的需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那一刻起，“关心群众生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了苏区所有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教员的亲自擘画和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在中央苏区全面展开。

发展农业生产，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建立供销合作社，打通内部物资流通；组织群众开采钨砂，再通过秘密渠道运出去，换回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西药。

老百姓惊喜地发现，日子虽然还苦，但盐罐子不再是空的了，身上能添一件新衣了，生病了能买到救命的药了。

人心，是最实在的东西。你让他吃饱穿暖，他就真心拥护你。

扩红工作，这个曾经让无数干部头疼的难题，也迎刃而解。青壮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因为他们知道，红军是真正为他们自己办事的队伍。

教员用无可辩驳的政绩，证明了他的价值。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个天才的治理者。他把博古等人扔给他的那块最难啃的“硬骨头”，硬是熬成了一锅最香的肉汤，不仅养活了苏区军民，也为自己赢得了最坚实、最可靠的政治资本——民心。

时间很快推移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红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苏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失败之后，总要有人负责。博古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锅甩出去。他们开始在各种场合暗示，是后方经济工作没做好，后勤保障不力，才导致了前线的失败。

然而，这个算盘打错了。

他们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教员主持政府工作期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有据可查的。账本上清清楚楚，粮仓里堆满了粮食，仓库里有盐有布。就连博古自己在给王明的密电中，也不得不承认，教员是“大事有错（指路线），小事没有错的”，意思是在具体工作上，干得滴水不漏，找不到任何把柄。

想甩锅，却发现这口锅太重，他们自己根本甩不动。

最终，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在最初的计划里，博古和李德根本没打算带教员走。他们想把他留在苏区，让他自生自灭。然而，这个提议一拿出来，就遭到了绝大多数将领和干部的坚决反对。

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他的对手们，即便在政治上已经将他排挤到了边缘，却依然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人的威望，已经深植于这支军队和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无可替代。

就这样，在踏上那条漫漫长征路的前夜，教员的身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打压的“靠边站”者，更是一个凭借着无可辩驳的实力和群众基础，让对手都无法忽视、不敢抛弃的关键人物。

潜龙在渊，其鳞爪已现。

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而这一次，他将不再是风暴中的小舟，而将成为驾驭风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