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隆科多是个怎样的人

在波澜壮阔的清朝历史长卷中，隆科多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又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场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机遇、荣耀，最终也难逃悲剧的结局。而最为人称道，甚至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是他与帝王之间那份近乎亲昵的特殊关系——在等级森严的清宫中，能够被皇帝以“舅舅”相称，享受这份超越君臣界限的温情与信任，恐怕只有隆科多一人而已。这份独特的身份，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植根于他与皇室，尤其是与康熙、雍正两代皇帝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在康熙与雍正皇权交替的那个惊心动魄的关键节点，隆科多宛如一颗被推至舞台中央的棋子，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王朝的脉搏，这也直接促成了他此后一段时期的飞黄腾达，权倾朝野。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分三个部分，一同走近这位真实历史中的隆科多，探寻他传奇而又充满警示意味的一生。

**第一部分：煊赫出身与宫廷漩涡**

隆科多的全名是佟佳·隆科多，他的姓氏“佟佳”本身就意味着不凡。佟佳氏家族，早在满清入关之前的关外草创时期，便已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坚定盟友和得力助手，追随他们一同打天下，建立了赫赫战功。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牢不可破的政治联盟，两个家族之间频繁进行着错综复杂的联姻。隆科多的家族背景，更是将他与康熙皇帝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他的姑母是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而他的姐姐则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孝懿仁皇后。如此一来，隆科多的身份变得极为特殊——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又是康熙的小舅子。这种双重身份，在当时的宫廷中是极为罕见的，为他日后获得康熙的信任与倚重奠定了天然的基础。

然而，与许多电视剧中模糊或错误的演绎不同，隆科多的父亲并非他的六叔，而是康熙朝的重臣佟国维。他的伯父佟国纲，在康熙二十六年征讨噶尔丹的乌兰布通战役中，壮烈牺牲于炮火之下。康熙皇帝对于这位忠诚的伯父之死，始终怀有一份难以言说的愧疚。这份愧疚，也自然延伸到了佟国维及其家族身上，使得康熙对佟家一直格外照顾和优待。隆科多，作为佟家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自然也深受康熙的喜爱。他早早便被授予一等侍卫的职位，这不仅是武官中的高级职务，更意味着他被委以重任，专门负责保护康熙皇帝的人身安全，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侍从之一。

然而，宫廷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随着康熙众多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日益白热化，这场巨大的政治漩涡也无可避免地将隆科多卷入其中。起初，他似乎倾向于支持皇长子胤禔。在康熙四十八年第一次废黜太子胤礽时，隆科多的哥哥胤禔曾因“魇咒太子”等罪名被康熙长期圈禁。史书记载，隆科多与他的哥哥关系密切，“鄂伦岱、隆科多、顺安妍与大哥相善，人尽皆知。”鄂伦岱是佟国维的侄子，顺安妍是佟国维的孙子，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佟家年轻一辈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倾向是支持大阿哥胤禔的。但有趣的是，佟家掌舵人佟国维本人，却公开支持颇具人望的八阿哥胤禩。这种家族内部的意见分歧，无疑增加了隆科多在政治站队上的复杂性。

不过，家族内部的矛盾尚在其次，更大的政治打击来自于康熙四十七年，因为属下官员犯错，隆科多在处理事务时显得不够周全，办事不利，惹怒了康熙。康熙一怒之下，剥夺了他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一等侍卫的“行走”资格，相当于只保留了身份和靠近皇帝的机会，却没了实权。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可能如康熙所愿，让这位年轻的亲戚能够暂时沉淀下来，反思己过。直到康熙五十年，隆科多才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当时，步军统领托合齐因“太子结党营私”一案被牵连，案情重大，涉及多位掌握实权的八旗大臣。这让康熙深感自身权力基础受到威胁，于是下令严办，导致步军统领一职出现空缺。在这个关键时刻，康熙想到了自己这位经过挫折、或许更加懂得感恩和谨慎的表弟。不久，隆科多被正式任命为步军统领，这是一个权力极大的职位，不仅负责京师的治安防务，还掌握着部分京营兵权。在任命的朱批中，康熙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此职务在博声名，其道甚难；务在远怨尤，其道甚易。前傅阳古、凯音、托合齐等，皆因昵近家人，遂至颠蹶。你断不可信及家人，盖初时或有二三可信可靠之事，以故遂生信任之心，后必致作欺蒙蒙蔽之事矣。前车既覆，尔其慎之！” 这段话，字字珠玑，充满了康熙对这位表弟的殷切期望，也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他担心隆科多会重蹈前任覆辙，结党营私，辜负自己的信任。他举了傅阳古、凯音、托合齐等人的例子，反复叮嘱隆科多要时刻保持警惕，绝不能轻易相信家人，因为看似可靠的人，最终往往会走向欺骗和蒙蔽。从这番肺腑之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康熙对隆科多的倚重，以及希望他永远忠于自己、忠于大清王朝的迫切心情。从此以后，隆科多行事愈发谨慎，如履薄冰。

康熙五十九年，隆科多再次获得重用，被任命为理藩院尚书，同时继续兼任步军统领，并承担起一项极其敏感的任务——监视皇长子胤禔和被废的太子胤礽的动向，以及京城内部分皇室宗亲和重臣的言行，一旦发现任何异动，必须随时密奏皇帝。这一系列职务的叠加，使得隆科多逐渐成为康熙晚年最信任的耳目和心腹之一，他的权势也稳步上升。

**第二部分：雍正登基的功臣与权势的巅峰**

公元1722年十一月，历史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弥留之际。他召见了皇四子胤禛、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隆科多这八个人，当众宣布了他的传位决定：“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份关键的遗诏宣读现场，未来的雍正皇帝——皇四子胤禛，竟然并不在场。他当时正在南郊执行祭天这一重要的皇家礼仪。那么，这份关乎天下的遗诏，是如何传达给远在南郊的胤禛的呢？历史记载的模糊之处，恰恰成为了后世关于“雍正继位之谜”的争论焦点。第二天清晨，皇四子胤禛急速赶回畅春园问安。当天傍晚，康熙帝驾崩。紧接着，雍正继位。在雍正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中，他特意提到：“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大渐，朕侍奉汤药。文布谊战起，并不知朕若知知自别有道理，皇考故后，光宣之于震。” 这段话虽然有些隐晦，但明确表明，在父皇病重直至驾崩的那一刻，雍正本人并不清楚自己就是被指定的继承人。直到父皇去世后，是通过隆科多传达（或宣读）遗诏，雍正才得知自己将继承大统。这为隆科多在雍正继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康熙驾崩，雍正悲痛万分。此时，作为步军统领，手握京畿重权的隆科多上前提醒道：“皇上，大行皇帝将皇位传授于您，这是天大的喜事，也是国家社稷的头等大事。您应当先确定继承皇位，稳定大局，然后再办理丧礼事宜。” 隆科多的这番话，可谓切中要害，既安抚了雍正的情绪，又点明了当务之急。在隆科多的建议和协助下，雍正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下令由步军统领隆科多封锁了京城九门。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整整六天的时间里，京城内外交通断绝。虽然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这六天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普遍认为，这期间可能进行了权力交接的布置、潜在对手的监控、以及防止消息泄露等关键操作。无论如何，这场看似简单的封锁，都凸显了隆科多在雍正顺利登基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正如雍正后来在夸奖隆科多时所说：“隆科多此人，朕先前并不了解，是朕的错。他是康熙皇帝的忠臣，是朕的功臣，是国家的栋梁。” 这段话，虽然带有雍正个人宣传的成分，但也确实反映了隆科多在雍正初年的地位之高。

雍正对隆科多的恩宠，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登基第一天，雍正便下令，任命隆科多与怡亲王胤祥、大学士马齐、以及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此处原文有误，应为胤祥已任总理事务大臣，皇八子胤禩在雍正初期也被短暂起用，但很快失宠）共同总理事务。在这四人（或五人，取决于具体时期和记载）中，马齐是首辅大学士，胤禩和胤祥是皇室宗亲，而隆科多仅仅是一个由康熙朝过来的步军统领，却能跻身权力中枢，这足以见得雍正对他的看重和倚赖。不仅如此，考虑到隆科多的家族背景以及其父佟国维当年因保举八阿哥胤禩而惹怒康熙，导致其爵位一直未能传给隆科多，雍正特地下旨传谕内阁：“佟国维习功旧者蒙恩收人，此公爵酌隆科多继承。” 并明确规定，此后雍正的谕旨和官员们的奏折中，都要称呼隆科多为“舅舅”。二十五日，又有一道谕旨，要求在正式文件中称“舅舅隆科多”。从此，“舅舅”这个称呼，便成为了隆科多的官方称谓，也成为了他权势达到顶峰的象征。

十二月，雍正又任命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执掌天下官员的铨选大权。此后，雍正的朱批和正式文件中，常常这样称呼他：“吏部尚书、步军统领、舅舅隆科多”。第二年，即雍正元年三月初五，雍正更是加封隆科多为太保。太保在清朝是正一品文官的最高荣誉职衔，通常只授予那些位极人臣、对王朝建有卓著功勋的重臣。将如此崇高的荣誉加封于隆科多，充分体现了雍正不仅要在称呼上体现他的尊贵地位，更要在实际权力上给予他最大的信任和倚重。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因平定西北战功显赫，班师回朝，雍正赐予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马褂等顶级荣誉。而隆科多虽然并未参与此次战事，雍正却给予了与他同等的赏赐。这种赏赐规格，是当时绝大多数朝臣望尘莫及的，足见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程度，几乎不亚于年羹尧。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欲望的起点。在雍正的过度宠溺和不断加码的权力下，隆科多开始逐渐迷失自我，包揽大权，贪赃枉法。他利用吏部尚书的职权，大肆进行官员选拔上的权钱交易，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官员们私下称他选拔的官员为“佟选”。史料记载，他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甚至指使家人外出勒索财物。例如，他向安图索取银两高达三十八万两，从满宝、苏克、冀、赵世贤、安徒、安国利等人手中收取白银十二万余两，黄金八百两。在吏部，他几乎将官员任命权变成了个人恩怨的执行工具，凡是他看顺眼的人，都能得到提拔，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此外，在礼仪规章上，隆科多也开始变得肆无忌惮，目中无人。有一次，隆科多在街上遇到康熙帝的遗孤、康熙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他只是象征性地起立致敬，便扬长而去。而按照清朝的礼制，以及当年康熙皇帝在世时，隆科多与各位皇子相见，都是要行“请安”大礼的。到了雍正朝，隆科多仅仅以“起立”这种极不恭敬的方式对待皇子，可见其权势熏天，已经到了目无王法、藐视皇权的地步。想当年，他父亲佟国维虽然也是权倾一时，但从未敢如此放肆。隆科多地位的急剧变化，以及他日益嚣张跋扈的行为，都为日后他与雍正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由盛转衰与最终的结局**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在最初的两年里达到了顶峰。这种宠信，固然有对隆科多在关键时刻“护驾”之功的感激，但也不乏雍正借此巩固权力、平衡朝局的政治考量，即所谓的“借力打力”。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隆科多的权势膨胀，以及他日益显露的骄横贪婪，最终还是引起了雍正的警惕和不满。雍正二年九月，或许是感受到了皇帝态度的微妙变化，又或许是自我反省，隆科多主动辞去了权力极大的步军统领一职。但为时已晚，雍正的戒心已经产生。

雍正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朝臣们释放对隆科多和年羹尧不满的信号。雍正二年九月，他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朱批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朕知其所为作福，包揽诸事。我如果不将错误和坏事刚一露出苗头就及时制止，将来肯定没办法保全他们二人。你们应当远离他们。” 同月，在四川巡抚王景浩的奏折上，他又写道：“隆科多、年羹尧皆非无瑕疵之人。但他们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言语错乱，荒谬，行为举止极其不合理，极大地暴露了他们‘作威作福’、收买人心的情形。我命令你警醒，迅速彻底地醒悟过来，不要在他们之间犹豫不决，动摇不定。” 雍正将隆科多与年羹尧并列，明确指出两人“作威作福”，并告诫大臣们要远离他们。这标志着雍正对隆科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两人关系的彻底决裂似乎已成定局。雍正怀疑隆科多在“京南英”一案中包庇年羹尧。京南英是怡亲王胤祥的重要亲信，而年羹尧参奏京南英，无异于是与雍正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弟弟怡亲王作对。雍正对此案极为重视，而隆科多却明显偏袒年羹尧，试图干扰案件的正常审理。这无疑触碰了雍正的底线，他下令将隆科多交由都察院严加议处。同年七月，隆科多因与年羹尧相互勾结、结党营私的罪名，被雍正下令收缴了御赐的四团龙补服、玉带等物品。此时此刻，在雍正眼中，隆科多已经从一个功臣舅舅，沦落为与年羹尧一样的“背信弃义”的小人。隆科多和雍正这对君臣、这层舅甥关系，因“京南英”一案，彻底走向了决裂。

而真正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所谓的“玉牒案”。玉牒是清代皇室的族谱，记录着皇室成员的世系、血缘关系等核心机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保密性也极高。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府国公阿布兰（他是八阿哥党的重要成员，与隆科多关系密切）擅自将玉牒的底本私下交给了隆科多。隆科多将这份极其机密的文件藏匿在家中。雍正得知此事后，震怒异常。他下达旨意，强调玉牒关系重大，绝不容许私自藏匿。他下令询问隆科多，要求他如实回报情况。当时，隆科多正奉命在中俄边境与俄国使团谈判领土问题，并不在京城。关于是否立即召回隆科多回京问罪，雍正与朝臣们产生了分歧。有些大臣认为，应该等隆科多处理完俄国外交事务再行处理。但雍正态度坚决，不顾大臣的反对，急切地下令召回隆科多。虽然他也考虑到谈判破裂的可能性，但私藏玉牒、隐瞒不报这一严重罪行，已经让雍正对隆科多的容忍达到了极限，必须立刻将其拿下。

雍正五年十月，经过审理，刑部尚书舜臣、侍郎王西宝等大臣遵旨议定，隆科多犯有“大不敬”之罪四条、“欺罔”之罪六条、“僭越”之罪三条、“狂妄”之罪六条、“专擅”之罪四条、“贪黩”之罪二条，共计四十一条罪状，请求处以极刑。最终，雍正念及旧情，以及隆科多在雍正继位初年的“功劳”，没有判处死刑，而是做出了“永远禁锢”的判决，将隆科多囚禁在畅春园的一间小屋子里，终身监禁。

当雍正得知隆科多的所有罪状后，并没有像对待年羹尧那样公开宣读罪状、严厉痛斥，而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让隆科多“自责反省”。这或许体现了雍正对这位曾经信任有加的舅舅，仍存有一丝旧情。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掩盖事实：君臣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表面上看，隆科多的覆灭是因为他擅权结党、贪婪无度，不断激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但深层次来看，如果没有雍正前期近乎无度的纵容和权力赋予，隆科多也不至于膨胀到如此地步，一错再错，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他的结局，既是个人贪婪与权欲膨胀的结果，也是皇权专制下，宠臣失势的必然悲剧。

好了，隆科多的一生讲完了。从康熙朝的宠臣，到雍正初年的权倾朝野，再到最后的凄凉落幕，他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令人唏嘘不已。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命运沉浮，它折射出清朝宫廷政治的复杂多变、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也为我们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注脚。他的兴衰荣辱，至今仍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