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兴致勃勃回国任教，运动中却差点饿死，晚年的自传轰动世界！

1951年春天，北京尚未褪去风寒，赵夢蕤在燕京大学的西语系办公室里，写下那封信时手指微颤。她话没多，却句句炽热，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巫宁坤递去了一种迫切感——那句“祖国需要你”，落笔时很轻，飞到芝加哥却像石头沉进水里，激起了巫宁坤心头难言的浪花。这下，博士论文他直接丢在一边，好像一夜之间，前路只有回国这一条。

李政道送行的那天，气氛有点怪。北方盛夏，芝加哥的天光冷清，两个人没人笑得出来。巫宁坤一句话脱口而出：“你怎么不回去？” 李政道眉头一挑，把话扔出来：“我可不想被洗脑子。”场面凝住了。没人明白，这一别，真的是二十年。巫宁坤自己，回忆起那一刻，后来想起来，也未必能说清自己感伤什么，只觉得前方雾茫茫，心里不塌实。

北京机场，1951年8月，巫宁坤下飞机的那一刹，整个人低沉了不少。赵夢蕤来接他，眼神不敢看人。中山装皱巴巴，她像不会笑了似的，身上一股说不清的苍凉。巫宁坤心里直突突：当年“仙女”校花，怎么成了这样？现实的反差，打破了他脑子里的浪漫。燕大的昔日姑娘，如今消瘦，走路带风，眼神里全是咽不下的勉强。

赵夢蕤出身显赫，父亲赵紫宸为教会领袖，书香世家。燕京大学，人人谈起那位“才女”，心驰神往。此番，正是她极力促成巫宁坤回国，也亲自带他进燕大任教。这一切顺利得像事先排好的剧本，彬彬有礼，局外人眼里看着光鲜体面。

可剧变哪会打招呼。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冰雹似的砸下来。赵梦蕤父亲被批斗，接着她和巫宁坤也难逃其难，原本教授的课程一扫而空，讲台成了废墟。那年整肃风暴，谁都觉得摸不到头。没人敢多问一句。巫宁坤的自信在那一年里消磨殆尽，赵夢蕤的神情，终日带着无法甩掉的羞涩和愧疚。

再过一年，院系调整成了压倒骆驼的稻草。北大和燕大合并，巫宁坤被通知要调去南开。赵夢蕤是哭着告诉他这个消息的，鼻音重得像哽咽在沙子里。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命运竟然会如此没有转圜的余地。她自责、手足无措、反复自问当初心里是不是太冲动了？这事搞不好谁也怪不着，只剩下莫名的憋闷。

南开大学，一纸通知翻开新篇。巫宁坤没怎么笑过，反倒是生活给他递来了一线亮光——李怡楷。这个小自己11岁的女学生，眼神里亮着坚毅，一颦一笑透着温婉。家里是商人，。

母亲识人不俗，刚一打照面就琢磨出巫宁坤与众不同。三年级一毕业，李怡楷就披上嫁衣，两个家庭差距倒没成拦路虎。这一桩婚姻，说幸运也幸运，说艰难也真艰难。

穆旦的出场像救场稻草。诗人，同行，也算知己。巫宁坤介绍他进了南开，两家搬得很近，互相取暖。日子似乎要好转了，谁知道，这种“好”，其实是摇摇欲坠。外文系风波突然爆发，一场会议，因为批评领导学术短板，气氛闹到不可收拾。谁敢料想，一脚踹翻桌子，成了“反党小集团”的导火索？

夜里巫宁坤等人直接被盯上，成了专政对象，不夸张，第二天就开始查账、审问、批判轮番上阵。标签贴得飞快：“暗藏反革命”，再升级“美国特务”，黑锅一个连着一个扣。局势完全变了，不存在什么学术气氛，只剩下挤压人的幽暗气氛和惶恐。

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巫宁坤的噩运加码：“极右分子”直接开除公职，还要劳动教养。四月的那一天，他被送去半步桥监狱，挤在狭小空间，和各色人物一起生活。两个月后，几百人一齐被拉上闷罐列车，押送到小兴凯湖。荒芜、阴冷、沼泽、蚊虫无数，日夜劳作才是正经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活着出来，也不明白“罪名”会不会就彻底带一辈子。

巫宁坤被关了，校领导找李怡楷。话直接——要么离婚，要么离职。“你选一个”，背后意思不用说。李怡楷愣住，沉默许久。她咬牙，丢了铁饭碗，死都不离婚。日子一下掉进困顿谷底，没有收入，没有安全感，家里气氛一度低到尘埃。

有人心软，李怡楷获保留当打字员。在安徽大学，摆脱不了的身份落差令人心惊。这时候，报道没写太细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琐碎。李怡楷翻遍关系，借人脉，终于捯饬出巫宁坤去看病的机会。

那天探监，她看到巫宁坤整个人瘦脱了相，眼神暗淡，浮肿如气球，情绪崩溃得稀里哗啦哭。保外就医，像赦免一样落下来，巫宁坤得以喘口气，终于以临时工身份混进安徽大学。

文革风暴来得毫无征兆。1965年，巫宁坤再次被批，被关进“牛棚”，这一回苦不堪言。比起之前多年劳改、监禁，这次独特在“牛鬼蛇神”的标签无孔不入。70多岁老继母被当成选题样本“地主婆”，被赶回老家不到几个月便撒手人寰。巫宁坤和李怡楷夫妻继续下放农村，仿佛苦无尽头，哪还有希望？

1974年，他调回芜湖，条件宽松些，能重做教师，月薪可支配。穆旦后来进了南开，时间的羁绊把这批知识分子拴得紧紧的。说句实话，不少人那种精神状态也很难讲是回归了。有同窗，有爱人，有工作，可还是觉得随时会塌一半下来。

1979年，巫宁坤办“右派”改正手续时，在报纸上发现李政道归国的消息。他兴奋地赶去北京饭店，数十年后重逢。那种既激动又陌生，已经不是简单的感慨能带过去。一晃28年，许多事足够讲几宿。

事情到这里，巫宁坤的命运陡然反转。因为“同学”头衔，他渐渐被文坛注意，接了不少翻译稿活，也成了一轮小风潮。不得不说，这种“轮回”有着完全超乎寻常的人情味。反转来得偶然，也顺理成章。

巫宁坤日后的译作，风格明显变了。他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奉为经典。有人说，只有亲历波澜，有新鲜的疼痛和回忆，译文才会跃然纸上。这说的不假。他笔端流出来的，不只是字句间的优雅，更有深夜苦难雨打风吹长出来的骨头。

退休后巫宁坤和妻子回美国。他发表回忆录，标题简单得让人喉头哽咽，《一滴泪》。面对记者，他像开玩笑似的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这三个词里，冷静得让人无法回避，也许痛苦远没被说尽。过去和现在撕扯得厉害，写下这些时冷静，可回头看人生的荒诞，谁不觉得嘲讽？

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回国，巫宁坤会不会真如李政道那般，后来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巫宁坤其实也没后悔，人的选择不过是在时代洪流前的自我安放。诚然，他也有动摇。后半生，他像把所有的不甘都慢慢咽了，但那种“活得挺明白”的劲儿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生活没给他选择。

有人说巫宁坤的一生是苦难史，也有人觉得他挺幸运，起码妻子没丢下他。这倒是真的，运气不坏，总有人拉你一把。这天底下，谁能全身而退？

故事讲到这，冷暖酸甜都有，命运谁说得清？那些时代里走出来的人，心里各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