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曾公开表示，与杨振宁决裂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无法回避

要说起二十世纪物理学界最让人“意难平”的一对搭档，那非杨振宁和李政道莫属了。

俩人都是顶尖的天才，联手一起拿下了华人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荣耀。

可谁能想到，领奖台上的风光，竟然成了他们友谊的终点。

对于和杨振宁的决裂，李政道曾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里面的恩恩怨怨还是让人一声叹息。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让这两个本该惺惺相惜的人，分道扬镳呢？

时间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西南联大，很多人都应该听过，这是个在战火里建起来的学术圣地，也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的起点。

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届，在学校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学霸了。

李政道呢，是个少年天才，破格进的大学，求知欲特别强，那时候他俩交集不多，但算是师出同门，为后来的纠葛埋下了种子。

没过几年，俩人都去了美国深造，杨振宁先到，等李政道1946年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杨振宁已经是助教了。

老同学见面，杨振宁很热情，忙前忙后地帮李政道安顿下来。

很快，俩人就开始了紧密的合作，从统计力学到粒子物理，一连发了好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互相之间撞出智慧的火花。

那段时间，是他们合作的“蜜月期”，脑子里想的都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彼此之间充满了欣赏。

可关系再好，也挡不住性格里的那些不同，杨振宁年纪大一些，性格也更强势自信，讨论问题的时候总习惯占主导。

李政道呢，虽然年轻，但物理直觉却相当的准，而且只要他认为对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952年，一篇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署名问题，成了两人关系里的第一道小裂缝。

杨振宁觉得，自己是兄长，理所当然地把名字放到了前面，李政道心里不痛快，但还是同意了。

可到了第二篇论文，李政道就坚持要按国际惯例的姓氏字母顺序排，他的姓（Lee）在杨（Yang）之前，这下轮到杨振宁不高兴了。

这件“小事”就像一根刺，悄悄扎进了俩人的关系里。

到了1956年，物理学界碰上了一个大难题，叫“θ-τ之谜”，简单说，就是实验结果和当时公认的“宇称守恒”定律对不上了。

当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觉得，一个东西和它镜子里的像，物理规律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宇称守恒。

可实验数据偏偏显示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不是这样。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政道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会不会在弱相互作用这种力里面，宇称根本就不守恒？

这个想法在当时简直是异想天开，根据李政道晚年的回忆，是他先有了这个突破性的念头，然后才去找杨振宁深入讨论。

杨振宁一开始是怀疑的，觉得这太疯狂了，但在李政道的坚持和两人反复的推理论证下，他们最终联手完成了那篇改变物理学历史的论文。

这篇论文不仅论证了宇称不守恒的可能性，还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去验证它。

没过几个月，吴健雄女士的实验团队就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理论是对的，消息一出，整个物理学界都沸腾了。

1957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用破纪录的速度，把物理学奖颁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个中国人站上了科学的最高殿堂，这是天大的喜事。

然而，荣誉这东西，能把人捧上天，也能把关系砸出个大坑。

在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关于谁先上台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奖章的问题，又成了个麻烦事。

杨振宁再次提出，他年纪大，应该他先上，这话让李政道心里堵得慌，在他看来这个理论最核心的想法是自己提出来的。

可在家人的劝说下，为了维护华人在世界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李政道又一次选择了退让。

表面上，他们风风光光地一起领了奖，但在台下俩人心里的那道裂痕已经深得快要崩开了。

诺贝尔奖的巨大光环，不但没能化解矛盾，反而让“谁的贡献更大”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没法再回避了。

诺奖之后，两人还维持了几年合作，但心里的疙瘩是越结越大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1962年，当时美国著名的《纽约客》杂志要给他们写一篇长篇报道。

在文章最后校对的时候，杨振宁希望能加一段注解，说明文章里他们俩名字的排序是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来的，言下之意是，这个排序并不能说明贡献的大小。

这个要求彻底让李政道愤怒了，在他看来杨振宁这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模糊甚至贬低自己在这项工作里的原创贡献。

这一次，李政道一步也没退，他坚决不同意加任何形式的注解，俩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这对科学界的黄金搭档就彻底分道扬镳，十三年的合作画上了句号，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几乎成了陌生人。

2003年，李政道在曾公开发表过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给他们俩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

决裂固然可惜，但两位大师并没有停止为科学和中华民族做贡献，只是他们选了完全不同的路。

李政道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播种者”，中美关系一解冻，他就频繁回国讲学，深知国内科技和世界的差距。

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发起了CUSPEA项目，从1979年到1989年，选拔了将近一千名中国最顶尖的物理系学生，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去读博士。

这批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国际知名学者和中国科研的顶梁柱，影响非常深远。

他还大力推动了中国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为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杨振宁呢，则在晚年做了一个更有标志性意义的决定，放弃美国国籍，回归中国。

他回到清华大学定居，一手创办了高等研究院，专心培养中国的顶尖科研人才。

如今，杨振宁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依然在清华园里思考着物理和人生，而李政道先生也已年过九旬，定居在美国。

他们终究没能等来一句迟到的和解，这段往事，就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回荡在科学史的长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