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海孤舟(小说)

一

我总以为，风是有指纹的。它在戈壁滩的碎石上磨出棱角，在沙枣花的蕊里浸过蜜，在驼铃的铜锈上结过痂，最后停在我磨得起毛的牛仔外套袖口，轻轻挠了挠，像谁在说：“走啊，远先生。”

周远。这名字是导师在毕业宴上拍着我肩膀取的，他说：“你像株被论文和教案圈养的梧桐，该去风里长长骨头。”于是我辞了复旦教职，把写了半抽屉的《中亚古代商路考》锁进樟木箱——那箱子是祖母传的，边角包着铜皮，锁上刻着朵早磨平的梅花——背着把老吉他，钻进了新疆的漫天黄沙。如今吉他弦松了，箱盖的铜锁生了绿锈，我倒真应了导师的话：成了风的一部分，被吹得东倒西歪，却也吹开了些从前看不见的天。

此刻我蹲在塔县老镇的烽燧台下，拨弄着段不成调的旋律。是从前在校园里听学生哼过的调子，没名没姓，只记得几句模糊的节奏，如今跟着风沙的劲儿瞎弹，倒比谱子上的规矩音符多了点野气。这烽燧台夯土而成，砖缝里还嵌着半片汉代的陶片——从前在古籍里见过记载，说这类烽燧曾是商路上的“灯塔”，如今倒成了我和风沙较劲的老地方。风卷着沙粒扑过来，迷得人睁不开眼，倒把我琴箱里积的沙枣核儿全抖了出来，在地上滚成颗颗金丸。正弯腰去捡，听见身后有人用维语叹气：“远先生又在和风较劲呢？你这琴，早该给巴郎子修修了，再这么拨，要把沙枣花都惹哭喽。”

回头见是房东阿依夏木奶奶，她拄着枣木拐杖，蓝布裙角沾着草屑，银白的头发在风里飘成朵云。她手里挎着个粗布包，布角绣着葡萄藤，针脚歪歪扭扭，像刚学走路的小羊。我凑过去闻，是晒干的沙枣香，混着点烟火气——定是从她家土灶上刚取下来的。

“奶奶，您又来等风？”我逗她。

她眯眼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半世纪的日头，晒得人暖烘烘的：“等风呢。你闻这风，今天带了点南边的潮气，像我男人当年回来时，身上带的和田河的味道。”说着从布包里掏出个粗陶碗，碗沿缺了个小口，碗里浮着半颗杏干，“尝尝？今早刚晒的，甜得能粘住牙。”

杏干咬开时，酸得我皱眉，眼泪差点掉下来，可那股子甜却顺着舌尖往心里钻，像小时候偷喝的蜂蜜，偷完还得舔舔手指头。阿依夏木奶奶坐在我身边，拐杖敲着烽燧台的砖，砖缝里长着株小骆驼刺，她轻轻拨了拨：“五十年前的风比现在烈，能把人吹得站不住脚。我男人赶骆驼去和田，临走时给我系了条红头巾，说‘等春风吹第三遍，就带你去看玉龙喀什河的石头，白的像羊脂，绿的像你眼睛’。结果风是吹了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红头巾褪色了，骆驼没回来，他也没回来。”

风忽然大了，卷起她鬓角的白发，扫过我手背，像片刚落的枯叶。她指着远处的沙枣林，花正开得热闹，浅黄的小花缀满枝桠，风一吹，便落得人肩头都是：“你看那树，根扎在沙里三尺深，风越大，它越要把根往深处钻。人也该学沙枣树，别盼着风停，风往哪吹，咱就往哪扎根，根深了，就吹不动了。”

我捡起颗沙枣核，塞进琴箱。原来有些等待，不是等风停，是等风里的答案——或许是驼铃响，或许是沙枣落，或许只是某阵风过，忽然就懂了，有些人不在眼前，却在风里陪着你。

二

阿依夏木奶奶走的那晚，风裹着沙枣香灌满土坯房，连墙缝里都渗着甜。她攥着我的手，指节凉得像冬天的胡萝卜，皮肤皱得像老树皮，却把我的手抓得很紧：“远先生，琦彤就交给你了。她是个好孩子，就是心里藏了太多话，没处说。”

琦彤是她孙女，十六岁，不会说话。我第一次见她，是在阿依夏木的葬礼上。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裙，和阿依夏木奶奶常穿的那件很像，跪在沙堆前，膝盖压着块染血的帕子——后来我翻她的木箱才知道，那是奶奶咳血时用来擦嘴的，帕子角上绣着半朵沙枣花，没绣完。

她不哭，也不说话，只拿树枝在沙地上画：骆驼的驼峰歪歪扭扭，沙枣的花瓣画得像小星星，还有个穿藏青西装的男人，领口系着红布条（许是阿依夏木的男人）。风掀起她的裙角，露出脚踝上系着的铜铃铛，叮铃铃响，像谁在很远的地方唤她，声音飘得很轻。

“琦彤。”我蹲下来，递过颗沙枣——是阿依夏木奶奶晒的，我偷偷藏了几颗。她抬头，眼睛亮得像被洗过的玻璃弹珠，接过去时指尖擦过我掌心，凉丝丝的，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

从那天起，琦彤常来我的土坯房。她不会说话，却会用树枝在地上画我的吉他，画窗台上的野菊（是我从戈壁滩摘的，插在个破罐头瓶里），画阿依夏木奶奶晒杏干时眯起的眼——眼尾的皱纹画得特别像，像两撇小月牙。她的铜铃铛总响着，走路时响，笑时响，连蹲在墙根剥石榴时，铃铛都跟着颤，像串滚动的星子，落在沙地上。

有天夜里，我被铃铛声惊醒。推开门，见琦彤缩在墙角，怀里抱着个铁盒，脸白得像月光。她指着铁盒，又指了指外面，铃铛响成一串小鼓点，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

铁盒里是阿依夏木的日记本，纸页发黄，边角卷了边，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字被眼泪晕开了：“1975年3月12日，琦彤出生，没哭，攥着我的手指笑，指甲盖儿粉得像沙枣花。她妈说这孩子命硬，要系个铃铛，把魂儿系住。”“1998年7月5日，老头子走的那天，风特别大，琦彤才三岁，抓着他的衣角不放，我掰她的手，指甲都断了，流的血染红了他的西装角。从那天起，她就不说话了。”“2010年春分，琦彤开始画画，画里有骆驼，有我，还有个穿蓝布衫的女人——许是她妈？上个月商队来说，南边有个女人病得重，手里也攥着个铜铃铛，说等不到女儿，就把铃铛托人捎回来，跟琦彤的凑成一对。”

最后一页写着：“琦彤的铃铛，是我用老骆驼的腿骨磨的。老骆驼走不动那天，我抱着它哭，它用头蹭我的手，像在说‘别难过’。我说，铃铛响，奶奶就在；铃铛不响，奶奶就变成风，跟着你走。”

原来琦彤不是哑巴，她只是不肯说话。她的喉咙里卡着句“奶奶”，卡了十年，卡得喉管发疼；她的心里藏着个“妈妈”，藏了十六年，藏得连自己都快忘了怎么开口，只记得妈妈手里，该有另一半铜铃铛。

三

我开始教琦彤说话。每天傍晚，我们坐在沙枣树下，我指着云说“云”，她就张张嘴，喉咙里发出“呜”的声音；我指着风说“风”，她就眯起眼，跟着风的方向晃脑袋。有天她突然指着我的吉他，嘴唇动了动，轻声说：“歌。”

“歌？”我惊喜得差点把吉他掉在地上。

她点头，又指了指自己的喉咙，眼睛里闪着光。原来她会唱，只是不敢开口。那天夜里，她坐在烽燧台上，借着月光哼起段调子——是阿依夏木奶奶生前常坐在门槛上哼的，没词，就几句简单的旋律，奶奶哼着哼着，眼泪会悄悄掉在衣襟上，洇出小水花。此刻琦彤的声音轻得像片羽毛，却震得我眼眶发酸，风裹着旋律飘远，倒比有词的歌更让人心里发紧。

日子像沙枣花一样，开着开着就落了。琦彤的话越来越多，她会给我讲阿依夏木奶奶的故事：“奶奶说，骆驼的眼睛像月亮，夜里能照见回家的路，所以赶驼人从不迷路。”“奶奶做的杏干要埋在沙里三天，这样才不会坏，她说沙是最好的柜子，能藏住所有甜。”“奶奶的铜铃铛，是老骆驼走不动那天，她亲手磨的。磨了三天三夜，手指磨破了，就用沙枣花汁涂，说这样疼就轻些，心里也安稳。”

我也给她讲上海的事，讲我曾研究的商路：“我以前总在书里翻那些古代商队的故事，说他们牵着骆驼走戈壁，就像现在我们跟着风走。上海有高楼，比沙丘还高，高得能摸着云；有地铁，比骆驼队还快，快得像风在跑；有间大学，教室的窗户能看见黄浦江，江水蓝得像你画里的海。”她听得入神，铃铛在脚踝上轻轻响：“上海……有海吗？”

“有啊，”我摸摸她的头，她的头发软软的，像沙枣花的花瓣，“海比沙漠大，比天空蓝，浪涛声像驼铃一样，哗啦啦响。”

她歪着头想，手指在沙地上画波浪：“那海里有骆驼吗？”

我笑了，坐在沙地上，和她一起画：“海里没有骆驼，但有鱼，有珊瑚，还有会发光的水母。夜里的时候，水母像星星掉进海里，一闪一闪的。”

“水母……像沙枣花吗？”

“像，”我说，“比沙枣花还软，还亮，摸起来像棉花糖。”

那天夜里，她画了幅画：沙漠里有片海，海里游着骆驼，骆驼的驼峰上开着沙枣花，花上站着个老太太，手里牵着个小女孩，女孩的脚踝上挂着铃铛，另一只手攥着半块小小的、像骨头的东西。我在画角题了句：“风会带我们去该去的地方。”她看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铃铛响个不停。

四

琦彤的铃铛响了整整七天。不是平时那种轻轻的颤，是叮铃铃、叮铃铃，响得很急，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第七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就把我拽起来，往我背包里塞了包杏干——用粗布包着，布角绣着半朵沙枣花，是阿依夏木奶奶的针脚——又把阿依夏木的花帽扣在我头上，花帽上的银饰晃得人眼晕，最后把自己的铜铃铛系在我手腕上，系得很紧，怕掉了似的。我们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火车里挤满了人，烟味、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琦彤靠在我肩上睡，铃铛偶尔响一下，像在说“别怕”。换了五次马车，马车夫是个维族小伙子，唱着听不懂的歌，鞭子甩得脆响。最后站在戈壁滩上，望着远处起伏的沙丘，风里有股熟悉的骆驼草味——这味道，我曾在《中亚古代商路考》的注释里见过描述，说它是“商队行路人的路标”。

“琦彤？”我喊她。

她笑了，铃铛叮铃铃响。风掀起她的蓝布裙，露出脚踝上的铜铃铛——和阿依夏木当年系在骆驼脖子上的，一模一样，连上面的刻痕都一样。

一支驼队从沙丘后转出来，为首的老汉骑着匹枣红马，马背上挂着个铜铃，响得和琦彤的铃铛一个调子。他见着我们，眯眼笑：“琦彤丫头，可算找到你了。你奶奶在梦里跟我说，风要把你吹来了，让我在这儿等。”

琦彤跑过去，扑进他怀里，肩膀微微发抖，却没哭。老汉摸了摸她的头，又冲我抱拳：“远先生，我是她姥爷，从敦煌来的。你奶奶走前，把琦彤的照片和半块骆驼骨铃铛交给我，说‘等风把消息吹到敦煌，让她带琦彤回家’。对了，”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是半块铜铃，“这是她妈临走前托商队捎来的，说跟琦彤的那半凑一对，也算母女俩没断了牵连。”

琦彤接过那半块铃铛，轻轻扣在自己的铃铛上，严丝合缝，叮铃一响，风好像都停了片刻。

驼队出发时，琦彤回头冲我笑，铃铛响成一片。我摸了摸手腕上的铜铃铛，忽然明白阿依夏木说的“等风”是什么意思——有些相遇，是风替你攒了半生的缘分；有些告别，是风要带你去见更重要的人。就像阿依夏木等了五十年的风，最后风把琦彤的姥爷带来了；就像我等了半辈子的“明白”，最后风把琦彤带来了，也让我懂了书里写的“商路即心路”，原来不是假话。

五

我在敦煌住了半月。琦彤的姥爷开了间“驼铃客栈”，院儿里种着两棵沙枣树，花开得正好，风一吹，花瓣落在客人的茶碗里，甜丝丝的。琦彤总坐在树下画画，画骆驼，画沙枣树，画个穿花衬衫的大哥哥（许是我），画里的哥哥背包上挂着两个铜铃铛，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身边还立着座小小的烽燧台。她手腕上总系着那对凑完整的铜铃，走路时响得比从前更轻快。

有天她塞给我张画：沙海里有个戴花帽的老太太，旁边站着个穿蓝布裙的女孩，女孩手里牵着根线，线的那头是个背包客，背包上挂着铜铃铛。老太太的手里也牵着根线，线的那头是个穿藏青西装的男人，男人的领口系着红布条；女孩的另一只手里，也牵着根细细的线，线的那头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手里攥着半块铜铃。

“这是我们。”她指着画，眼睛亮晶晶的，“奶奶牵着爷爷，我牵着你，还有妈妈，她也牵着我。”

我望着画里的线，忽然想起在上海的日子：讲台下的学生，眼睛像星星一样亮；图书馆的古籍，纸页发黄，有股旧书的味道；阳台那盆总养不活的绿萝，叶子黄了一片又一片。那时我总觉得，人生该像论文一样有条理，像教案一样有重点，一步都不能错。可现在才懂，有些路，是要光着脚走的，走得满脚是沙，却能踩着风的脚印；有些答案，是要在风里找的，找得满头是汗，却能听见心的声音——就像那些古代商队，从来不是按地图走，是跟着风、跟着骆驼草的味道，走到该去的地方。

离开敦煌那天，琦彤追着驼队跑了半里地，铃铛响得撕心裂肺。我坐在驼峰上回头望，见她的身影越来越小，像朵被风吹散的沙枣花，却还在挥着手，铃铛声飘在风里，像在说“别走”。

现在，我骑着骆驼走在塔克拉玛干的沙脊上。背包上的铜铃铛轻响，一个是琦彤的，一个是阿依夏木的，两个铃铛一起响，像在聊天。风里飘着沙枣花的甜，还有琦彤画里那片海的蓝。我摸了摸怀里的日记本，是阿依夏木的，纸页上的字被风一吹，好像活了过来，在说“好好走”；背包侧袋里，那本没写完的《中亚古代商路考》露着页角，我想，或许某天，我会把这一路的风、铃铛和沙枣树，都写进去——写商路上的驼铃，也写风里的人心。

我终于明白，所谓流浪，不是逃，是寻。寻一场风，寻一个人，寻心里那片能让自己安心扎根的沙。就像沙枣树，不管风多大，只要根扎得深，就能开花结果；就像阿依夏木，不管等多久，只要心里有盼头，就能等到风的消息；就像我，不管走多远，只要跟着风走，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而风，从来都知道你要去哪儿。它会在你迷路时，轻轻推你一把，让你看见远处的烽燧台；会在你疲惫时，往你怀里塞颗沙枣，甜得你忘了累；会在你要放弃时，让驼铃响起来，告诉你：往前，往前，别回头。风里有阿依夏木的笑，有琦彤的铃铛，有我没写完的书稿，还有我心里的那片海。

我低头，看见骆驼的影子映在沙地上，长长的，像条船。原来这沙海，就是我的孤舟；这风，就是我的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