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51年参军进新疆，一生受过很多苦从没说过“难”，只说“值”

（刘霞口述)1951年4月，湖南桃江的春雨刚过，130公里的石子路泥泞没踝。我爸拉着我妈往长沙赶——新疆招聘团在湖南招兵，他们要去新疆屯垦戍边。

走到晌午，我妈实在挪不动步，拦了辆客车。我爸摸遍口袋，只有几毛“毛毛钱”，咬咬牙把行李塞给我妈：“你先坐，我走快点，长沙见。”

我爸望着远去的客车，转身扎进山路。太阳偏西时，还有80多公里，腿像灌了铅。这时身后传来货车轰鸣，他心一横，趁车爬坡减速，猛地抓住后挡板吊了上去。

汽车在土路上蹦跳，他像片枯叶挂在车尾，双手被铁板硌得钻心疼，指甲缝里渗出血。

不知晃了多久，车“咣当”一声停在长沙车站附近，他“噗通”摔在地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抬头就见我妈跑过来，眼泪砸在他满是泥灰的脸上：“你咋这么憨！”

后来我爸总说：“人在绝路上，能爆发出连自己都不信的劲——那不是能耐，是想去新疆的念想太真。”

从长沙到西安是火车，还算顺当。可到了西安，他们坐上一辆拉钢筋的老式货车——车厢里没有棚，钢筋硌得人坐不住，大伙挤在上面，像筛子抖豆子，滚得东倒西歪。

我爸紧握着我妈的手，两人的骨头都快被颠散了。

最险的是翻六盘山。司机停在山脚下，敲着车头喊：“这山是阎王殿，路陡弯急，车翻就是人亡！都抓稳了，别乱动！” 汽车像老牛喘气，轰着油门往上爬。

拐弯时，车厢猛地往悬崖边甩，我爸感觉身子要飞出去，赶紧死死抱住钢筋，脸贴在冰凉的铁上。

上坡时，车几乎是立着走，他们抱着钢筋像爬墙；下坡时，车头朝下，人往后仰，像被倒拽着坠向深渊。

我爸壮着胆子瞥了一眼——车轮离悬崖边只有半尺，山下的人像蚂蚁，房子像火柴盒。

“前面有车翻了！”有人喊。我爸看见山坳里翻着辆货车，帆布盖着什么，司机说“一车湘女翻下去了”。

我妈吓得攥紧我爸的胳膊，眼泪无声地掉。直到车过了山顶，我爸才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后背的汗把军装浸得透湿。 “那时候才懂，‘屯垦戍边’四个字，是用命铺出来的。”

到了新疆，他们被分到26师78团3营——如今的石河子北部。

到团后,当晚团机关举行了热烈欢迎的茶话会,为他们10个参军青年学生接风洗尘。

团政委、书记刘丙正给他们介绍了屯垦戍边、开发建设新疆的重要意义,说这里需要他们,是他们发挥知识才干的好地方。一句句的鼓励话,是那么亲切,催人奋进，给他们带来了家的温暖。

那时，当地还是一片苇湖沼泽，野猪、狼在芦苇丛里窜。军垦战士住的是地窝子：半地下挖个坑，上面盖层苇子，我爸我妈住的那间，只有8平方米，冬天零下40度，门上吊块破棉毯，里外一个温度。

我爸说，最熬人的不是冷，是虱子。 夏天40度的戈壁滩，人像进了烤箱，汗没冒出来就干了。

苇湖里的蚊子能抓一把，再热也得裹紧衣服，只露俩眼睛。超强度劳动下来，衣服磨得破破烂烂，汗臭混着泥味，成了虱子的天堂。

晚上躺在地窝子里，虱子在身上爬，痒得钻心。 战士们一有空就“剿虱”：俩大拇指指甲对着挤，“噼啪”响，指甲上沾着血；有的把衣服往火堆上抖，虱子掉进去“噼里啪啦”炸；女同志用篦子梳头，篦子上密密麻麻挂着虱子。

可这都是“游击战”，治标不治本。直到1951年冬天，上级号召“爱国卫生运动”。食堂腾出大锅烧开水，战士们把衣服、被褥全扔进去煮——开水表面浮着一层黑糊糊的死虱子，像撒了把黑芝麻。

大伙又用开水浇土炕缝，把苇子床烧了换新的。我爸穿上煮过晾干的军装，摸了摸身上，“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比虱子更吓人的是狼。

1952年，我爸在8连当文教，连队只有一部单线电话。一天晚上，团部来电话，让连领导第二天去开会，可连领导去了两公里外的南庄。

军令不能误，我爸攥着根木棍，摸黑进了苇湖。

芦苇丛里“哗哗”响，突然一只狼张着嘴扑过来，绿眼睛在黑夜里发亮。

我爸头发都竖起来了，一边猛甩木棍打芦苇，一边喊“来人啊！”——他知道，一退就完了。

没想到，这股狠劲竟把狼唬住了，狼往后退了退，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爸侧身走，后背对着狼，手里的木棍不停往后挥。

直到看见南庄的灯光，他连滚带爬冲进院子，刚进门就听见外面猪叫——狼竟跟到了猪圈，被大伙拿着铁锹赶跑了。

1952年春,我爸在沙湾县黄渠地区的兵团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三营营部负责宣教工作。

一天早饭后,忽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我爸上午十点钟赶到二营营部开会。三营距离二营有近二十公里,走路去已经赶不上开会时间了。

领导说:“你赶快到马厩骑匹马去吧。”

我爸迅速赶到马厩,饲养员说:“马都下地干活去了,只剩下一匹一岁多的小马驹了。”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只要小心点,还是可以骑的。”

我爸从江南刚来到这里不久，从没有骑过马，咋办呢?但情况紧急。饲养员给马套上鞍,又把我爸扶上马背牵上缰绳，指点指点送了我爸一程，然后撒手叫他上路了。

走着走着马驹子开始小跑了，接着就摔蹄子蹶屁股,狂奔乱跑,怎么吆喝拉扯也不听使唤,终于把我爸摔下马来。我爸的左脚卡在马蹬子里拔不出来,被马倒拖着乱跑,左脚轻一下重一下地撞击着马肚子,马更是吓得疯狂地猛跳狂奔,把我爸甩过来甩过去。

我爸咚咚地撞击着地面,一会挂在骆驼刺上,一会撞在树杈上,衣服已被磨烂,皮肉受伤,疼痛难忍,心想这下完蛋了,要见马克思去了。

这时,正在不远处放羊的战士李维民,见此情景,迅速跨上他的战马飞奔而来,拦住惊马,跳下马来死死拽住缰绳。

他被马拖到地上,他翻滚着制服烈马，不一会烈马终于耗尽力气,停歇下来。

老李从地上爬起,忍着疼痛扶我爸起来,搀扶着他瘸一拐地来到一棵沙枣树下躺下休息。他又迅速骑着马奔往连队赶来一辆马车,把我爸送到卫生队包扎治疗，没几天我爸就恢复了健康。

伤愈回到单位后，我爸第一时间便跑到羊圈处看望老李。我爸很感激他不顾个人安危,让自己幸免于难。

多年来,我爸常到老李那里探望,帮他赶羊,帮他割草打扫羊圈,特别是逢年过节,我爸总是拿点东西去他那狭小的地窝子。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爸调离原单位,因离他很远就很少有机会去探望他了。七十年代初,忽闻他患病不幸去世,我爸悲痛不已,真是深恩未报斯人去,潜然泪下永伤心。

那时候的好人好事感人事迹太多太多，我爸时常写黑板报和墙报、编快板和顺口溜宣扬好人好事,还常向外报道。

职工在田间劳动时,我爸用葫芦做的土喇叭及时广播好人好事,吃饭时也读报念稿宣扬。

有时吃饭时,大家吃着吃着,饭碗筷子就掉了,倒头睡得呼呼响。看到此情此景,我爸心里一阵酸楚,放下报纸稿件,心里默念:“你们太疲劳了,好好睡一会吧!”

连队宣传工作有声有色,鼓舞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受到上级表扬。1953年,我爸在师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典型经验介绍。

1953年秋，我爸被抽调团部泉水地筹办子弟学校担任校长。

他穿着件破棉袄——棉絮从肘部露出来，扣子掉光了，只能用柳条捆着腰。

去见白田雨政委时，他赶紧把柳条扯下来，手抖着拽了拽衣襟。

“为人师表，得注意形象。”政委说。

我爸红了脸——不是不想穿好，是真没有。那时候王震将军号召“每人节约一套衣服，就能办个工业项目”，衣服优先发给一线战士，他一个文教，能有件破棉袄就不错了。

没想到，转年冬天，司务长扛着套新棉军装来找他：“白政委让给你的。”

我爸捧着新军装，手都颤了——棉花蓬松，扣子锃亮，穿在身上暖到心里。后来他总说：“在戈壁滩上，一件新棉袄，比啥都金贵——那是人心的暖。”

更暖的是刘丙正书记的苏联方块糖。

我爸刚到三营当文教时，家庭成分不好，还有台湾亲属，心里总揣着块石头。

一次团部开会后，刘书记拉他去地窝子做客，从铁皮盒里摸出块方块糖，塞到他手里：“你是知识分子，成分不重要，听党的话，好好干，照样能重用。”

那块糖，我爸含在嘴里，甜到了心里。后来肃反运动，他被划为“特嫌”，下放到最边远的六连劳动。没人敢靠近他，可师宣传科任友志科长特意来连队看他，说“刘书记让我问你好”；

“那些年，总觉得背后有双温暖的手，帮我躲过了风风雨雨。”我爸说。

1958年大跃进，我爸被调去南山红沟煤矿挖煤。天山深处的煤窑里，煤灰飞扬，人进去一会儿就成了“黑人”——浑身漆黑，吐的痰都是黑的。

吃饭时，黑嘴黑手抓着馍就啃，菜里落着煤灰也不在乎。 每天干12小时，有时三天三夜不睡觉“放卫星”。

下了班，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窑口，见到阳光的那一刻，使劲吸着新鲜空气，像久旱逢雨。大伙见了他们，都喊“黑哥”。

有次我妈来看他，远远看见几个“黑人”走来，吓得躲起来。直到听见我爸喊她名字，才敢跑过来，抱着他哭：“你咋成这样了？”

我爸抹了把脸，笑：“没事，洗干净还是你男人。”

1959年至1961年，我爸在六分场三连当管理员，管几百人的伙食。

看着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差，他心里发慌——怕是要闹饥荒。 他偷偷留了个心眼：抽调俩炊事员去蘑菇湖打苇子赚钱，雇家属开荒种洋芋、白菜，又买了两吨黄豆做豆瓣酱，囤了二十多吨洋芋磨粉。

泉水地面粉厂只剩玉米面和高粱面时，别人都抢玉米面，他连没人要的高粱面也拉回来，堆在库房里。

1960年春天，粮荒真的来了。别的连队只能吃甜菜渣、挖野菜，我爸的连队却能蒸高粱面馍，炒洋芋丝，拌豆瓣酱。职工们捧着热馍馍，眼里都有光：“老刘，你真是把粮食揣进我们碗里了！”

连队食堂评上了“红旗食堂”，可评先进时，因为“特嫌”身份，我爸只能把名额让给指导员。

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却笑：“只要大伙不挨饿，评不评先进，算啥？”

1965年,社教运动反贪污扩大化,各单位开展竞赛,看谁力度大,反贪成绩大,定指标下任务。

这样，管理经济的管理员都成了贪污分子,一般是贪污几千元,最多的贪污一万多元。

那时一般职工工资是38.92元到50多元,要二十年左右不吃不喝才能积攒到一万元左右。

当时我爸也曾担任管理员，可是领导和群众没有人找我爸的岔子,我爸幸免被查办,是唯一一个没有贪污行为的幸运者。我想这与我爸在那饥荒年月管理的食堂受奖、广大职工群众免受饥饿之苦有关。

那时候，我家6口人，我们总饿哭。我爸听说柳毛湾公社有高价粮，决定冒次险——当时粮食是计划物资，私下买卖要被批斗。

一个黄昏，他下夜班后骑车去柳毛湾，花50多块买了30斤大米。往回骑时，路过包谷地，突然窜出个人，他吓得魂都飞了——是赵班长。

“赶快走，左派要出来了！”班长悄悄说。 我爸蹬着车往家冲，到家时浑身是汗，大米袋都湿透了。

我妈接过米，眼泪掉在米袋上：“你这是拿命换的啊！”

那晚，我家飘起了米饭香，我们姊妹围着锅，眼睛亮得像星星。我爸坐在旁边，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心里又酸又甜：“为人父，为人管理员，我总得让身边的人，能吃上一口饱饭。”

1980年，刘丙正政委和任友志师长联名批示，给我爸落实政策，调去石总场机关政研室工作。

那年他50岁，头发都白了，却像小伙子一样拼——每天泡在基层，调查农场改革，写了600多篇文章，获了全国农垦论文奖，还评上了师市劳动模范。

8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同志来到我爸办公室,央求我爸给帮个忙,说他给石河子某单位负责管理一个项目，几年经营后亏损三万多元，叫他承担亏损责任,他不愿意承担。

我爸很同情他的处境，三万多元在当时并非一个小数字,可以购置两套楼房,我爸勉强答应了他。他一时脸色由阴转晴,说大概一星期左右法院开庭。

谁知第二天早上他就来找我爸说:“今天法院开庭。”于是,我爸只得匆匆忙忙拿上《承包合同书》,同他一起走进了戒备森严的审判厅。

我爸的心情比较紧张,但又必须沉着聆听宣判,一边对照《承包合同书》,进行认真分析思考。

最后，审判长说:“由被告乙方某某负责赔偿甲方三万多元的经济损失。”

审判长接着问我爸:“你是被告乙方代理人吗?今天的审判结果,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爸站起来回答:“审判长,我是乙方代理人,对今天的宣判我有看法,请允许答辩。”

我爸接着说:“刚才审判长的宣判结果是根据《承包合同书》裁定的。甲方是有文化的人，《承包合同书》内容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我把《承包合同书》读一遍。

当我爸加重语气慢慢读到其中一句“聘请负责经营管理时,便问:“聘请”二字是什么意思?说明此《合同书》不是《承包合同书》,实际内容是《聘请合同书》,而被聘请的乙方不应承担盈亏责任。甲方应视经营情况好坏,对受聘者进行奖励、续聘或解聘。

甲方无言回答,最后审判长宣布,乙方代理人答辩意见值得考虑,宣布休庭。最终经法庭合议审理宣判:《承包合同书》实际内容是《聘请合同书》同意采纳乙方答辩意见。原告甲方败诉。

乙方紧紧握着我爸的手,十分感激地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要不是你，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这笔巨款。”他连声道谢,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

1988年,六分场七连有一个承包小组,当年棉花产量较高,超过承包指数,结果却亏损挂账,而有的承包户产量相对较低还盈,因此他们认为有问题,曾多次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

有一天,他们来到我爸的办公室,诉说了这些问题。我爸来到六分场七连了解情况。我爸仔细查看他们承包亏损的账,为什么会亏损的,果然发现了蛛丝马迹,有一笔承包费用重复多算。

连领导和会计无话可说,同意改正,并当场与承包户交待,问题迎刃而解。

我爸当年在场部机关虽不是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但曾为上访者解决了一些问题，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所以纪委、信访等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常叫我爸参与协助解决。

90年代，外国记者采访团来新疆石河子进行采访,曾到我家采访过三次,采访团成员有英美法澳德意等多个国家的记者,有20人左右。

这些“洋记者”专业水平高,又走遍世界各地,接触面广,思路敏捷,能说会道,大部分会说汉语,个别人不会汉语的都带有翻译。

他们来石河子，主要是采访了解屯垦戍边事业情况。“洋记者”提了许多问题,也有一些稀奇刁钻之处,我爸都能顺畅作出回答,三言两语,谈吐清楚,博得了他们的认可。

记得有次采访时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现在还记忆犹新。

记者问:“你是什么时候到新疆来的?”

我爸回答。“我是1951年从湖南参军来新疆的。”

记者又问:“你是不是家庭出身地主，被迫来新疆的?”

“我是报考高等院校参军来新疆的,我知道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1876年清朝左宗棠率领湘军平定西域，收复新疆后，许多湘军士兵就留在这里开荒造田。有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放玉关。我是左宗棠老家的人，所以我愿意踏着他的足迹度玉门关。在王震将军的号召下,我积极参军来新疆屯垦戍边,希望在这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实现我的梦想。”我爸畅所欲言,认真地作了回答。

这次采访,记者们摄下了很多镜头。最后,我爸与他们握手告别。有名记者亲切握着我爸的手说:“先生,你很好。”有的洋记者还送给我爸“名片”。

陪同采访团的有关领导认为我爸的回答很好，能抓住重点,流畅清楚,非常满意。

有人问他：“耽误了那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值吗？”

他指着窗外的棉田：“你看这戈壁滩，现在都是良田。我们这代人，就是铺路的——路铺好了，后面的人走得顺，就值了。”

我爸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想起他吊在货车后挡板上的手，想起他在地窝子里煮虱子的锅，想起他藏在怀里的高价粮，想起他穿了多年的破棉袄——那些苦，他从没说过“难”，只说“值”。

是啊，值不值，看看石河子的绿洲就知道了；值不值，看看我们这些在兵团长大的孩子就知道了。

我爸常说：“我们这代军垦人，没干过啥大事，就是把命交给了这片土地。现在日子好了，要记得，每一粒粮食，每一寸绿洲，都是用汗水泡出来的。”

风掠过棉田，沙沙响，像在替这片土地，回应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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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25”起义官兵改编的22兵团，为啥被派到条件最好的石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