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唐朝四十年 “办公室斗政”，为啥能拖垮一个盛世？

公元 821 年，长安尚书省的衙门外，一群官员正围着一份科举榜单吵得面红耳赤。

“这榜不对！李宗闵的女婿凭啥上榜？肯定是走了后门！” 一个穿绯色圆领袍的官员拍着柱子大喊，他是李德裕的门生。

“胡说！人家有真才实学，你就是见不得牛相公的人受重用！” 另一个穿绿色圆领袍的官员立刻反驳，他是牛僧孺的亲信。

这场看似普通的科举争议，其实是一场持续四十年 “党争大戏” 的缩影。一边是以牛僧孺为头的 “牛党”，多是科举出身的寒门官员；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 “李党”，多是世袭的世家子弟。

这两拨人，从官员选拔吵到藩镇政策，从朝堂吵到后宫，把唐朝中后期的朝政搅得鸡飞狗跳，最后硬生生把 “元和中兴” 的家底耗了个精光。

可让人纳闷的是：这两拨人明明都是为唐朝做事，为啥就不能好好合作？这场持续四十年的 “内耗”，到底藏着怎样的猫腻？

很多人觉得，牛李党争是牛僧孺和李德裕的 “私人恩怨”，其实不然。

这场斗争的根源，是唐朝中后期 “士族” 和 “科举官员” 的 “三观不合”，就像现在公司里 “老员工” 和 “新同事” 的矛盾，只不过唐朝的这场矛盾，规模更大、时间更长。

先说李党代表李德裕，他出身 “赵郡李氏”，是妥妥的 “官 N 代”。他的爷爷、爸爸都是唐朝的大官，家里的亲戚遍布朝堂。

在李德裕看来，官员就该 “子承父业”，世家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好、懂规矩，比那些 “只会死读书” 的科举官员靠谱多了。

他常说：“科举选出来的人，只会写文章，不懂治国，让他们当官，迟早把国家搞乱！”

再看牛党代表牛僧孺，他是靠科举考上的进士，家里没什么背景，完全是 “白手起家”。

在牛僧孺眼里，世家子弟都是 “纨绔子弟”，靠祖宗的功劳当官，没什么真本事，反而会搞 “任人唯亲”，堵塞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他反驳李德裕：“科举是选贤任能的好办法，只要有才华，不管出身如何，都该有机会当官！”

这两拨人的矛盾，从一开始就不是 “对错之争”，而是 “利益之争” 和 “理念之争”。士族想保住自己的特权，科举官员想争取更多的机会，两拨人谁也不服谁，只能通过 “斗” 来争夺话语权。

更要命的是，唐朝中后期的皇帝，要么年纪小，要么性格软弱，比如唐文宗就曾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皇帝管不住，两拨人的斗争就像 “脱缰的野马”，从朝堂吵到地方，从政策争到人事，最后连 “皇帝选谁当妃子”“要不要给太后过寿” 这种小事，都能成为他们斗争的借口。

牛李党争最让人诟病的地方，不是 “斗”，而是 “为了斗而斗”—— 只要是对手支持的，不管对错都反对；只要是对手反对的，不管好坏都支持，哪怕损害国家利益也不在乎。

唐朝中后期的很多 “荒唐事”，都跟这场党争有关。

科举是唐朝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可在党争期间，科举成了两党 “打压对手” 的工具。

比如李党掌权时，主考官肯定是李党成员，录取的进士大多是世家子弟，或者是支持李党的人；牛党掌权时，主考官换成牛党成员，录取的进士就变成了科举出身的寒门子弟，甚至会故意不录取李党成员的门生。

有一年，李德裕当宰相，主持科举考试，明确跟主考官说：“凡是牛僧孺、李宗闵推荐的人，一律不准录取！” 结果那年录取的进士，全是世家子弟，连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寒门考生，也因为跟牛党有过交往，被刷了下来。后来牛僧孺当宰相，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把李党门生拒之门外。

这种 “任人唯亲” 的做法，让唐朝选不出真正有才华的官员，朝堂上全是 “只会吵架、不会做事” 的人，国家治理自然越来越差。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是唐朝的 “心腹大患”，可牛李党争却让藩镇问题越来越严重。

比如李党支持 “强硬政策”，主张用军事手段平定藩镇叛乱；牛党则支持 “安抚政策”，主张用议和、赏赐的方式稳住藩镇。

有一次，成德藩镇叛乱，李德裕当宰相，主张派兵镇压，还制定了详细的平叛计划。可就在唐军快要打赢的时候，李德裕被牛党排挤，牛僧孺当上了宰相。

牛僧孺一上台，就立刻停止了军事行动，还跟成德藩镇议和，给了对方大量的赏赐。

结果成德藩镇觉得唐朝 “好欺负”，没过几年又再次叛乱，唐朝又得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平定，国力被耗得越来越弱。

牛僧孺这么做，不是觉得 “安抚政策” 更好，而是因为 “这是李德裕支持的政策”，他要通过 “反制” 来证明自己比李德裕强。

这种 “为了拆台而拆台” 的做法，让唐朝在藩镇问题上反复摇摆，错失了平定藩镇的最佳时机。

除了内部问题，对外关系也成了两党斗争的 “战场”。

比如吐蕃入侵唐朝边境，李党主张 “坚决反击”，认为唐朝不能示弱；牛党主张 “议和”，认为唐朝国力弱，打不过吐蕃。

两拨人在朝堂上吵了半年，一会儿说 “打”，一会儿说 “和”，皇帝被吵得晕头转向，迟迟做不出决定。结果吐蕃趁机占领了唐朝的几个城池，掠夺了大量的粮食和人口，等唐朝终于决定出兵时，吐蕃早就带着战利品撤退了。

事后，两党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互相指责：李党骂牛党 “胆小怕事，误国误民”；牛党骂李党 “好大喜功，想挑起战争”。吵来吵去，问题没解决，反而让唐朝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被动。

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结束，整整持续了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里，两党 “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掌权，互相打压，可最后却没有赢家，只有一个 “输得底朝天” 的唐朝。

李党掌权时，会把牛党成员贬到偏远地区，有的甚至被流放、赐死；牛党掌权时，也会用同样的手段报复李党，李德裕最后就被牛党贬到崖州（今海南），客死他乡。

两党互相倾轧，让朝堂上的官员人人自危，没人敢专心做事，都在琢磨 “怎么站队”“怎么自保”。

更严重的是，这场党争耗尽了唐朝的国力。

为了打压对手，两党都会 “滥花钱”—— 要么给藩镇赏赐，要么扩大军队，要么修建宫殿，只为了 “讨好皇帝”“显示自己的能力”。

唐朝的国库本来就不富裕，经这么一折腾，更是雪上加霜，到了后期，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只能靠掠夺百姓来维持。

唐文宗曾无奈地说：“朕常与宰相论天下事，而奸臣朋比，蔽朕耳目，此朕之过也。” 可他除了叹气，也没什么办法。

到了唐宣宗时期，牛李党争虽然结束了，但唐朝已经 “病入膏肓”—— 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宦官专权越来越厉害，百姓生活越来越困苦，离灭亡只有一步之遥。

牛李党争之所以被后人诟病，不是因为 “党争” 本身，而是因为 “无底线的内耗”。两党从 “理念之争” 变成 “利益之争”，从 “为国家做事” 变成 “为自己争权”，最后把整个唐朝拖入了深渊。

其实，任何时代都有 “不同意见”，比如唐朝初期，房玄龄和杜如晦也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会 “求同存异”，一起为唐朝做事；而牛李党争却走向了极端，把 “对手” 当成 “敌人”，把 “斗争” 当成 “目的”，最后只能两败俱伤。

更讽刺的是，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 “坏人”。

牛僧孺为官清廉，反对贪污腐败；李德裕有治国才能，在地方上做了很多好事。

可他们都被 “党争” 绑架，为了维护自己派系的利益，不得不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

就像两个原本有才华的人，为了争一个职位，互相拆台，最后不仅没得到职位，还把公司搞垮了。

公元 846 年，唐宣宗继位，牛李党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可此时的唐朝，已经不是那个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的唐朝了 —— 藩镇像 “独立王国” 一样不听朝廷号令，宦官像 “太上皇” 一样掌控皇帝废立，百姓因为苛捐杂税太多，纷纷起来造反。

没过多久，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唐朝的统治彻底崩溃。公元 907 年，朱温废掉唐哀帝，建立后梁，唐朝灭亡。

有人说，如果没有牛李党争，唐朝可能不会灭亡得这么快；也有人说，即使没有牛李党争，唐朝的问题也会爆发，党争只是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管怎么说，这场持续四十年的内耗，都给唐朝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内耗，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最可怕的 “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