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救党于危难之间，毛主席一生中只为他一人抬棺下葬

毛主席一辈子里，有一次亲自给一位老战友抬棺扶灵。这在他的人生中是唯一一次给人这么高的礼遇。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能让毛主席如此看重呢，本文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897年林育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家境困窘，13岁时便不得不辍学外出谋生。但聪慧好学的他并未因此放弃读书，每逢空闲就借书自学，逐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林育英之所以能接触到马列主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堂弟林育南。1919年，林育南在老家办了个讲演社，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思想，这对林育英触动很大。后来在林育南的介绍下，林育英参加了不少爱国活动，还结识了恽代英等人，大家一起成立了“共存社”，算是武汉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党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林育英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在湖北组建了“共存社”，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理念，次年2月在恽代英和林育南的介绍下，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一批党员。

入党后，林育英全身心投身工人运动。他参与和组织了“二七大罢工”，声震全国，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随后，他被派往湖南主持工运，并在此结识了毛主席，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崛起，逐步掌握军权。1927年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大屠杀，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几个月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制造“七一五事变”，彻底背叛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林育英当时在湖南，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地下工作，最终不得不化装成僧人，辗转到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林育英因叛徒出卖而被日军逮捕，关在牢里时，他受尽折磨，可始终没有屈服。日军见他骨头硬，反而更恼火，对他施以更加残忍的虐待。一直到两年后才获救，可那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很严重，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出狱后，组织考虑到他身体不好，就安排他去莫斯科学习，并担任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在莫斯科的那些年里，林育英一直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主要窗口。作为党的重要代表，他把中国革命的发展经过讲得具体、生动，让外界能够更全面地掌握国内的形势和动态。

后来共产国际需要有人把最新的指示尽快带回国，传达到正在转移中的红军指挥核心，林育英被点名负责。为了甩开特务的耳目，他化装成波斯商人，身上揣着密电码，在骆驼带领下翻山越岭、穿越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险，才终于辗转抵达延安。

由于中央机关在上海多次被破坏，被迫转移到江西苏区。博古被推为负责人，又仰仗苏联顾问李德，使军事指挥完全僵化。1934年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被迫踏上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十万锐减到三万余，危机四伏。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果断纠正了错误，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军事领导，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遵义会议后，红军突破重围，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在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但张国焘仗恃兵力庞大，拒绝中央领导，甚至南下另立“中央”，造成分裂。

林育英第一次真正改变历史，是在1935年推动了瓦窑堡会议。“九一八”之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蒋介石坚持“安内攘外”，红军孤立无援。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希特勒上台后，逐渐认识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七大会议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人民阵线”。

这份决议必须尽快带回国内，陈云和陈潭秋一致推荐林育英。于是，他化名张浩，假扮皮货商人，辗转千里回到陕北，根据他带回的精神，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会议彻底扭转了王明、博古一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毛主席早已批评这种做法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但一直被压制，林育英带回的七大精神，给了毛主席有力支持，从而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若没有瓦窑堡会议，就不会有后来的西安事变。

更重要的是他还成了解决张国焘分裂问题的关键人物。会师后，张国焘仗着兵多，将红四方面军另立“中央”。中央多次劝说无效，局势一度危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发电：“国际完全同意党中央的路线。”这让张国焘担心违背国际指示而被否定。

随后他南下屡屡碰壁，1936年2月，林育英和张闻天再次致电，提出三种方案，其中第一条，北上陕甘，已获斯大林同意，最终张国焘被迫接受，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林育英凭借威望与身份，成功遏制了分裂，保住了红军的团结。这是他留给党和革命的又一大功绩。

“卢沟桥事变”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毛主席又把重要任务交给了林育英。当时八路军一共三个师，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林育英被任命为129师政委。毛主席还开玩笑说：“要是林育南还活着，八路军这三个师恐怕都得由你们林家来管了。”从这句话里也能看出林育英在党内的分量有多重。

可惜的是因为身体有伤，林育英没能在129师待太久，1938年初，林育英回到延安。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并没有选择休养，而是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延安工人学校和一些培养干部、工人的机构相继建立，他几乎是抱病坚持，白天开会、讲课，晚上仍伏案写材料。身边的人劝他静养，他只是摇头说：“病着病着就好，革命不能等。”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讲话时，突然脑溢血，当场昏倒。虽然医生及时抢救，把命保住了，但留下严重后遗症，下肢瘫痪，从此生活无法自理。

住院期间，毛主席特意来看望他，说：“育英同志，不是我不关心你，只是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林育英听后很感慨，对毛主席说：“主席，我的病不是头一次了，您别太惦记我。”

毛主席在床边坐下，认真叮嘱：“你要好好养病，争取早日恢复。”林育英却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叹息着说：“主席，我怕自己活不了多久。死倒不怕，就怕革命的事业没人干。我只能躺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心里很难受。”毛主席安慰他说：“别多想，好好治病。等你身体好起来，我们继续一起干革命。”

然而病情并未好转，1941年8月，日军空袭延安，爆炸声连绵不断，给他沉重打击。很快，他病情急剧恶化，被送往中央医院抢救，靠医生全力抢救才暂时稳定下来。

随着林育英的身体每况愈下，组织担心他支撑不了多久，便紧急通知在外的堂弟林彪。林彪闻讯后立刻赶回延安，与堂兄见上最后一面。那时林育英病容明显，但见到亲人，依然强打精神交谈。经过治疗，他又硬撑了一年。

1942年，病情恶化已无可挽回，林育英心知大限将至，在一次清醒时刻，把身边的同志叫到床前。他神情凝重，却语气平静，说自己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亲眼见到革命的胜利。

到了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因多年操劳过度，在延安病逝。临终前，他对家人叮嘱说：“我快不行了，这二十年一直都在为革命奔波，可惜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死后希望组织能把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这样我就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望着毛主席。”

噩耗传来，全城笼罩在沉痛之中。林育英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毛主席等人都把他视作可信赖的战友。他去世后毛主席、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人轮流守灵，不离左右。8日清晨，天降细雨，延安万余干部群众自发前来吊唁。毛主席亲手写下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字迹遒劲，情意沉重。

9日公祭前，毛主席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很痛，我想大家也是如此。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我提议由我们几个人亲自抬灵柩。”众人齐声同意。

公祭仪式后，浩荡的送葬队伍从灵堂出发，延绵数里。毛主席与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并肩抬起棺木，缓缓走向桃花岭安葬。雨水打湿衣襟，泪水交织其中。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亲手为战友抬棺。他用最朴素却最沉重的方式，送别了这位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