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祝晓风：徐光耀的两次救赎与一部人生大作品

【编者按】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的徐光耀今年迎来百岁生日，他早年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战与革命，而后又亲历反右斗争，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时代的变化、命运的跌宕起伏与徐光耀各个时期的创作交织在一起，前者是其创作的缘由、动力，徐光耀也通过写作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本文作者在研读《徐光耀日记》等系列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著述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有感于其人、其文的真实。

徐光耀的两次救赎与一部人生大作品

——从《小兵张嘎》到《徐光耀日记》

文 ｜ 祝晓风

（《读书》2025年9期新刊）

一、“顺产儿”和“意外的‘苦果’”

徐光耀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因为他创造了“小兵张嘎”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他不仅是小说《小兵张嘎》的作者，也是电影《小兵张嘎》编剧。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电影《小兵张嘎》即使放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都是占重要一席的，而“小兵张嘎”这个人物形象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创作中屈指可数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少年儿童形象之一”（张圣康：《徐光耀的创作悲欢》，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92页。以下简称《悲欢》）。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中国文联授予徐光耀终身成就奖（电影）。但让徐光耀一举成名的，当然还是他写于一九四九年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可以说，不论《平原烈火》还是《小兵张嘎》，都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前者是应运而生，顺势而作，完全是时代的“顺产儿”；而后者的创作问世，则是处于徐光耀的一个至暗时刻，是一个特殊年代的异数，一个“逆产儿”，用徐光耀自己的话说是“意外的‘苦果’”（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156页。以下简称《昨夜》）。

“时代”，有时候就是“命运”的代名词。时者，命也。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大战役一结束，全国胜利解放的形势已然明朗，大好形势鼓舞着徐光耀的创作热情。到七月，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歌猛进、横扫江南的时候，徐光耀开始动笔写作这部“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小说《平原烈火》（《昨夜》，133页）。初稿送陈企霞看后，陈认为这部稿子稍加修改就可出版。十月，华北军区二十兵团宣传部给了徐光耀一个月时间，供他修改小说稿。修改前，陈企霞特意问徐光耀有没有稿纸，徐光耀说有，可最后却是徐光耀买了六张白报纸，裁成十六开大小，用来誊抄小说稿。据《徐光耀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以下简称《日记》）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稿子修改完成后，陈企霞叫来秦兆阳、萧殷、唐因、严辰等人，专门商量书名，最后定为《平原烈火》。《人民文学》一九五〇年二月以《周铁汉》为题节选发表了《平原烈火》十二节内容（全书共五十三节），同时配发评论文章。一九五〇年六月全书单行本出版，初版在三联书店，后又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同时也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徐光耀是一个地道的“老八路”，《平原烈火》是以一个战斗者和过来人的姿态来描写战争，自然更真实，这在当时是很少见、很难得的。这部被丁玲称为“比起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日记》第四卷，62页）的作品，让徐光耀在文坛正式一亮相就一鸣惊人。另一方面，《平原烈火》反响强烈，与时代背景有较大关系。“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工农兵出身的自然最好”，“时代实在是太需要一个‘徐光耀’了！”（闻章：《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的心灵档案》，河北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140页）那是徐光耀人生的高光时刻。

从左至右：《平原烈火》，三联书店1950年版；《平原烈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平原烈火》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而《小兵张嘎》的创作缘起则完全不同。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受“丁（玲）陈（企霞）事件”牵连，徐光耀挨斗并被隔离反省，到年底，“已被‘斗熟’，‘挂起来’了”好几个月。定徐光耀为“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修正主义思想”（《昨夜》，155—156页）。为了摆脱精神苦闷，徐光耀专心读书、写作。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小兵张嘎》的前身《刘故得儿》诞生（《日记》第八卷，309页）。

作家本人对所写的冀中抗战题材非常熟悉，而且此时他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已然大大超过九年前写作《平原烈火》的时候。徐光耀一九五〇年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两年多的时间，比较系统、广泛地阅读文学名著。一九五一年底，徐光耀参加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与冯雪峰、曹靖华、孙犁等名作家同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在这期间他又有不少文学创作实践，加之有丁玲、陈企霞、张天翼、萧殷等前辈文学名家的直接指导，水平大幅提高是很自然的。但这些都只是《小兵张嘎》之所以成功的创作者方面的基础条件。真正使得《小兵张嘎》成功的，则是徐光耀创作的环境和心态。

1964年11月14日，徐光耀和孙犁在满城抱阳山合影

徐光耀回忆说，当时隔离反省的特殊状态，“那份入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昨夜》，156页），那时他的精神近乎“疯”，写作是“为了排除极度的苦恼，保持神经的平衡”（徐光耀：《溪流的跌宕》，载《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434页）。铁凝则在《碧树苍生》中直接说，徐光耀写作《小兵张嘎》“是为了抑制自杀的念头”（《小兵张嘎之父》序，4页）。徐光耀不得不借助心理学上的一个方法：“集中精力，转移方向。”（《昨夜》，159页）于是，他“带着求救的心情，从记忆中搜寻往日战场上的战友，无论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都找来‘晤谈’一番。于是，张嘎的形象一下子被抓住，抓住了也就写起来”（《文学：回忆与思考》，434页）。这种特殊的创作缘由和创作状态，完全是一次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在这种特殊“外紧内松”的小环境中，徐光耀反而神奇地进入到一个文学创作的自由王国，完全听从内心，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写，写法和题材自然相配，他完全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素材进行取舍，文思泉涌，作家的创作天分与艺术创作规律完美融合。徐光耀写《小兵张嘎》时的创作状态，有研究者用“四无”来概括：“一无领导的指示与出题，二无编辑的口径与建议，三无发表的要求、尺度与顾虑，四无理论批评的条条框框的制约。”（《悲欢》，91页）国家不幸诗家幸，徐光耀创作《小兵张嘎》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这条艺术规律。但对徐光耀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次写作，他把自己从崩溃边缘带了回来，完成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救赎。

二、第二次救赎

一九九九年春天，已经七十四岁的徐光耀，一个人躲到山里一间茅屋里，与世隔绝，花三个多月写出近六万字的《昨夜》一文，最初发表于《长城》杂志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随后，作者又遴选十一篇文章，与此文合成一本集子，仍以此篇名为书名。内容包括作者的幼年经历、从军经历、抗战故事以及七十年代的生活，也写到他自己的家庭和恋爱故事等。他说：“回顾我的一生，有两件大事，打在心灵上的烙印最深，给我生活、思想、行动的影响也至巨，成了我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这便是抗日战争和反右派运动。”（《昨夜》，234页）后一个之所以成为他的“情结”，就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中年以后的命运。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

《昨夜西风凋碧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这时的徐光耀，从参加八路军算起，已有六十年，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经过作者长年反复的思考酝酿，文章已如陈年老酒，大味至淡，文笔已至老境：“我自小喜听故事，十三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多次受到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昨夜》，83页）整个作品文气劲壮酣畅，结构完整，章节安排严整，脉络清晰，十三个小节，仿佛一部雄壮交响曲的十三个乐章。全文详细追述、反思了他遭遇丁酉之劫的全过程，所述事情，皆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亲笔，文中关键的材料，大至作协党组的信，丁玲给徐光耀信，以及徐光耀当年写的那份招罪的几千字“回信”，小至几十字的便条，都是作者保存的原始材料。当时凡和此公案有关的，不论是文学界的高官大人物，还是平凡小角色，皆据史实记述，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贤者和亲者讳。其叙述之完整、真实、具体、准确，细节之丰富，材料之确凿，语言之简洁、传神，在同类记述中，罕有其匹。

新中国成立后徐光耀照的第一张照片，摄于1950年，天津

有许多情节，极富戏剧性，许多场面，极富镜头感。请看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给徐光耀出“结果”那天，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儿想笑，也有点儿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让徐光耀签字。这当口儿，“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抹我三级吗？”（《昨夜》，167—169页）——《昨夜》有个副标题：“记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此之谓也。这短短的一百多字，就值得用一大篇文章来解读。现在读来，仍能让人含泪而笑，悲叹而思。

另外特别值得细读品味的是关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篇，可以说篇篇精彩，非常有味道，每篇通过写一个人，深入挖掘了特殊时代的人性。《昨夜》这本集子，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创获。

三、“真实”与“写真实”

徐光耀因为创作时间长，优秀的代表作很多，《平原烈火》《冷暖灾星》《新兵马强》《我的喜剧》等等，改编成影视剧的也不止一部。在这众多的作品中，《小兵张嘎》仍是最突出、最为人称许的。他的所有小说，都有生活原型，都有深厚的生活素材积累，这是他的特长与优势。但另一方面，作为写小说必备的文学虚构能力，却是徐光耀先天不足的一面，是他创作、学习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悟到，然后才开始学习、运用的。就“写实”这一点来看，有的作品有失于“过实”，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徐光耀很快扬长避短，当年陈企霞的建议对徐光耀影响很大：“你应该写你自传式的东西，把你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写出来。不足的地方可以想象补充，也可以把你所见所闻的人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甚至可以虚构，以此来表现一个青年在革命队伍中的成长。”（《小兵张嘎之父》，108页）而他在华北联大学习时，萧殷的指点，对徐光耀的创作也意义重大，那就是“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昨夜》，164页）。所以，他的小说，有真实的内容，有鲜活的人物，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有质朴而讲究的语言，这些都是他作品成功之所在。这一点他大多时候发挥得好，如《平原烈火》《小兵张嘎》者，会被人称许为“逼真”。而看他的回忆文章、纪实作品，读者又会觉得如同读小说，情节曲折、人物生动，而且故事讲得有悬念、有节奏，例如《千萌大队》，其情节之离奇荒诞，一般的小说都难及。总之，小说必备的要素，在他的纪实作品里俱全，而且融合无间，读来让人回味无穷，极富小说般的魅力，典型的还有《跳崖壮士》《紧邻》《两出大戏》等。——这让我不禁想起艺术史上一个著名的对比：绘画的“逼真”与风景的“如画”。朱自清一九三四年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朱自清：《论“逼真”与“如画”》，《文学》第二卷第六号）。这与本来是虚构的小说之“逼真”和本来是纪实的回忆（回忆录、散文等纪实作品）的“如小说”，恰构成一对儿对应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

从左至右：《小兵张嘎》最早的版本，林锴作封面、插图；《小兵张嘎》剧本发表在《电影创作》1962年6期；1964年《小兵张嘎》电影海报

再进一步探讨，何为“真实”与如何“写真实”，一直是当代文学中一个绕不开的重大核心问题。之所以说《小兵张嘎》电影和小说是当时的一个“异数”，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像“小兵张嘎”这样的文学形象，不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银幕上，都是独特的。因为嘎子“嘎气”十足，淘气顽皮，不受规训，身上毛病很多。与那些同是反映冀中敌后抗战的同类优秀作品比，如孙犁的《荷花淀》，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梁斌的《烽烟图》，刘流的《烈火金刚》，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李微含和李克合著的《地道战》，等等，《小兵张嘎》显然有一种迥别于其他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精神气质。而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故事中的第一主人公，“小兵张嘎”这个形象在“高大全”“三突出”的文艺理论很快占据统治地位的环境里是完全犯忌的，是要挨批判的。所幸的是，嘎子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有缺点、有毛病，正是可以超越政治正确、有“正当理由”的，“嘎子”天然地获有一个“豁免权”。这可以说是嘎子在那个年代得以问世的一个很微妙而重要的因素。

但早期的徐光耀并非如此。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他创作《英烈故事》时的思想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早饭后，着手写《英烈故事》，原打算表现张志友及赵绪增，用两段体来写，结果写到第一段结尾时，怎么想也不是滋味，无论如何表现战场上扔伤号是不对的（开头认为这样表现可以，那是政治嗅觉的麻痹）。便决心虚构一番，把扔伤号改成舍生救伤号，于是又英又烈。”“虚构之后，故事发展起来很顺利。”（《日记》第一卷，279页）此时的徐光耀已有一段时间写作的锻炼，而且已经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这段日记揭示了当“生活真实”与“政治真实”发生冲突时，徐光耀所做出的选择。他将自己最初的想法归结为“政治嗅觉的麻痹”，接受了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徐光耀理解的“真实”，已然是不纯粹的“生活真实”了。

小说“逼真”和纪实“如小说”，在徐光耀这里同时发生。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现象呢？答案也许还是在“人”。萧殷说得对，文学说到底就是写人，写人性。同样，历史写到深处，也仍是写人，因为历史不过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活动而已，这种活动已经与当下有了时间距离，我们就称它为“历史”。文学写到深处，就会有深深的历史感，因为只有拉开时间距离，往往才能看清人性。中国深厚的史传传统，自《史记》始，传承不绝，《昨夜》就是史迁在当代的最好体现。徐光耀的批判不仅是对过去的清算，更是对文学本体回归的宣言。

四、他文学和人生的秘密都在这里

显然，没有徐光耀几十年的日记，《昨夜》这篇雄文是不可能完成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记日记几乎成为徐光耀一生最主要的一项文字工作，其重要性，现在看来甚至超过其文学创作。

日记虽被视为私密的个人记录，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一些重要作家、知识分子的日记却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在具有“自我袒露”特质的同时，也提供了“现实投影”与“时代镜像”功能。日记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准备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完全写给自己的。前者如《鲁迅日记》《胡适日记》。鲁迅和胡适，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日记将来是会被人看的，甚至是要出版的，在这一点上，胡适更明确。“准备”写给别人看的日记，主人在写作中，难免就有“省略”“遮蔽”“隐晦”甚至“虚饰”。但《徐光耀日记》完全不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写，从来没有想到给人看，“是赤裸裸的个人亮相”（徐光耀：《徐光耀日记》自序，《日记》第一卷，1页）。用《徐光耀日记》整理者的话说，这部日记“很私密，很原始，毛茸茸的，芜杂琐碎，所谓原生态”。“最大特点是真。越是不想给人看的越真。越真才越有价值。”（闻章：《徐光耀日记》前言，《日记》第一卷，6页）《徐光耀日记》具有“原生态”视角，相比回忆录，日记是现场的记录，没有事后修饰，当然具有第一手的价值。

《徐光耀日记》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从日记里可以看到徐光耀心里其实住着一个“嘎子”，他很有个性，能独立思考，其眼光和见识，许多时候呈现出一种迥异流俗的“嘎气”。他喜欢的，也是写得特别出彩的，多是些带有“嘎气”的人物，“小兵张嘎”不用说，从《平原烈火》到《新兵马强》，都有这个特点。丁酉遭劫，何尝不是他一次“嘎气”大暴露的结果。他评判文学作品，绝不被名家名篇唬住，也毫不为舆论左右，众人喝彩“好”，他却偏说“不”。老舍的《骆驼祥子》，他就认为“把祥子写得太没有出路了”（《日记》第四卷，219页），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对于“李七嫂”的描写，他甚至下了一个“色情的”判语（《日记》第四卷，241页）。对外国大文豪的名著，他也直率地给出了批评。比如，他看了《静静的顿河》，“对肖洛霍夫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不满”（《日记》第六卷，162页），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直评曰“说了一半以上的废话”（《日记》第六卷，186页）。

另外，《日记》中记载的大量文学史内容，本身就具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这些记载也是研究这些重要作家的参考。这也是这部《日记》远高于一般日记的价值所在。胡风被请来给文学研究所讲课，关于创作，胡风“强调要有强烈的爱憎，要说创作有方法的话，这便是方法，其他一切都可不问”，徐光耀当下即敏锐地感觉到了，胡风这样讲，“虽然也主张要生活，总给人一些唯心的感觉”（《日记》第四卷，50页）。徐光耀承认，赵树理“最令人感佩的是他对农村生活体验得那般熟悉和深刻”，同时他又认为，对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而言，“在所谈内容的思想深度说来，是不调和的”（《日记》第四卷，73页）。第一手的、罕见的、有重要价值的真实材料，在这十卷本《日记》中俯拾皆是，说它是一座文学研究的宝库，毫不为过。

徐光耀漫画像（丁聪绘）

当然，说到底，这部《日记》是徐光耀为自己写的。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但事实上，任何一部电影或文学作品，从生物物理学的终极意义上讲，都不可能完全地复述、描写一个人的一生。只有本人，是他自己个人的终极意义上的观众。而几十年的日记，是最接近这个作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记》是徐光耀本人最终的作品。《日记》伴随着主人的成长与成熟。从前期的理想主义与革命激情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热忱与探索，到五十年代以后的政治性转向与自我调适，“反右”中的谨言与反思，新时期后的痛定思痛与大彻大悟，都有真实的反映。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实在罕见，通常都是“人不如其文”。而今年百岁的徐光耀绝对是一个特例，他一生的传奇，写进只给自己看的日记里，成为他的一部大作品。

*文中图片由周永战、殷杰和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