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可君略论伊斯兰教派之争及呼和浩特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特点

说到宗教和生活，很多人觉得离自己挺远，其实这事挺接地气的。比如说，在呼和浩特这样一个多民族城市，清真寺的钟声和早市的叫卖声，曾几何时就混在一块响过。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政策给了民族和宗教更多空间，街上回族邻里也越发活跃，有的做买卖，有的教孩子识字，哪怕是清真寺的院子里，时不时也聚着一群人聊天、读书、研究信仰。说到底，宗教不是高高在上的事，在呼市这样每天都有人进寺拜上一拜、老人带着孙子去听讲的地方，研究“教派之争”不光是学问，也是社会现实，关系着咱们吃饭的邻里，甚至影响着孩子将来对自家身份的理解。

讲到教派之间的那些纠葛，大多数人只知道有“逊尼”“什叶”，就像咱们本地人分“东门头”“南门里”，但到底是怎么分出来的，多数时候也说不清。其实，这段历史挺跌宕的，一点都不比宫斗剧差。这要从很早很早的阿拉伯说起。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那会儿，带着一群人东奔西跑，不光讲理念，还得自己打仗、表态，既是师父，又像是领袖。可惜，人去楼空以后，谁来接班这档子事就很难办了。你没明说，自然就各自解释。其实当年除了争“哈里发”位置，还有一次挺要命的危机，穆罕默德走后，麦地那和大马士革的贵族们一度因为族群、婚姻、利益等问题，几乎闹到剑拔弩张。

这事说起来像“权力的游戏”。选了继任者阿布·伯克尔不久，欧麦尔又上台，紧接着奥斯曼也上了位。其实这些人，不只是穆罕默德的“战友”，还都是亲戚党、女婿、什么亲家之类。你跟谁近，谁就能多拉点票。结果，到了阿里那一代，更是麻烦。要知道，在阿里所在的年代，曾爆发过一场叫“骆驼之战”的大规模冲突，不是单纯争教义，而是各路大大小小的势力在拼命“抢地盘”。你说是派别分立，其实更像是家族和部落的联盟搏杀，阿拉伯部落传统“认亲不认理”，有时候兄弟都能变成敌人。

不过宗教文本也在这场大乱里变了味儿。原本大家抄《古兰经》，可那些年不像现在，印刷普及，每个地方的手抄本都不尽相同。比方说在埃及沿岸那边，还出现过一套“圣典汇编”，内容和后来的钦定本差不少。于是有人在聚礼时因念词不同而争吵——类似咱们这儿老话里说的“你上坟念的和我不一样”，结果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奥斯曼下令统一版本，还烧毁了各地“异本”，甚至一度有老信徒偷偷藏起祖传抄本。其实这事不少学者都说过：统一圣典，一半是为了“大一统”，一半也是为了政治。

说穿了，什么教义和教派，很多时候是政治的外壳下的争权。你说苏菲派讲神秘，或者伊斯玛仪派搞隐遁，其实细品，每一个裂变背后都有具体的地头势力撑腰。比如八世纪末的新兴“法蒂玛王朝”，便是在埃及本地什叶派支持下建立，后以“伊玛目”名号蔓延北非。而同一时间，底层贫苦百姓最看重的却是自家能否拜得安稳，“上层在斗，下头只想过日子”。这和中国“农民起义”前后，皇帝争龙椅，县里百姓关心米价差不多。

再说宗教仪式本身，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看别处就有趣了：在伊朗乡下，什叶派信徒有“鞭打自责”仪式，纪念阿里后人的祭日，可在伊拉克北部农庄却简化成了敲胸唱悼歌，细节随地域而异。类似本地的“北寺派”和“大寺派”之分，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叫法不同。“新派”多半想简约现代，“老派”更守祖上旧章。甚至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些地方也会因为“清真寺的方向”争得面红耳赤，实际说到底，也是受当地文化和习惯影响。

呼和浩特这地方，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也不算早，在元朝才露头，真正回族大迁徙还是清康熙时期后的事。你可能想不到，在解放前后，这里不少穆斯林都是山西、陕西、宁夏、甚至甘肃沿边迁入的。有的家族是靠做布匹生意聚起来的，小街小巷，熙熙攘攘。每到礼拜日，清真寺门口的摊贩比逢年过节还热闹。等到咸丰年那年北寺修好，坊间就悄悄有了“新老派”的分野。其实老街坊们多数分不清教义，只知道谁家在哪儿拜，谁家葬礼戴白布还是不戴，跟风俗习惯搅在一块。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老人去寺里，总念叨一套规矩，说“咱们这儿不哭丧，咱家戴孝要用白色”，这种细节，追根溯源，其实是和汉族习俗混合的产物。你要去翻《古兰经》，还真找不到“戴孝”这一条。老一辈人也坦然说：“咱们是祖上跟着迁来这里的，规矩半条是教里定，半条是跟当地人学的。”所以当北寺派不戴孝、主张简办葬礼，而大寺派却按旧时做法哭上几声，二者分歧其实不是关于信仰本身，而是“咱家怎么过年过节、怎么敬祖送终。”跟教义争分还是连不上边。

说到中国化那一套，那可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唐朝刚引入伊斯兰那会儿，早期穆斯林不得不穿起汉服，说话用官话，哪怕解释“真主”，也要用儒家“君子、天命”这样的词汇。等到明清之际，许多老北京回民学会了祭祖、上坟敬香，不知不觉中，清真寺门前的老人说话里也带着“孝道”和“和气”。你要追问为什么这么改，老观念就是“入乡随俗”，要混得下去，就得把宗教话讲得让邻里听懂。其实，连摩尼教、拜火教，全都败在这儿，一没“伸入中国文化”就只能昙花一现。

这一点和现在呼市的情形也一脉相承。有意思的是，礼仪的小分歧倒成了邻里间的“区分标识”——我记得有次逢节，两个邻村因为月亮升起时间不同，干脆各自定自己的开斋日期，村里小孩还打赌谁先吃上肉汤馍。其实在宗教眼里，这点仪式差异根本不算个事儿。老人们常调侃：“谁家祖上怎么做，就跟着做，没啥高低贵贱。”

所以说，无论历史上怎么斗怎么分，到了呼市这片土地上，伊斯兰教的“派别”更多是生活里的符号和习惯。只要不影响邻里和睦，大家往往不会太较真，也更加珍惜自己祖辈传承下来的那些细致做派。你要说，宗教和生活距离远不远，其实一点都不远，就在家门口，在饭桌边。而所谓的“教派之争”，在这里更像是大家怎样走亲戚、怎么操持一年四季的家务活，甚至怎么劝孙子别淘气。

有人问，未来会不会还有变化？会不会有新的“教派”冒出来？这话不好说。毕竟，世界变得太快，传统和现实总有碰撞。但只要饭桌上的闲话还在，只要清真寺院子里分得清谁家是“北寺”还是“大寺”，这些习惯也许就会流传下去。到底宗教该怎么和生活过得融洽，有时不是一句话能总结的。留下点悬念，也是一种平常日子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