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一位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北京

作者：[英]罗安逸 译者：沈弘

北京 1907年10月18日

亲爱的琼，

目前我们身处的地方也许是中国最有趣的城市。我们乘轮船一直到天津，总共花了大约30个小时，其中有2个小时是在河边等潮水涨起来，另外6个小时是在你所能想象到的最沉闷的乡村里度过的：沿着一条褐色的河流，在平坦的褐色河岸之间蜿蜒前行，不时有泥堡和泥屋点缀其间；还有一个完全由泥土建成的狭长城镇；卡其布色的低矮房屋杂乱地排列着，看起来就像泥滩上的火山爆发。

起初我以为这个地方就是天津，现在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西洋化的天津实际上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重新建设起来的。它仍然生猛，完全是崭新的，尚未建设完毕。在这里，装点门面的手段是如此流行，那些1900年前后发了财的人在砖瓦和灰泥上挥金如土。一些气势恢宏的欧式建筑挤进了最好的街道，那儿还有一些“合格的建筑”用地。从商业角度讲，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我真高兴能远离它！

我们乘坐火车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很早就出发了，但在火车站被告知，我们去得太早了，还不能给行李贴标签！带仆人的旅客（我们没带仆人）往往把行李放在三等车厢，让仆人亲自照管，而不是放在行李车厢。三等车厢看上去就像是敞篷牛车，乘坐在那些车厢一定很不舒服。在我们二等车厢的尾部有一节靠煤油炉来进行烹饪的餐车。然而从身边旅客们身上漂亮的丝绸衣服来判断，他们似乎属于富裕阶层，而且几乎都是男子。少数军官身着亮蓝色西式军装，头戴奶酪切片形的德式军帽，辫子在军帽下显得有些多余（detrop）。

我们到达北京那天正好是个吉日。为什么吉利我不知道，但是城里的新郎和新娘们似乎都想趁这个吉日举行婚礼。我被告知，吉日大都是在秋季，因为在这个季节人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办婚礼。街上不时有婚礼队伍经过，人来人往，显得热闹非凡。想象一下，身着奇装异服的人排成两列长队，他们的绿色长衫在风中摇曳。人们手持长长的红杆，红白相间的灯笼颤巍巍地挂在杆顶。

那些举灯笼者一点也不机灵。他们蓬头垢面、神情沮丧、摇摇晃晃，让人想起伦敦的三明治店老板。乐师们在乱糟糟的人群后面，敲着镀金的大鼓，吹着类似小号的乐器，随着队伍走来，发出低沉的铜管哀鸣——这是最悲哀的声音，但可能与被人抬着坐在红色轿子里的新娘前往未来家园时的心情是相吻合的。毫无疑问，她吓得浑身发抖，几乎都快窒息了。我曾经听说过有这么一位新娘，当人们最终打开她所乘坐的轿子的紧闭门帘时，发现她竟然已经窒息而死。

虽然婚礼在中国被称作“喜事”，即欢乐之事，但从新娘的角度来看，往往不是这样的。她实际上可能是被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男人用钱买来的。很可能这个男人在这件婚事上也没有选择权。

这桩婚事是由他的亲戚们，也许是算命先生，给安排的。一旦算命先生发现，未来新娘和新郎的“八字”（即他们出生的年、月、日、小时）不合或过分契合，那么这桩婚事便立刻会被认定为不可能。然而，假如一切都被认为是吉利的之后，算命先生就会选择一个“吉日”，新郎除了付给新娘父母的礼钱之外，还要送上新娘的嫁衣和一整套装饰品。

有些地方仍然保留着一种可怕的习俗，可怜的小新娘在婚后的头三天必须坐在一个房间里，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来到这个房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她评头论足，无论是说好话，还是说坏话。而且人们可以对她恶意中伤，出于礼节，她却不能微笑或皱眉，更不能回嘴。可怜的女孩通常看起来处于最糟糕的状态，因为婚前她的刘海又直又厚，呈流苏状，而在婚礼前夕这些流苏却要被彻底剪掉。

回到北京，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它如诗如画的街景。但假如你想这么做的话，就得趁早，因为这儿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新事物正在取代旧事物。场面之壮观，简直无以言表。商店里挂着红灯笼和镀金卷轴，楼上（如果有的话）装饰着开放式的花架，让人联想到镀金鸟笼的侧面；街上的小贩穿着蓝色长袍，蹲在他摆满了商品的魔毯旁；果蔬摊上，金灿灿的柿子和深红色的辣椒闪闪发光；穿蓝色、紫色、淡紫色或灰色长袍的男人们在人群中穿梭不停；满族妇女们身着雍容华贵的深色丝绸长袍，头戴民族头饰——展开的黑色翅膀和鲜艳的人造花。宽阔的大路上挤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和车辆，从我们熟悉的人力车到北京骡车都有。后者就像一个装在大轮子上的大箱子，箱子上安着一个艳丽的菊蓝色的车盖。在下雨天，除了车篷之外，还有一个蓝色的遮雨篷，但车篷遮住的是车，遮雨篷遮住的是骡子。然后是驴子——非常漂亮的动物——有些驴子全身漆黑，身披天鹅绒马鞍和华丽的饰品；还有腿短尾巴长的蒙古矮种马，骑起来气势威猛。有时，其中一匹矮种马载着一位穿着飘逸长袍、头戴官帽的骑者，以极快的速度从你身边飞驰而过。这是来自皇宫的信使，他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一辆欧洲汽车不耐烦地打着响鼻，因为有一辆牛车拦住了去路，那只牛在一片混乱中显得严肃而冷静，一长队高傲的骆驼傲慢地迈着仿佛是弹性橡皮做的脚从我们身边走过，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显然它们对于现世之俗务丝毫不感兴趣，正一步步地走向来世。

最奇怪的是，街上突然出现了一台来自西方的巨大火车头，它让我们想起了小人国中的格列佛，它喧闹着冲进了拥挤的人群。

在一个角落处，有一个男人在给街上的土浇水，用一个大木勺从一个大桶里向外舀水，并将水一点点地洒在路上——每次就那么一勺。

驻京英国公使馆的大门

内城中有些街道特别宽，它们使人联想起大教堂中的通道，这些通道往往是一条宽阔的主干道，两边各有一条支路，支路与主干道之间隔着一块空地、一条深沟或一排摊位。偶尔主干道上会出现一座牌坊。在西方人看来，这座雕刻很精美的汉白玉牌坊是为了纪念1900年被刺杀的德国公使而建立的。然而中国人相信，这个牌坊是为了纪念那次刺杀行动。

在外城，街道非常狭窄，房屋都挤在一起，而且色彩更加艳丽。我去那里试着挑选一些丝绸，结果玩得很开心。街道只是一条通道，街上挂满了色彩缤纷的卷轴、旗帜和店铺招牌，而那些店铺本身则因遍布镀金雕刻而显得金碧辉煌。它们还都是些怪异的小店铺，令我联想到小时候的那些敞开大门的玩具店，店里有一个绿色的小柜台，绿色小柜台后面是一排排整齐的抽屉和架子，有一个衣着整齐的蓝色花布小人蹲在柜台前面的地上，或者僵硬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长长的烟斗。这样的小店铺有很多，但通常它们很少或根本没有为过往行人展示什么商品。在一个柜台后面，站着许多穿着随处可见的蓝色棉布长袍的年轻人，他们对现在或将来的顾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后面的架子上，可能有一卷又一卷精选的丝绸，都小心翼翼地藏在纸里。这需要耐心和大量细致的解释，才会有人有足够的兴趣来不厌其烦地向你展示任何值得一看的东西。也许在这个礼仪之邦，你可能无意识地用了对中国人来说缺乏礼貌的措辞，于是，你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而你所希望的东西很可能一直都在那里，用纸包裹着。

外城在内城的外面，而在内城里面还蛰伏着一座紫禁城。这个神秘的权力居所被封闭在宫墙后面——宫墙是“干涸的鲜血颜色”——站在宫墙外的人看不见紫禁城中的景观，除了极少数人，所有人都被禁止进入皇宫，但皇帝的权力却主宰着整座城市，给所有的黑暗悲剧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而这些悲剧有一半永远都不会被人知晓。

受权刊发，选自《紫禁城外两万里：一位英国女作家笔下的晚清市民生活》，[英]罗安逸 著，沈弘 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

皮埃尔·洛蒂（PierreLoti）对紫禁城的内部进行了描述。他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随军记者。当时慈禧太后和年轻的光绪皇帝逃走了，皇城被清军放弃，皮埃尔·洛蒂在一个被废弃的宫殿内居住了一段时间。他描述了半掩映在巨大的柏树和杉树林中的古老寺庙、闪烁着金黄色琉璃瓦的梦幻宫殿、曾经开满玫瑰粉色花朵的著名莲花湖，以及“洁白而孤独”的白石桥。

突然，他在一片树林中发现了一座监狱般的堡垒，该堡垒有“血红色”的双层城墙围绕，护城河宽90英尺，里面长满了枯萎的芦苇。这就是年轻的天子（SonofHeaven）光绪皇帝常年居住的紫禁城，但它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皇宫里的一座“监狱”。

皮埃尔·洛蒂描绘了皇帝寝宫的一幅阴郁的图景——室内阴暗的光线，糊着窗纸的窗门紧闭，壁龛窗上挂着代表夜色的暗蓝色窗帘，卧室里没有椅子，没有书本，只有灰尘和几个红木柜子，柜子上有一些顶着玻璃球的装饰品“沉思地站立着”。空气中弥漫着“茶叶、枯萎花朵和旧丝绸的气味”——他把这个寝宫称作“一个巨大的坟墓”。

黛博拉和我围绕着那血红色宫墙散步时，瞥见了远处一座宫殿屋顶上闪着光芒的金黄色琉璃瓦。我们很想透过宫门的缝隙窥视一下紫禁城内部的景色，但是刚走到离宫门还有20码处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走上前来，专横地挥手要我们离开。

今天早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颇为阴郁的场景，令我们回想起了紫禁城这座神秘的皇宫。

当我们坐着黄包车沿着北京一条主要的街道前行时，正好遇上由一群手持脱鞘大刀的士兵护送的一个由骡车组成的押送队伍，顿时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究竟有多少北京骡车我不知道，反正是一眼望不到尾，而且每辆车上都载有死囚——那些死囚戴着手铐脚镣，正被押往杀头的刑场。说来也怪，有些囚犯居然把头伸出骡车，好奇地瞪着我们这些“西洋蛮夷”。在这些北京骡车的后面，有一个可怜的不幸囚犯，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竟被装在箩筐里抬着！这真是一支令人忧郁的队伍！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些死囚中几乎有一半是完全清白的。不过，让人惊叹的是，那些伸长脖子看我们经过的人，在死亡面前显然是无动于衷的。据说他们在被处决之前，经常会用鸦片来麻痹自己，或者喝酒来使自己酩酊大醉。

现在的残忍程度还是要比古伯察神父（AbbéHuc）的时代稍低一些。据古伯察神父的描述，他曾经看到一些囚犯的手被钉在了车上——在送这些囚犯去接受审判的路上，捕快们忘记了携带镣铐，就索性把囚犯的手钉在了车上！

最近，官方还对惩罚罪犯的措施进行了一些修改。最可怕的处死方式凌迟，已经被废除。过去被大清律法判为凌迟致死的罪犯现已被改判为问斩，而原来要被问斩的罪犯现在被改判为绞刑，原本要施以绞刑的罪犯现在被改判为流放。中国人宁愿被勒死，也不愿被砍头。他们被一种恐惧所困扰，害怕自己在来世投胎时会以无头的状态出生。这正是死囚所害怕的事。因此，死囚的亲属会跟着行刑队伍来到刑场，并在当局允许的情况下，把砍下来的头颅缝回到尸体上去。

我们是从天坛回来的路上遇到这支死囚队伍的。我认为凡是去过北京的人都不会不去一趟天坛，尽管我知道你对寺庙不感兴趣，但我还是想要跟你聊聊天坛。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与之媲美。它应该跻身世界奇迹之列，当然它也是中国的奇迹之一。从内城到达那里，我们的黄包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穿过作为最漂亮城门之一的前门，经过顶上可以并排行驶6辆以上马车的城墙，进入外城，穿过拥挤的街道，直到我们发现自己的黄包车是沿着一条宽阔的黄沙路前行。这条御道是天子在一年中的夏至、冬至和立春那三天的必经之路。按照习俗，天子应在天坛的圜丘上祭天。当皇帝经过时，就像戈黛娃夫人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那样，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屋子里，并且关好门窗”。

在我们的两侧，巨大的公园沉睡在高高的围墙后面。用黄沙铺就的御道向前延伸着，似乎没有尽头。然而，突然间，那一长溜笔直的墙壁被一座寺庙的大门所打断。穿过寺庙的大门，我们的黄包车驶上树下长满青草的小路，穿过寂静的公园。但在下一个门前，我们不得不下了黄包车，步行走完剩下的路。一伙中国看门人拦在了入口处，索要金钱。幸好我们的同伴能用北京话跟对方进行争辩。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和支付了一大笔费用之后，她终于设法让对方把门打开了。

我们都满怀期待。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那些过去耳熟能详却从未见过的汉白玉建筑群了。在我们面前，汉白玉台阶上矗立着一座圆形神殿。神殿由各种颜色的琉璃砖瓦砌成，显然这就是“祈年殿”。天子要先在这里祈祷和冥想，然后再登上圜丘去朝拜上天。这座光芒四射建筑的内部装饰极其简洁，只有皇帝的宝座、一个雕刻精美的屏风和一张乌木茶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北京天坛的祈年殿

我们又从祈年殿中走了出来，回到了阴暗朦胧的柏树林中，回到了松香弥漫的氛围和近乎死亡般的寂静中。我们不停地往前走，有几个沉默的中国人在前面给我们带路。我们走了一段路后，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了熟悉的血红色墙壁，墙壁顶部镶嵌着耀眼的琉璃瓦，有蓝色、绿色和黄色，但主要是蓝色。当我们走近时，那扇破旧的拱形门打开了，我们穿过此门，进入了一座“圣坛”。“太阳在其轨迹上俯瞰大地，没有什么人类用双手建造的事物能达到像北京天坛那样崇高的意境。”一位研究中国事物的权威人士如是说。

我该如何向你描述圜丘呢？它巨大无比！底层宽210英尺，顶层高90英尺。它孤傲地矗立着，顶上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周围除了草地什么也没有——这座巨大的圜丘是由光滑的汉白玉砌成的，像冬雪一样洁白，层层升起，呈环形圆坛状，上面还有雕刻精美的栏杆。我们沿着汉白玉台阶拾级而上，站到了最顶端的露台上，这里是一片开阔地，中央有一块圆石，是皇帝跪拜至高无上之神的地方。

然而，即使是现在的礼拜形式也是对古老礼拜形式的一种侵蚀，因此，青草、杂草和小树都从祭坛的汉白玉石板和汉白玉台阶的缝隙中钻了出来，还有青苔和地衣附着在雕刻精美的栏杆上。马丁博士（即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基督教新教北长老会传教士。——译者注）将皇帝的祭天仪式称为“地球上仍在执行的最古老仪式”，关于这一仪式“已经有4000多年的文字记载”。无论过去的仪式是怎样的，至少现在的祭祀仪式显得有些烦琐。在祭坛脚下的大篝火上，不仅要像古犹太时代那样献祭动物，还要献上大量华美的锦缎，并将一块美丽的蓝玉（象征天堂）投入火中。在各位已故皇帝和天神的牌位前，人们焚香点灯，摆上美味佳肴。

这些在现在看来有些粗鲁的仪式与周围庄严而虔诚的气氛显得格格不入。从圣坛出来，我们又进入另一个围墙内，参观了“皇穹宇”。这个圣殿位于一个白色大理石的三层平台上，殿内存放着已故皇帝的牌位。圣殿屋顶盖满了闪闪发光的蓝色琉璃瓦（还是象征着天），内部则是精美的金色和红色漆面。除了围绕墙壁四周摆放的用雕刻木框装饰的已故皇帝神祖牌，殿内几乎没有其他物品。顺便说一下，这些只是复制品，那些真正的神祖牌都保存在后面一个封闭的圣殿里。

我们重新穿过寂静的柏树林，经过无数大门，直到最后一扇大门在我们身后“砰”的一下关上。我们曾16次不得不掏出钱来，才能够顺利通过。不过，多亏了我们那位会说中文的同伴，在需要付一块大洋的地方我们只需付一角的硬币就行了。

从天坛的汉白玉祭坛下来之后，雍和宫就像是一个档次降了好多的地方。雍和宫也是一个皇家寺庙，那儿的建筑顶上也有代表皇家的金黄色琉璃瓦。据说天晴的时候，这些琉璃瓦也会闪闪发光，但它们更使我联想到黯淡无光的黄赭石板。铺了石板的庭院周围那些巨大建筑因500年岁月的磨损而显得破旧不堪，木雕梁托上的红色油漆（由猪血调制）正在脱落。喇嘛们不断地从角落里冒出来，紧随我们的脚步，挡住我们的去路，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要钱。

北京雍和宫门前的牌坊

灰尘和污垢随处可见，尤其在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老景泰蓝花瓶和昏暗中隐约可见的脸部发黑的怪异神像上。雍和宫最引以为傲的是一尊高达70英尺的镀金木质巨型佛像。有一个楼梯通向佛头后面的一个柱廊，但我们被警告不要上去，因为喇嘛们会用一种令人不快的小手段把你反锁在上面，目的就是勒索钱财。

我们正准备撤退时，一个看不见的号角忽然发出了低沉而悠长的轰鸣声，宣告了喇嘛首领也就是活佛的到来。刚才缠着我们喋喋不休的喇嘛们都躲到了墙壁后面和角落里，尽量不让别人看到他们。活佛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脸庞瘦小而黝黑，表情疲惫而忧伤，他径直地向前走着，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他穿着一件陈旧的紫红色长袍，袍子松松垮垮地缠绕在他身上，还戴着一顶奇怪的喇嘛帽。这顶帽子是用羊毛做成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鸡冠。有两个喇嘛高僧紧随其后，跟他大概有一两分钟路程的距离，他们看上去要比活佛更为世故。他们毫不掩饰对“洋蛮夷”的兴趣，上下打量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小喇嘛们出现了，年龄不一的男孩们穿着各种黄色长袍——从几乎崭新的到破烂不堪的——当然，他们也不可免俗地戴着鸡冠状喇嘛帽。孩子们乱哄哄地一窝蜂跑过庭院，在活佛刚才走进去的寺庙外面排起了队。

透过打开的门，我们可以瞥见那些身着华丽喇嘛袍的高僧来来回回地走动，在单调的诵经声中举行某种繁复的仪式。过了一会儿，那些小喇嘛也加入进来。可怜的小喇嘛永远献身于这种生活。有人告诉我，蒙古族的每一个家庭都被要求送一个儿子去当喇嘛，因此有源源不断的小孩加入喇嘛的队伍。

在来信中，你说很想知道我们在北京究竟会住哪里，因为北京唯一对外国人开放的旅馆，其费用是如此昂贵。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凯有朋友在北京，她把我们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所以我们现在跟她的朋友们住在一座漂亮的中式老房子里，我想连中国人也会称之为“殿堂”。但即使在这儿，也跟其他地方一样，留下了1900年那个时期的痕迹。这座豪宅是某种“赔款”，清政府为了赔偿被义和团夷为平地的一所教会盲人学校，将它移交给传教士们。而那些盲人学生的命运又如何呢？除了有两人成为乞丐，逃到了满洲地区，其他盲人学生都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那两个逃走的盲人学生已经回到了这座重开的盲人学校，正帮忙训练新招收的盲人学生。

这所盲人学校的创始者和中国首个（也有人认为是最好的）盲人教育制度的开创者正通过一如既往辛勤而耐心的工作，将其卓越的才能贡献给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盲人教育事业。然而1900年的悲剧已经在这一事业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这所教会盲人学校是一个围绕庭院而建的五进四合院，房屋顶上有众多精美雕刻。有的院落因有花圃而显得明亮，有的院落还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在这儿，小人国的山丘、梦幻般的桥梁和岩石嶙峋的山谷构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大门和看门人的小屋都在神秘的拐角处和侧面的通道里。由于特殊的中式“含蓄”（indirectness），我们不得不通过一条不必要的迂回路线进入这个四合院。

我们的宫殿式住宅通向一条时尚的街道，然而，在恶劣的天气里，这条街道因到处是深水和更深的淤泥而几乎无法通行，而且，满大街都是蛋壳、土豆碎屑和烂蔬菜。西式的公使馆区、路缘石和修剪整齐的槐树、深红色的火车站、欧洲银行、美国商店，事实上，这些改良过的街景与古老的北京和谐相处，正如汽车与蓝色顶篷的骡车和裹着天鹅绒坐垫的驴子和谐相处一样。

每个人都说，北京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虽然很少有中国人会承认外国人已经到北京来安家落户，但有很多人愿意接受并渴望利用外国的火车和电气。与此同时，我们站在英国公使馆操场尽头布满弹孔的围墙外，一遍遍地读着铭刻在墙上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但目前暂时还没有这种危险。

我很高兴地说，还有很多老北京的景观留下来了。大钟寺坐落在内城之外，其周边的乡间依然保持了原貌。大片平坦的菜地，像托普西一样简单“生长”的道路，没有树篱，几乎没有树木，没有房屋，只有偶尔在墙后看到的一个“牛棚”，而这个外表似“牛棚”的地方实际上却是供人类居住的。我们骑着有天鹅绒坐垫的毛驴，时而在路上，时而偏离道路——道路与旁边的田野没有太大的区别——骑了6英里，最后穿过一个巨大的洋葱园，直奔寺庙。至于是否存在一条更便捷的道路，这仍然是个谜。

你得知道，北京的那口大钟是中国的一个奇迹，也可能是世界的奇迹。但对于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中国就意味着世界——他们称之为“天下”（Tien-Hsia,）（按字面意义，就是“天底下的一切事物”）。

大钟据说有14英尺高，看上去好像还不止，上面还刻有80000汉字的佛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口铜钟，并非指被铸造出来的铜钟，而是指真正被挂起来用的铜钟。唯一可以撞击此钟的人就是天子本人，天子会在大旱之时来到大钟寺，敲钟祈雨。按照习俗，他将跪在地上，直至天上降雨为止：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究竟有没有这样做过。和尚告诉我们，皇帝今年去过大钟寺，就在几个月之前。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专门为皇帝准备的套间，跟寺庙的其他某些部分相比较，这个套间显得尤其整洁干净，几乎可以说是耀眼夺目，满屋的白纸、白漆，以及绣有精美纹饰的白色丝绸卷轴。我们在寺庙的外庭院里跳下了驴子，并被带到了内庭院，进入一间装饰得非常精致的客房里。和尚请我们喝茶、吃撒了小米的咸饼。炕上摆放着用精美蓝色丝绸缝制的棉被。乌木架子上还摆放着无价的古董瓷器，那些都是明代皇帝赠送的礼物，沿着墙壁还摆放着乌木的座椅和有精美雕刻图案的“嫁妆”木箱，以及（在中式房间里非常罕见的）一面大型立式镜子。在这面镜子前面，先是住持的仆人，然后是住持本人，两人都试戴了陪同我们的一位英国青年男子的帽子，并欣赏了戴这顶西洋帽子的效果！那位住持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按照惯例，他属于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家族，并且掌管着周边很多地区的寺庙。他的衣着打扮完全不像和尚，身穿一件漂亮的蓝色绸缎长袍、一件黑色锦缎马褂，还穿着一双白鞋，这也许意味着他正在服丧。他亲自陪我们参观钟楼。沿着布满灰尘、摇摇晃晃的楼梯，我们来到了一个狭窄的木制平台上。从这里我们可以俯瞰那个巨大青铜怪兽的顶部，上面覆盖着500年的灰尘。顶部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洞，暗示没有戒心的游客可以将其作为铜钱的合适去处。一枚硬币若准确无误地投掷进洞里，就会敲响铜锣并发出声音。然而，不用说，人们不停地在投掷硬币，可是那铜锣一次也没有响过，倒是站在下面的那些寺庙下人却在不断地收集铜钱。

住持骄傲地领我们参观位于另一座楼上的藏经阁，他显然在那儿藏了不少珍贵的书籍。唉！整个藏经阁都摇摇欲坠，随处可见灰尘、书籍、破旧的墙纸、腐朽的木制品、破损的地板——恰似“褐色的尸堆”（onebrownburialblent）！透过打开的窗缝，蜘蛛网取代了窗纸，一棵长着猩红色树叶的大树笼罩在破旧的楼房之上，就像是火焰般的天幕。

“好不好？”住持问道，他指的是藏经阁。

“好！”我们真诚地回答，指的却是那棵红叶树。

我很遗憾地说，我们在北京的旅行即将结束，但我们在结束时，就像开始时那样，要说一声“祝你今天好运”！

今天早上，我听到街上有欢庆的声音，循声望去，只见一支欢快的队伍向我走来，然而我这次遇到的并非婚礼，而是葬礼！这儿没有新娘的轿子，而是由一些男人用肩膀扛着的灵柩，灵柩上披着厚厚的华丽锦缎。乐队卖力地演奏着，镀金的牛皮鼓就像是巨大的金柿子，与婚礼队伍中的鼓声如出一辙。为葬礼行列殿后的是北京骡车，坐在骡车中的送葬人从头到脚都穿着白色的麻布衣裳。每一个亲戚，无论亲疏，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如果他们来参加葬礼，就需要穿上一身白色麻布的新衣服。白色对他们来说非常得体——远比无处不在的蓝色衣服得体。

北京雍和宫

然而，对我们自己来说，今天并不是一个幸运的日子。你觉得我们所有的美好时光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嗨，全都花在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票上了！

我们在银行为自己准备了所需的一元面额的纸币。然而，到达火车站后，除了华俄道胜银行的钞票外，所有钞票都被中国职员迅速拒收。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没能买到火车票。我们只好又去了一趟银行，把所有的钞票换成了沉甸甸的鹰洋。然后再乘坐没有减震弹簧的北京骡车回到火车站，下车时已伤痕累累，我们把鹰洋交给了订票处的售票员，后者这次没有拒收，只是狐疑地看着我们，要我们写下自己的全名！最后，他拿出了票据，然后开始打票，但是打票机却坏了。我们耐心地等在那儿。下午快结束时，他终于把来之不易的火车票交给了我们。我们庆幸自己听从了别人的建议，提前买了火车票！

我们明天出发，当我再次给你写信时，我希望自己已经是在800英里之外的旅途之中了。（标题为编者所加）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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