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老家人嘲笑我在连队养猪，探家时见我从“猪倌”变到成了军官

素材提供/孙军峰

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的根，扎在山东蒙阴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那个年代“多子多福”的观念像藤蔓般缠绕着每个家庭，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我家兄妹五个，我是老三。

记忆里，只有母亲喂养的两只老母鸡下的蛋是珍贵的财产，但从来舍不得吃，攒够一二十个，便匆匆拿去集市，换回那点维系生计的油盐酱醋。

父亲虽大字不识，却把“读书改命”的信念刻进了骨头里。他咬着牙，勒紧全家人的裤腰带供我们上学。

大哥二哥刚念完小学就辍学了，或因家贫，或无心向学。我曾也懵懂，但听大人们说“求学是农村娃唯一的出路”时，心里便燃起了火苗——考上大学，跳出这穷窝！

然而命运无情。1984年3月，我高一尚未读完，父亲——这个家的顶梁柱，因长年劳累突发心梗，撒手人寰，年仅四十九岁。

天塌了！母亲深受打击，身体彻底垮了，终日缠绵病榻，精神恍惚。我的大学梦，连同少年的憧憬，瞬间碎了一地。

辍学务农一年多，我尝尽了苦头。身高虽有一米七多，却因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瘦弱不堪，扛起锄头，只觉得头晕眼花，力气像被抽干了。

那时土地刚分包到户没几年，可苏北人多地少，我们家分到的薄田，交了公粮后所剩无几。

大哥看着我这副“秀才”模样，叹了口气：“三儿，你干农活不得劲，家里地少人多，吃饭的嘴多。你念书时间长，是咱村少见的高中生，去报名当兵吧，到部队锻炼锻炼，兴许……能闯条路出来。”

我明白大哥的用意：家里少张嘴，也给我个机会。村里几个复员兵的变化也让我心动：他们当了支书、治保主任，或是靠养猪贩菜早早盖起了瓦房，日子红火。

部队，似乎真是个大熔炉。虽然听说当兵名额金贵，年年挤破头，我还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和几个同乡去了县武装部。

体检现场人山人海。接兵干部目光如炬，目测就刷掉了一大半。也许是那份“无所谓”的放松帮了我，经过重重关卡，我竟意外地验上了！

当村支书通知我家访基本没问题，让我在家等公家通知准备当兵时，母亲却担心起来。

母亲生在解放前，没读过书，也从没走出过大队范围内的远门，见世面少，老人家又有点封建思想，一听说我要去大西北的新疆去当兵，认为那里是地球上中国最遥远的地方，还以为当时还是解放前旧社会兵荒马乱的年代，吓的直掉眼泪：“那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啊，你这身子骨咋受得了？”

我却不怕，只要能离开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再远再苦我也认了。

绿皮火车摇晃了3天4夜，终于抵达乌鲁木齐。接着，解放牌卡车又把我们这批新兵拉进了天山深处的大山沟。

后来才知道，这是某野战师的一个团驻地。老兵们说，别小看这山沟，城里兵和有门路的都想来！原因很简单：天山雪水滋养，水草丰美，各连队能开荒种菜、放羊养猪，伙食在全师都是顶好的！

当时部队伙食费每天才三毛七分到四毛钱，大部分连队官兵肚子都填不饱。而我们这里，靠山吃山，硬是把日子过成了“小康”。

我被分到一营二连。连队利用雪水种了两亩菜地，还委托哈萨克牧民代管着两百多只羊，夏秋吃鲜肉，冬天有储备，唯独养猪是块“硬骨头”。

少数民族不吃猪肉，不能请老乡代管，只能连队自己养。上头有硬指标，每个连必须养够十头猪，说是发扬“勤俭节约”传统，用泔水剩饭喂养。

可那年头，连队伙食仅够战士勉强吃饱，哪有多少剩饭？连里养的十一头猪饿得精瘦，整天在圈里乱窜嚎叫，有的甚至能跳过矮墙。

我是农村娃，深知猪对穷人家的意义——那是换油盐的命根子。看到连队养猪的窘境，我主动请缨：“连长，指导员，让我来喂猪吧！”连长、指导员正为这事发愁，见我这个“稀罕”的高中生主动站出来，又惊又喜，立刻答应了。

接手后我才明白，光靠那点可怜的泔水，猪非饿死不可。我拿出在家挖野菜的本事，每天起早贪黑，钻进天山沟壑。

这里的野菜多得惊人，水灵鲜嫩。我背回成捆成捆的野菜投进猪圈，饿疯了的猪抢食得欢腾。渐渐地，它们连剩饭都不稀罕了，专爱吃这“绿色大餐”。

几个月下来，奇迹发生了：十一头猪个个膘肥体壮！年底春节，连队杀了一头大肥猪改善伙食，全连上下喜气洋洋。我因此荣立连嘉奖，并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喜讯传家，我特意寄回两张照片。一张是挎枪站岗的英姿，另一张是挑着猪食走向猪圈——炊事班长抓拍的“工作照”。

我本想分享喜悦，没想到大哥回信浇了盆冷水：挎枪照像样，喂猪照却被乡亲们嘲笑，说“活脱脱像个民工”，“在部队养猪能有啥出息？三年喂下来，回来媳妇都讨不到！”

闲言碎语如芒在背，但我没动摇。我真心爱上了这份工作，依旧风雨无阻地割草喂猪。连队尝到了甜头，不再把养猪当负担。

利用天山丰茂的草场，我们收割晒干储存了大量猪草，又用卖羊的钱买了些玉米饲料。猪圈规模扩大了，存栏数噌噌往上涨到了四五十头。养猪，竟成了连队响当当的品牌。

1987年6月，全师农副业生产现场观摩会在我们团召开。我们连的养猪经验成了重头戏。赵连长在会上侃侃而谈，团里也因此被评为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不久，赵连长高升副营长，曾副连长接了班。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年10月，作为全师三名“战士标兵”之一（后勤养殖能手），提干的命令正式下达了！我这个曾经的“猪倌”，穿上了象征干部身份的“四个兜”军装。

赵连长（山东大汉，嗓门洪亮）离任时叉着腰感慨：“抓了四年半训练，标兵连队、个人标兵，提拔愣是没影儿！年初都想打背包回家了，嘿，没想到是几头猪帮了大忙！早知道我去养骆驼了！”

新上任的曾连长哈哈一笑：“老赵！这年头，养猪那叫讲政治！养骆驼？那叫不务正业，等着挨批吧！”一旁的唐指导员（正连三年多未动）听着不是滋味，挥挥手：“得了得了，都高升了，按规矩，‘出山’请客！”（意指到县城饭店自掏腰包请连排干部）。

1988年春节前，提干后的我第一次获准探亲。当我穿着崭新的“四个兜”军装，踩着家乡的冻土走进村子时，瞬间成了焦点。左邻右舍围上来，眼神里满是惊奇和难以置信。

“哟，这不是老张家三小子吗？在部队喂猪那个？”

“穿四个兜了？真的假的？”

“部队四个兜军装可不是随便能穿上的，那可是干部才能享受的，小兵2个兜，这瞒不住我，不是借了哪个干部老乡的衣裳，回来装门面、相对象的吧？”

村里听说早年曾在外面闯荡、在马庄煤矿干过工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开除回来了，自称见过大世面的外姓二表叔自信而又有点吃醋不服气地大声议论着，引来一些小青年的好奇附和着。

“就是，喂猪的兵还能当官？没听说过！”

那些曾经嘲笑我是“连队猪倌”的声音，此刻化作了怀疑与惊诧，在他们脸上交织。

我听着这些议论，心中却异常平静。三年的天山风雪，十一头猪到几十头猪的蜕变，嘉奖令、党徽、肩章上的星徽……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与坚持。

我提干，不是为了堵谁的嘴，更不是为衣锦还乡的虚荣。它是对那段甘于平凡、默默耕耘岁月的肯定，是部队这个大熔炉给予一个农村娃最珍贵的馈赠。

我挺直腰板，目光掠过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没有辩解，只是微微一笑。脚下的路，是风雪天山用坚韧和汗水铺就的。乡亲们的吃惊与不信，早已被天山的风吹散。

我知道自己是谁，要走向何方——这条从军路，我会继续踏踏实实、昂首挺胸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