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九十一集：清朝用 80 年，如何完成多民族统一大业？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中期（1661-1759 年），清朝历经三代帝王，用近 80 年时间，先后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西藏、统一新疆，将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彻底纳入中央管辖，最终构建起 “东到库页岛、西抵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达南海诸岛” 的庞大疆域，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第 91 集《统一大业》，便聚焦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通过梳理边疆治理中的关键决策、重大战役与核心人物，揭示清朝实现疆域统一的深层逻辑。

清朝统一大业的起点，始于对漠北蒙古（今蒙古国一带）的平定。17 世纪后期，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凭借强大武力统一漠西蒙古，随后入侵漠北蒙古，试图建立横跨欧亚的游牧帝国，直接威胁清朝北疆安全，康熙帝被迫开启亲征之路。

1690 年，噶尔丹率领 3 万骑兵，以 “追击漠北蒙古部落” 为名，越过沙漠南下，兵锋直指北京郊外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康熙帝深知 “噶尔丹一日不灭，北疆一日不宁”，亲自坐镇河北博洛和屯指挥，派福全、常宁分兵两路迎战。

同年八月，清军与准噶尔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噶尔丹将骆驼捆绑卧地，背上覆盖湿毡与木箱，形成 “驼城” 作为防御屏障，士兵躲在 “驼城” 后发射弓箭与火器；清军则以火炮为主要武器，集中火力轰击 “驼城”，最终撕开缺口，骑兵趁机冲锋，准噶尔军全线溃败，噶尔丹仅率数千人逃往漠北。此战虽未彻底消灭噶尔丹，但打破了其 “不可战胜” 的神话，为后续平定漠北奠定基础。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重整旗鼓，1695 年再次率军南下。康熙帝决定 “一劳永逸解决噶尔丹问题”，于 1696 年亲率三路大军北伐：东路军由萨布素率领，从黑龙江出发牵制准噶尔军；西路军由费扬古率领，从宁夏出发切断噶尔丹退路；康熙帝亲自率领中路军，从北京出发直扑漠北。

同年五月，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与噶尔丹军遭遇。费扬古采取 “诱敌深入” 战术，先派少量骑兵佯败，将准噶尔军引入预设战场，随后发动突袭，对准噶尔军后方的家属、辎重发起猛攻。噶尔丹军军心大乱，清军趁势追击，斩杀数千人，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可敦也在战斗中阵亡，噶尔丹仅率数十人逃脱。1697 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此时的噶尔丹众叛亲离、粮草断绝，最终在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服毒自杀，漠北蒙古彻底纳入清朝管辖，清朝在漠北设立 “盟旗制度”，由中央任命官员管理，统一大业迈出关键一步。

西藏自元代纳入中国版图后，长期由宗教领袖与地方贵族共同管理，明朝后期因国力衰退，对西藏的管控逐渐减弱。清朝康熙、雍正年间，通过平定叛乱、设立行政机构，将西藏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噶尔丹死后，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首领，继续与清朝对抗，并将扩张目标转向西藏。1717 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大策凌敦多布率领 6000 骑兵，从伊犁出发，翻越昆仑山突袭西藏，杀死西藏地方首领拉藏汗，控制了拉萨，试图将西藏纳入准噶尔势力范围。

康熙帝得知消息后，于 1718 年派额伦特率军入藏平叛，但因不熟悉地形、补给困难，全军覆没。1720 年，康熙帝吸取教训，派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分兵两路入藏：一路由延信率领，从青海出发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一路由噶尔弼率领，从四川出发直攻拉萨。清军在西藏当地部落的支持下，迅速击败准噶尔军，收复拉萨，大策凌敦多布率残部逃回伊犁。此战不仅平定了准噶尔对西藏的入侵，还确立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合法地位，为清朝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创造条件。

1723 年，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趁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刚即位之机，发动叛乱，试图效仿准噶尔割据青海，并暗中勾结西藏地方势力。雍正帝派年羹尧、岳钟琪率军平叛，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叛乱，随后在青海设立 “西宁办事大臣”，加强对青海的管辖。

为彻底解决西藏管理问题，1727 年，雍正帝正式在西藏设立 “驻藏大臣”，由中央直接选派官员进驻拉萨，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负责监督西藏地方行政、军事、财政等事务，重要官员的任免、重大决策的制定，均需经驻藏大臣批准。驻藏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清朝对西藏从 “间接管控” 转向 “直接管辖”，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进一步巩固。

新疆（清代称 “西域”）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明末清初因准噶尔叛乱，长期处于割据状态。乾隆帝时期，通过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先后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最终将新疆纳入清朝版图，完成统一大业的 “收官之战”。

1745 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内部因争夺汗位陷入混乱，乾隆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彻底平定准噶尔。1755 年，乾隆帝派班第、永常率领 5 万大军，分南北两路进军伊犁，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顺利攻占伊犁，俘获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押往北京。

然而，清军撤退后，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趁机发动叛乱，试图重建准噶尔汗国。1756 年，乾隆帝派兆惠率军再次入疆平叛，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1757 年，沙俄因担心与清朝发生冲突，将病逝的阿睦尔撒纳尸体交还清朝，准噶尔叛乱彻底平定，漠西蒙古地区（今新疆北部）纳入清朝管辖。

准噶尔叛乱平定后，新疆南部的伊斯兰教领袖波罗尼都（大和卓）、霍集占（小和卓）兄弟，在准噶尔长期扶持下，试图割据新疆南部，建立 “独立王国”。1757 年，大小和卓杀害清朝派往南疆的招抚官员，正式发动叛乱，控制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南疆重镇。

1758 年，乾隆帝派兆惠率军前往南疆平叛。兆惠率领 3000 清军，从伊犁出发，先攻占库车，随后向叶尔羌进军，因孤军深入，被大小和卓率领的数万叛军包围在叶尔羌城外的黑水营，坚守三个月，史称 “黑水营之围”。1759 年，乾隆帝派富德率军增援，与兆惠内外夹击，击败叛军，大小和卓逃往中亚的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巴达克山国王畏惧清朝势力，将大小和卓杀死，首级献给清军，大小和卓叛乱平定。

1762 年，乾隆帝在新疆设立 “伊犁将军”，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管辖整个新疆地区，下设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官员，分管各地事务。伊犁将军的设立，标志着清朝正式完成对新疆的统一，也标志着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最终完成。

清朝统一大业的完成，离不开三代帝王与多位将领的共同努力，他们的决策与行动，直接决定了统一进程的走向。

康熙帝作为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先后平定漠北蒙古、收复西藏东部，为后续统一新疆奠定基础：他三次亲征噶尔丹，打破准噶尔对北疆的威胁；派军入藏击败准噶尔，确立达赖喇嘛的合法地位；在蒙古推行 “盟旗制度”，加强对蒙古部落的管理。康熙帝的战略眼光与坚定决心，为清朝统一大业开启了良好开端。

雍正帝在位期间，虽未发动大规模边疆战争，但通过制度建设，巩固了康熙朝的统一成果：设立驻藏大臣，将西藏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在西南推行 “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雍正帝的制度创新，为乾隆朝完成统一大业提供了制度保障。

乾隆帝凭借康熙、雍正两朝积累的国力，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新疆北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南部；设立伊犁将军，完善对新疆的管辖。乾隆帝的军事行动，不仅完成了疆域统一，还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被称为 “十全武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兆惠作为乾隆朝的名将，先后参与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在 “黑水营之围” 中坚守三个月，展现出极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岳钟琪则在雍正朝平定青海叛乱、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屡立战功，为边疆统一做出重要贡献。这些将领的军事才能，是清朝统一大业得以实现的关键支撑。

《中国通史》第 91 集在总结清朝统一大业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清朝完成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从疆域角度看，清朝通过近 80 年的统一战争，将蒙古、西藏、新疆、台湾等地区彻底纳入中央管辖，形成了 “北至贝加尔湖、南达南海诸岛、东到库页岛、西抵葱岭” 的庞大疆域，这一疆域范围与现代中国疆域基本一致，为后世中国的领土完整奠定了基础。

从民族角度看，清朝在统一过程中，推行 “因俗而治” 的政策：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既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又加强中央集权，促进了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 “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格局。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清朝统一边疆后，消除了长期以来的边疆叛乱隐患，构建起稳固的边疆防御体系，有效抵御了沙俄等外国势力的入侵，保障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安全，为 “康乾盛世” 的出现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清朝完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并非偶然 —— 康熙帝的 “军事开拓” 奠定基础，雍正帝的 “制度建设” 巩固成果，乾隆帝的 “军事收官” 完成统一，三代帝王的接力努力，形成了 “开拓 — 巩固 — 完成” 的完整链条；同时，“因俗而治” 的治理策略，既尊重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强化了中央集权，为统一后的边疆稳定提供了保障。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需要科学的治理策略作为保障，更需要坚定的决心与长期的努力。读懂《中国通史》第 91 集《统一大业》，不仅是了解清朝的疆域扩张历程，更是理解 “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历史共识，将永远是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