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权思维演变：战术、战略与当下镜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场空前浩劫。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到1945年德国和日本投降，14年的时间里，8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上亿人穿上军装下场厮杀，鲜血流遍全球。

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不只是陆权的较量，也是海权的较量。在二战中，曾经的海上霸主英国一蹶不振，日本海军彻底覆灭，美国海军则快速崛起，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新的海权格局——这不仅是炮火与钢铁的碰撞，更是海权兴衰的见证。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海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抉择与战术博弈？

围绕保罗・肯尼迪《海权的胜利》一书，我们有幸邀请到“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独立书评人、前媒体人宋观两位深耕海洋战略与文史研究的嘉宾展开深度对谈。

两位嘉宾将从战术博弈到战略认知，从武器演进到经济逻辑，带你穿透硝烟，探寻二战海战中那些决定大国命运的关键瞬间，解码海权更迭背后的历史启示。以下便是这场思想碰撞的精华实录。

宋观：

这里想先跟胡老师交流一下，前一阵在上海的德国电影大师展，重映了一部很热门的电影，叫《从海底出击》，讲的是德国潜艇的故事。那么在您看来，是否真的像当时德国的海军司令邓尼茨说的，如果他有三百艘潜艇，就能够改变二战的整个态势？

胡波：

首先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潜艇的作用，即便到现在它也是一个拒止性的平台，也就是说非对称的平台，通常是弱者针对强者。所以从二战总体的情况来讲，欧洲战场跟太平洋战场是不太一样的。应该来讲，在太平洋战争中，潜艇的作用非常小，或是说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我们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潜艇，特别在1943年以前，对盟军，特别是商船的影响非常大，一度让丘吉尔都感到很绝望，但是随着盟军护航力量的增强，包括反潜兵力的增强，它的作用在衰减，越到后面越衰减，所以无论三百艘也好，四百艘也好，不可能改变战争的进程。

而且因为德国是个陆海复合型的国家，特别是在海上的资源，相对来说属于投入不足的状态，客观来讲，德国的海军能打成二战那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其实它的资源远没有一战的时候富裕，但是它的战术比一战时成功。一战时，它跟英国搞大平台、搞战列舰竞争，后来其实公海舰队没发挥什么作用。二战的时候，德国水面舰艇相对来讲投入比较小，潜艇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观：
虽然今天我们聊的主要是《海权的胜利》，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关注到另一本书，就是这里提到的《决战大洋》。

这本书很触动我的一点就是，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在1943年之前，德国的潜艇还是占领一定的战略优势。就是在开战初期，就是1939年开始，当时可以说英国的很多的护航舰队可以用“老破小”来形容。

这本书里提到了，很多的护航舰队都是拿一些普通的运输船改造的，很多时候可能是一战，甚至一战前的一些老式的船。人在船里的状态都是很痛苦的，随时还要防止潜艇的侵袭，还要保护舰队，很多的时候可能还涉及到层级关系，因为那时候护航舰队的很多的领航的司令，他是退休的军官，他的军阶有时候可能还会比真正的军队的护航还要高一些，这里涉及到了很多协调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也想问老师第二个问题，关于航母的方面，航母的此消彼长，可以说是影响了刚才提到的整个太平洋的战局。老师您是怎么去看待这方面的？甚至在二战初期，当时无论是在日军还是美军，都有相当的声量在说“航母无用论”的观点。

胡波：

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和装备的发展，它跟战场上的攻守平衡变化，是有一个滞后的。你的技术可能发展了很长时间，但是你如果没有得到军事的大规模应用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航母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从技术储备上来说，英国应该是比美国、比日本都要好，但是它可能是因为路径依赖。而且你要知道，一战和二战中间就隔了二十多年，所以一开始，从军队的惯性来讲，包括指挥官的惯性来讲，还是要沿用一战的战术。

一战的战术就是战列舰、炮造得很大，巨舰大炮。没想到因为航空力量的发展，航母可以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机场。现在也一样，很多技术发展出来，它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之下，是很难被检验的。军队相对来讲都比较保守，它去借鉴一个新的技术，它要做整个的力量结构、体制机制、军事条令的调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二战之前，日本是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超前的，而且日本的舰载机、飞行员，刚开始是对美军的有碾压式的优势。大家对航母的接受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

另外，不同的国家，它的需求也不是太一样。就像刚才讲的太平洋（战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造再多的战列舰感觉也不太好使。大西洋和地中海（战场）控海相对比较容易，英国只要把曼德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控制起来，基本上地中海就没问题了。但是太平洋这个情况特殊一些，所以战列舰在太平洋战场实际上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包括日本造的大和号、武藏号两艘（战列舰）。

《决战中途岛》剧照

所以有的装备和技术的应用，它需要战争的刺激和推动。如果没有二战，没有太平洋战争，我觉得世界各国海军应用航母的进程还会推迟很多年。就是因为二战，大家看到了航母有这么大的作用，基本上太平洋战争主要是航母对决，所以它比较像刚才讲的马汉笔下的这种决战决胜。

实际上马汉1890年出版的《海权论》，他强调怎么样去赢得海权，就是靠决战决胜。但是一战没有体现出来，一战没有怎么海上决战。到德国投降的时候，公海舰队依然还是保持很强的兵力。日德兰海战中，双方其实没有打成歼灭战。

反而是太平洋战争，确实它是一次“马汉式”的对决，而且进程非常快，前半年，日本打得非常顺利。但是从中途岛海战开始，日本就开始走下坡，它转换非常快，基本上是一种“梭哈”式的，中途岛海战其实决定性时间的就几分钟。

在欧洲战场和大西洋（战场）它是不一样的，大西洋是以破交战为主，主要是盟军，特别是从美国运物资，过来补给，然后德国去破坏他们的交通。另外就是两栖进攻。两栖当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也有，因为我们知道谈海权，除了马汉的流派之外，还有一个流派，是科贝特，他认为海战只是陆上战争的延续，你海战打得再好，还是要影响陆上局势才行。

所以他的观点跟马汉不太一样，他比较强调两栖行动，二战实际上也体现了很多，包括你看在所罗门，在菲律宾，在冲绳，当然大西洋不用讲了，最后的诺曼底登陆，它的两栖进攻也还是体现得非常明显。

宋观：

我们说到航母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像美国的军事专家何思秋的研究是说，英国在设计最开始的航母的时候，是拿一艘运煤船去改建的，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小小的尝试，完全没有想到未来会发展到那么大的一个状态，甚至包括像《海权的胜利》这本书，我觉得很吸引我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它在结尾的时候，就像刚刚老师说的，是对各国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的总的一次大检验。还有它在开篇的时候，形容了整个在战前的这种“迷雾”的状态。就是很多时候，像现在我们以后来人的“上帝视角”去看，觉得航母很重要，然后潜艇也有它的价值。

但是当时在开战初期，为什么各国当时的海军限定，没有特别强烈地去限定潜艇？是因为当时英国已经研究出来的雷达还是声呐系统，他们觉得以当时潜艇的技术是能够制衡的。而且在二战初期的时候或者二战前期的时候，很多的航母技术它是需要跟飞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适配，当时整个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想再问老师，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第三个问题，根据您对于海军技术的这些研究，您来看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航母也好、潜艇也好，在整个二战的时间内，哪些新的技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胡波：

雷达确实是二战里（重要的技术）。日本后期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雷达装的很少且较为落后，所以美国对它就有“降维打击”的优势。

日本当时还有就一种非常特殊的兵种，就是瞭望，靠目视去发现海上的军舰。这些人的视力特别好，但是美军那个时候已经装备了雷达，所以至少在技术上，它对日军后期有碾压式的优势。

从平台来讲，我觉得二战它把航母这个平台的重要性给打出来了。一战到二战，它就（间隔）二十多年，技术上创新性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很多。比如潜艇它的指标做得更漂亮，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并不是个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二战是把很多的技术应用了，完全新的技术和装备并不太多。

宋观：

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聊到战略层面，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像马汉，还有麦金德以及保罗·肯尼迪对海权不同的认识，是否可以对三人对海权的理解再做一个对比？

胡波：

海权的实践一直有，不是说因为马汉提出来海权才有海权，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都已经有海权的实践。但是确实从这个概念上讲，马汉把它系统化地提出来，他是第一人。第二个就是马汉把海权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上升到“大战略”的高度，认为海权决定一切。

麦金德说陆权决定一切。这种相对来讲是有点像现在的“网红”，“网红学者”一般说话都比较绝对，因为绝对容易吸引人。马汉和麦金德都是这样，（马汉）把所有英法之间的斗争，把英国的成功归结于海权，把法国的失败归结于不重视海权。实际上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他就把这个东西单一化、绝对化了。

麦金德提出，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心脏地带主要指东欧那片，这些都是比较绝对的。

相对来讲，肯尼迪的背景是历史，他对史料的掌握要比前两个人准确得多。马汉把概念给抽象化，有点像宣传口号。相对来讲，我觉得肯尼迪的历史功底，要远远好于马汉和麦金德这样的学者。

第二，肯尼迪更多的是把海权放在一个国家大战略的框架内，而不是突出的强调海权的作用。比方在概念上讲，肯尼迪对海权的定义是，海权是海军和其他，其他就包括国家的总体实力，包括经济。其实大家可以看他1981年出的那本书《大国的兴衰》里面讲的，因为生产力的不同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最后导致的经济决定政治决定军事这样一个逻辑。

宋观：

保罗·肯尼迪在战略的构建上，是相对来说有他逻辑的延续性，还是也有较大的变化？

胡波：

我觉得逻辑是比较延续的。经济、综合国力决定了海权的扩张的边界，所以他基本上认为谁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得好，谁就有可能是新一个海权的主导者。比如《大国的兴衰》，整本书讲的逻辑就是这样。因为各国对技术的应用有差别，导致发展速度不一样，有的人就掉队了，有的人就（发展）起来了，然后新的代替旧的。五百年内，荷兰代替西班牙，然后英国代替荷兰，美国代替英国，就这样一个逻辑，背后是你整个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他这个逻辑是不变的。

他不是个很偏战术的人，他当然也讲战术，但是他的决定性的逻辑，是综合国力决定论，由经济基础、科技基础决定的。但是《海权的胜利》这本书里，我觉得比较新奇的是，他把战略和战术结合的比较好。我觉得跟《大国的兴衰》相比，有突出的亮点，就是他也谈了很多偶然的因素、技术的因素，不仅仅完全谈“大战略”逻辑。这是他后来这些年开始有的变化，但他的整个逻辑是延续的。

宋观：
读到《海权的胜利》的时候，有一点是特别吸引我的，就是他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三层的这种分析，既包括大战略层面的经济层面，也包括战术层面的，甚至于各种舰种，比如说巡洋舰的价值、航母的价值、潜艇的价值，他都做了分析，他是给你一个相对来说立体的视野去看，所以我觉得确实是这本书对我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在读完马汉的《海军战略》之后，还有哪本书可以在我阅读二战史甚至一战史的时候，给我一些方法论的吸引，可能感觉还是《海权的胜利》会更吸引人一些。

还有一点其实是想问，在二战之前，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让人感觉是无法撼动的。甚至说当时无论是说华盛顿的海军军备协议，还是各种方面的技术限制的细则，可以说是已经把德国、日本封堵的死死的。当然也造成了他们战前的这种滞后性。

那么既然已经去尽可能通过协定、通过条约去限制了所谓“六大海军”的发展。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所谓“理性人”意想不到的事？从军事来讲，觉得这场战争好像是不理智的，就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会突然爆发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给人感觉有悖论的情况？

《决战中途岛》剧照

胡波：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都是陆上导致的。因为很多地方陆战先打起来了，即便六个国家的海军之间能保持和平，但是因为陆战先打起来了，它就会推动（海战）。德国海军、意大利海军、法国海军都是被动接受战争，因为陆战打起来，他们被动接受战争。

举个例子，英国当时海上能够主导世界，第一个方面是有遍布全世界的海上节点，也就是殖民地，包括新加坡，包括直布罗陀，包括埃及，这个是它的基础。第二个基础就是综合实力，其实二战时英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不行了。前面是美国、德国，英国才能排到第三。

从GDP上来讲，从生产能力上来讲，英国的生产力也不行了，但是有个惯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在二战开始之前看起来还是很强大的。英国在18、19世纪为什么能搞平衡，是因为英国虽然是个岛国，但是生产能力很强，可以在欧洲搞平衡，在世界搞平衡。现在的平衡必须得轮到美国来搞，（英国）自己搞不了平衡。但是在局中的人（不知道），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是以上帝视角来审视。而且，任何海上霸主退出的时候都不是很情愿的，都不会完全是理性思考，肯定是要挣扎一把。

其实英国挣扎得很痛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德国，德国的挑战是明线，是直接的挑战。从海权的角度，一个暗线的挑战是美国。美国一开始就有借战争去打击英国、打击英国殖民地的意图。所以整个二战的过程实际上是把英国基本上打垮了，然后美国做大。

所以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和美国有一堆矛盾，就是关于殖民地的事，因为美国人搞联合国，搞去殖民化和民族自决，把英国的很多殖民地全部给弄掉了。英国能力也不行，殖民地也没有了，它就必须在这个位置上（退下来）。

二战到底是由陆上战场决定的，还是海上战场决定，这个很难讲。但是综合来讲，陆上先打起来。日本也是先在陆上打起来。因为陆战，特别是侵略中国，导致日本的兵力、国力到了极限，对资源特别是对石油的需求（增加），这时必须得挑战英、美，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宋观：
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分析，是美国的史学家入江昭的分析，他是觉得当时亚洲，或者说亚太的情况还跟欧陆不太一样，因为欧陆在那个时候是慕尼黑政策，尽可能是绥靖。但是至少在前期的时候，美国、英国都没有考虑到绥靖的问题，当时在美国的两院还有专门的去抵制日本侵略的议员联盟。它们其实是相对来说对日本的企图是很明了的，甚至做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后来，可能像您提到的，随着欧战的一步步的扩大，包括法国的沦陷，慢慢地其实它已经有点在政策上顾此失彼了，它可能慢慢地在不自觉的时候就在二战的算是中期，滑到了一个绥靖的状态？

胡波：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没有准备好。美国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没有准备好参战。虽然美国当时的国力很强，但是它孤立主义很盛，一战之后短暂主导了下世界事务就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它的整个的军队规模、兵员的规模，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倒不是绥靖，是因为第一个美国没有准备好，第二个就是日本还没有触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的政策其实一直是支持，比如说支持中国抗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刚开始的支持力度很小，最终它都是有一个转折点，转折点当然是自己被打了之后，那肯定就是举国动员。美国的经济条件非常好，要是自己不被打，我觉得动员还要需要很长时间。欧洲虽然在打仗，但是美国不能感同身受，就跟现在是一样的，美国很安全，别的地方打仗它没办法感同身受。

宋观：
刚才您提到第一大梯队的，像美国、英国的一些状态。那么相对来说，处于海军第二梯队的法国和意大利也很有意思。刚才提到了法国，其实它无论是说在一战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比如说法国对于马奇诺防线投入的费用很高。实际上它当时用于镇压非洲甚至中东的起义，包括对于海军的投入也很高。但是后来发现在战争打开之后，其实海军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意大利也是在追求海军的实力，但是开打的时候出现了两个让人很想不到的情况，第一是当时墨索里尼的不宣而战，当时1/3的商船在运行在同盟国的时候，结果直接被扣押了。

再有一个是意大利想打仗的时候发现没有油。虽然当时它的潜艇数量大概至少有一百多艘，甚至让德国都已经羡慕得“流口水”，但是实际上没有油。

胡波：
因为它们都是被裹挟的。首先法国主要是陆上参战，意大利也差不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谁来决策海军应该怎么样，都很难。

它们跟英、美最大的不同是，法国、意大利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就是在陆地和海上同时面临着威胁。美国也是有大陆，但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洋国家，不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因为美国独立之后，陆上没有什么威胁。而陆海复合型国家它同时在海上陆上都面临威胁，这个时候怎么去平衡？但是通常来说，“陆上决生死，海上决发展”，在陆上威胁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去把重心放在海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意大利的海军、法国的海军没有太多的选择。

宋观：

那么想请老师在我们交流的最后总结一下，以您对于海洋史、海战史的观察来讲，二战在整个人类的海战史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包括像保罗·肯尼迪，他对于二战的这种研究，他发现了哪些跟以往战争不一样的特点？

胡波：
二战太特殊了。二战之后，主要的大国之间再没有爆发过如此规模的战争。我觉得未来爆发这种规模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第一点启示，二战是非常特殊的，而且我们不能拿二战的经验来比照今天的情况。今天依然有大国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它大概率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相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二点启示就是，你会发现，战争打起来，以上帝的视角会发现没有一个合格的，指挥官都表现得不好。这就是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的迷雾”。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在当时的处境下，其实很多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

（比如）站在南云忠一这个角度，我们大部分人的表现未必会比他好。虽然现在有技术发展，但也有电磁干扰各个方面的因素，战场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你看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你可能越困惑。

第三，我觉得二战可能是人类战争史上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就二战之前和二战之后情况也非常不一样。二战之前，基本不用考虑小国的感受，但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国际政治的环境不一样了，无论人家能不能“上桌”，至少你需要了解一下人家的关切。

二战之前，特别是在欧洲，虽说是国际体系，基本上就那几个大国“上桌”。二战之后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再就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二战之后，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和武器出来了，比如核武器，比如导弹，这个跟以前就不一样。现在有AI，那更不一样。二战基本上是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今天去学习和了解二战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虽然现在技术不一样，打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从整个的战略设计、任务规划和行动指挥等各方面，二战还是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和借鉴。因为这么昂贵的学费也不是经常有，人类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了持久的和平，有些东西还是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大的价值。

我觉得保罗·肯尼迪《海权的胜利》是非常不错的，他把各方面都结合得很好，把战略战术包括战役各个方面都结合得很好，让你能够非常立体地看到，如果设身处地、你在其中，你会不会做得比他们好？

中国赢得这场战争非常不容易。我们不仅保卫自己、抗击侵略，另外一方面我们对整个世界格局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精神上、从物质层面、从经验教训，大家可以通过看这些书，得到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八十年（过去）了，老兵基本上在世的已经不太多了，这么大的规模战争，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一方面要学习历史，但另外一方面，像我在《海权的胜利》推荐序里面写的，我们不能陷在历史里面。今天的海权跟二战时期、一战时期、马汉时期的海权都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不同？如上所述，因为科技的发展，因为核武器、导弹，因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

第二就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环境，今天的小国都是有发言权的，今天大部分海上通道直接控制在中小国家之间，而不是控制在大国手上，跟二战时期、一战时期就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海洋控制跟八十年前的控制也不太一样，今天的控制可能还涉及到国际法、国际机制这方面，不能拿历史完全来套用今天的现实。这八十年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和平力量其实也在上升，同时技术在发展、规范在发展，所以有很多的变化。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国和八十年前也很不一样，保守一点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强大的海洋国家。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海军跟八十年前那是很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很大的变化，和平力量上升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我们的力量越强，这个世界的和平就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