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1644——《明朝那些事儿》没有写完的历史

上个月，我给大家写了一篇明朝历史的荐书文章，其中热度最高的自然是《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笔下的大明王朝从巅峰走向落寞，故事写到1644年便戛然而止，今年明末的话题又被炒得很热，所以这篇文章再来和大家聊聊《明朝那些事儿》后面没有写完的那些历史。

在进入《明朝那些事儿》后传的历史前，

必须首先介绍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宗师——顾诚教授，

他是中国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

治学精神在学界有口皆碑，被誉为“学术苦行僧”，

为了重构明末以及南明史的叙事，

顾诚先生耗费十余年查阅579种文献、237部地方志，

足迹遍及全国档案馆，

代表作《南明史》书中80万字的史料“无一字无出处”！

另一本书《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南明史》的姊妹篇，

顾诚教授直接突破了传统依赖官方正史的局限，

大量引用奏疏、方志，比如通过对比地方志，

厘清李自成余部联明抗清正义之举的细节，

1644年是明末和南明史承上启下的一年，

阅读应当按时间顺序先看明末再读南明史。

不过，由于明末/南明的历史太过于冷门，

可能仍然还有很多史观不够明确的作品，

而顾诚的书学术性更强，对明末/南明时期的问题分析更透彻，

所以今天就结合顾诚先生的这两本书来聊聊明末的历史。

看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局，

多数读者的心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看顾诚的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

则可以“治好”读者们的低血压。

首先，大家看明末历史时，最大的疑惑估计是：

如此强大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到明末时期崩盘了？

于是在明矾群体间，兴起了明朝始亡于崇祯、明朝始亡于天启的说法，

等到《大明王朝1566》上映后，明朝始亡于道长的说法也流行起来。

实际上，在明王朝统治时期，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已经进入发展的晚期，

具体表现就是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

从明英宗时期朝局就出现宦官专Z、奸佞当权的事情，

明中期就诞生了闽浙农民、荆襄流民等规模不小的起义，

等到明世宗朱厚熜继位虽然号称“嘉靖中兴”，

但道长为人极其偏执，又迷信道教，追求长生，

也是把国事弄得一塌糊涂。

到了万历时期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

太岳张居正看到危机采取一系列的改G措施，

但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亲政立即改絃易辙，

明朝也朝着翻车一路狂奔，万历一朝相关的还有本畅销书《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作者是黄仁宇，

选定1587年对比介绍了几位关键人物的命运，

比如万历、张居正与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李贽，

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有二十多年不临朝听政，

臣下奏章常被“留中”搁置，导致国家中枢几近瘫痪，

而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灵感，

则源于他博士论文的研究领域明代财政制度。

黄仁宇认为明朝的财Z出现了系统性的崩溃，

比如万历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

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

“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面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

指其货面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

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餽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皆不与焉。”

万历朝边疆也同时出现问题，

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萨尔浒一战以惨败告终，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

之后的天启年间，宦官权力达到顶峰，

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形成“九千岁”的畸形权力结构，

其党羽周应秋任吏部尚书时公然卖官鬻爵，

得“周日万”之绰号，每日受贿银达万两，

官L体系陷入恶性党争漩涡，

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东林党与阉党势力殊死搏斗。

崇祯帝虽铲除魏忠贤集团，却未能建立有效治理，

反陷入“白变黄，黄变白”的贿赂困局——

官员行贿从银两升级为黄金珍珠，

崇祯六年文华殿召对时，皇帝自承：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

明末这种体Z性腐B，也催生了“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的民谣，明朝的统治根基已然崩塌。

而明末农民起义的根源，还是出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上，

这也是封建王朝的顽疾所在，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

弘治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约18万顷，到万历初期已飙升至50万顷，

其中张居正与辽王朱宪㸅的矛盾应该是最有名的，

辽王在荆州吃喝享乐，庄田规模庞大且长期隐占土地、逃避赋税，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核心是清丈土地、均平赋役，

宗室庄田作为最大免税特Q集团，也成为阻碍，

朱宪㸅被废，辽藩除国，庄田被抄没，

不过张居正一死，就彻底没有踩刹车的人了。

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巡按孔贞一奏报，

“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

蜀王一系，居然独占成都平原70%沃土，

河南更现“中州地半入藩府”局面，周王兼并致“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

万历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获赐田二万顷，

而瑞王汉中封地二万顷由四省摊缴租银，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朝廷里的勋戚宦官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

通过“乞请”与“投献”巧取豪夺，

一般的缙绅之家（官L地主），也利用他们的权力攫取土地，

它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

但是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JJ中最有权势者，

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打击的重点之一就是官L地主，

反抗农民起义最顽固的也正是官绅地主，

从上到下这群人的丑态，也在神剧《大明王朝1566》得到体现。

当年，《大明王朝1566》上映时，

第一场戏就是非常硬核的御前财政会议，

因为很多观众看清宫爱情戏习惯了，

所以当年大明王朝上映时收视率并不高，

而大明王朝这部戏好就好在点出了明末最重要的问题——财政与赋税。

明代财政实行双轨制，户部管理的太仓库等机构负责日常开支，

而矿税、漕粮折银等收入解入内承运库成为皇帝私产，

万历帝为满足奢靡需求，不断提取太仓银供内廷挥霍，

三大征耗资巨大，加上“婚礼、珠宝、袍服”等名义索取达一千余万两，致“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

天启六年推行“藏银解京”，强令地方存银上缴户部，彻底掏空地方财政储备。

而面对辽东战事压力，朝廷开启三饷加派的恶性循环，

比如万历末年的辽饷首加每亩9厘，合520万两，

崇祯三年再加3厘，合计每亩1分2厘，

剿饷在崇祯十年按亩加粮6合，折银280万两，

练饷在崇祯十二年加派730万两，

三饷总额达1670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再加上宗室负担转嫁，比如上文提到的瑞王二万顷赡田由四省摊派，

导致民间赋税极重，

像陕西白水县，在嘉靖至万历间加派激增七倍，

民间歌谣写道，“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导师老马曾经指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上面讲到明朝的财政赋税陷入系统性破产，

黄河治理本应“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

《大明王朝1566》中毁堤淹田虽然是虚构的情节，

但万历年间的河工经费“俱入上下私囊”，导致“连年冲决”，

剧中的情节在历史现实也是有大量的相似之处，

天启前甚至出现“无人不利于河决者”的怪象，

总河至闸官借工程贪墨，游闲之徒靠工食糊口，

形成“频年修治，频年冲决”的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已经不差于毁堤淹田的恶劣程度。

崇祯初讨论江南水患，

大学士直言“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

而惜财如命的崇祯一听要钱，立刻沉默不语，

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

于是，在不愿“扰民”的幌子下把这件“东南第一大事”轻轻地放在了一边。

水利失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万历后期进入了“小冰河期”，

气候异常使农业危机雪上加霜，

再加上朝堂一味征收钱粮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

明朝后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饥荒惨状的描写，

直到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怵目惊心，万历年间的记载说：

“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

灾民四处逃荒，明朝基层军户同样也不好过，

明朝实行的是“寓兵于农”的卫所制

（回收一个小伏笔，前两年我在小黑盒用一篇文章详细介绍明朝卫所制度，当时就是看完顾诚《隐匿的疆土》后写的读书笔记），

简而言之就是农民被编为军户世代为兵，按照卫所组织起来进行屯田，

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

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屯田多被中上层军官占夺，

卢象升奏报：

“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因循日久，俱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军日益贫。甚至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

军队内部私兵化现象严重，将领将克扣饷银豢养家丁，

导致战斗力锐减，军纪败坏到“贼梳兵篦”程度。

结果就是兵饷完全依赖朝廷的拨款，

叠加上面水利失修、赋税太重的问题，

万历时期天灾与战事并发，

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

崇祯明末时期官军纪律的败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如史籍中所说，

“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军纪败坏还有个重要表现就是“杀良冒功”，

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

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T杀，

比较难绷的是，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

所以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

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

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

接下来也就到了明末的主角登场。

明末战事频繁需要军饷，一是开源，二是节流，

崇祯二年以节流为目标的驿递裁撤，

居然不经意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代在全国交通线上设有驿站，

驿站制度古自有之，最近的热播剧和电影《长安的荔枝》也是驿站制以小见大脑补出来的剧本，

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

多数官Y在往来时，常常会勒索驿站，

就使驿站有限的人力、物力应接不暇，

疲于奔命，甚至为了赔补经费而卖儿卖女，

要知道能够进入驿站当牛做马就已经很不错了，

供驿站劳役的贫苦百姓就更艰难，

驿卒们还流传下来了一个歌谣《关山谣》：

肥马血出，瘦马骨折。行行行行，方知马力。

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重新规定使用驿递的标准。

他在疏中认为经过整顿，革除各种弊病以后，

驿站经费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两银子，

崇祯一听说可以捞到银子，眼睛都放光了，

下令改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门负责驿递的整顿事宜，

说人话就是去驿站裁员了。

根据崇祯四年二月刘懋《驿递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数字，各省裁节银共计六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余两。

随着驿站经费的裁减，驿夫枵腹、驿马倒毙的现象愈来愈严重，

大批原来依靠驿递勉强维持生计的壮丁被迫逃亡，

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

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自成。

我再给大家做个《明末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总结，

最上层的皇室宗亲与勋贵们大搞土地兼并，藩王占田规模惊人，

成都平原70%沃土属蜀王府，河南“中州地半入藩府”；

魏忠贤掌控宦官集团，党羽周应秋卖官鬻爵，

税监矿使横行全国搜刮民财；

官L士绅地主依靠权力巧取豪夺，

平民地主们则诡寄田产或投靠官L士绅地主寻求庇护，构成了庞大的地主阶层，佃仆们需要无偿服劳役；

平民阶层土地被兼并，三饷加派、赋税激增，

再加上水利荒废和气候恶化等问题，出现灾荒；

军户卫所的土地被军官侵吞，士兵月粮克扣，

边饷拖欠五年以上，士兵鬻子出妻、沿街乞食，

军队里军纪败坏，出现杀良冒功的乱象，

就连驿卒这类体Z内的边缘群体直接被裁撤，驿夫枵腹、驿马倒毙。

最后，也就是顾炎武所看到的景象：

“有田者什一，佃作者什九。”

当皇室、士绅、宦官们吞噬掉90%的社会资源时，

农民“易子而食”与士兵“杀良冒功”的惨象，

也预示着秩序即将被暴力重构。

从社会各阶层分析，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明末的各种问题，

明末农民战争，已经是封建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了，

而传统史观中一些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纯负面的评价，自然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对于每一位明史读者，明末/南明绝对是最不忍心去读的一段历史，

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也仅有李定国、张煌言等少数几人。

（老黄发家史系列我更了15期，目前暂时处于停更状态，这篇文章的草稿我在几年前就已经写好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过审，所以一直搁在草稿箱里没发，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明末/南明这个系列还可以继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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