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楼兰“复活”，让彩陶“西来说”终结，今却鲜有人知！

#上头条 聊热点#1927年的北京，寒风卷着沙尘掠过紫禁城的琉璃瓦顶。学界正掀起一场关于西北文物主权的鏖战——当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计划第四次潜入新疆盗掘文物，并与北洋政府秘密签订“所得文物运往国外”的协议时，黄文弼拍案而起，联合学界发出震耳呐喊。这场抗争绝非偶然。自19世纪末，英、德、俄、日等国“探险家”以考察之名行盗窃之实，敦煌经卷、西域文书如血流般外涌，而腐朽的清廷与北洋政府却熟视无睹。黄文弼们的怒吼，终于迫使斯文·赫定重回谈判桌，诞生了中外学者平权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物归中国，学术论文共署两国学者之名。”

在这场关乎国家尊严的博弈中，年轻的黄文弼勇挑重担成为科考团中国学者的代表。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一决定不仅开启了他与新疆考古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也让他成为中国新疆考古史上不朽的丰碑。

考古学家黄文弼

1893 年，黄文弼出生于湖北汉川一个书香门第。8 岁起，他在私塾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后进入湖北存古学校、汉阳府中学堂学习，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1915 年，22 岁的黄文弼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师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名师。在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他起初致力于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研究，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让他的学术道路发生了转折。

1924 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立，黄文弼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彼时，中国的考古学尚处于萌芽阶段，而西方探险家正频繁来华 “考察”，大量珍贵文物被巧取豪夺。看着国家的文化瑰宝不断流失海外，黄文弼的心中燃起了强烈的使命感。他意识到，只有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才能真正掌握中国历史的话语权。于是，他毅然将研究方向转向考古学，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探寻深埋在地下的历史真相。

1927 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时，34岁的黄文弼成为中国学者的领头羊之一。当时，团队中外学者的合作仍充满变数，斯文・赫定试图掌控考察主导权，甚至仍然妄想将发掘的文物带回本国。但黄文弼始终坚守原则，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使命，更是守护国家文物主权的责任。在考察团出发前，他与外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发掘文物属中国，外运一寸不可行！”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合影，黄文弼（左二）

1928 年初，黄文弼率领小分队踏上了新疆的土地，首站便是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这座被誉为 “世界上最完美废墟” 的古城，曾是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车师前国的都城，又是唐安西都护府最早的驻所。见证了多个高昌国政权的兴衰荣辱，经历了丝路的驼铃与金戈铁马，直至高昌回鹘并入察合台汗国后，才毁于战乱。看着这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风沙中静默矗立，黄文弼深知，这里埋藏着解开西域历史之谜的钥匙，而科学的考古方法是打开这把钥匙的关键。

黄文弼著作《高昌砖集》中的墓表铭文插图

在交河故城雅尔崖古墓葬区，黄文弼做了一场革命性实验，他首创 “分区编号+地层记录” 的科学发掘方法。每一陶片的位置、每一寸土壤的叠压关系都被精确记录——这与斯坦因们的“凿壁取画”的强盗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后世中国的考古学打下坚实基础。当800多件陶器、120余方墓表重现人间，那些刻在砖石上的高昌纪年、官僚体系终于补全了《北史》《周书》中缺失的高昌拼图：麴氏高昌虽臣服北方游牧汗国，却仍行中原年号。黄土下的这些文字，成为西域认同华夏文明的铁证。

车师前国都城交河故城

对于交河故城的发掘工作持续到1930年才结束。这年4月，黄文弼率领小分队抵达孔雀河下游的罗布泊北岸。这是他此行最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里就是《汉书》中记载的楼兰古国（公元前77年改为鄯善）。在之前的十多年中，这里也是斯文·赫定、斯坦因等殖民者盗掘中国文物最严重的地区。虽然他们发现了十多座古城遗址，但大多数古城遗物被洗劫一空。加上这里荒无人烟，黄沙漫天，三天两头就有强烈的沙尘暴来袭。同行学者认为此地不会再有什么发现，都纷纷劝他撤离。

但黄文弼坚信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下，一定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他从史料得知：楼兰或者鄯善远比后人想象的地域宽广。然而小分队搜寻数天仍一无所获，并且在某天下午遭遇了“黑风”的袭击，“沙暴遮天如夜，帐篷几近摧毁”。派出去搜寻的当地猎户也彻夜未归，黄文弼为他们的安全担心的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终于等来了好消息，猎户拉亦木发现了一座半淹在山丘中的汉代烽燧。

土垠遗址

在这座被称为“土垠遗址”的烽燧旁，黄文弼他们发现了70余枚西汉木简，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楼兰众遗址中获得木简最多的一次。多年后，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仍难掩激动地写道：“余英勇之猎户得胜利消息而归……木简杂陈苇草间，如获至宝。”

这些木简从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一直延续到西汉成帝元延五年（公元前8年）。不仅记录了汉代西域边疆的治理制度与经济活动，还通过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展现了戍边将士的生活细节，其中蕴含的历史温度与人性光辉尤为动人。

简27记载：“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籍”。这是戍卒史隆全家人口以及衣物、牲畜的登记表，通过它我们恍然看见内地的百姓拖家带口来到西域，充实边疆，保家卫国。印证了汉代“徙民实边”政策，也折射出普通人为国家安全默默奉献的牺牲精神；简3记载：“右部后曲候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陈殷可能是西域都护府的一名基层官员，他在抵御乌孙入侵时牺牲。寥寥数字背后，是边疆战事的残酷与戍边将士的牺牲。陈殷的牺牲虽未被史书记载，却在汉简中留下永恒印记，成为个体生命融入宏大历史的缩影。

黄文弼在罗布泊土垠遗址发现的汉简

此外在一些木简中还发现了《论语》的残章断句，推测为戍卒学习所用。通过它，我们彷佛看见戍卒们屯田戍边的间隙，仍在飞沙中诵读“学而时习之”。这种在艰苦环境中对知识的追求，展现了汉代边疆军民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仅是军事防御者，更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彰显了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

无论是家属登记表的烟火气息、突发战事的悲怆，还是对文化的执着传承，这些木简都让我们得以窥见两汉时期普通人于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这些简牍不仅是史料，更是跨越两千年的家国情怀。

如果说罗布泊的汉简揭示了边疆戍卒的日常生活，那么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举，则见证了黄文弼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寻。在考察了众多楼兰国的古遗址后，黄文弼难免有些悲秋伤春，为什么有如此发达文化和繁荣经济的楼兰会在短短数百年内彻底消失呢？这也是当时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楼兰的消失或许与战争的破坏有关。

但黄文弼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考察，认为楼兰的消失与塔里木河的改道有关。《汉书・西域传》记载 “于阗之东，水东流，注盐泽”，《水经注》也提到 “南河出葱岭，东注蒲昌海”。“盐泽”、“蒲昌海”都是罗布泊的别称，这些文献资料说明：在塔里木盆地南部，曾经有一条“南河”与北部的孔雀河先后出现，这条“南河”可能就是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河流。

塔里木盆地孔雀河和“南河”的大体位置

为了验证文献记载和自己的想法，黄文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寻找传说中的南河。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被称为 “死亡之海”。当年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也曾试图穿越大沙漠，搜寻更多西域的宝库。但即使他们拥有先进的装备、强大的经济支撑，最终也因为沙尘暴的袭击、饮水的断绝等原因，中途放弃。即使在今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并非易事，更何况是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但黄文弼却毫无畏惧的启程了。

1930年夏，黄文弼带领一名向导、数名队员、三峰骆驼，以及有限的水和食物，从盆地北沿的沙雅出发，向沙漠深处挺进。沙漠白昼50℃的滚沙能烫穿靴底，寒夜裹毯也抵风如刀；风暴袭来，遮天蔽日；数次濒临干渴昏厥，他们都挺了过来。38天后，他们拖着皴裂渗血的双脚走出沙漠南沿。

骑着骆驼准备穿越沙漠的黄文弼

在穿越沙漠的过程中，黄文弼仔细观察了已经干涸的古河床痕迹及沿河遗存。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他确认“南河”确实存在。然而南河也如“北河”（孔雀河）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断流，时间大约在 5 世纪至 8 世纪之间，即南北朝时期至唐晚期。这一结论，正好与鄯善等国的衰落时间吻合，为研究该地区古国的兴衰、丝绸之路的变迁等课题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

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黄文弼详细记录了他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经历和发现。他描述了 “南河” 两岸的米兰古城等遗址，这些遗迹见证了 “南河” 流域曾经的繁荣。他还分析了 “南河” 断流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的过度开发水源有关。黄文弼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地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今天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黄文弼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黄文弼一生四次赴疆，39年间徒步或驼行三万八千多公里，被誉为“中国考古史上最孤独的长征”。每一次都带着他对考古事业的执着和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新中国成立后，已是花甲之年的黄文弼又在1957-1958 年，带领一大批年轻学者，第四次到新疆考古。这次他带队在哈密、焉耆、库车、伊犁等地考察，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魏晋至元代城址和七个星佛寺等约127处遗址，进行发掘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壁画、佛像等文物。这些文物展现了西域地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文化，为研究西域与中原、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除了关注西域各国的文化遗存外，黄文弼还在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大量彩陶遗存，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分析，确认其年代晚于中原仰韶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而早于西亚彩陶的成熟期（公元前3000年），证明彩陶技术是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沿天山西传的。《高昌陶集》中上千陶器图谱，彻底终结了“彩陶西来说”，为“彩陶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实证基础。

黄文弼在哈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新疆彩陶

黄文弼的四次新疆之行，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沙漠戈壁。他每到一处，都认真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详细记录发现的文物和遗迹。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容，也为新疆的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

黄文弼不仅注重考古实践，更重视将考察成果整理成书，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在每次考察结束后都会将考古成果和观点整理成著作。其中《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是他对包括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等遗址发掘成果研究的总结。《罗布淖尔考古记》详细记录了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发掘，是研究楼兰或鄯善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则记录他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过程，对南河沿岸遗迹的发现等情况，是研究塔里木盆地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的壁画插图

除了在治学方面严谨外，黄文弼先生随处可见的爱国精神也令人感动。当初西北科考团考察过程中，黄文弼始终坚守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捍卫国家的文物安全。当斯文・赫定在帐篷外插上瑞典国旗时，他马上拔掉换上中国国旗，义正言辞地说：“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只能插中国国旗！” 当外国团员试图私自进入野外搜寻掠夺文物时，他坚决予以阻止，严肃指出：“中国的文物属于中国人民，任何人都无权私自占有！”途中有民间艺人为了生计，被迫表演低俗节目，外国团员纷纷举起相机准备拍摄，黄文弼立刻劝说艺人停止这种“有辱国格”的民俗表演。

黄文弼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捍卫文物主权上，更体现在他对国家考古事业的奉献上。他一生淡泊名利，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古研究中。他曾说：“我从事考古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让中国的考古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黄文弼在吐鲁番发现的张孝真妻索氏墓表

1966 年 12 月 18 日，黄文弼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是为中国考古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新疆考古事业奉献的一生，其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他的精神，将激励无数人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而奋斗。

如今，当我们走进新疆的博物馆，看到那些由黄文弼先生发掘的文物时，仿佛能看到他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身影，能听到他对历史的深情诉说。黄文弼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中国考古事业，特别是新疆考古所做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在史册。他的名字，将与新疆的大漠、古城一起，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