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年轻人的“快乐老家”

打卡博物馆显眼包、感受千年文化故事，爱逛博物馆的年轻人们，把“文化旅行”推上了新高度。

带上讲解器沉浸式逛展、触目所及皆是穿越千年而来的文物。当旅行与博物馆相遇，一场奇妙的时空之旅便悄然开启。以文物为原点，历史节点为线索，博物馆宛如一座时间穿梭机，将千年的岁月浓缩于眼前。在这里，每一步都踏在历史脉络之上，每一次凝视都仿佛与古人心灵相通。

博物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陈列场所，而是一个让历史跃然眼前、让文化触手可及的空间。

1923年，河南新郑发现了郑公大墓，出土了100多件青铜器。为了保存这批文物，1927年河南省建立了河南博物馆，它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

北宋东京城外城瓮城图，它是对北宋东京城外城瓮城的描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虽然常设展的主题名为“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但河南的故事还要从华夏概念形成之前讲起。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了密集的古人类活动点；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距今9000到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管乐器——贾湖古笛。古笛是用鹤类的尺骨锯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表面留有等分刻画痕迹，可见经过了认真计算。其中，七孔骨笛保存最完整，基本具备了七声音阶结构，说明当时的中原先民已经具备了高超的音律水平。古笛仍然能吹奏，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演出就以复原的古笛乐曲作为开场。

吹口哨雕砖俑，元代 (1271—1368)，1973 年焦作市西冯封村出土。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名鼎鼎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纹饰丰富的彩陶器，其中有一只造型独特的彩陶双联壶，让人颇费一番思考：两只壶像连体婴一样连在一起，腹部相通，理论上虽可供两个人同时饮用，但实际使用时并不便捷，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是远古时代部落结盟时双方首领共同使用的，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彝族、侗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还在沿用类似的器皿，表达了同样的感情。

汉白玉弥勒佛坐像局部（唐代），高147厘米。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早期国家开始在中原大地出现。夏朝过于久远，始终蒙着一层面纱；而拜甲骨文和金文所赐，商朝的面目就清晰多了。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商，500多年里多次迁都，目前河南郑州、偃师、安阳均发现商代具有王都规模的遗址。其中郑州商城很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成汤建立的国都。

红陶泥俑（唐代）的造型生动，线条流畅，细节刻画精细。

夏商周三朝又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也是展示这一时期王权与国家的关键。1974年，郑州市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了多件青铜器，其中有一对寿面乳丁纹铜方鼎，也叫杜岭方鼎。这两件方鼎分别重达80多公斤和60多公斤，是商代最大的青铜器之一。目前大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稍小一些的杜岭二号方鼎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方鼎形体厚重，腹饰庄严肃穆的兽面纹，乳钉纹带增加了器物厚实感，给人以宗庙威仪之象。兽面纹在商代的青铜器上很常见，有多种变形。它可能是为了起到震慑作用，象征着商王朝神权统治和尚武精神。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河南博物院的建筑顶部就装饰着辨识度极高的兽面纹。

左上：夔凤纹铜鉴是一件春秋晚期的青铜水器，出土于辉县市琉璃阁甲墓。右上：透雕夔龙纹铜钺（西周），通长15厘米，洛阳市北窑墓地出土。左下：石刻文官头像（北宋）宽32厘米、高67厘米，巩义市北宋皇陵周王墓出土。右下：刻符龟甲。这些用于祭祀、舞蹈或占卜的龟甲，是当时人们灵龟崇拜的物证，龟甲上的刻符为汉字起源提供了最早的线索。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更多重量级的青铜器。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是一位女祭司兼女将军，多次带兵讨伐周边方国，深受武丁的倚重和喜爱。妇好去世时只有30多岁，武丁将她葬于宫殿宗庙区内，随葬了1928件器物。妇好鸮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铜尊酒器，也是河南博物院大受欢迎的文创IP。鸮就是猫头鹰，鸮尊艺术地结合了多种动物形象：睁着大眼睛的猫头鹰耳朵 向两侧倾斜，双足与下垂的尾翼正好构成三点支撑；身体两侧盘绕的蛇与云纹构成了翅膀；向下弯钩的喙则酷似鹰嘴。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鸟，而猫头鹰这种猛禽昼伏夜出，捕猎精准，用战神之鸮来象征妇好这位女将军是非常恰当的。

左上：武则天金简，223.5克，以纯度90%的黄金制成，上刻双钩铭文63字，是目前所见唯一可移动的武则天遗物，也是研究其晚年思想行为的珍贵实物资料。右上：三彩鸳鸯尊（唐代）长29厘米、高13.5厘米，1974年新安县十里村出土。左下：兽面纹提梁铜卣（商代前期），通身纹饰华美富丽，是商代前期青铜器装饰艺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商代后期繁缛铜器纹饰之滥觞。右下：骨笛，长23.1厘米，以鹤类尺骨制成，可吹奏七声音阶，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

同样从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则集中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包容性。春秋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青铜器也一改西周大一统的风格，开始彰显个性。郑国处在强大的晋国和楚国之间，受到晋楚文化的影响。这件华丽繁复的青铜礼器简直就是个大杂糅：盖顶装饰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颈部两只龙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缓向上爬行，底部由两只卷尾兽承托器身。在莲鹤方壶上，中原周文化与卷尾兽代表的楚文化、立鸟呈现的晋文化交融碰撞，记录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洪流。

走进山西博物院大厅，会觉得似曾相识，仿佛进入了应县木塔的内部，参观动线也如建筑图纸一般严谨清晰：沿大厅走到底，登上宽阔的台阶到二楼，右手第一个展厅便是“文明摇篮 ”，接下来顺时针参观“夏商踪迹”和“晋国霸业”，参观后回到原点，可以顺着历史的脉络，继续上楼了解“民族熔炉”。

杂技俑，由7件胡人俑组成，均为深目高鼻的胡人。

“文明摇篮”展出了从243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包含了多个与中华起源密切相关的文物。距今6000至50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西阴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因为有着明 显的花朵图案而被称为“西阴之花”，它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华”族图腾。陶寺遗址来头就更大了，它很可能是尧的都城，这里出土了许多的“之最”，彩绘蟠龙盘上有最早的龙图腾，最早的古观象台能观测二十个节气，朱书扁壶上有比甲骨文还早的古文字遗存。

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开启了夏商周三朝的青铜时代，“夏商踪迹”也展出了大量的青铜器。商代时山西虽然靠近王畿，但境内有许多方国，出土的青铜器显示着明显的多元文化，比如，几只可爱的小动物：鸮卣是由两只背靠背、表情认真的猫头鹰构成；龙形觥形若龙舟，侧面还刻着扬子鳄，整个都是“水”元素；兽形觥结合了多种动物元素，只好笼统以兽称之。这三件均与“重器”相去甚远，因为它们实在太精美了，很可能这时期的部分青铜器已经从礼器中分离，成为王室和贵族家庭的日常用品。

山西博物院的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了多个重要修复项目，其中北朝壁画修复项目尤为突出。此外，山西博物院还积极参与全国文物修复案例宣传展示活动，修复项目在2024年成功入围终评，展示了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专业实力。

“晋国霸业”讲述了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故事。晋与三晋一共延续了800多年，鼎盛时地跨现在的晋、陕、豫、冀、鲁等地。记住几个关键节点就能把晋国从崛起到称霸再到没落的重要阶段理清楚，也有助于把文物还原到历史坐标上。

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的同母兄弟叔虞受封唐国故地(原为山西南部的商朝方国)，史称“叔虞封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将国号改为晋，他也成为第一代晋侯。晋侯鸟尊的主人就是燮父，将第一任晋侯的礼器作为山西博物院的馆徽实至名归。鸟的造型端庄优雅，作回首状，背上还有一只小鸟与其对望，尾部是一头大象，大象的鼻子既是整件鸟尊的尾部，也是双足之外的第三个支点。鸟尊被发现时碎成了100多片，修复时专家一度不能确定象鼻子到底是应该向外卷还是向内卷，2019年才根据尾部碎片上的纹饰最终确定修复为内卷的造型。

文物修复

晋侯稣钟是另一件重要的晋国文物。20世纪90年代初，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曲村附近发现了有九代晋侯及夫人的墓葬，其中有2件编钟和此前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场发现的14件编钟的形制相同，铭文也可以连缀，证实这16件编钟原出同墓。这套“晋侯稣钟”目前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还曾经几次合璧展出过。

周王朝的衰落伴随着大诸侯国的崛起。公元前770年，西周亡于犬戎，幽王被杀骊山。危急关头，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 公共同拥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并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创了 东周王朝。此后晋文侯和秦襄公等诸侯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这是“文侯勤王”。晋和秦也由此发展壮大，各自称霸一时。一代又一代晋国国君继承先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治国之策， 成就春秋霸业。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楚军，晋国从此称霸一时。“秦晋之好”是必要的，但晋国也没忘了和南方霸主楚国搞联姻。晋公盘就是晋文公给要嫁到楚国的女儿孟姬定制的嫁妆，内壁183字铭文记述了历代晋公的事迹以及自己对女儿的期许。盘内有龙、水鸟、鱼、青蛙、乌龟等动物，甚至能原地360度转动，注水后就成了一个活泼的水族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名存实亡，这一年也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公元前376年，晋静公被贬为庶人，晋国公室余地被韩、赵完全瓜分。至此，晋国彻底灭亡，但它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虞弘墓石椁椁身，隋 • 开皇十二年（592），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虞弘墓出土，高217 厘米，长295厘米，宽220厘米 。

民族大融合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山西地处中 原腹地与塞外草原的农牧交错地带，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各民族先后崛起。4世纪末，鲜卑族首领拓跋 珪建立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平城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是黄河流域第一大城市，开凿云冈石窟、 孝文帝汉化改革等都发生于平城时代。从馆藏的司马金龙家族族谱 来看，他家世代与北方豪族通婚，后代是妥妥的汉、匈奴、鲜卑混血儿了；随葬品体现了胡汉融合，有从西域来的胡俑、骆驼，也有绘制了出自《史记》《后汉书》等故事的漆画屏风，内容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色，是汉文化与鲜卑政权相互影响的例证。

北魏后来分为东魏和西魏。550年，高洋废东魏，建国号为齐，邺城为都城，将晋阳(今太原西南)定为别都，史称北齐。在太原发现的徐显秀墓、娄睿墓中的壁画充分体现了北齐的审美，画的内容多是墓主人对来世生活的想象，有的仙气飘飘，有的烟火气十足。

平城和晋阳是北朝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大都市，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空前繁荣，文物中的异域元素也十分丰富。胡人吃饼骑驼俑的主人公是一位深目高鼻、头戴毡帽、坐在骆驼上的胡人，骆驼背上的皮囊里装满了丝绸锦帛，看来满载而归，难怪边赶路边啃饼(可能是现在的馕)依然面露喜色。

董明墓戏俑，戏台上有5个彩绘戏俑，自左至右为装孤、副末、末泥、装旦和副净等五个角色。

虞弘墓是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之一。虞弘是旅居中国的外国人，来自粟特地区一个叫“鱼国”的神秘王国。墓中出土的完整汉白玉 石椁装饰有精美的浮雕和绘画，人物相貌与打扮都有着中亚和波斯 特色，许多画面还表现了祆教仪式。从墓志铭可以了解到，虞弘年轻时相继出使波斯和东魏，又受到北齐重用；北周灭北齐后，虞弘继续效力北周；隋朝建立后，又被拜为仪同三司，因此他被称为“三朝元老”。像虞弘这样的中亚人史料中还有不少，这也说明中国北朝及后来的隋唐是多么开放，与外界的交往是多么频繁。

到了甘肃省博物馆，先别急着直奔“丝绸之路”展厅，老前辈“彩陶之路”很值得了解一下。“彩陶之路”最早由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李济在1960年提出，用来概括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或者“彩陶文化西来说”。随着更多考古证据的发现，主流学界已经认为彩陶传播的主导方向是“西去”而非“西来”。近年来“彩陶之路”已被用来概括早期中国文化向西拓展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

甘肃省博物馆的丝绸之路文明展厅内集中展示了420余件系统反映古丝绸之路的文物，包括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铜奔马及仪仗队等。

虽然彩陶广泛出现于黄河、辽河、长江等流域的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但甘肃地区彩陶最为发达，从距今8000年前的秦安大地湾文化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5000多年彩 陶发展史绵延不断，因此甘肃也被称为“彩陶之乡”。

欣赏彩陶的审美乐趣在纹饰。先民以植物、动物、河流等自然物象以及人类本身为题材，创作出了几何纹、漩涡纹、植物纹、动物纹、舞蹈纹、神人纹等具有装饰效果的图案，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和审美情趣，称得上早期的艺术创作。

驿使图壁画砖，画面正中绘一信使左手持綮传文书，跃马疾驰，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西北边疆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

仰韶文化晚期的“鲵鱼纹彩陶瓶”就让人浮想联翩：红陶底上用黑色颜料绘制的鲵鱼其实是人头蛇身，首尾相接，从两侧伸出两个指爪来，狰狞不足，萌趣有余，让人想到传说里的伏羲。巧的是，彩陶出土地天水也被认为是伏羲故里，每年都会举行伏羲大典。抛开神话不论，彩陶还揭示了重要的地质信息：鲵鱼也就是娃娃鱼，是生活在湿润地区的两栖动物，说明6000多年前甘肃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现在大相径庭。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是一位身穿花叶纹长裙的齐刘海女性，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可能是用来悬挂类似耳环的装饰品，凸起的瓶腹可能象征着孕肚，可视为早期的“黄河母亲”形象。

“丝绸之路”概念在1877年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此前的中国人将这条路线所在地区称为“西域”。文化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亚欧大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它不只一条，运输的也不只是丝绸。“陆上丝绸之路”经甘肃、新疆、中亚到达地中海沿岸的古罗马；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主要进行玉石和皮毛的交易；宋代造船业发达，中国的瓷器从泉州和广州两个重要港口上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到日本，向南到达科伦坡，终点是开罗，返程则买回香料；此外西南还有进行茶叶和马匹交易的“茶马古道”。

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

张骞凿空西域后，汉王朝通过战争控制了河西地区，在这里设立边疆机构。甘肃干燥的气候有利于木制品的保存，出土了大量汉简，也被称之为“简牍之乡”，比如，记录了儒家经典的《仪礼》简、记录汉朝尊老制度的王仗简和记录药方的医药简等等。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上甚至有外文，记录了当时公务员出差补助和食宿标准。“置”是汉代的官方驿站和邮局，而这里是汉王朝统治最西边，所以它也有海关的职能。馆内和邮驿有关的文物还有嘉峪关魏晋墓葬群出土的画像砖，“驿使图”里的“快递员”正在快马加鞭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它也成了中国邮政的标志。

通过运用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修复方法，甘肃省博物馆有效地保护了珍贵的文物，使其得以更好地展示和传承。

武威雷台墓出土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多、最宏伟的汉代车马仪仗铜俑和甘肃省博物馆最广为人知的文物——“铜奔马”。别被它铺天盖地的宣传照骗了，其实本尊相当迷你：高不过34厘米，长45厘米，重7.3公斤。不过魅力和大小无关：奔马矫健昂扬，头戴花缨，三足腾空，右后足立于呈惊愕状回首的飞鸟上，马的重力点也全在飞鸟上。铜奔马侧面看十分潇洒，正面看它正张着嘴，颇似奥运会运动员百米冲刺时的面部表情。“马踏飞燕”这个名字现在比较少用了，因为学界对飞鸟是否为燕子存疑——燕子回不了头，而且是剪刀尾，这只飞鸟明显是扇形尾羽。其实飞鸟是何鸟并不重要，它的存在凸显了马奔腾的速度非常快，快到飞起来，成为真正的天马了。

文物修复

铜奔马在1973年曾出国展览，郭沫若先生写诗道：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现在铜奔马是不可出境文物，不会再轻易出国了。不过，以铜奔马为标志的中国旅游却越来越稳健地走向了世界。到甘肃省博物馆来看铜奔马吧，看完还可以带回家——文创店里毛茸茸的铜奔马，不能说形似，只能说非常“神似”了。

楚地工匠将黄金捶打成神秘的郢爰金版，随着东进的船队昼夜穿行，宋元时期，安徽境内临涣、泗州等水陆码头贸易四方金银。在这里，北方与南方奇妙交融，催生出兼具雄浑气韵与灵秀柔美的独特美学。

制造水平，也反映了当时成熟的服饰制度。双龙镂空霞帔金坠（宋代）。此器采用了捶揲、透雕、焊接、线刻、压模等金银器加工技法，造型玲珑剔透，精美别致。

即将在9月与观众见面的“物华朝辉——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文化密码”展览的300余件(套)自先秦跨越至明清的金银器精品汇聚一堂，于1952年在安徽省休宁县南宋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御仙花金带饰”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朱晞颜出身官宦世家，仕途顺利，还是一位多产诗人。他的妻子洪氏，是南宋名臣洪皓的女儿。洪皓在出使金国时被扣留长达15年，却始终坚贞不屈，被誉为“苏武第二”。 而洪皓的儿子，即朱晞颜的妻弟洪迈，正是笔记小说《容斋随笔》的作者。这套“御仙花金带饰”共有11件，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工匠巧妙运用的捶揲、錾刻、镂空等多种技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宋代以前，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御仙花(荔枝)并非常见之物，荔枝纹在器物装饰上更是罕见。北宋时期，宋太宗将荔枝纹纳入官服制度，使其成为官员等级的标识之一，早期大致为三品以上官员所用。同样出土于朱晞颜夫妇合葬墓的葵花型金盏，敞口、浅腹、矮圈足，整体造型宛如一朵正在绽放的六瓣葵花，是宋代金银器中常见的仿生造型。

御仙花金带饰（南宋），这套金带饰由11件组成，每块带板上均饰有高浮雕的缠枝花纹。

宋代人对生活有着细腻的感知和独特的审美，善于从自然界汲取灵感，将花草树木的形态融入金银器的设计中。元代范文虎夫妇墓出土的“金冠”，是女子用于套发髻的饰品。虽花蕊部位原本镶嵌的宝石已脱落，但精巧造型和精湛工艺依然令人赞叹。“金冠”上的缠枝花纹通过细腻的錾刻工艺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展现出元代金银器制作的高超水准。

安徽博物院的“江淮撷珍展厅” ，通过战国漆器、宋元金银器、明清瓷器等， 展现了安徽的文化内涵，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经典与传承。

在夏商周时期，不同地域的先民基于各自独特的文化与生活需求，赋予金银器多样的形态与用途，以多元的风格与形式蓬勃生长，为后续的辉煌铺就基石，初步彰显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时间流转至两汉至隋唐阶段，丝绸之路无疑是这个时期金银器发展的关键线索。它就像一条金色的纽带，连接起了东西方文明。这个时期的金银器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大胆地吸纳着异域文化的精华。在唐朝后的漫长岁月，金银器器型大气磅礴，纹饰繁复精美。而到了宋朝，无论是器型设计还是在纹饰选择上，都更为简约实用，倾向于清新淡雅的花卉、山水等元素。明清两代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金银器工艺发展的巅峰阶段。尤其是掐丝工艺，工匠巧妙运用金丝绝佳的延展性，通过精湛的掐、捏、弯、绕等一系列手法，勾勒出复杂精美的龙纹、云纹等图案。

元代缠枝花卉纹金发冠。

当我们在展厅里凝视那一件件古代金银珍品时，那些无声的辉煌恰似星河倾泻，映照出文明在融合与突破中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展之路。

青藏高原文明，绝非孤立存在的个体，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

四川博物院的皮影展特别设计了沉浸式体验展项“灯影世界”。图源/视觉中国

早在史前时代，黄河、长江流域上游地区的远古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高原之旅”，将“文化火种”带到了这片高寒之地。距今两三千年前，“高原丝路”逐渐形成，成为联系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甚至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纽带，使青藏高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强烈的“边地向心力”。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作为天然的民族交流大通道，数千年来，各民族沿此通道迁徙交融，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

川西高原先秦时期的石棺葬出土了大量巴蜀文明典型青铜器，如铜戈、铜剑等，还发现不少带有楚文化、中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推测是从巴蜀地区传入川西高原的。唐朝时期，内地与吐蕃的交流主要通过“唐蕃古道”实现，其中一条重要路线经川西北地区入藏，这使得汉地的造纸、印刷技术经川西传入高原，直接推动了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同时，藏传佛教也通过川西地区将佛法传回中原，形成了文明互动的闭环。

手斧，旧石器时代，出土于皮洛遗址，四川省考古院藏

一把出土于川西甘孜的皮洛遗址距今13万年的皮洛手斧，刃口锋利如初，泪滴形的轮廓诉说着旧石器时代人类对高原的征服。它为解决中国及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人类早期智慧技能高峰的标志)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这把手斧不仅是工具，更是信物，证明在文字诞生前，古人类已翻越雪山，在寒风中点燃篝火，将生命的火种播撒至每一片河谷。考古学家指出，手斧的工艺与欧亚大陆西侧的技术体系一脉相承，表明高原从来不是孤岛，而是远古人类迁徙的驿站。

火把簇千户所铜印，明永乐九年（1411），四川博物院藏

展厅内，一尊铜镏金释迦牟尼佛像低眉含笑。这尊佛像来自6—9世纪的斯瓦特河谷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上承犍陀罗余绪，下启克什米尔风格，是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代表。佛像衣褶如流水般垂落，面容兼具犍陀罗的希腊式庄严与汉地禅宗的圆融。一枚永乐九年的铜印，曾被洮州卫的晨霜沾染。明初政局未稳，政府为强化军事管理创立卫所制。这枚烙有“火把簇千户所”6个字的铜印交到了守卫茶马古道隘口的汉子手中，他是火把族杨姓土司，白日里在卫所点卯称“下官”，夜里回官寨受寨民匍匐称“拉钦”(藏语“大首领”)，身份兼具部族大首领与朝廷正五品千户的双重属性。

全省茶课银锭，清，邛崃孙家花园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本次展览汇聚了350件左右涵盖历史、民族、艺术、民俗等领域的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占比预计不低于10%。最温润的光泽，当属清代“全省茶课”银锭。“茶课”即茶叶税，作为产茶大省，四川的茶税是明清时期财政的重要来源。茶商按政府规定缴纳茶税，税款以白银形式铸成银锭，并加盖“茶课”印记。这些银锭从四川盆地流向高原，历经邛崃山脉的云雾，沾染松潘草场的晨霜，最终换回马匹和药材。本次展览在形式上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壮丽的自然景观：白雪皑皑的山峰、奔腾的江河、广袤的草原。未来，四川博物院还计划将这种“沉浸式叙事” 扩展至更多领域。

走出展厅，心中满是对青藏高原文明的敬畏与赞叹。它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不可替代，价值无比珍贵。这个展览不仅是文物展示，更是一次对历史的探寻、对文明的传承。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当社会变革、科技发展重塑了公众的文化需求，博物馆的角色也从“文化守护者”转向“创新引领者”。

它不是一个“文化孤岛”，而是对话、交流和共同发现的互联空间。它通过展览、研究、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打开一段段历史，让我们得以与千年前的古人对话，真切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与文化的延续。同时，博物馆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激发人们对未知的好奇心，并进一步强化“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的理念。

所有文明的孤本，终将在未来的叙事中合著为人类史诗。博物馆，是这场史诗的见证、讲述者，而我们，就是这场奇妙旅程的参与者！

编辑/张潇

文 /刘利、高进宁

图/仲春之会

新媒体编辑/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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