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国军特务狱中暴毙，周总理连夜下令：有问题，务必严查

1973年1月的某天，山城的清晨冷得眨巴眼。监狱走廊被一层薄雾包裹，一名小狱卒机械地拧开门锁，推门，却没想到门后的景象让他头发都要竖起来！房间里伏着一具僵冷的遗体，死相极端难看。额头青筋暴突，双目紧睁，嘴巴还开着，像有什么话没来得及说。血从鼻孔挂下来，殷红沾在被褥，空气里都凝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诡异。

屋主是谁？姓徐，单名两个字，远举。当年国民党特务，重庆恶名最盛的那种。年轻人们听说后在角落里啧啧，但圈外人也未必都知其恐怖。看到遗体时，不只是狱卒，连附近看守也心里一个激灵：到底是怎么死的？

人死得蹊跷，到了这个级别，自然要逐级上报。那天深夜，电话在中南海的某个房间响起，专线接到的就是徐远举突然暴毙这个事。第二天，周总理亲自口令：查清楚，不许含糊！

气氛陡然严肃。消息传进重庆城，外头风言风语起，有人还私下打赌，这人是不是真的被谁“结果”了。可回过头说，徐远举到底何许人，怎的一个死，引出如此多疑问？

如果有人细挖徐远举的前半生，才会明白他死得“冤不冤”，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徐远举出身湖北大冶，他小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缺。家里有地、有钱，只不过生在那个乱世，就是再有福气的娃，也有被乱流裹走的时候。

五岁的徐远举拿毛笔写字，十二岁在武汉念中学，家人对他也是望子成龙的架势。可1926年北伐军席卷而来，大冶乡绅住的大院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徐家败落，父亲被斗，财产抄没，亲族四散。这时的徐远举看着院子里眉头紧锁的父母，满腔的愤怒和怨恨。

北伐军解放的不止是土地，还翻了阶级天平。徐远举早早意识到，这新世界和自己八字根本不合。在流离失所、情感充满裂痕的少年期，他主动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可以说，徐远举怨尤交加，模糊地把自己的命运跟旧有体制捆在一起。

几年后进了黄埔军校，在那群年轻军官里，他不是最聪明的，倒是狠劲出了名。军校生涯里，他一边接受三民主义教育，一边死心塌地效忠领导。这种忠诚也没掺多少复杂元素，本质上，就是出身和怨气造就的单向情感。

毕业后分到了陈诚部，开始做些特务活动。戴笠看他用人不择手段，觉得有点来头。1932年，徐远举进了军统，从此身上烙下“职业特务”印记，且越陷越深，自己往刀口上撞。

别讲别的，那阵子孩子听到“徐远举”三个字，都能吓得发抖。重庆是他的主场，特务据点、黑牢、暗屋，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报社、编辑部、工厂、学校，他都愿意插手。徐远举破坏过新闻媒体，有记者、地下党员被他抓去后永无音讯。重庆地下工作圈每次聚会都紧张兮兮，谁也不知道下次出事的会不会轮到自己。

重庆报界的头号惨案就跟他有关。1947年的夏天太热，一位老农下地，路过城郊垃圾坑，吓得几乎瘫坐在地——坑底一堆尸体，腐臭难当。填埋的全是《挺进报》编辑、记者。徐远举发现了印刷点后没留情，全员大抓捕，然后严刑拷打。有的特务半夜喧哗，楼上都能听到开水壶烧开的声音，常有女同志在行刑后不成人形。报社就这样一夕之间没了痕迹，城市里只剩压抑。

他惯用的那些手法，丝毫不留活路。重庆地下党的许多工作人员，被他追查得东躲西藏。学生运动也难逃厄运。1948年五四活动，几百名学生在广场集会，他命特务混进人群，待气氛最激烈时突然开枪。死伤惨重的名单没做公示，但坊间流传，一些家庭至今不敢回忆那年春夏。

徐远举管得住军统据点，但从来不懂这城市的风为什么一直在变。他不想投降，也不信共军能长治久安。而面对新政权推进得越来越快，他却因信息来源断绝而恐慌。越是怕报复，越是采取极端手段。重庆解放前夕，他下令屠杀渣滓洞、白公馆里全部“犯人”。不分身份背景，只问是不是“嫌疑”，人一批批拉出去，清点完一地血迹，才算收工。老百姓恨死特务，偶尔也提到，徐远举杀红了眼，只想用更狠的动作遮掩自己正逐步失控。

到了1949年10月，我军进城脚步越来越近。徐远举没走，没明确下场可选。城防溃败，他一夜之间变成囚犯，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这里收押的都是大鱼小虾，徐远举自然最受注目。他坚称自己没有错，反反复复回忆“只是尽忠”。狱中别的犯人瞧不起他，狱警更看轻他。天天受辱，有时连口热饭都难捞。

他写过那本《我的罪行实录》。内容里罗列了各种行动，但几乎完全脱离自责。看完让人恍惚，到底这个人是变态，还是太过执着？他始终不信自己的行为有错。

1950年一则特赦令下发——部分愿意改造的战犯有机会宽大处理，可是徐远举从不低头，队列一眼就被划拉出去。死刑判决很快宣判，但并未立即执行，出于他手头的残余情报，几个部门都想“留口活话”。

这么一耽误，二十年就过去了。功德林狱中动荡不休，他常被打，有时被灌污水，有时关禁闭，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旧伤没好，新伤又起，最后连头骨都敲裂过。但有说法——狱警其实偶有怜悯，医疗来得及时。神志不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阴雨交加时更严重。

1973年1月19日，按理说再平凡不过的一天。徐远举在缝纫组干活，因做工差被训了一顿。他气不打一处来，与管理员争了几句，晚上去浴室冲冷水澡。第二天清晨，人已经僵死。消息传出去，阴谋论成了茶余饭后的焦点。“是不是报仇？是不是狗咬狗？”

尸检报告送到，调查组盯了三天三夜，查不到外力痕迹。尸体无中毒、无致命创伤，死因归结为脑溢血。关节炎、颅骨损伤、高血压、寒冬冷水澡，全都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算不算报应？一时半会谁也说不清。

调查关口松了，周总理的心头石也就落下。真相公布，舆论平息。外头有人说，徐远举死得轻松，毕竟虐杀无数，单靠病死还不够解恨。可更多受害者家属，见到死亡通知书只剩茫然，究竟是怎样的命运，将人活活逼进泥淖？

很多人后来想，徐远举杀人如麻，最后却死于一场意外，算不算报应？也许是，但凡事再细分都能有争议。

时代过了五十年，提起这档子事的重庆老人还会停一停，嗓子里压着底气。徐远举生前的全部疯狂、罪孽、偏执、狠辣，最终只有一具惨死的遗体和一张解剖证明。而围观者、幸存者、口口相传的故事，在这老城的风里，时冷时热，像被岁月碾过又捡起来的碎片。

谁还能把最后的真相都拼完整呢？反正，有些人的结局总归有些说不清。但人走了，留下那一地浑浊回忆，也算一种提醒吧。